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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链接：http://v.ifeng.com/documentary/society/201510/03633a8b-86a6-48c0-ba1f-2e5a70347ff9.shtml Part1 解说：看不完的门诊病人，做不完的手术，今天的名医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谢敏：所有病人都按照这个程序，那医生就是不是要加班？ 耿江桥：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赵晓威：尽量的不上，一坐就坐一上午。 解说：医者，仁术也，如今频发的伤医事件医生怎么看？ 史冬梅：没有一个医生会拿你的名誉去来做赌注。 史冬梅：就当那个病人要死的时候，你会不计成本，我一定得把他弄活了。 解说：药品回扣、手术红包，备受争议的医疗行业里，医生们最看重的究竟是什么？ 吴钢：其实病人的一句感谢胜过一切，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姜楠：有一群医生，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南京、香港等地的知名医院，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不定期地去到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为人们义诊。今年，他们选择的地方，是广西的大瑶山。这群医生在各自的医院，大多是主任医师，承担着最为繁重和复杂的工作。多年的一线工作经验，也让他们十分清楚医生的工作状态。我们也借着采访的机会，听他们讲一讲，名医们不为人知的故事。
解说：金秀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省大瑶山深处，瑶族、壮族人口占到全县人口的近80%，人均收入1300多元，是国家级贫困县。13名义诊医生从各地赶到这里，路途就要一整天。 康哲秀：它这点呢，内科跟儿科是一个科，然后妇科和外科是一个科，所以可能查房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科里头还有什么… 解说：13年里，康哲秀组织这样的义诊活动已经七八次了，有时一次会超过十天，医生们总是很积极地参与。 同期：还有一个修下水道的，也是这里人。对。三个都是下水道的。你也是化验科呀？我也这口，那是专业对口。 康哲秀：有的是利用他们的这个年假，那有的呢，就是这个跟那个单位请假，把工作安排好了，那么才能够出来。安贞医院的这个史冬梅主任，第二天要出发了，晚上9点半我给她打电话，她还在手术台上。 解说：这次大瑶山义诊活动第一站，在金秀县医院，这是一所二甲医院。名医义诊的消息，只在县城的少部分人中得到传播，大山深处信息闭塞的居民，错失这次义诊机会，这让医生们也有些遗憾。 同期：到谁了？我的，我的，两张这是。 解说：虽然患者们陆续闻讯赶来，县医院少有地热闹起来，但对于这些每天接待无数病人的义诊医生来说，今天的工作还很轻松。那么，这些医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什么工作状态呢？ 史冬梅：每天要超过12个小时，我就是在医院上班，拿计步器计都得上万步，自从我上班开始，我嘴就不停，就处于这种一个状态。 郭彩萍：常规是五点下班，但几乎我们六点之前没有离开过医院。好多的检查，很多的时候都是要下午回来。另外一部分，有些病人入院，你又要完成检查，一个周而复始的这样循环，很多病人处理完就比较晚了。 谢敏：夜班前那个是没有休息的，一直开方能开到晚上十点钟，夜班就连在一起上了，夜班的第二天，如果你有空闲，或者你的手术，你的手术完了，手术结束了，你能回家休息个半天。 耿江桥：暑假都到了每天都做20多台手术，轮流吃饭，然后手术室不休息，机器不休息，然后大夫轮流吃饭。麻醉科的人也会轮流吃。 同期：老了，不中用。真是的，还行，不错，不错，不错。 解说：在这里，各地来的医生们，几乎都成了全科大夫。在平时的工作岗位上，他们经常面对的是各种疑难杂症，多处求医后，转来他们所在的三甲医院。他们既要出门诊，又要负责住院病人，外科医生的手术压力也非常大。 