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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二七〇年，宋度宗咸淳六年，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次年，再赴京师参加省试，落第。从此，像伊川先生程颐一样，他与科场彻底告别。
尽管，历史还留给南宋朝廷仅剩一次举办科举考试的机会。但吴澄已经决意离开，再不回头。从写给友人的信札中已经表明，他要“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
于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沮丧或失落之情，有的只是羁鸟归林的雀跃与欣喜，与举业完全诀别的他回到故乡，立刻开始整理多年来热衷而又无精力打理的理学探研心得随笔，纂定为一部《私录纲领》。
程若庸读完此书后大为震惊，为之欣然作跋：“若庸来此二十二年，阅人多矣，未见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昼方旦，何可量也！仆虽老不敢自弃，愿闻切磋语。”
这既是一位老师对弟子的由衷赞赏，也是一位前辈学者对年轻学者的高度评价，更是一位儒学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专业认定。
吴澄很淡定。他筑起草屋数间，决心隐居乡间，不问世事，从此走上边研习圣贤经典，边聚众授徒，为世间传播真知的人生之路。为此，他以诸葛亮躬耕南阳，屏 息静卧草堂以待时变，来隐喻自己的淡泊明志，心怀天下。他特意在草屋门两旁别出心裁地贴出一副对联：“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好友程钜夫因之为草屋题 名——草庐。
然而，蒙古军队的铁蹄正铺天盖地由远及近而来，这间弱不禁风的草庐又将怎样抵御即将到来的灾难？
宋 度宗咸淳七年，公元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改蒙古国号为大元。意思是物之所本，事之所始，以示正统，是为元世祖。次年二月，迁都 大都大兴府（今北京）。在蒙古人的凌厉攻势下，南宋连连丢城失地，节节败退。公元一二七六年，蒙古大军分三路汇聚南宋首都临安。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 文天祥，奉命前往蒙古大营交涉时被扣留。二月南宋恭帝投降，恭帝与其生母全太后等人被北掳押至大都。
此后，益王赵昰即帝位，是为宋端 宗。文天祥被元军押往大都途经镇江时逃回，被任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与枢密副使张世杰一同拥戴端宗逃亡闽南。两年后，九岁的娃娃宋端宗死于亡命途中。六 岁的赵昺继嗣而立，是为宋末帝。公元一二七八年十二月，文天祥兵败海丰五坡岭后被俘，被押往元大都。次年，元将张弘范以舟师围崖山海口，走投无路之中，左 丞相陆秀夫背负年仅七岁的赵昺投海自尽，南宋政权宣告破产。
此时，文天祥正被羁押赴北的途中，闻此噩耗，他立刻肝肠寸断，悲愤难抑地写下《哭崖山》：“宝藏如山席六宗，楼船千叠水晶宫。吴儿进退寻常事，汉氏存亡顷刻中。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泪洒南风。早来朝市今何处，如悟人间万法空。”
山河破碎，故国无觅！
又岂止是“孤臣血泪洒南风”的文太师一人深感悲伤与绝望呢？每一个痛失家园，沦为亡国奴的人，都会在心理上本能地对异族入侵者产生强烈的抵触与排斥情绪。
知识分子尤甚。他们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教育，使他们秉持“春秋大义”，坚持“夏夷之辨”，倡导“忠孝节义”，因而恨更深，抗更力。
最典型的例子是岳麓书院师生的抗元。当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时，岳麓书院山长尹谷带领学生寂然无动，安心读书。当元兵攻城之时，他们放下书本，毅然操起武器登城，与军民一同浴血奋战。城破之日，他们慷慨赴死，“多感激死义”，“死者什九”，尹谷先生则举家自焚以殉国。
南宋灭亡之后，士人阶层出现了一个如郑思肖那样的“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轻受别人恩”的自认前朝遗民群体。他们归隐山林不仕新朝，身食元粟但心系亡宋，或悲哭终生，或平居丧服，或遁入空门，或入山为道，以傲然而决绝的不合作态度来面对蒙元统治者。
吴澄就是其中忠实的一位。
但于他而言，还有更为重大的使命在身。在这以夷变夏的历史关口，力肩圣贤之道，扛负起文化与历史使命，强忍悲伤，以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 平，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责任，聚众授徒，传唱儒学，在这天崩地裂的乾坤倒转之时，在异族粗暴的马蹄践踏之下，在滚滚胡尘之中，为中华文化保留住血雍。
以遗民自居，创建书院与精舍，教授后进，表率天下，在元初已经成为士人的普遍选择。
参与兴学办教的人群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布衣身份讲学，至死捍卫并怀念南宋，屡荐不起，坚决不与元政府合作；另一种是先以遗民身份于民间办学，随着时光将亡国之痛渐渐剥落之后，而走上书院山长、学政或教授的学官岗位，食其禄以施教。
他们抱着“异族之侵扰横暴必不可久也，故教后学，勿以当前进取为功，而以潜藏待时为用，使深蓄其力以待剥穷必复之机，则于人心亦不无小补”的心理，认为自己虽为生计而不得不暂时隐于儒官，但却是在维系斯文，有功于圣贤一脉。
这一切都被忽必烈看在了眼里。他们在用武力征服中国之后，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先前为保卫南宋政权赴死力争，现在南宋政权虽然垮塌，他们放弃了武力对抗，但他们在心中怀念故国，尊王攘夷的思想仍异常高涨。
为了政体的长治久安，蒙元统治者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文化政策，反过头向被征服的民族讨教文化，以推崇理学来重新架设自己的社会上层建筑。因而，元统治者对各级书院包括民间书院普遍采取了支持政策。
于是，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仅此一例的意外个案。在经历连年战火与厮杀之后，于国家初定、改朝甫完之时，限于经济萧条、国力不济等影响，立国之初的书院一般都比较萧条，但呈现在元初的景象是书院异常兴盛。
吴澄，就是这样走进了他的书院，走进了他的心灵守卫之所，也走进了他的精神家园。
到公元一二八六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吴澄过了十五载这样的时光。十五年的光阴，能将当初一段刻骨铭心的情事风蚀为一盘散沙，也能将早年一起锥心的痛苦消磨得斑驳无色。这世界没有什么能经得住时光的经久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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