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成书的来源

在秦始皇焚书时，司马迁说了这些话：

　　臣（李斯）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秦始皇本纪》。

　 　首先是秦火并未将《诗》、《书》、百家语全部烧去，秦朝的博士官所职的一些书仍然保留了下来。民间则不免，而且肯定在官吏的严格执行下将书献出而烧毁， 那些不献书而毁的人将墨刑而筑城（长城？）。根据历史的经验，这种命令虽不能说绝对被遵但应该百分之九十几有效，除非是天高皇帝远的一些有权势的人， “守”、“尉”不得搜查之家，或在守尉之上的大官的藏书得以幸免，但也必须深藏之不得为官府所知，否则一状上告，官再大也会被惩罚，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切 古书都被烧掉。

　　除了诏免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那些博士的书，皇帝自己的藏书楼，李斯自己的藏书，再加上应毁而不毁的书应该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只是民间看不到了。

　 　秦朝末又来了第二次的焚书，那次却不是皇室之令大规模的焚书，但焚的书的重要性恐怕不亚于第一次。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在这次焚书的过程中，它是项羽 “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史记·秦始皇本纪》。在“项羽本纪”中这一次的烧说得比较清楚：“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史 记·项羽本纪》。今人近来有说，秦宫室并未有火烧三月不灭的遗迹。我们以为司马迁这段记载的是真情：如果说项羽真的要烧怕是三日也会结束，烧起来当然不会 从一头烧到另一头让它慢慢烧，而是四处放火烧，不然，烧的人的心理是说不过去的。火也可能三月才烧尽，那便是只有烧尽宫内皇家图书馆的大量竹简。我们知 道，在第一次秦火燔书之后，这一图书馆保存的全中国的简帛是最全的，肯定是将自古以来所能收集，及攻破诸国统一后将其图书掠夺一空后的集书所致。虽然史无 明言；相信李斯会做这种工作，但李斯也可说是那时代的一大学问家，对这些书他肯定是乐于为己、为皇室收藏的。堆满了竹简的图书馆烧起来氧气并不像宫闱那么 畅通，只能慢慢地从下至上这么烧，这样才会烧上三个月吧！在革命战争中，除了几个喜欢书的帝王、大将之外，书的命运大约无什么人过问的吧！这次焚的书全是 些孤本、善本的简帛！

　　这个结果在《前汉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核实，班固写道：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 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 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者，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前140—前135）。《前汉书·楚元王传》。

　　 刘邦的革命是以反抗暴秦开始的。经过多年的征战，无数的百姓的死亡，和项羽的争权，他终于建立了汉朝。人们以为汉朝会完全推翻秦朝的恶律，其实不然，汉朝 是因袭了秦律的。这似乎为了安定人心，新律还未出现之前因袭秦律是情有可原的，但为什么还保持着秦朝的“挟书令”，一直保持到孝惠帝（前194—前 187）？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前汉书·艺文志》。

　　除“挟书令”和广开献书之路应该是同 时的吧！要求一切人把书献出来。班固并未写到献书的结果。我们推想其结果并不妙。到了武帝，已经经历了六十多年，大约因为集书远不如理想，一些应有的没 有，不应有的倒有一点，也可说是微乎其微的吧！又许是那时最禁的《诗》、《书》、百家语者都收不齐，所以才有武帝时的再次收集。班固继续写道，“迄孝武世 （前140—前87），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 使谒者（陈）农（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杖。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 旨意，录而奏之。”同上。

　　汉武帝时又来了第二次集书。这一次比第一次规模大得多，不仅是要求献书，而是实行了许多存书的政策。但那 “书缺简脱”的问题如何解决？即便有藏书之策，有写书之官，缺的还是缺，脱的还是脱。汉武帝于是将它们集中在秘府，同时又进行了校对的工作，有刘向、任 宏、尹咸、李柱国四人分门去做，而刘向又在整理每一部书后，“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刘向成了古代以来最重要的全国书籍整理者。感谢班固， 《汉书·艺文志》所列的、至少古代书目和篇幅多少都记录了下来。汉成帝建始三年（前30）集书，刘向做这一工作是河平三年（前26）。

　 　在两次国家大规模的集书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国家的集书努力，首先是司马迁自己写：“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这 句话似应这么理解，即汉兴百年之间，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收集了天下遗文古事。即秦火未焚之书以及古人或口传、或笔传的一些遗文，该收集的都收集了，这种行 动是半官方、半私人的，它也肯定是有着官府为后台的，但究竟具体到什么“靡不毕集”的程度我们还是不清楚。最可惜的是司马迁没有写艺文志一类的整理，但是 虽然司马迁没有写，班固去司马迁不远，通过刘歆的《七略》还能尽力罗列，使我们对于古代的遗文有了较广的认识，刘氏父子功不可灭。

　　在官方的努力之下，民间也有一些个别的藏书和书的消息，班固写道：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前158）立，脩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 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 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传》、《左氏春秋》博士，脩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 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前汉书·荆燕吴传》。