同期：如果你的指标，就是化验都是正常的，不是活动期，不吃药。 解说：作为心脏病介入治疗医生，史冬梅是为数不多的战斗在一线的女专家，每到疾病高发的冬季，她经常到晚上11点才能下班。 史冬梅：做不完呢，你就，病人就住不进来，你就不能出院，病人就住不进来，所以这就恶性循环，我得使劲把他们做完了，让这些出院，然后才能收新病人。所以就强迫你每天，必须做呀做呀做，把他做完了。所以这个，你的这个工作量，就永远也没办法。 同期：这没有东西，这疼不疼？有时候疼。好，这呢？有时候疼。 解说：一天完成十五到二十个手术，凌晨到家，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出门，七点赶到医院，这经常是史冬梅的一天。 史冬梅：就是我的朋友不会跟我去玩，说你太忙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玩。而我也没有时间跟他去吃饭，这就是一种状态。 谢敏：病房的压力，你收进来了，你开不掉不行的，一个病人进来，从进来，第二天查什么，第三天查什么，每一天都把那工作量安排死，这一个病人进来，所有病人都按照这个程序，那医生就是不是要加班。 解说：谢敏供职于南京鼓楼医院，是脾胰外科和门脉高压症外科等方面的专家，南京市“专业技术学科带头人”。五十多岁的谢敏，在手术台边日益感慨，这个工作需要年轻人。 谢敏：一台手术六个小时，我大概上两个小时，我们也经常这样干，我下来以后，他第二个台子已经提前开始了，正好做到那一步，我再跳第二个台子。 蔡宗强：手术下来了以后，你不可能在手术室里边休息。我们很多就在手术室里面的，就边上的更衣室的休息室，就是有时候睡着了以后，就等于就是，等于累了以后，靠在门旁边一会就睡觉了。 解说：蔡宗强，是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他告诉我们，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那些医生在手术室角落睡觉的事，在他们身边经常发生。 蔡宗强：因为手术的过程中，他是要打麻醉的。麻醉的过程中，就是你暂时没事儿了。就有时候眯一会儿，就不知不觉就睡着了。10分钟、20分钟，你休息了以后，你感觉一下子，那个疲劳感去掉了。 解说：手术医生的一天，紧张、忙碌、高负荷，不能出任何差错。不过，这些医生同样要出门诊，而门诊也并不轻松。 耿江桥：每个病人都排着号呢，比如说第20个号看完了，21个号马上就顶过来了，所以你就没有时间，有的时候，甚至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都需要憋一段时间，实在憋不住了再去。 赵晓威：一般是尽量的不上，一坐就坐一上午，或者坐就坐一下午，一般都是。 史冬梅：我说门诊大夫到最后，逼得你练就了不吃饭、不喝水、不上面厕所，你上厕所病人就有意见，回来说大夫呢，上厕所了，他怎么还会上厕所，这是我碰过的，你没有任何办法。 解说：三甲医院门口，长长的候诊队伍，让患者抱怨连天，医生也为此倍感压力。 同期：您是怎么不好呀？我这个小肚子很痛。 解说：患者希望周六周日，医院也安排出诊，而医生则希望能有更多休息的时间。排在队伍中的候诊者，都希望前面的人能快点看完，到了自己，又希望医生能给瞧得仔细些，毕竟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 吴钢：你想如果8点钟看到11点半办的话，3个半小时，要看30多个病人。其实每一个病人的时间，你绝对绝对的不能超过5分钟到6分钟，再长再长不能超过10分钟了。从他的诊断到明确给他一个治疗意见，这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你必须要完成的，否则下一个病人你就没时间看了。 耿江桥：单个大夫，接诊最多，一天就是160多个。平时一般都要超过100。下班就是，什么时候看完什么时候下。 赵晓威：一个上午起码50个吧，就是。哪能少看一点啊，这是医生的责任。就是说你再多病人，也得看完。 解说：和内陆繁忙的医务工作不同，在香港开私人诊所的中医俞明珠，每天只工作半天，按照预约的方式接诊七八名患者。俞明珠也常常和内陆三甲医院医生交流，深知他们的工作负荷。 俞明珠：我们不可能就是一两分钟看一个病人，都是靠口碑，都是你看好了一个人的病，可能他周围的人，他的祖孙三代，纵的横的他都来找你了，你看好了他的咳嗽，然后他其他的儿科疾病，妇科疾病，都来看，找你。 