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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三岁时，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几天她那眼角旁的一串清泪，她那对亲人依依不舍的留恋，回想起来至今依然痛彻心扉。正因为母亲去世早，父爱对于我更为珍贵无价，曾经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我们在天津共同生活了五十三年，除了结婚后，有几年离父亲住处远了些，其余时间不是近在咫尺，也是距离几百米。我们相互关心，相互照顾，感情极深。他的离去，是我生命中最沉痛的打击。 生活中父亲曾经带给我那么多的幸福、快乐与感动，一件件小事如斧凿刀刻般令我难以忘怀。 在平淡的生活中我曾感受过那么多的温暖，雪中送炭的帮助令我渡过生活中的难关，历经时光的磨砺愈感其可贵与父爱的光华。 那简短的、朴实的带有乡音甚至有些重复的话语，是那样熟悉，而且难以忘记，它们是留在耳畔永远的莺歌。 那慈爱的舐犊情深的音容笑貌和叮嘱关怀，无数次浮现在儿女的心头，那是逝不去的人间最美丽的彩云。 孙晓玲与父亲 自小至大，父亲都是非常疼爱我的。 父亲，您的言传身教，您的一言一行，对于我多么重要。您教我善良为人，您教我不慕虚荣；您教我热爱文学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您教我踏踏实实过平凡的生活，热爱平凡的劳动，您教我为人不要势利“看人下菜碟”；您教我“雪中送炭”胜过“锦上添花”；您教我生活与百姓不要拉开太大的差距，“人食一升，己食一升”…… 更忘不了您曾为女儿的终身大事巧系红绳。您的老战友田间伯伯的遗孀葛文阿姨告诉我：“当初你父亲因为你的婚事夜里睡不着觉，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你个子高，选择范围小，你爸爸可操心呢，托了这个托那个。”林浦伯伯的女儿小华告诉我：“玲姐，当年你爸爸从干校回来戴着个大草帽家都没有回，直接就上我们家来了，跟我父亲说你的婚事，跟我爸爸谈《风云初记》，你爸爸跟我父母说：‘我这个闺女，不爱说话，有点儿闷，可心里对人最有感情。’” 还记得我们刚搬到新闻里时，母亲对我的婚事还是挺有信心的，因为大院传达室苗大爷找到她要给我说一个部队做团的工作的军人，他儿子好像就在部队。她欣喜地对我说：“好女百家求。”可渐渐地，这事儿就没信儿了。她总说：“俺家玲没有修下，没有个婆家……”母亲临去世前一再嘱咐父亲与我姨要为我找一个合适的婆家，父亲牢记在心上。为此他简直是不遗余力。他与妻四十年相濡以沫风雨共度，贫贱夫妻百事哀，感情之深，常人难以理解。他们虽是父母包办，却是“天作之合”，虽然文化上有巨大的差异，却同样淳朴，共同热爱家乡。在安平县那间风雨飘摇，中间顶着一根木棍，像是一棵树的小土屋，曾是他们幸福的“窝巢”，留下《报纸的故事》等诸多美好回忆。妻的悲惨离世带给父亲无限哀痛，“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越是思念妻对自己“做的前头，吃的后头”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父亲就愈是要实现对其妻临终前的承诺，让死不瞑目的她安心于九泉之下。在婚姻大事上，他对我的重要教育是：一、穷不是缺点，不讲门当户对。二、别人介绍的不要多见，那样不好。 记得住新闻里时，梁斌伯伯的夫人散阿姨给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刚参加工作不久，长得很英俊。父亲是在和他谈话之后才把我叫进小南屋的。屋里亮着15度的小灯泡儿，点着从多伦道216号带过来的大铁炉子，很暖和。父亲挺兴奋的，和那个年轻人面对面地坐在小板凳儿上，我进屋便坐在床沿上，低头瞅着脚上的条绒鞋。父亲问了那人几句话，比如：“你在哪儿工作？”“干什么活儿？”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你爱不爱看书？”那人红着脸说：“爱看！”父亲便高兴地哈哈笑了起来。我只在小屋内待了不到十分钟，父亲便按老理儿和蔼地吩咐，让我先出去，我甚至没有看清楚这个人的模样，这人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家庭文化素养很高，但我没同意，原因是他有个后妈。过了些日子父亲告诉我，这个年轻人到单位打听信儿，被一位女编辑看上了，说给了她的亲戚。父亲好像有点儿遗憾，可一点儿都没有埋怨我。 