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精神与亚洲经济腾飞

长期以来，儒家精神被认为是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惰性因素，许多外国人这样看，一些中国人也这样认为。在某个时期，这种观点甚至成为一种定论，而且产生了一定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获得空前迅猛的发展，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经济腾飞，把一些学者的目光引向对儒家精神 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1982年，美国学者弗兰克·吉布尼出版了名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一书。在该书中，他描绘出一幅完全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亚洲 “现代儒家资本主义”的画面。他认为，儒家学说早在公元4世纪时，就已传入日本，后来一批批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又相继把各种儒家经典带到日本。17世纪 初，由朱熹最后修订的儒家典籍吸引了关原战役的战胜者德川家康将军，为保持国家的安定，巩固新幕府的统治，他们以中国宋代的新儒学作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 容，这是日本现代儒家资本主义的渊源。该书中的这段叙述基本符合历史实际。

　　据《日本书记》等书记载，公元285年，儒家学说传入日 本，这是晋武帝太康元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日本。公元701年，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开始祀孔，在其《大宝 律令》中将儒学列为一门重要课程，在大学讲授。当时日本统治者认为，宋明新儒家所倡言的“国无二君、民无二主”，“忠君孝父”、“为君死节”等可以用作巩 固其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因而加以提倡。文武天皇在诏书中说，“凡为政之道，以礼为先”。公元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各地建立了一些教授儒学的书院，在民间传播儒家精神，其中“日新馆”就很有代表性。在日新馆大殿正中，供奉着孔子及颜回、曾参、孔 及、孟轲等所谓“四配”的坐像，所授功课的内容主要是孔子的“六艺”。学生入学后，要学《孝经》，并规定必须做到的六项基本道德：子女对父母要尽孝道；弟 对兄要敬；长对幼要惠；家里人要亲密无间；对别人要和睦相处；对朋友要讲信用。这六项基本道德体现了儒家孝悌、笃实、忠信、仁义的精神。日新馆每年正月十 五齐集学生于圣堂，向孔子像参拜；十二月二十四日向圣人谢辞。平日里，学生要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后来日新馆在培养出许多儒学人才后，被戊辰 战争毁坏。1986年9月，日新馆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在原址重建。

　　日本历代统治者对孔子及儒家精神十分尊崇，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 它，这是不言而喻的。凡儒家提倡的精神，在日本均得以发扬。如日新馆规定：孝悌为古道，应切实执行，志士应当坚守节义，忠于君主，为国家和君主可以镒杀身 成仁；不能犯上造反，以致承受不忠不孝之名；对主人的忠谏是志士的本分，主人如命令你切腹自刃，应该乐于接受。所有这些，无不贯穿儒家“杀身成仁”、“舍 身取义”的精神。

　　在戊辰战争中，由日新馆十六七岁少年组成的白虎队，为效忠藩主，在战败后，决不向敌方投降。他们相互告诫为了效忠藩 主，何惜一死；如果被俘，将是终身耻辱。他们决心以死抗争，有的在自刃前吟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死去；有的两人对坐相互刺死，保全了忠效名节，这正与儒家 精神相符，也表现了他们对统治者的“愚忠”。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在日本历史上发生的巨大转变。在这场政治 变革中，维新与反维新的双方，都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武器而互相攻讦。明治天皇的老师元田永孚就以天皇“圣旨”的名义，于1881年发布以儒家精神为主要内容 的“教学大旨”，把“儒教”当作国教，提出“儒教复活论”。此后，儒家精神在新的形式下，得到很快发展，始终充当了日本统治者的工具。明治末期以后，日本 人开始改变了把孔子作为“神人”的观念，学术界从客观的角度深入探讨儒家精神的含义。日本对儒家精神的研究进入更高层次。这是儒家精神在现代日本传播的文 化源头。

　　儒家精神在当代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思想。日本许多企业公司，实行终身雇佣制，并不随意解雇工人。儒家精神中的“人本” 思想，即以人为本位、为中心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精明企业家。他们认为儒家的这种精神，可以救治欧美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儒家精神极为重视“修己”、 “安人”之道。“修己”讲的是自我修养，即提高个人的道德和文化素养，增强个人对团体、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安人”讲的是处世、安民乃至治国之道。修己与 安人相互联系，协调一致。“修己”做好了，自己在道德境界、适应能力方面更加完善，也就更有了处世、安民和治国的条件和本领。儒家把这种思想概括为内圣外 王。

　　日本的企业在招收雇员时，对应招者的考试极为严格。经慎重挑选后，把那些各方面素质较高的人员加以录用。在正式上岗前，还要对员 工进行教育，强调“服务”、“忠诚”与“合作”精神。见习期满后，新录用人员中许多都成了终身雇员。凡在日本企业公司工作的雇佣者，有很强的社团意识，他 们往往把企业的利益与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的尊严与利益联系起来，从而激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有的企业还有自己的口号、歌曲和统一着装，经常举行各种仪 式、宴会和庆祝活动，所有这些，都增强了雇员的荣誉感和凝聚力。这无疑受到儒家重视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相互协调的精神影响。

　 　例如，日本红饭田贸易公司，曾被卷入“洛克希德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公司的雇员们都产生了强烈的羞愧感，这是一种类似于家族观念的社团意识所产生的 感情。他们就像是自己家丑被传扬出去那样，而感到羞愧难言。但问题是，此件丑闻的暴露，并没有造成雇员辞职另谋出路的结局。雇员们依靠“社团”的凝聚力， 集体安然地度过了这场风暴，并力图弥补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儒家极为重视家族意识的维护和发扬，日本公司中的员工实际在精神上就是以公司为家，公司兴盛则我 荣；公司衰败则我辱。主人公意识十分浓厚。