解说：没有任务量，俞明珠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做公益上。和内陆公立医院几元、几十元的专家挂号费相比，俞明珠的诊金足以维持诊所的经营。 俞明珠：我们在香港收的诊金，像我这样的学历500块，甚至680，光是诊金。那我对老人家，出家人，这一些我都是，就是出家人是免收诊金的。 解说：金秀县医院热闹起来，但是，门诊楼楼后面的住院部依旧很冷清。复杂一点的疾病，患者们大都去市里面治疗，住院的人不多。而三甲医院的床位却非常紧张，医生也满负荷运转。 郭彩萍：住院医，过去我们开玩笑，都称为住在医院里的医生，他要解决你今天值班全科的病人，有任何事情你都要处理，他们夜班确实几乎不怎么能睡觉。就是一千个病人里面，有5%的病人有问题，住院医那他处理不了就要住院总，那他会各个科都在跑。 康哲秀：八点上班，他们一般很多大夫都七点半，七点钟就到，他可能会在，因为八点钟要开一个班前，就是他要交班会嘛，他在这个事前，他就要到病房里面去，要每个病房要看一看，然后再跟这个，再跟这些护士再交代，再交代医嘱。 解说：根据《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的调查，三级医院每周超过91%的医生需要加班，一级医院最低，也超过66%。和门诊不一样，病房的病人任何时候出现状况，负责医生都得及时解决。郭彩萍也时常半夜被电话叫到医院，孩子也渐渐习惯了妈妈的工作。 郭彩萍：其实他每次听到大半夜打电话，他会担忧妈妈的安全，同时他很惦记那个病人到底怎么回事。等你后半夜回来，或者第二天回来，他可能一进门就问，妈妈昨天那个病人怎么样了，你说活了，或者是挺好的，他就会感慨，妈妈你还是挺棒的。 解说：根据研究者对两家大型三甲医院27名住院医师的调查，所有住院医师的平均日睡眠时间仅为5.3小时。在义诊休息的空档，一则杀医案，引发了大家关于医患关系的讨论。 Part2 解说： 今年7月31日，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手外科主任宋开芳下班后，在停车场被一中年男子连捅数刀。经抢救后苏醒的宋开芳写下的第一句话是：“我为病人尽力了，你们要坚强，我很好”。 9月8日，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医院，50多岁的神经外科医生龚主任，在会诊时，遇到了一名病人家属酒后闹事，他用玻璃杯口连续击打龚主任头部，导致龚主任脑震荡，血染白大褂。 6月16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一名医生，在电梯口被患者泼汽油，大面积烧伤，其中3度烧伤达15%。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消息称，2014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暴力杀医、伤医等犯罪案件155件。 谢敏：我经常跟我弟子们说的一句话，不能保护自己，就不能消灭敌人。你如果作为一个医生，你都保护不了自己，不管什么原因，你就不是一个好医生，你怎么去救病人。所以我们已经掌握规律了，一旦有什么事儿，最容易受伤的是护士、最年轻的医生。 史冬梅：有些事情是不能控制的，它就可能出了各种各样的意外，病人就死了。就是往往是死的不是复杂的，死的病人都是相对，就看起来比较简单的，而且这种病人都很脆弱，就是你，按一般人他不会死的，但是他就，可能这点事就把他弄死了，家里也不接受，就是包括你医生自己可能都不接受。就是你要死了一个人，其实对医生的这种心理打击是非常高的。就是你再看那医生再淡定，你老是说，啊，他死个人跟那个没事人似的，其实在他心理，那个代价是非常高的。 解说：为了降低自己的风险，医生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和患者沟通，也少不了让病人家属签署各种文书。 史冬梅：我的手术设计方案怎么怎么样，我告诉病人，希望病人能同意，而且我也认为，我给病人的是最好的方案，但病人不一定理解，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当然是包括医疗环境，很多的问题，就逼得你就是把最坏的打算，包括所有的事情都签在文字上，而不在就是人文上给很多的关照，就是说全都到笔头。 