　　这里我们注意到，《孟子》的书初见，《论语》尚未被提及；可能尚未成书。——我们暂时不说其他和《春秋》没有关系的书。又写到鲁恭王的《古文经传》：

　　“鲁恭王于孝景前二年（前159）立为淮阳王……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同上。

　 　河间献王的书班固列出的、重要的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这句话颇费周详。 即这些书如周朝官方的《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是传说的，经过七十子之徒所论的呢，还是有文本在？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七十子之徒是 一个传古书的，也许是疏散的团体，是他们保存了古代的书和传说。在这些七十子之徒中，比较突出的是孟子、荀子、韩非等人。这也是第一次提到了《礼记》，而 《孟子》、《老子》作为另一家之言的文本或口传。班固接着写到河间献王的学：“其学举六艺，立毛氏传、左氏春秋博士，脩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 东诸儒多从而游。”这一段的叙述使我们了解到《毛氏传》是刘德立的，《左氏春秋》也是他立的，并且还将这二书以博士职规范化。博如献王，未见班固提起他收 藏中有《公羊》和《穀梁》。董仲舒的《春秋》毋宁偏重于《公羊》。

　　最使人不懂的是太史公并未提到《左氏春秋》，只提到《国语》，那么 是不是刘德将左丘明的《国语》编成“立”为《春秋》的呢？正因为这种“立”是一个私人的行为，也许并不流传，最知道的莫过于山东诸儒，因为他们“多从而 游”，也极可能这些书是“山东诸儒”保存的或七十子口传而保留下来的。从《礼记》、《左传》的行文来看，它们更近于西汉。

　　刘德私人得 到的书“故得书多，与汉朝等”，而且“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书的数量、质量；这么说来对于朝廷的藏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书到哪里去了？ 史无记载，是不是后来由刘向集中了呢，还是流到了私人手中？如果说，刘向集中了朝廷的书，似乎也不该除去民间有的书，以为朝廷的是书的唯一来源。就是说山 东诸儒对于中国古书的知识和官方的一些儒家的古书的知识是并行的。至此，古书的源流有二：朝廷和河间献王。

　　第三个书源是鲁恭王，班固写道：

　 　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 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入学官。刘向以中古文较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 《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 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烧古文读，应尔雅，（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前汉书·艺文志》。

　　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书数十篇，皆古字也，而“献王所得书皆古文”，这两种不同的书都提到了“故”或“古字”，它们是否同源？似乎有这个可能。而且鲁恭王的书经过了孔子孙辈的孔安国的手，刘向更以它们来较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并且找出脱简脱字，应该说是相同的版本。

　 　值得提出的是这次获书中也提到《尚书》，而且是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有别，还有《礼记》、《论语》、《孝经》。《论语》的存在是为大家接受的， 但《论语》之成书却是第一次，即它的出现约在公元前88~前87年之间，那时刘向还未生，所以如果说向、歆父子伪窜古文，这个罪名未免太大了些，但是两千 多年的研究却都指向古文的伪窜，这又怎么说呢？

　　今古文之事一直可以说到今天，往后似乎还会出现，这不是个很怪的现象么？执今文的人能 指出许多古文伪窜的文来，但它是噎，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古文本无法全部打倒，拥护古文的人是不会同意的。古文本是存在的，是部分被伪窜的，这是事实。关于 文本的厘清学者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肯定是站得住的；是否古文能和这些校雠、训诂、考订同样站得住呢？也许不尽然。上述的文本研究工作还要继续，也无法 建立一种正确的文本，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只有由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而希望通过研究日进一尺、更为确切地指出文本的内容和性质来。

　　我们希望从逻辑的角度，参考古今经学学者的贡献，能澄清一些伪窜的问题来，但首先是要将刘歆与假经的关系略为澄清，也只能“略为”而已。

　　1孔子写了《春秋》么？

　 　《论语》中只说到过一次。但《论语》中，孔子的、较为熟悉、更近的一些重要门徒中，如有子、曾子、子夏、子张、子贡、冉有、宰我、子游、子思都未曾在讨 论中提到过《春秋》。如果说《春秋》在孔子时代和弟子时代分量有在西汉的十分之一，门徒中肯定是至少会提出讨论的吧？但没有。故此我们怀疑孔子是否真写过 这本书。

　　孔子死后，“子路居卫，子张居陈，谵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 之伦，为王者师，是时唯魏文侯好学。”《史记·儒林列传》。太史公并没有说子贡在齐，子贡的弟子传给在齐鲁的胡毋生《春秋》什么的。唯一影响比较大的子 夏，通过魏文侯的好学将孔子之学传给不少出名的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等，也未见传什么《春秋》的。