1974年，介绍人何林中、李声玉带着一个高个头、身形好、做历博保管部摄影工作的男青年来到父亲住处（父亲后又托住在同院的报社办公室主任张启明伯伯详细打听过他家情况），让他亲眼看一看她俩给介绍的这位男青年，我只听到在《天津日报》做群工工作的李声玉阿姨声音响亮地说了这么一句令我难忘的话：“我们知道晓玲是孙犁同志的掌上明珠！”当时父亲听后笑了起来，忙着给她们俩人倒茶水喝，我则躲到了里间屋，心怦怦跳，脸红耳热。 父亲对我格外地疼爱与偏怜，特别地照顾与眷顾，一方面我是家里的最小孩子，老人一般疼爱老小多一点。另一方面是我连续照顾了好几年病重卧床的母亲，父亲心中有一份这样的感动。那时我大姐支援了石家庄棉纺建设，二姐从北京又支援了重庆内陆建设，哥哥在罐头厂上班，家里太小，有时就住在厂里。父亲住牛棚，在干校劳动。我们娘儿俩苦凄凄相依为命，靠一点儿“生活费”又穷又病，住在不向阳的十三平方米的小南屋，每天“通脚儿”睡。 落实老干部政策后，父亲对我婚事特别上心，也特别害怕我精神上出什么问题。邻居“大马”“二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找不到对象全得了精神病，人全废了。当何林中、李声玉介绍的这个退伍军人终于成了我的男朋友后，父亲是从心里头高兴啊，由于爱好相同，彼此真诚，我们处了也就一年便结婚了。 我爱人家里弟兄三个只有工人新村两间屋顶糊棚的小平房，他也没有给我买过什么礼物，他母亲给过我见面钱，我也给他了。我不图他什么，只因他对我是真心实意的好，处处体贴、照顾。而这种体贴照顾历经三十八年岁月之旅后依然如故。当我俩向父亲告辞要去石家庄我大姐家旅行结婚之际，父亲坐在椅子上又激动又兴奋地对我说：“我不希望你大富大贵，只希望你平平安安！”这个没有一点功利考虑、大爱无私不求回报的祝福让我终生铭记。他只求对方感情真挚，不讲门第背景。他抽了一支烟，一件大事尘埃落地，久悬的心落了下来。他在《书衣文录》上专门写了一段有关我去石家庄结婚的文字，那本书名叫《清史旧闻》。事先，父亲给了我一个存折，是出书的稿费，上面有六百三十五元，等于陪送了我一套中等家具，我并没有买成家具。我把父亲留给我的新闻里一间平房留给了小惠姥姥，穿上新买的衬衣、毛料裤、鹿皮鞋，只身背了一个旧书包，就与他双双去赶火车了。嫂子送我一件黑毛料马甲，做了一桌饭菜，从此我便离开了新闻里，父亲那时已搬回了大院。婚后，我俩借住在小海地我爱人战友的一间小屋内，只添了一个他请人打的立柜，一张从北京买回的饭桌。我骑一辆旧重的二八车去市内马场道上班，生活虽然艰苦，却从来没感到过苦，后来又借住过我爱人表哥在常德道的一间房子，二楼，更小。1976年大地震，房子裂了，当天清晨我推着挎斗车带着女儿去了厂里，后来又到我哥哥家平房住了一段时间，睡在床铺底下，以躲余震。去大院看望父亲，见他住在假山山腰的一小块平地上，不是常事。担心父亲房屋老旧，余震房顶再往下掉东西，我爱人急忙运到大院几根粗大旧钢管，自己动手焊了一个大钢架，把父亲的床铺整个儿罩了起来。父亲就回到了屋内。因为电焊光刺激了眼睛，他双眼红肿流泪，用了偏方才慢慢治好。 “有人不是写字是画字，还有人拿大墩布写字简直成了杂耍儿。再大也要有一定的规格！”有一回我听父亲在书房说了这样的话，当时他有些严肃，甚至有些气愤，可是把我给听笑了。他刚在电视里看了某个人的书法表演。他看不惯这近似杂技一般的大庭广众之下的表演，感到啼笑皆非。每次看见父亲站在桌边工整有法地写毛笔字，我都不敢惊动他，看几眼便蹑手蹑脚地到独单那个简易书架下面找杂志看去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父亲蹲在地上整理几张才写好晾干的字，往一块儿卷，我便说：“爸爸，我也要一张字。”“你想要什么样儿的？”父亲侧过脸和蔼地问我，想了想，我说：“我要字多的，跟佛教有点儿关系的。”“你愿意要这样儿的？”父亲显然有点惊奇。后来，他果然就找了两张。一张字特别多，宽宽的；一张是赞美北京团城玉佛的诗句，长长的。我都喜欢。 我很少跟父亲提要求，可是只要提出来的，一般不驳我，但是如果是涉及工作调动或改善住房之类的事，他都不会管，也不帮忙，很坚决的。 仁义老人、忠厚长者、慈爱父亲，对于我来说这种关爱在我生活中就更是一言难尽了，回想起父亲对我们的慈爱，思绪便如潮水涌来，一波又一波……多少次多少回，当我结婚、生孩子、生病、生活遇到困难之时，首先想到我的一定是父亲。在失去母亲后的日子里，他的关怀犹如人间又一个太阳时时温暖着我，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无所不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父亲虽然不能给我多么宽裕的生活，但是雪中送炭的亲情，又当爹又当娘的无微不至的慈恩，从无嫌弃厌烦无能又拙笨的我，可怜天下父母心，让我心底总有寸草春晖难报答的感恩、感动。 我住在东风里坐月子时父亲亲自托人请了专人来照顾我，当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时我真的吃了一惊。