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研究的困境和出路

　　关键词：元代文学　元代文学研究　元曲　元代诗文
　　
　　从20世纪初到今天这百年来，元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其中最突出、最值得称道的，是元曲研究的辉煌。元杂剧研究在20世纪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的奇迹，几百年来，杂剧一直被视为“无学不识者流”的“淫亵之词”，从世纪初王国维、吴梅诸大家开创戏曲学研究，仅仅三四十年，戏曲学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为人们所接受，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各为一代代表性之文学。于是，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大大改变了。但刚刚进入21世纪，元代文学研究的辉煌就难以为继。当我们在检视元代文学研究的状况时吃惊地发现，元代文学研究已经走人困境。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元代文学研究走出困境的出路。
　　
　　一、元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和当前的困境
　　
　　为了认识过去15年元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和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我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卷1990年到2004年转载和索引目录的元代文学研究论文作了一下统计，结果如下：
　　
　　
　　统计显示，进入90年代，元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好的走向：1990年以前，元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元杂剧研究的一枝独秀。经过80年代中期以来几年的努力，研究者的关注面逐步扩大，元曲以外的各体文学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中特别是诗文研究的论文数量已经有了明显提升，并且在进入90年代以后的几年中迅速增长。但杂剧研究一尊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这种状况的真正改变，元代各体文学都受到关注，则到90年代中期，此时，诗、文、词、散曲的研究，都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发表，小说、文论、曲论、辞赋等，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发表。杂剧研究的论文数量依然居于各体文学研究论文之首，但从被转载的情况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增长势头最猛的是诗文，散曲研究也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势头。
　　统计数字警示我们：元代文学研究面临着严重困境。尽管论文发表的篇数急剧增加，但被转载的篇数却急剧下降：从索引的文章数看，近年每年发表文章的数量，差不多是90年代初的1．5到2倍，但被转载的篇数却仅仅是90年代初的1／5到1／4，尽管其中也有古近代文学专题压缩页码的因素，但其影响绝对不至于如此之大。我们不得不承认，元代文学整体研究水平在下降，因而它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下降。从表二显示数字看，杂剧和散曲研究论文依然是大宗。但表一相同位置的数字说明，这些论文的水平是不高的。也就是说，上述两表的相关数字说明，元杂剧和元散曲的研究，近些年发表文章的数量与十几年前大致相当，而被转载的文章却逐渐减少以至于接近于零，学术含量下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来从事元曲研究的学者大多数已经转向，论文作者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很多是不了解学术研究状况也没有研究经历的人，为评职称或因其他需要根据个人的感觉和兴趣写了一些文章，选题陈旧，低水平重复，很多是十多年前的话题又拿来说，欣赏类和人物形象分析、情节分析之类的题目还占有相当数量。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转换一下视角，考察一下戏曲研究者对元曲的关注程度。这里通过专业学术会议的论文情况来认识这一问题。散曲研究会近三次年会都确定了明确的主题，而三次年会的主题都已离开了元散曲研究，已经不需要再做具体分析。我们把2005年4月在开封召开的“中国古代戏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情况做一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元杂剧研究已基本上被戏曲研究者搁置了。
　　会议所印发的论文提要共介绍论文80篇。我们根据论文作者所在单位，将这些论文分为三类：A类：有古代文学博士点的高校和研究机关作者所写论文；B类：其他大学和地方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作者所写论文；C．新升本高校和专科高校教师、在读硕士研究生所写论文(表中数字为相应类别论文篇数)。
　　
　　注：三类论文中，元杂剧研究之其他视角研究论文分布如下。这也说明着某些问题。
　　1．A类，一篇杂剧与元代少数民族文学之比较研究，一篇戏曲批评与戏曲文献研究，一篇表演研究。
　　2．B类，一篇为思想史角度研究，两篇地域文化角度研究，一篇戏曲文献研究，一篇戏剧文化与古今关系研究。
　　3．C类，一篇与唐诗比较研究，两篇地域文化角度研究，四篇民俗学角度研究，一篇戏曲音乐研究，一篇研究史论文，一篇传播学角度研究，一篇人类学角度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一批研究元杂剧有成就的学者，有相当多的人感到元杂剧研究的空间已经不够广阔，因而调整了研究方向。元散曲的研究也有着同样的势态，很多散曲研究者近年来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明清散曲或曲论研究。因而，元散曲研究的总体水平也取下降之势。究其原因，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是，这两种文学样式留存作品数量有限，因而限制了它的研究空间。杂剧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200来种，散曲虽有4000多首，但并非每首都有研究价值。
　　目前元代文学面临的困境，其表现形式是，研究队伍的萎缩和研究水平的下降。从研究界内部的情况看，一方面，杂剧、散曲这些旧的研究领域，因其文献留存数量有限因而研究空间也有限，在经过上世纪的大热之后逐渐趋冷，人们已经感到这里没有多少话可说，而诗文词等的研究领域尚未真正开拓出来。一方面，原有的杂剧和散曲的研究队伍，已经离开了元曲研究而转移了战场，而元代诗文词等的研究队伍尚未形成。于是，近几年来，元代文学的研究沉寂了下来，走入了困境。
　　
　　二、元代传统文学样式研究：需要开发且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
　　