同期：医嘱你要开出去，哪怕你开出去取消，人家动不动叫你举证，到时候叫你举证，你举证倒置，我说我1号开的2号停的，为什么，你说没钱，那你就没钱。你不开是你，人家到时候一查病例，你该输白蛋白，你没输。 解说：医生们私下也讨论，术前大量让家属签字的问题，他们大多都不认为有实际作用，但是，眼下的医疗环境让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是让医生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的简洁方式。 史冬梅：我说我做一个导管，我签17张，包括抢救的所有的文件全要签，因为真的抢救的时候你看不到，没有时间跟你谈，你要不要干这儿干那儿，那我就一并全签，你要是真没有抢救也没事儿，但你要有事儿了，我就直接做了，那我现在要听你的意见。就是国外是有这种的，就是术前遗嘱，生前遗嘱什么的，生前的这些东西，但中国是没有的。所以我之前我全要跟你签，签完了以后我再跟你谈。 谢敏：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医生跟病人那种签字，实际上没有法律效应的，人真正，从法律人士一看，一追究起来，你一点用没有。 史冬梅：其实，这个手术风险同意书只是告示，不是合同。不是说我不承担责任的，我是要告知你有风险，但是你必须理解了风险，你再表示我同意。但是该抢救，该出事，我还是得，还是得要积极抢救。 解说：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超过71%的医生认为，医疗纠纷太多，是他们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同时，近73％的医生表示，患者期望值太高，也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史冬梅：有的大夫，病人死了，家属还感谢、送东西，就觉得你是非常尽力的。但有的你花了很大的精力，到最后他还是觉得你是没有尽力，或者是你在骗他的钱，或者怎么样的，还要求你得赔偿，诉讼官司。大夫很委屈，但是人家并不能理解，可能医生在骗他，就是那个在骗钱，怎么怎么的。所以，有时候说你危言耸听，我们经常有，有一个病人交流，交流到最后，他说我们没那么倒霉吧，我当时我们就说不能保证，对你来说就是有和无，那你要到这个程度，病人是能理解的。 解说：9月27日，河南太康县人民医院门口，医生和护士被逼着轮流抱着一名幼儿的尸体，因为这个孩子一天前高烧被送到这里，不治身亡。医生们谈起这样的话题，义愤填膺。 史冬梅：没有医生想让病人死，就往往就是说，你说，不是我们有个段子就是说，所有的人，那个就是说病人哈，所有的人都不一定希望你活，但是医生一定希望你活。没有一个医生会拿你的名誉，去来做这个，做赌注。就是当这个病人要死的时候，就是一看就下不来台了，我不计成本，我不会考虑省钱什么乱七八糟，我一定得把他弄活了。 解说：由于信息不对等，究竟是医生不负责任导致的医疗事故，还是医学本身的限制，导致疾病无法治愈，普通人很难区分。而一部分人又不相信医疗鉴定的公正性，导致纠纷频发。 谢敏：胰腺外科是风险最大，花钱最多，我们叫做吃力不讨好的专业。愈后很不好，很不好，而且医生们如果要去干，要去救他，风险非常大，它跟普通的手术完全就不一样，安全风险值大得要命。 耿江桥：耳鼻喉科的疾病，第一吧，不是说治完就没事儿了，它是反复发作的可能性特别大。尤其有一些手术，像鼻窦炎手术，患者会以为，哎呀，做完了手术了，我这病就应该好了。其实手术只是治疗的一部分，都有可能达不到患者所期待的那样的高值，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么个小病，你都没给我治好，所以他就会抱怨。 同期：这个痛的时候是怎么样？动弹动弹之后，这块就突然肿出来，发烧。哪个地方？这个地方。 解说：来义诊的医生们，都来自大城市的三甲医院，他们经常面对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也面对着最高的医疗风险。在史冬梅看来，没有医生愿意给没把握的病人做手术，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增加自己刀下的死亡率。 同期：好多了。（）很棒很棒，真的很棒。可以吧。非常棒。您的贵姓呢？我姓史。 史冬梅：一个成熟的医生是踩在死亡的，一堆死人身上前进的，这个话是一点都不错的，没有人没死人的，所以这个过程是一点点往上起来的。