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之物，原本不过是一种自然天成的矿物，可是在经过了古中国人近万年崇拜的积淀之后，在经过了中国文化的反复打磨雕琢之后，它早已不是矿物概念了，它被赋予的象征品质，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非常厚重深邃，也显得有些神秘莫测。 许多的玉饰件雕刻，少不了取材于鸟，当然不会是一般的鸟，人们认为这样的玉鸟具有神性。为着体现神性，玉器雕刻并不以纯粹的写真为追求目标，古人要通过变形夸张的艺术造型，表达自己的景仰与虔诚。考古发现许多这类玉饰，可能一看就能认出它是动物类题材，但要确认是什么动物却很难。 正是因为时光久远，因为历史迷雾的遮掩，当一件件古玉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纵使它们依然是那样晶莹剔透，可偶尔也会隐没本来的面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例如有两件小玉牌饰，2002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2号墓葬，对它们的认知就让研究者很费心思。两件玉牌饰大小及形状相同，器体很小，可以握在掌中，高3.5厘米，宽6.4厘米，厚0.3厘米。由于玉饰造型乍一看细一看都像是动物的头面，有大大的双目和外侈的双耳，所以有人说它是虎面，又有人说它像牛首，发掘者和不少研究者都称之为兽面玉饰。或者径直说它就是塑造的一个神面，推测它表现的可能是传说时代的蚩尤之像。 
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玉牌饰
果真是蚩尤之像，那这个发现可就太重要了。传说蚩尤本为炎帝臣属，炎帝被黄帝打败以后，蚩尤率八十一兄弟举兵与黄帝争天下，最后在涿鹿激战。这一战杀得天昏地暗，结果蚩尤被有天兵助阵的黄帝斩杀。后来黄帝尊蚩尤为“兵主”，把蚩尤的形象画在军旗上，以此励兵作战，诸侯见蚩尤像唬得不战而降。 看那陶寺出土玉牌饰，虽是个很小的物件，感觉可真有些狰狞的气势，难怪有人说它就是蚩尤像了。 这类玉牌饰先前在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遗址有过几次发现，造型比较一致，大小也相差不多，所以一些研究者认定陶寺玉牌饰是来自南方的作品，原本属于石家河文化。 在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和钟祥六合遗址，都出土过相似的玉牌饰。六合遗址的玉兽面出自一座瓮棺，肖家屋脊遗址的一件也出自瓮棺，这两件玉牌饰基本相同，也极像一个兽面形象，与陶寺所出相近但不及陶寺的精致。这些玉牌饰的年代都应当在距今4000年前，是史前末期的代表性玉器作品。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和钟祥六合 出土玉牌饰
山西陶寺玉牌饰发现后，研究者将观察的目光转向南方江汉平原一带，两地的发现有太多的相似性，让人不得不将它们联系对比一番。 那也是在2002年，与陶寺22号墓的发掘时间巧合，在湖北枣阳吴店镇的九连墩的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装饰玉器，也有不少造型优雅的牌饰，其中2号墓中出土的一件玉牌饰引人关注，这是两只相向而立的对鸟造型，让人诧异的是，这对鸟侈出的冠尖、起翘的尾羽和弯弓的脚趾构成的外轮廓，竟然与陶寺玉牌饰相同。它的尺度高2.8厘米，宽5厘米，厚0.55厘米，较之陶寺玉牌饰只约略小一点。 
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玉牌饰
如果将这两件玉牌饰的图像叠加在一起，它们外形的主体部分竟然完全吻合，这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它们表现的是相同的主题，是双鸟面对面的“对鸟”主题。 
九连墩玉牌饰细部雕刻非常明确，对鸟的造型也毫无疑问。两地玉牌饰的区别只在九连墩玉牌饰的双鸟雕刻更细致，而陶寺玉牌饰只是轮廓保持着对鸟的姿态，细部没有明确刻画，甚至鸟头都没有明确表现出来。陶寺玉牌饰原来被认作是兽面双角的部分，竟是双鸟的尾羽；而那兽面的所谓双眼，只不过是双鸟弯曲的腿与身子间构成的空隙而已！ 有了九连墩玉牌饰的对鸟造型作比对，忽然觉得陶寺玉牌饰的兽面形象很快烟消云散，原来我们都犯了一个错误，错将鸟儿认作兽面了。 
九连墩2号墓中的这件玉牌饰，显然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史前时代，并不是石家河人的作品。因为和这玉牌饰一起出土的其他大量玉饰，其造型、工艺和玉料的质色，风格是完全相同的，都无疑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中有1号墓出土的一件双凤龙座牌饰，在双体龙上对立而蹲的双鸟，造型与2号墓玉牌饰相同，大小相若，玉质也是乳白色，表明它们确为同时代的作品无疑。 
湖北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玉牌饰
这样看来，陶寺玉牌饰刻画的并不是威风凛凛的蚩尤战神，而是一对可爱的合体玉鸟，这是“对鸟”！ 古代这样的对鸟玉饰发现不少，为何要这样表现呢，它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战国时代的对鸟玉佩传承自史前时代，这中间经历了近2000年的时光仍然保留着原有的艺术精髓，让我们看到了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 陶寺玉牌饰刻画的是双鸟而非兽面这样的认识，让我们萌发出了考察古代“对鸟”艺术的冲动。初步考索结果表明，“对鸟”这样一种艺术主题和艺术构图，应当出现在陶寺文化之前，经过了三代汉唐的传承，其艺术表现方式与内在的文化因子，一直影响着古代人的艺术生活，也影响到了现代人的艺术生活。 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在陶器、象牙和木构件上已经见到标准的对鸟构图装饰。有时在双鸟之间还绘有放光的太阳图像，表明这鸟形与太阳崇拜有关，也许它就是神话中的阳鸟形象。阳鸟图像在中原地区的彩陶上也能见到，不过一般并不以对鸟的构图出现。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牙雕