　　在当前元代文学研究的形势面前，自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戏曲学成为显学而又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之后，这一研究在事实上暂时被悬置的今天，元代文学是否就应该走向沉寂。如果不选择沉寂，则应如何。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观念，曾经给元代文学研究注入生机，使元曲学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显学，从而改变了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这一观念也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长时期里，人们把元曲作为元代代表性的文学形式，甚至视为唯一有价值的文学形式。元曲以外各体文学事实上被文学史研究者忽视了。表一中1990年的论文分布情况仍能看出这种倾向。

　　这种忽视当然是不应该的。为了说明这种忽视的严重程度，我们把20世纪代表性文学史著中元代各体文学在元代部分所占篇幅做一对比。各体文学在文学史家心目中的地位，直观地从其在文学史著(特别是作为高校教材的文学史著)中所占比例中反映出来。按照这一认识，我们选取20世纪8种代表性的文学史著，将其中元代各体文学所占的比重排列如下(1932年出版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简称郑著；1943年完成1949年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简称刘著；196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简称科学院本；1964年出版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简称五教授本；1989年出版的吴组缃、沈天佑《宋元文学史稿》，简称吴著；1996年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简称复旦本；1998年出版的郭豫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称郭著；1999年出版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简称高教本)：
　　
　　统计显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著作中，如郑著，元代各体文学所占比重是较为均衡的，元曲差不多就等于元代文学的概念显然是由刘著时代确立的，但刘著依然是将散曲和杂剧放在几乎同等重要的位置。五六十年代，散曲因其思想性不强而不受重视，于是从此时到80年代的文学史，便成了杂剧的一体独尊。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著类文学史中(如1991年出版的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2001年出版的李修生、查洪德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已经改变，但在作为教材进入高校课堂的文学史著中，至今如故。
　　但元代文学文献的留存却与此形成强烈反差：元代诗文别集，现存的应有450种以上，已佚的不少于425种，元文作者不少于3千人，元诗作者近5千人，现存元文总数应有3万篇，诗13万首。与此相较，元杂剧作家有姓名可考的约200人，有作品流传的约40多人，可考知剧目的杂剧作品约600本，流传下来的约200本。散曲作家，有姓名可考的200多人，作品有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按《全元散曲》统计)。诗文文献从作者数量到作品数量，都是杂剧无法比拟的。还有数量和水平都相当可观的元词。从文献留存数量上说，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重视元代传统文学样式的研究，元代诗文词及文学批评等，都是很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
　　当然，我们不能只用数量说话。元代诗文的创作水平，横向比较不及杂剧和散曲，纵向与前代比较，不及唐宋诗文，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些参照，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在如此大量的元代诗文中，并不乏优秀之作，只是我们过去关注不够，因而并不真正了解而已。清代王士祯有诗云：“铁压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精华录》卷五《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十六)他所谓“宋元”者，乃偏指元，因为他所举“铁”(杨维桢)和“渊颖”(吴莱)都是元代诗人。“几人眼见”云者，是说不能用闭目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方式，去判定眼前的东西没有看的价值。我们今天更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做宏观观照，元代诗文有其不可替代亦不可小视的价值。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文风在元代形成，使得元代诗文具有了独特的风貌和独特的价值。

　　我们的前辈学者在对元代文学的认识上，确实存在一些偏失。仅从文献角度说，起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将元代文学文献划归其他朝代，二是在未作深入发掘整理的情况下做出论断。
　　前者可举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和《全金元词》的例子。唐先生如何处理宋元易代之际作者归属问题的呢?我们看他的《全宋词凡例》第三条：
　　断代之文学总集，作者处易代之际，属上属下，论定为难。但必有一定尺度以一之。……凡宋亡时年满二十岁者，均以为宋人；仅入元仕为高官如赵孟，顷等者除外。无确切年代可考者，如《乐府补题》中作者，元凤林书院辑本《草堂诗馀》中多数作者，亦姑仍旧说以为宋人。
　　年满20岁者便归旧朝，显然欠妥。而《草堂诗馀》(即《名儒草堂诗馀》，或称《元草堂诗馀》)中的作者，我们已经清楚，基本上是元人。于是大量元代词人被认定为宋代词人，他们的词作收入《全宋词》而不入《全金元词》(陶然《金元词通论》第一章专论断限，与以往断限不够客观有关)。后者可举曾永义先生关于元代词学批评的论断。他在《元代文学批评史资料汇编》的《绪论》里有这样的疑问：
　　词在宋代既已发展完成，作家辈出，佳制如林；按理应为元人批评的重要对象，可是涉及者却寥寥可数。不知是否词和曲一样，这时都还没有取得文学地位的缘故。([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出版)
　　事实上，元人的词学论著是相当丰富的，只是我们今天的学者没有去发掘整理，甚至是视而不见而已。不说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等词学名著，今人施蛰存、陈如江辑录《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搜集散见于宋元各种笔记、诗话、野史、琐谈等著作中的词评、词论、词本事和词坛琐事，其中宋元之际、金元之际和元代著作竟达40多种。在这样大量的材料面前，曾永义先生的结论是应该修正的。前辈学者关于元代诗文、元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等，都需要重新思考。也就是说，今天的学者应该不为前辈学者成说左右，重估元代诗、文、词、文学批评等的价值。
　　以诗文为代表的元代传统文学样式，是一个既有研究价值而又缺乏研究的领域。它有着很大的研究潜力，因而也有很好的研究前景。
　　