所以他那个，你说你看了太多的死亡，你可能会，就是淡漠，但是一般来说，我敢说没有一个大夫他会淡漠，因为每一个死亡，都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包括他怎么死、怎么样，他都能说得出来。 解说：史冬梅说，她知道的每一个医生，都能清楚地记得，自己手术刀下，因为特别情况死亡的病人，这些特别的状况，并不是指医疗事故，而是它在现有的医学技术上，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北京朝阳医院儿科的朱宏斌和他的同事们，也经常遇到不理智的家长。 朱宏斌：有的是，真是就是，就是我的孩子最重要，有人就是这种人，就是这种想法，就得安抚，解释。其小的婴幼儿，包括一些进食不好的，脱水的孩子，他本身血管的条件就是不好。不会说所谓叫一针见血。有的家属就是，反正责骂的这个相对更多一些吧，可能。 解说：2014年的调研结果显示，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的医务人员遭受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4%的医务人员未遭遇过暴力事件。医师协会的调查则显示，从2009年到2014年，伤医事件逐年大幅上升。 朱宏斌：我们当时儿科的大夫，毕业的时候是八个男生吧，现在可能干儿科的，可能就有两个，其他的都，都转行了。伤医呀，这些问题呀，医患矛盾的加剧呀，可能现在，可能倒没过去那么，我感觉吧，就没有过去那么受到尊重了。 Part3 解说：佑安医院的郭彩萍，经常向同行们讲防感染的措施和重要性。除了医疗纠纷，不同的专业医生，还面临着极少关注的各种职业风险。 同期：吃药、饮食调整是不变的。 郭彩萍：我比方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那我一定早晨先会看没有传染病的，然后再去看那个消化道的，出来我要洗手换衣服，然后我再去看呼吸道的传染病。你不能进去以后，你就先看那个麻疹，看完麻疹以后，然后你也不换帽子、也不换口罩，然后再去看别人，肯定不行。 赵晓威：乙肝疫苗一般都有，都有打。然后每年，或者两年都得要检测一次，看有没有抗体，没有抗体了就得补打。我们穿衣服都是穿两层，就是这么大热天，就里边一层，外边还得有一层。帽子口罩围的严严的。 解说：肝病科的赵晓威说，由于防护措施做得很好，他们科室没有医生感染乙肝，但是同行们，难免在疏漏中不慎感染乙肝。 而手术医生面临的是另一种身体伤害。 史冬梅：我的防护服是三十斤的防护服，要戴铅脖套，防甲状腺，要戴铅眼镜，防白内障，要有可能还要有的穿更多的，比如说男孩子，要防很多的部位哈，就是这个放射线，给人带来的损伤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个铅衣所这个给你的重量，是增加了你整个脊柱和下肢的重量，所以它这种损伤是非常高的。 解说：史冬梅说，由于要承担手术中极高的心理压力、患者死亡的打击，再加上高负荷的体力工作，心脏介入手术医生已经很少有女性从事。 史冬梅：尤其介入科医生哈，和外科医生，他就是拿自己的健康来给病人，他就跟蜡烛似的，烧烧，烧到你没有健康了，就OK了。我们搞介入的死亡率很高的，肿瘤，肿瘤的死亡率很高的，很多，死了好几个了。 解说：除了每周不能保证的休息日，高负荷的工作，晚上要研究新的文献，周末还经常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否则就很难追赶上日新月异的医学发展。但是，医生们的待遇却普遍不高。 郭彩萍：像我们医生上一个夜班，夜班20块钱，夜班费20块钱，然后我们的传染费，你们都觉得我们是很高危的，一个月40块钱，跟没有是差不多的。我自己算算，我九几年毕业，然后到现在都多少年的时间，那我今天看我的工资一千多块钱，我的奖金七千多块钱，你觉得，你觉得匹配吗。 史冬梅：我说我的学生，毕业以后养不活自己，养不活家庭，就这个工资是养不活，买不了房子，养不了孩子上学，然后他的这个压力，可能就转嫁到药品回扣，因为没有收入嘛。另外一个就是出去做手术，但是他的这种负荷你就想，他又周末要出去，平时在单位做手术，所以这种猝死率是非常高的，加班。但是猝死你看沒有小医院，都是大医院，涉及外科。 