在龙山文化的一些玉神面雕件上，也发现一些与陶寺玉鸟相似的冠形图像，这让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出，这样的对鸟艺术构图可能常常出现在当时头面人物的冠饰上。如在山东日照两城镇发现的玉圭，它的正背面都刻有精致的神面像，神面戴高冠，冠顶突起呈尖状形，左右歧出的冠沿向上卷起，外形轮廓恰似陶寺所见的对鸟形象。 
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玉圭
这是一种鸟冠，以对鸟作为冠饰，这在史前已经比较流行。 不仅史前文化中发现了这样一些对鸟形高冠玉神兽面，类似玉件在三代遗址中也有发现。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玉器往往被归入新石器时代，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们都是三代之前的制品，其实倒也未必。另外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些典型的玉兽面与人面的传世品，也有的被当作新石器时代的制品，有的被划定在商周时期。这样的兽面都装饰有一个对鸟形的冠，可能具有相同的喻意。 在这样的玉兽面中，最值得关注的是2006年在山西曲沃羊舌村晋侯l号墓出土的一件，玉兽面扁平形，正面阳刻狰狞兽面，上下均有一对獠牙龇出。兽面头顶另雕有高冠，冠顶呈左右出翘，冠式与陶寺和石家河文化所见玉牌饰非常相似。虽然这冠式也只是一个轮廓，并无细部雕琢，但它明显也是对鸟的造型。这个发现为我们完全解释了过去所见类似玉佩的谜底，它原来表现的就是一个冠式，是一个对鸟式的冠形。 
山西曲沃羊舌村出土玉神面
这样的鸟冠玉人面和兽面，一些兽面都琢有獠牙，应当是半人半兽的神面。在石家河和后石家河文化中，发现了若干这类玉神面，表明这种鸟冠神面出现很早，制作小巧精致，表现出当时已经掌握了很高的玉作技术。
湖北天门石家河出土玉神面
在先秦的其他艺术品中，对鸟的主题也经常被采用。商周青铜器上与饕餮纹同见的就有对鸟图像，以长尾凤鸟为主。
商周青铜器上饕餮纹与对鸟纹
对鸟不仅出现在冠饰上，在商代铜鼓上，也见到对鸟装饰。也许是铸造技术的关系，铜器上的相向而立的对鸟，彼此距离稍远，并不似玉牌饰那样头顶着头、喙接着喙。
日本泉屋博物馆藏青铜鼓
在南方地区见到的一些战国时代的漆器上，对鸟也是常见的题材，楚国最有特色的虎座鸟架鼓和漆木座屏，都是对鸟艺术的杰作。
湖北江陵楚墓出土虎座鸟架鼓
湖北江陵楚墓出土漆屏风局部纹饰
鸟形之冠，后来也有用单只鸟立冠顶为装饰，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石家河文化风格玉神像，头顶就琢有一只站立的鸟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玉神面
在时代晚些的考古发掘中也见到类似例子，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的战国时期匈奴墓地出土的这件鹰顶金冠饰，冠顶高高在上的是一只展翅的鹰。匈奴王冠上配饰飞鹰，自然是一种威猛的象征。
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鹰顶金冠饰
如果这匈奴王冠上立着的是凤而不是鹰，我们或许会称它作凤冠，而且会以为它与勇武无关。考古也确实发现有这样的凤鸟之冠，有凤鸟形装饰的冠，也会为勇士所用，不要以为凤冠就是贵妇的专利。 唐代就有一种凤冠为天王之冠，它是武士的装备，或者我们要称之为兜鍪，以凤鸟为饰，是凤鍪。唐代墓葬中出土有三彩天王俑，天王俑头顶以一只展翅欲飞凤鸟为饰。唐三彩天王俑形象按照传说中的护法天神塑造，威威赫赫的天王，却要借助头顶立着的一只凤鸟壮胆，这类天王俑最早出现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以凤为饰，未必与女皇的影响没有关系。
唐墓出土三彩天王俑
五代时这类天王的装束又有了变化，他们的头顶出现了更大的龙或凤。如河北曲阳灵山镇西燕川王处直墓的一对武士石雕彩绘像，武士怒目圆睁，身着金黄胄绿甲红袍。更引人注目的是头上傲立着一只凤鸟或一尊苍龙。有研究者说这是守墓的一对门神，借龙凤之威，与唐代的护法天王也许是同样职掌。
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石雕彩绘像
华丽的凤冠实物也有出土，最著名的就是北京明神宗定陵四凤冠。凤冠因以凤凰装饰而得名，只有皇后或公主才配用它，一般只在庆典如婚礼上派上用场。 凤冠其实并不只是以凤为饰，定陵四顶凤冠有“十二龙九凤冠”、“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和“三龙二凤冠”，龙总是只多不少，说是凤冠，还是没有夺了龙的威仪。一顶六龙三凤冠，冠顶两侧是口衔长串珠滴的龙形，正面有三只展翅凤凰。一品至七品命妇虽然也有凤冠，可冠上既无凤也无龙，却是绣有数量不同的雉，那就是野鸡。
北京定陵出土凤冠
史前以鸟为神像之冠，是一种神圣的象征。后来鸟冠的这种神圣性消失，在凡世又凸显出威武和高贵的气象。
由神界到凡间，会飞的大鸟们都是人类内心的向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