　　这部书想来是存在的，但什么时代开 始在孔子的近随者手中流传，而因为认为是孔子写的，受到青睐，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相信它出得很晚，至多出在孟子时代稍后。孟子书中提起《春秋》两次，我们 对这件事很觉奇怪，以后还要提到。但无论如何，孟子时代如果有《春秋》，也对它绝对不像西汉那么地重视，因为终孟子之书除了提起《春秋》的两点之外，没有 任何提及《春秋》内容的事，这不是很奇怪么？

　　孟子时代儒学并不昌明：“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但是稍后一 点，吕不韦就说到了一个不同的影响，“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吕氏春秋·当染》。吕不韦的这句话表明，战国时候，儒家的活动是很频繁的。他并 没有提到孟子。我们以为孟子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但孟子是子思门徒那一支，还有许多非子思门徒的那些儒家的门徒，大儒如荀子，都在发展自己的儒学。孟子对 荀子就似乎没有什么影响，而荀子也没有怎么提《春秋》或受到如西汉那么重视《春秋》的影响。如果说荀子和吕不韦都对于《春秋》只是略略提过，我们肯定直到 公元前三世纪末《春秋》还未成为一部重要的书。如果《春秋》是孔子写的，七十徒传下来的，不至于会那么的被冷落吧！

　　战国末期的战乱频繁，一直到秦并六国，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国本身是在商鞅变法的影响下生活的，何论儒学？而其他六国也在忙于合纵、连横、兼并的争夺中，儒术也就更不能和政治发生较密切的关系。但这个世纪（前三世纪），儒学在发展，只是不见《春秋》的发展。

　　秦始皇焚书只提及了焚的《诗》、《书》，不见《春秋》。

　 　所谓的西汉的“春秋”的中心思想是大一统思想，而大一统思想在春秋、战国的三四百年之间愈为模糊，因为周室已经是完全在苟延残喘，七国之间只有秦国的统 一的野心昭著，秦国是不重儒学的，那么这大一统的思想要到汉初才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说“春秋”的大一统思想是汉初的思想是绝不为过的。

　 　汉初，《春秋》这本书突然地冒了出来，都说是孔子写的。证据：《论语》中说到《春秋》，孟子、荀子、吕氏春秋说到了《春秋》，这么一本从董仲舒开始认为 是“孔子之志”的书（吾行在《孝经》，志在《春秋》）在历史中竟然是像湖上的涟漪二百多年中只泛了两三圈，何其怪哉！我们可以这么提出：《春秋》不是孔子 写的，而是汉初在第一轮集书“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时出现的，或者是公元前三世纪末、公元前二世纪初由鲁国人带来、到了董仲舒师辈手 中的。

　　2西汉一些和古书有关的人

　　伏生，史称济南伏生，他是秦朝的博士，《尚书》专家，汉文帝（前179—前 157）曾派晁错学于伏生，伏生的年纪那时候已经九十岁了。太史公说这句话时伏生最迟是生于前240年，最早当生于前280年，与荀子几乎同时。伏生只传 了今文《尚书》，不见任何传《春秋》的迹象。还有：

　　辕固生（齐人），言《诗》。

　　韩大傅（燕人），言《诗》。

　　高堂生（鲁人），言《礼》。

　　田生（菑州），言《易》。

　　胡毋生（齐人），言《春秋》（公羊）。

　　董仲舒（于赵），言《春秋》（公羊）。

　　公孙弘（白衣），言《春秋》（公羊）。

　　申公（鲁人），言《诗》，授《春秋》（穀梁），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弟子自远方受益者百余人，景帝（前156—前141）问治时，申公已八十余。申公最早生于公元前230年，最迟公元前220年，离荀子不太远。

　 　瑕丘江公（鲁人），言《春秋》（穀梁）。《史记·儒林列传》。“瑕丘江公授（应为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前汉书·儒林传》。班固的资料 和司马迁的上述资料不同如下：“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同上。班固更进一步说，“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 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同上。

　　徐彦疏引戴宏序《四库全书·经部·春秋公羊传注疏》。曰：

　　“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何休之《注》亦同。

　 　……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于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 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毋子都助成 之旧本并署高名，盖未审也。《四库全书·经部·春秋公羊传注疏》。

　　……《左传》附经始于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同上。

　　应劭：“子夏传穀梁赤，一传而为荀卿，荀卿传申公。”应劭《风俗通》。

　 　在这许多《春秋》始于何人的叙述中，最早的，可能也是最可信的，至少是传统中最有力的，还是司马迁所说起的“（孔子）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 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虽然说孔子著《春秋》，但有一条消息是“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表明《春秋》这回事子夏之徒是最熟悉的，而“不能赞一辞”这句话肯 定是子夏之徒传下来的，那么就接上了。最要紧的还是后来应劭说的“子夏传穀梁赤……”，一直连到申公。但是司马迁离孔子三百余年，他这条消息极可能是子夏 传下来的，是不是子夏是《春秋》的作者而谦虚地将著作让给孔子，认为既是承孔子之意就应予以宣扬为孔子所写，子夏门人以讹传讹？正因为子夏一支的儒者并不 见经传，《春秋》一书并未得到孔子主义者的重视，一直到西汉才在神化孔子的运动中受到重视？