　　日本企业界吸取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并加以改造，提出了“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 人之间应保持和谐关系。人际关系问题实际核心就是一个情的问题，即所谓“人情”，它在企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情义是无价的，好的人际关系只能产生在情义之 中。有些企业外部条件并不那么好，但由于内部人际关系和谐，管理者、经营者与普通员工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信任，团结合作，艰苦奋斗，这样就能 战胜各种困难，把企业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企业中的偶发事件和雇员间的纠纷也易于化解。

 　　在日本企业公司乃至全日本社会，立足于维 系相互关系，珍惜由此而得来的和谐，人们之间以礼相待，既充满热情又保持严肃。“礼”是一种粘合剂，在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有重要作用。企业内部，人们 都很重视礼节和仪态。如与人交谈，尽量使用礼貌语言，注意表情和姿态，以礼待人，既显示出自己人格的尊严，又可以满足对方的自尊需要，同时显示自己懂礼 貌、有教养、有风度，从而在“礼”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和谐、亲切、友善、热情、尊敬的良好人际关系。

　　日本企业公司特别注意相信人、重 视人，让每个雇员都感到自己在企业中的重要。资方强调，企业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决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把“爱心”倾注到企业管理之中。他们对人的作用有充分认识，其管理哲学是以人为核心，人是最重要的，无论推销员、雇员、供应商或其他人。他们重视吸引最佳 人才，乐意付最高的价钱给最有才干的人才，充分发挥人的潜能。管理人员的成功，要靠部属表现，公司的成功也要靠人。任何一个大企业公司，都是靠员工发挥优 势，使自己的公司超越别的公司。卓越的公司，是由卓越的人组成的，留住好人才，是成功企业公司的标志。

　　儒家精神与日本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相结合，已经构成一种独特的日本当代新精神形态，而且已经在近几十年间，渗入日本国民的文化心理，这已不是原始儒家文化，而是一种新精神体系，但这种新精神对儒家精神某些因素的继承改造，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

　 　与日本以儒家精神为基础吸收欧美文化之所长，创立当代新文化的情形相似，儒家精神在新加坡也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加坡学者认为，在新加坡占 总人口73%的华族当中，儒家精神始终占主导地位。儒家精神不是外来的，而是原有的。新加坡早期华族移民大多来自乡村，虽未必有机会受中国精神文化的熏 陶，但他们带来的民俗文化，却使新加坡华族的价值观念得以流传。华族社会民间俗文化包括民间习俗、戏曲、传说、信仰等，基本包含着儒家精神的主要内容。新 加坡华族移民带去的儒家精神，至今仍浸润着新加坡的华族社会，这是新加坡在华族中提倡儒家精神的基本条件。

　　但是，当新加坡政府准备制 定宣传儒家精神的计划时，却发现自己的学识不够应付，便决定从美国聘请华人学者担任顾问，协助工作；同时设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以增进有关儒家精神的知 识。这就是新加坡对儒家精神的研究产生兴趣的背景。1984年，新加坡学校开设儒家伦理课程，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很多。在对儒家精神的研究中，新加坡学者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新加坡人认为，人类社会现代化途径和模式有多种，不一定完全遵照欧洲途径和模式。东方各国的现代化方向，不能脱 离其历史和文化延续性。中国历代王朝虽然把儒家的政治理论加以改造、扭曲，以适合其政治需要，但儒家的政治哲学也提供了一套理论和准则，用以限制君主成为 暴君和独裁者，所以儒家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民主并非不能共存。儒家的经济思想反映的是以农村社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但儒家关于处理贫富的见解，对现代化工业 社会则有很大益处。儒家所讲的“五伦”，倘能够配以现代概念，可能对现代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有很大帮助。

　　总之，一些学者认为儒家精神 不妨碍、甚至可能有利于东亚各国的现代化。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种种益处，但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病理现象，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个人孤 独和非人化、家庭崩溃、犯罪率上升、吸毒、精神障碍增多等等，向人们提出了新的严峻课题。而儒家精神提倡人们作为个人互相承认和尊重，提倡人际关系的和 谐，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实现，因而它有助于克服上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弊病。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总结新加坡工业化取 得成功的经验时说，促使新加坡成功的其中一股推动力是：大多数的人民，把社会利益的重要性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社会比个人更为重 要。家庭是最重要的单位，把所有的家庭组合起来，就形成一个社会。在李光耀的提倡下，新加坡认真研究儒家精神与现代化的关系，作出以儒学为主导思想的选 择，确认以道德为立国之本，认为欲求建立正直和谐的社会，必须弘扬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精神。

　　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学者以上的认识无 论妥否，儒家精神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的确是事实。在儒家精神有广泛和深刻影响的这些国家，要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经济腾飞，不可能对儒家精神置若罔 闻。只有立足于历史形成的土壤之上，认真研究传统精神，区别其中对现代化的有益因素与不利成分，与现代管理相结合，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壮举。

　 　我的看法是：一些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对原有的思想文化的批判为推动力的，而主要依靠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创造， 在此前提下设计今天、预测未来，论证从过去进入现代，再走向未来的途径。对新文化的创造并非无源之水的凭空臆造，而是批判地吸取前人和外来的思想成果，在 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完全抛弃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或者全盘照抄照搬西方文化，这种思路在文化的研究领域不符合科学精神。

　　东亚一些国家 和地区，在历史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精神的影响，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东亚某些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文化， 但也不同意另一种观点，即认为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阻力，这种认为先抛弃儒家精神而后可以进入现代化的观点是错误 的。儒家传统精神中，确有与现代文明相通的一面，也有相悖的一面，这就需要认真辨析，抛弃相悖的一面，并将相通的一面发扬光大，为现代工业文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