　　三、元代文学研究的出路和希望：全面展开诗文研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经过一些学者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全面展开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研究的条件已基本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民族观和文学史观的转变，为客观评价元代诗文等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条件。清末至20世纪前期，影响元代诗文研究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民族情绪的影响，由于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少学者对元代文化(包括文学)有一种自然的排斥和否定心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民族情绪和民族心理逐渐淡化，特别是大中华民族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渐渐地用较为客观的眼光看待元代的诗文等。同时，人们评判文学价值的标准，也逐渐从政治的、伦理的(20世纪中期则主要以人民性、阶级性，元代文学还要看是否反映民族压迫和民族反抗为评判文学价值的标准)，回归到文学本位。这也为认识元代诗文的价值提供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界倡导加强文学史薄弱环节的研究，也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一向被忽视的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研究。研究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的条件已经历史性地形成了。
　　基础性研究也取得了相当成绩，学术界对元代诗文研究的关注度也在提高。
　　其次，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元代的诗文基本文献的整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举其最著者，如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的《全元文》全部60册已经出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的《元诗全编》项目已经基本完成，不久也将面世。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出版于1979年，目前有学者在重编。曾永义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批评史资料汇编》，1978年出版于台北。清人所编《元诗选》初二三集、《元诗选癸集》、《元诗选补遗》陆续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大量的元人诗文别集整理出版或影印出版，一些有影响的元代诗文总集(如《元文类》等)和元人文集丛刊(如《元人十种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等)影印出版，还有大量含有元人文集的总集或丛刊出版。如果说上世纪后期元代诗文文献尚不易得的话，现在的状况已经大为改观，元代诗文的重要文献现在都已能见到。
　　再次，时至今日，大部分的元代诗文词作者都已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为进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清人论元诗者颇多，前辈学者钱基博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元代)文学史》中论到的元代诗文作家有35人(该书论到的北宋诗文家42人，南宋38人。该书不谈戏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论到元代诗文家最多的，只是其后无人继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介绍元代诗人22人，词人10人(有3人与诗人重)，散文家7人，合36人，介绍散曲家17人，杂剧作家24人，合41人。诗文词家之和与曲家之和，数字很接近。这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具有导向意义的。但这一导向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9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介绍元代诗文别集214种，超过《四库全书》所收171种和存目36种之和。这是一个大的突破。同年出版的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论到的元代诗文作家已达50人，并且在全书27章中，诗文占据7章，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元代文学史的新格局。2002年出版的查洪德、李军著《元代文学文献学》，已明确将诗文文献作为元代文学文献的第一大宗。即将完成出版的傅璇琮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收元代诗文别集171种(与《四库全书》选目不同)。至此，可以说，元代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已基本上收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又次，元代诗文词辞赋文论等研究，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尽管这一基础还显得薄弱。1991年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出版，以此为标志，元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打破元曲一枝独秀、一体独尊局面而进入对各体文学全面研究的阶段。十几年来，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各体文学研究著作，如黄兆汉《金元词史》(1992，台北学生书局)，张晶著《辽金元诗歌史论》(1995，吉林教育)，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宋金元文学批评史》(1996，上海古籍)，杨镰著《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1998，新疆人民)，赵维江著《金元词论稿》(2000，中国社科)，李修生、查洪德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2001，北京出版社)，陶然著《金元词通论》(2001，上海古籍)，查洪德、李军著《元代文学文献学》(2002，中国社科)，丁放著《金元词学研究》(2002，中国社科)，杨镰著《元诗史》(2003，人民文学)，康金声、李丹著《金元辞赋论略》(2004，学苑出版社)，查洪德著《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2005，中华书局)。其他研究著作还不少。尚有一些研究元代诗文的博士论文待出版。在此基础上，元代诗文词赋文学批评等的研究有望深入下去并取得可喜进展。这些研究也已经和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当然，元代诗文文论等的研究水平亟需提高，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对元代文学研究走出困境，迎来新的繁荣抱有充分的信心。
　　
　　[责任编辑：刘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