　　在上述这群人中与《春秋》赫然有关的是三 个人，胡毋生、董仲舒和公孙弘。胡毋生是齐人，治春秋《公羊》传，景帝时立为博士，“以老归，放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胡毋生的 年纪可能要比公孙弘大些，公孙弘（前200—前121）在年纪四十岁（前160）时治“春秋《公羊》”，而董仲舒治的也是春秋《公羊》，是不是董、公孙同 样师事胡毋生这就不好说了，看来似乎未必，如果是，他俩是师兄弟的关系，而公孙弘的年龄肯定要比董仲舒大些。董仲舒似乎是在春秋之外另有学之渊源：他对于 五行、律历很有专长，儒学在董仲舒之前或在他的时代汇合了五行的学说，将天文、天象与自然、与皇室的行为那么合而言的；董仲舒之前并不见，而在墨子、孟 子、荀子中也见不到影子。它是受到了什么传统的影响而成的呢？什么过程才会使邹衍（前305—前240）的五行学大行其道，成为董仲舒的学术源流之一了？ 邹衍曾游于稷下，受到燕、卫、赵诸王的礼遇，他的学术在战国是风行的。我们相信在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最为血腥时代是不会出现这类大一统、宇宙、天地合一的思 想，而要到了秦汉交替的时代、汉朝建立了统一的局面后才会出现的。在它出现以后必定会将古代历史的变化重新作一合乎当前政治势力的认识和解释。而真正到了 出台的时候是汉朝的文景之治，其集大成的人便是董仲舒。董仲舒是藉着“春秋《公羊》传”总结出的大一统的思想系统。

　　董仲舒并无明师， 但他与胡毋生相善：“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也，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 弘亦颇受焉。”《前汉书·儒林传》。但董仲舒除了与胡毋生交善之外，并无受业于他的痕迹，那么《公羊》春秋系统那时代已多少存在了。春秋《公羊》、《穀 梁》的成书和推行当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事了。

　　应该指出的是，《春秋》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已有的简本现在已经变成了《公羊》春秋和《穀 梁》春秋，舍此而无“春秋”了！正如一切古书的本子一样，原本究竟是什么，何人所写的问题已经无人再问了。问也不可能有任何回答；除非是地下的、穴洞的， 甚至是海底发现的。我们知道的三传只是冠以何人之名，即便知道是假的，也只好顺着传统而说《春秋》了！

　　3《春秋》的写作

　 　《春秋》有三个本子：《穀梁》、《公羊》、《左传》的出现，如果依照我们“愈古愈简”的方法，那么其次序是《穀梁》、《公羊》、《左传》。《穀梁》和 《公羊》有极相似的地方，《穀梁》比《公羊》更简单。这里的简单是说，《穀梁》中的对“春秋”为经的解释或演绎较《公羊》为少。“愈古愈简”似不能在《穀 梁》和《公羊》的分量比较上应用，但《公羊》和《穀梁》的简是绝对可以用在和《左传》的比较上的。

　　至于《公羊》和《穀梁》孰先孰后我 们只能推测，也许《穀梁》较前。因为江生是鲁人，孔子起于鲁，卒后其门弟子也多在鲁，近水楼台；而且《春秋》是鲁史。但是鲁的学术气氛却没有齐国浓，孔子 毋宁是个例外。齐国在齐桓公（前375—前357）、齐威王（前356—前320）时对学者都很重视，到了齐宣王时（前320—前283），出现了时称稷 下学，有数以千计的学者，一些历史上出名的哲学家都列其门。其中最出名的有荀子、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尹文等。孟子曾游稷下与齐宣王对话。到了齐襄 王时（前283—前264）及以后，稷下之学式微，但是它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儒学在稷下并不胜于黄老之学，但从吕氏春秋的话看来也并不逊 色：“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吕氏春秋·有度》。又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当染》。这句话当然也可能有问题，即 它的来源如果是儒家的传人则有膨胀孔门的嫌疑，但如果出自其他学派的传人，真实性就比较可靠了。

　　《春秋》另一文本最有可能的是源自子 夏。魏文侯二十五年（前221），“文侯受子夏经艺”。子夏出生于公元前507年，魏文侯向子夏学经艺时子夏已经七十六岁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孔子死的 时候子夏才28岁，曾为宫父宰；他是属于孔子七十二徒的内圈的人，同颜回、子路、子贡、子张等。《论语》上多次载有他，“子夏曰：竖竖易色，事父母能竭其 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为之学矣”。《论语·学而7》。子夏的话完全合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还引入了母亲和朋友，除了 夫妇兄弟家庭中之必然敬悌之外，什么都全了。子夏在门徒中是佼佼者，《论语》是这么给孔子弟子排行的：德行颜回、闵子骞、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 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2》。