解说：根据《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2009年的调研显示，91.9%的医生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报酬不相符，而两年以后，这个数据增长到了95.66%。此行十多名义诊专家中，也大多认为付出与报酬不相符，但这并不是他们最看重的。 吴钢：其实病人的一句感谢胜过一切。这个可能其实在很多的行业当中没法体会的，或者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朱宏斌：我们目前只能自身做的，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业务素质。更多的是，可能想奉献精神吧，也是无奈，既然你选择这个职业嘛。 康哲秀：他们抱怨的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说患者对他们的不理解、不尊重，他们抱怨的更多的是这些。我觉得没有说对自己的收入，然后抱怨说，我付出的那么多，我得到的少。 解说：接受采访的专家们都认为，他们的收入和劳动付出不成正比，地区差异也比较大，精神满足是支撑他们从医的最大动力。而在某些管理体制下，医生给病人开出的治疗费用，超出了既定的医保指标，还需要个人负担这些超额费用。 谢敏：我看开一个胰腺癌，跟人家开一个胃，甚至于开个阑尾，人均数是一样的，这个病人一万六，平均每个病人一万六，手术室出来就会超过两万，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绩效绩效，你创造的效益给你，你造成的损失也给你，就是这个结果。所以我有的时候拿到那个短信都哭笑不得，我们正规那个工资卡上，最少一次一千块钱都不到。 解说：谢敏把超额的费用，称为医生犯的错误，一旦有自己的学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就和他们各承担一半。而院长每年也为这样的超支费用想尽办法。 谢敏：全扣掉了，这样看着，还工作吗？你要生气。我有几次就是在我的部下，这种很激动的状态下，我就跟他说，说你今天不要开刀，你的刀我来帮你开，你回去，你该找哪个部门吵架你去吵去，我来帮你开，这个刀我帮你开。 解说：虽然报酬不高，工作忙碌，体制问题重重，医生们照旧积极参加义诊。像走进大瑶山这样的义诊活动，他们已经坚持了13年。贫困地区的患者更让他们挂念，一个贵州深山里的白内障老妈妈，让姜利斌难过了好几年。 康哲秀：它那个少数民族，是一层是这个猪圈，二层是住人。那么老妈妈眼睛不好嘛，那就只能跟那个，就是猪睡在一起。姜利斌看到这个，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跟我商量，他说我能不能给他做手术。但是因为我们第二天就要返贵阳了，就不能给她做手术。一年以后吧，就是姜利斌还在惦记这个老妈妈，要不我自己出钱，我给她接到北京来，我给他做，我就去联系，这个老妈妈已经去世了。所以姜利斌就为这件事就老后悔，他说我那个时候，我还不如下定决心就给她，给她从那个地方给带回来了。 解说：根据《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对近万名执业医师的调查，一半以上的医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从医。2011年，这个数据超过78%。 我们对每一位接受采访的医生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的孩子还学医吗？我们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 姜楠：在信息不对称的专业领域，医生和患者根本上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连医生们自己也无法达成一致。有的医生认为，治疗方案应该自己做主，因为患者根本不懂。也有的医生认为，应该把不同方案告知患者，让他自己选择，并为此负责。除了提供专业的技术，一名医生在很多情况下，要和患者一起面临选择，甚至是生死。而在同行的交流中，除了专业知识，他们也会彼此提醒和交流，如何做好保护自己的工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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