他想得太周到了。他还请老朋友杨循的爱人贾凡阿姨亲自到我住的常德道去看望我。那是我生完女儿之后，我一个人躺在借住表哥家的那间八平方米的小屋，静静地等待着爱人工作回来。突然来了一位胖胖的妇女，原来是在医院工作的贾姨千寻百问找到那间我住的小屋，给我送来几根当时非常难买的细长白山药，她告诉我：“小玲，这可是好东西，特别有营养。”她给我带来了父亲的一份牵挂。 当我的女儿小小年纪总要跑到别人家看电视怎么叫也不回来时，不知为什么那么巧，父亲给我五百元买了一台日本红壳的黑白电视机；当我搬到多伦道208号每天要洗很多衣服用水又不很方便时，父亲给我四百元买了洗衣机……可父亲自己并不添置电视、洗衣机、抽油烟机、电扇。一台国产电冰箱还是多少人劝才让我哥哥给买的，夏天也不添空调，用大蒲扇、毛巾祛暑。 1995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孙犁选集》，父亲好友吕剑伯伯的儿媳就在这家出版社供职，做了很多联系工作，书出得很漂亮，封面分橙、绿、蓝三种颜色。父亲把稿酬一半七千多块分给我，说：“我的书不畅销，以后出版的机会也不多了，这些钱你拿去花吧。”我忙说：“爸爸，您留着花吧。”父亲说：“我花不着什么钱。”那时我的两个孩子正在上学，这笔钱帮助我让他们都大学毕了业。 父亲写作也是愿意改善家人的生活，对家人的生活有所帮助，他愿意通过自己的劳动让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总觉得自己战争年代抛妻别子对不住家人老小，革命胜利后能够做补偿心里才好受些。那时候稿费很低，选一篇文章才几十元，出一本小集子写一年才八百元。有时我去看望他，他就会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或有三百五百，他总是惦着我的两个孩子，是一位非常慈爱的姥爷。一天，他听见外孙女璇璇小小年纪上楼的脚步声却很有力，便对我预言说：“璇璇上楼噔噔的，将来是要干大事的！”他亲手给外孙帆帆做铁环，给他找木棍儿玩耍，要是看到我儿子和其他小朋友混战，他就站在台阶上“督战”，以免出现事故。他亲手给帆帆剪指甲、洗手、擦脸，找东西给帆帆吃，送帆帆童话书、儿童书籍，还给帆帆看过一回作文。有好几次我从他那里出来，眼中噙满泪水，因为他对我和孩子的疼爱，因为他的关怀。 父亲非常的细心，在向我交代身后事时不仅极端信任，而且仔细地一一细说分明。由于“文革”中父亲已将大部分稿酬作为党费上缴国家，所以父亲一辈子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书，省吃俭用只攒下三万元稿费，他分给了四个子女，自己留了一张五千块的存单用作自己的丧葬费（剩下的给我），特别叮嘱给我，因为我在天津，我分到的钱可以先拿走，并自备下几件衣服，放在了小皮箱内，准备到时候穿用。那个很小的皮箱我小的时候就有印象，里面盛的是鲁迅先生主持过的《译文》杂志，满满一箱，父亲介绍我读过全部。“文革”中被尽数抄走，后来这些书再没有回来。父亲说他死后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惊动别人，自己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离开人世，去往另一个世界。除了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比如他告诉我，他去世以后来的人不会多（因为别人的追悼会他都没去参加），心理要有准备，到时候不要难过。另外他还给我背过鲁迅先生的一段名言：“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此话出于1934年7月16日之夜鲁迅先生怀着沉痛心情所作《忆韦素园君》一文。父亲这是给我打预防针，让我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头脑保持清醒，以应对鲁迅先生斥责过的文人遭殃的作为。时至今日，我常常感叹：父亲的预见性多么强，爱憎又是多么分明。鲁迅先生的文字又是多么犀利如剑。 父亲去世已有十五年之长，生死两茫茫，怀思痛断肠，可他当年细心叮嘱我的模样，设身处地的考虑，体贴入微的关怀，令我难以忘怀，难以遗忘。 心香一缕遥祭云空，但愿慈父审视谛听：彩云即使随风流散，也会化作春雨润物细无声；飘落的黄叶，即使归入泥土，也会化作春泥护花红；父亲的无价亲情将永留女儿心中，父亲的慈爱厚德将在子孙后代中永铭。 参与书话交流—— 加“垒文化”主编微信：sxtyljk，注明：互动 选自《逝不去的彩云》 网店：无为精舍·垛垛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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