　　子夏曾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矣，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也矣。《论语·八佾8》。这一段话的内容很丰富，我们不能一一分析，我们只是注意子夏先问《诗经》上描写一美女的意义，他当 然知道孔子在这方面是个泛道德主义者，或者是将一切纳入人的整体意义中的人，他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一观点来看美女子。孔子的回答是暧昧的，或是双关的，首先 他将美女说成绘画，将一活生生的使男子动心的窈窕淑女说成一幅图画未竟之功，提出绘事以后应于着素，深入淡出；这毋宁是对美术的一种见解。但孔子有一层深 意是怕这种天然美如果再加以浓妆艳抹就会过分了，反而遮掩了自然，因此提出淡出，似乎更能衬托美丽，而不失之于假。也许是因为孔子在封建历史中被给予的重 要地位而影响了中国画家的传统，而且在这一传统中代有人出，特别是中国的水墨画可说到了绘素的极致；这一审美观还是可以争论的。谁知子夏在孔子的道德主义 或人生整体观中表现得比孔子还要出色，颇有青出于蓝的势头。子夏比孔子更进多少步，由“素以为绚”联想到礼，他理解的“绘事后素”的道理同“曰礼后乎”一 样。我们当然可以遵守孔子主义，对于看到美女的性激动后应该是“发乎情，止乎礼”，但“绘事后素”和礼又有什么关系？而子夏竟然将它们联系起来，无怪孔子 在大为感动后说：“起予者商也。”这句话充分表现了子夏的泛道德主义的潜能，它感动了我们的大师孔子。孔子接着说：“始可与言诗已矣。”我们可以看出孔子 主义将一切纳入泛道德的方向了。

　　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在一切孔子的门徒中，对于一部纯历史《春秋》的演绎成《穀梁》、《公羊》甚至 《左传》，子夏是最理想的发动人；我们希望读者注意到，在孟子和他的门徒心目中，子夏的地位最高，《论语》中说起几大门徒，子夏（可能因为年纪最轻）排在 最后，但在孟子提他时，他排在第一：“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也只有将封建政治这么处理的才有《穀梁》、 《公羊》传出现的可能。它们的出现绝不是胡毋生、董仲舒的主动，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到了公羊穀梁身上已变成了规律化的系统。它在战国的烽火中一传再传， 传到了济南伏生那一代人；到了胡毋生、董仲舒时已是完全成型了。然后再加上董仲舒的大手腕的归纳，成为汉代今文的、汉代政治的理论基础。董仲舒的言行很像 子夏的言行，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严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9》。董仲舒有过之而无不及：“下帷设讲，三年不得窥其容。”董仲舒 是子夏的子夏。孔子自孔子始的礼容，到了董仲舒，以后的朱熹，一代胜一代，将宗师孔子愈神秘化，神化了，完全超出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矣”的 范畴，那时还可以看看美女，为之所动，而现已演变成“非礼勿视”，如果不进入到礼，看都不能看，或看不见美女，只见一个人影晃动，俯首低眉，不复知美女为 何物矣。事物不是总在变化，而是总是遵循着一定的、甚至是预定的过程发展着，就像青出于蓝那么的一再稠密化、深刻化的。子夏的学生中有段干木，后为庄子的 老师；禽滑厘为墨子派；田子方也是走黄老道路的。大概子夏较出名的弟子都是不赞成孔子那一套的东西，只有一些老实的门徒服膺而实行。

　　 《论语》中特别指出文学子游、子夏。“文学”这两个字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文艺，或写作或搞文学评论、文学理论，那时候的文学只是《诗》，而《诗》是已 经道德化、王道化的《诗》。子夏的“文学”也可能是文献学、文本学，如果是，那么对《春秋》的厘定和传述是可能的，虽然《春秋》是一部言简意赅的鲁史，以 魏文侯的好学、力量，收集书简而收集到鲁史春秋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4写《春秋》最多的是孟子

　　《春秋》的另外一 个源流是孟子。两千多年以来，《孟子》一书中言及《春秋》成了国人信仰董仲舒的《春秋》存在和解释的依据，没有人会作其他的想法。首先我们认为《孟子》一 书似乎不是刘歆作假的对象。但在董仲舒时代，《孟子》还未成书，即还未成为我们今天知道的书。按《汉书·艺文志》，《孟子》十一篇，但现仅存七篇，汉赵岐 （108—201）注，宋孙奭（962—1033）疏，现在我们用的本子是赵岐注孙奭疏本。《孟子》一书经历了什么变化不可得知。

　　上面我们已经引证了孟子突然对《春秋》说的话。孟子在说了那些话之后又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春秋》的消息。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

　 　突然的将《诗》和《春秋》等而观之，这是一种发明。孟子当然有权这么发明，但那是孔子的意思么？恐怕从孔子的为人看，不至于如此吧！何况，诗不仅未亡， 还是孔子在取舍后编纂的。《诗》唯一的亡是亡于秦火，那么《诗》亡的话是秦火以后说的！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话的人是要把孔子建立的《诗》的权威和《春秋》放 在同一地位，孔子而在世是不会赞同的，那么孟子岂不冒了大不韪么？孟子不会这么冒失吧！

　　《春秋》是鲁史，但有的人把它作为一个时代，即东周，两种意义有时混淆不清。上述的“春秋无义战”，毋宁是指一个时代，但读者有可能误会为孔子之《春秋》。

　 　学者们因为孟子说到了《春秋》，都予以接受。但仔细看来，孟子说的《春秋》的一些话有很大的矛盾，首先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 也”，我们没有见到过已失的“晋之《乘》”、“楚之《梼杌》”，但从孟子的话“鲁之《春秋》一也”可以知道其义例是不相违背的。单从现在的鲁之《春秋》看 来，大约《乘》和《梼杌》也是一些简单的政治历史的大事，如问卜、天象、灾难等记录。而且那时候的中国文化也不允许楚、晋的文化会有什么更多的与鲁文化的 距离，而且楚国还被认作是蛮夷呢，如后来的《公羊》：“孔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公羊·哀公十四年》。

　　 孟子是这么想的，晋之《乘》，楚之《梼杌》也和鲁之《春秋》相提并论吗？至少孟子说孔子是这么想的，义是有的，是历史的意义，是同一历史的意义，它是历 史，并不是什么《诗》亡然后《春秋》作的素王之作。其实《诗》里杂有许多如大雅中的颂谀皇室文，真正为诗的倒是绝大部分的“风”和“小雅”；“大雅”有些 像《尚书》的纪事，不过用另一种文体的方式而已。在《诗》中，我们通过《论语》的确见到孔子道德的努力，而最近出土的楚竹帛中孔子与子羔论“诗”也说明孔 子的道德化努力，但是《论语》中并不见把这一努力化成《春秋》的说法，到了比孔子晚一百多年的孟子说《春秋》，其可信度是不大的。

　　孟子又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

　 　“春秋无义战”一语首先见于墨子，但为孟子、董仲舒重复，抑其源自孔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义战”顾名思义是出于正义而战，那么什么是正义？按当时的 通行的道德标准，汤武革命为义战，武王革命为义战，那么“春秋”即无革命也就无“义战”？另一种“义战”的意义是诸侯背弃王道，周王征伐之。但春秋的时候 王室卑微，遑论征伐？那么“义战”是没有的了。但从孔子的言行来看，义战还是存在的，即为了道理，甚至于正义而战，春秋时代还是有的，齐桓、晋文就有过这 种战争。墨子、孟子如何说“春秋无义战”呢？墨子较清楚，他主张非攻，孟子并不主张非攻，而孔子主张过伐蒲和堕三都，他是赞成战事的，甚至不需因义而战。

　　“春秋无义战”的说法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站不住的；从伐蒲事上看来，连孔子也会认为是迂腐的。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似乎孔子对齐桓晋文之治是很尊重的，不像 董仲舒所说“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那么绝对。看来《孟子》一书中的《春秋》是为后人伪篡的。口气像西汉董仲舒中的《春秋》那一流的左派。它是绝对理 想主义者，没有什么历史观念，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我们认为孟子所提到《春秋》和他所说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矛盾的，孔子如果写了鲁《春秋》，它也只是史，不是什么大一统哲学中的政治学，更不是“天子之事”。最使人不解的是孟子说孔子说的：“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书中对《春秋》的这几种说法首先是因为它的暧昧和权威使人目不暇接而不想它的意义，就不去计较话的历史性，从而更容易以为这肯定是孔子说的。如果它 真是孔子说的，孔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孟子又是怎么懂的？这么大的一件事，孟子竟没有任何解释。知《春秋》又怎么和知孔子连上的？罪孔子又是怎么个罪法呢？ 《春秋》如果说成是权威性之事，那么晋《乘》、楚《梼杌》也不都是权威性之事了么？把孔子作为有素王权威的是西汉的事，这些话很可能便是西汉的话，哪有以 为做素王之事的孔子那么的汲汲于诸国之间以求一闻的呢？万一哪一位君王听行他的话，他便会鞠躬尽瘁的呢？哪一个素王会对那些糊涂诸侯那么执臣下的礼呢？西 汉将孔子无限膨胀后便使孔子到了“素王”的地位了，孟子对孔子再五体投地也不会将孔子推上素王的宝座吧？佩服孔子也是有底线的。

　　上述 中，“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上》）一语颇为突兀，终孔子之世，七十二徒这种说法是没有的，而“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臣弑 君，子弑父”这个说法见于《史记》、《汉书》的《董仲舒传》，这种说法与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语相似，我们以为它们同出一源，来自西 汉，是西汉将孔子的《春秋》作为至高的政治典范而产生的，和春秋、战国时代对孔子的看法绝不相配。这两句话的分量是重的，因为是孔子的，也就是西汉时要将 孔子作为素王的根据。最奇怪的是这两句话出于董仲舒向皇帝进言时说，并没有说那是孔子说的，班固也没有说它是司马迁说的，而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也没有说 是孔子说的，而是“余闻董生曰”。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句话是那些将《春秋》背得滚瓜烂熟后才将弑君事、亡国事逐一数出，而以之为“乱臣贼子”的事，并 且使乱臣贼子“惧”的作品。子思、曾子未有关于《春秋》的言论，孟子也就不会有。孟子的时代也不会产生绝对君权西汉的“乱臣贼子”那么的思想，因为春秋、 战国时代是个群雄并起争霸的时代，王道的实践在几百年中已无此事，像西汉那种“王道”的实践是无意义的幻想。将王道作为理想是不要本钱的，也只有儒家这么 做。它对于在诸国供职的大臣也是没有意义的，是好心人的梦呓！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两句话也是后人，即西汉的人添入的。它们是在董仲舒及其门人极大的影响 下，西汉君权向绝对发展时的产物，因此是后人将它添入《孟子》，包括添入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以孟子的哲学权威，以司马迁的史学权威，以董仲舒的讲学权 威，以及他后来弟子遍及天下的影响，《春秋》权威的建立就坚如磐石了。

　　有关《春秋》的问题首先是历史文本的问题，它的作者、著作年 代、内容的翔实、写作的范围、史料的采集、作者的学识、时代的影响、作者的立场等，牵涉到许多问题都或多或少地超出了历史的范围，但它终是历史，不是政治 学，不是哲学。而即便是历史的文本，它也有限制，后代的人可以通过历史的进步对它加以补充、解释，加以评论的。历史文本的读者各异、兴趣各异，对于历史文 本认识因而有异是不足为怪的。《春秋》是历史简本，而到了西汉，距孔子三百余年，突然就变成了哲学、绝对的政治学、神学（董仲舒在他的时代是最坚决、最博 大精深的儒学神学家），是很令人奇怪的，西汉的《春秋》研究已由朝廷特设博士学科，使一些学者皓首穷经、代代相授相传，这是世界一大奇观，只有西方的圣经 可与之相埒。我们为了使这一现象清晰起见，不妨呼之为“封建神学”。它之从历史变为神学使人忘记它原来的面目。但历史终是历史，一个历史家要探本求源问一 些历史的最基本的文本和历史问题。这也就是虽然在封建时代中，大量神学经师的传统影响下，还是不时有个别的历史家通过对文本、历史的研究、文字训诂的工 作，提出一些与传统不合的设想；甚至于在封建传统中，仅从思想、逻辑中就可对于一神学化的历史文本如《春秋》质疑，顾颉刚提起朱熹对《春秋》和经学的疑 问：

　　《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

　　《春秋》，某煞有不可晓处，不知是圣人真个说底语否。

　　学 《春秋》多凿说。《后汉书·五行志》注载汉末有发范明友奴家，奴犹活——明友，霍光女婿——说光家时及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某尝说与学《春秋》者曰， 今如此穿凿说亦不好，只恐一旦有于地中得夫子家奴，出来说夫子当时之意不如此尔。《朱子语类·卷八十三》。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国书 局，2002，117页。

　　退一万步，孔子的儒学而没有《春秋》有什么关系么？只知《论语》而不知《春秋》对了解孔子的儒学有缺陷么？我们相信绝大部分的学者会说没有——《春秋》只是个历史文本，如果是孔子写的，也只是个文本而已。而我们以为它并不是孔子写的，对在认识孔子上没有什么缺陷可言。

　　5关于《左传》

　 　《左传》从刘歆开始知名，一直被今文家排斥但为古文家推崇。今文家排斥《左传》的原因是怀疑它是由刘歆伪篡的，甚至于是刘歆伪作的。经过那么多的重要今 文家的排斥，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但是竟有古文家护之唯恐不及，今文家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少，那正是古文家维护《左传》的根据，请试言之。

　 　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历史哲学家，也有一些专门以历史的写作作为理论研究的学者。在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直到梁启超、刘节，写历史哲学的只有两个人：刘知 几、章学诚。刘的这方面著作是《史通》，章是《文史通义》，他们的著作可以说是在孔子主义的历史哲学下提出历史写作的理论，读者不必是孔子主义者，但对他 们两人以人的观点和实践认识历史的写作与意义是件快事，这也是孔子主义优势的一面，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两人，是因为他们对《左传》的推许给予了《左传》强有 力的支持。

　　首先是两人都认为左丘明是孔子的同时代人物，特别是《论语》的“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 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24》。一直到清朝，很少人敢怀疑左丘明其人的存在和他与孔子同时的问题，更不敢怀疑《论语》的真实性，于是 便有以下的逻辑：孔子在《论语》中提到过左丘明，他与孔子同时；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因此《左传》是有价值的。即便是代有人出怀疑到《左传》的内容， 即便承认《左传》可能有人伪篡，但《左传》与左丘明的存在的价值是不容怀疑的。刘知几、章学诚的接受《左传》是由于《论语》和孔子的权威，再加上《左传》 本身的历史价值。

　　但两位对《左传》的认同却还有别的原因：《左传》是一本前无古人的历史书。

　　论者认为《穀梁》是 战国时代的作品，言简意赅；《公羊》则可能是初汉的作品，也是循着《穀梁》的方式写的，从董仲舒等人对《穀梁》微言大义式的研究可以略知它最早不会是战国 末年的作品，且出自儒家嫡传。《左传》虽然也遵循了《公羊》、《穀梁》的史例，却收集了许多史料，且是第一部那么娓娓写出的东周史。论者以为作者采纳了 《国语》编成，我们相信它是采纳了各国的史料、传说而成。它的材料有一部分来自汉兴以后的几次大规模的收集遗书，比起司马父子收集的还要丰富，因为司马父 子的“遍览遗书”的特权究竟只到汉武帝收书的时代，较之后来连着两次的皇朝大量收集就要逊色了。而刘氏父子却恭逢其盛，因此刘向，特别是刘歆，可以说对中 国古代书籍的认识远远要超过历史上任何人了。刘歆对《左传》的认识是第一手的。它在刘歆以前已经是存在的，只是不甚出名。董仲舒及他的入室弟子都没有提到 它。这并不等于《左传》不存在，只是说明当时人们注意的、甚至存在较《左传》早的是《公羊》，后来是《穀梁》。《左传》是在刘歆的大力宣传后才受到注意 的。崔适的《春秋夏始》中提到梅福（与匡衡同时）上书，引“《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穀梁曰，其不称名字，以其在祖位尊之也”。钱穆：《西汉经学今古文 评论》，商务印书馆，2003，61页。但《穀梁》早在西汉就出现了。而《左传》的存在也是远在刘歆引《左传》之前，如张敞（宣帝时人）、路温舒（昭帝、 宣帝时人）等也引过《左传》，可见《左传》最迟也是在汉武帝末年时存在的了。但张敞、路温舒见到的《左传》是不是刘歆大力提倡的《左传》则又当别论了。 《左传》之被伪篡是不成问题的，它之为刘歆伪篡也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说刘歆撰或大量地改《左传》，就不见得，刘歆并不需要这么做，也不大可能。刘歆的确有 伪篡《左传》的需要，因他据要津，助王莽，但在此同时如果他整理了《左传》，也不能不说他手中的材料超过一切人可能想望的材料，包括司马迁。他且是个非常 有才干、有鉴别力、有能力的大学者，是通过他我们才有了这一本可贵的东周史，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虽然《左传》中的史料在《史记》、《国语》中已多见， 但还是填补了很多历史的空白。

　　刘歆又利用了他可以通览汉廷藏书的无比优势和可以启动一批博士的有利条件，将《左传》推上信史的高位， 只是应政治的需要加入了、改动了一些政治上敏感的东西，它在《史记》后不失是一部极好的史书。它不但没有减低《春秋》神学化的运动，而且通过它对政治的细 节的纪录与神话，反而给予它一种动力。它会使忠于史实的历史家感到头痛，但它对五行、王德的解释，起了中国封建政治中人民、政府与绝对皇室势力的杠杆作 用，在封建历史中是不能少的。《公羊》、《穀梁》的学者对天象、自然、灾害仅是天意的解释，《左传》却做出了实际故事的描写，它的地位不是《公羊》、《穀 梁》能代替的，这就要归功于刘歆和他领导下的学者对《左传》的整理工作。

　　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攻击刘歆的今文学家一直到清末还是生活在 受《左传》影响的《春秋》的神学中，刘歆仅花了一点时间、窜入有数的警句就使《春秋》不朽。西汉时，推动儒学最为有力的人是董仲舒，但是支持儒学发展的、 在政治上起绝对作用的却是刘歆整理的《左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很快就成为哲学的一页，但《左传》的影响却因其“经”的地位历两千年不衰。正像大部分 的中国人，包括极高层的知识精英，对于三国的认识和感情更受《三国演义》而非《三国志》的影响一般。历史并非只是严正历史家的历史，它也是一部神学史。这 大概是些哲人，包括孔子始料不及的。孔子的七十二徒哪里会知道，《论语》在汉朝靠边，而被认为孔子著的干燥的《春秋》却经历汉朝统治了中国人民二十个世 纪。《春秋》就因孟子那四段话，《论语》中两段话，经过公羊、穀梁两经师的猜道式努力成为一部打不倒、搥不烂的中国封建神学？董仲舒、刘歆对封建主义的贡 献也太大了！

　　五行神学在西方的科学、民主的冲击下倒了，康有为首先发难，总括了古文经学的伪篡，顾颉刚等古史辨学派，特别是顾颉刚逾六十年的努力，为古史清理出眉目，中国的上古史神学在历史中的真面目清晰起来，便于我们对孔子哲学作一番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