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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对大约百年前出土于辽圣宗庆陵中的纯金钱币，正面分别刻有一双天鹅和一对老虎，背分别镌刻《诗经·小雅·天保》的两句诗句。双天鹅钱背围绕穿孔环形阴刻《天保》诗第一章第一句“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双虎钱背在穿左右分别阴刻《天保》诗第六章第一句“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天保定尔，亦孔之固”金钱，径57.27毫米，穿7.84毫米，厚3.02毫米，重85.3克。“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金钱，径57.93毫米，穿8.04毫米，厚2.93毫米，重80.6克。 因其形制、工艺、风格，与“承天太后赐与军节度使耶律奴瓜”金钱相同，故知其亦为辽圣宗时期所制作的庆典祈祝钱。其图案钱文所反映的史实也证明其钱确实铸于圣宗朝。如钱上所反映的“捕天鹅”，“射猛虎”之情景，正是圣宗朝甫定四时捺钵地点春、秋捺钵的重要内容。这也正是为二钱断代的重要依据。 契丹人喜爱天鹅，春捺钵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捕抓天鹅。据《辽史·营卫志》载春捺钵情景：“鸭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槌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网钩，春尽乃还。” 为搜求捕天鹅的“海东青”契丹朝廷派了大量的银牌使者往女真居住区“市海东青”，到了那里后，这些银牌使者都照例要办一件事，那就是要找女真的黄花闺女陪他们睡觉，这种事居然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宋人洪皓《松漠纪闻》：“大辽盛时，银牌天使至女真，每岁必欲荐枕者。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适女侍之。”女真贵族先是让中下户人家的女孩陪侍他们。但这些使者并不满足，他们有恃无恐，后来竟发展到只要是被看上眼的女子，就非得让她们“陪寝”不可，哪管她们有没有丈夫和门第的高低。既然到女真“出差”有这等的妙事，来的使者自然也就越来越卜向披靡，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铁骊等都应声而附，“四方来降者众”辽朝廷很快就呼啦啦如大厦倾颓，一个朝代便灭亡了。 春天捕天鹅，秋天猎虎鹿。契丹统治者把游猎当日子过，自己给自己脖子套上了绞索。《辽史·营卫志》对猎虎鹿也有详细的记载：“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好鸣，即集而射之。谓之'舐碱鹿’、又名'呼鹿’”。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钱上镌刻“天鹅”、“猛虎”并非仅作为装饰图案，而是形象地记录辽代重要的政治活动“四时捺钵制度”的“春捺钵”、“秋捺钵”。实际上是变相地肯定契丹这种独特的“四时捺钵”的“行朝制变”。因为辽皇帝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处理和决定辽朝军政大事的“夏捺钵”、“冬捺钵”，难于用其它事物替代，所以只用“捕鹅”、“射虎”代指全部“四时捺钵制度”。 寓深厚的政治内涵于轻松活泼的动物形象之中，让人不能不佩服设计者的独具匠心。细细赏观两钱图案，无论“双鹅”或“双虎”，在构图上，形象设计上，刀法的运用上，都是那样地精心，细致，都是那样地举重若轻，匠心独运。你看那天鹅羽毛的毛绒感，天鹅眼神的惊惧感，是那样地传神，让观者仿佛看得见“春捺钵”“捕鹅”时天鹅被海东青迫逐乱飞的场面。 如果说天鹅塑造是写实，那双虎形象的展示就是写意了。它运用近似剪纸的技法，寥寥数刀就把虎啸山林的形象勾勒得呼之欲出，使人立即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似乎虎啸就在耳边响起。对比粗犷的身形虎头的描绘，虎毛虎爪的的细微刀法的运用，可说是精致万分一丝不苟。再比如两图中祥云的装饰，一疏一密，既形象地再现了“捕鹅”和“射虎”不同的空间场景，也真实反映了“天鹅”或“猛虎”的不同气势和在画中所处的位置。粗犷而不粗糙，细腻而不细碎，神似不忘形似，形神相辅相成，这就是两钱图画达到的艺术境界。背文楷书诗句的书法，尽得唐人笔意，有颜、褚之风。字字雍容和豫，从心所欲而不逾距。风神萧散，笔意纵横，玉润珠圆。亦是辽代书法巅峰之作。 两钱上的两句诗取自《诗·小雅·天保》，是一首为君王祝愿和祈福的诗。《毛诗序》云：“《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更具体一些，“此诗乃是召公致政于宣王之时祝贺宣王亲政的诗”(详赵逵夫《论西周末年杰出诗人召伯虎》，见《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圣宗朝的宰辅们为什么选了这样一首诗为皇帝祈福？没别的，就是因为辽圣宗有着和周宣王一样的亲政的经历。圣宗之父景宗去世时，圣宗才十二岁，国政只能由母亲承天皇太后临朝称制代管。这一代管，一管就是二十四年。统和24年（1006年），母亲将国政交付给圣宗，可是习惯于在母亲光环下生活的圣宗，小心翼翼事事禀告没有一丝亲政的味道，母后在更不便举行归政大典。统和27年（1009年），承天太后去世，孝子要为亡母守孝三年，守孝期间，自然更不能举行亲政大典。统和30年（1012年），守孝期满，亲政大典伴随着年号更为“开泰”才拉开了帷幕。 丕极泰来，好日子开始之时，宰辅们恐怕再也想不出有比《天保》之诗更能表现亲政背景，更能恰如其份表达臣下与皇帝心情的祝愿和祈福话语。 《天保》一诗共六章，分别说宣王受天命即位，地位稳固长久。祝愿王即位后，上天将竭尽所能保佑王室，使王一切顺遂，赐给王众多的福分。祝愿王即位后，天要保佑国家百业兴旺。连用五个“如”字，极申上天对王的佑护与偏爱。祝愿周之先公先王保佑新王，带来国泰民安、天下归心的兴国之运。最后以四“如”字祝颂之，说王将长寿，国将强盛。全诗处处都渗透着对年轻君王的热情鼓励和殷殷期望，以及隐藏着的深沉的爱心。 在表现方法上，作者恰 如其分地使用了一些贴切新奇的比喻，“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及“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等，既使得作者对新王的深切期望与美好祝愿 得到了细致入微的体现，也使得全诗在语言风格上产生了融热情奔放于深刻含蓄之中的独特效果。 钱文虽仅选用了《天保》第一章第一句“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和最后一章第一句“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但所表达的却是全诗的全部情感与全诗的所有祝愿。这种以局部代全局的笔法是契丹大臣高超文化修养的体现，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 至此，可以断定这两枚契丹《天保》诗句钱，是辽圣宗开泰元年（统和30年，1012年）十一月甲午朔，于中京举行亲政大典时，宰辅大臣们敬献给圣宗皇帝的特制祝愿与祈福钱。这些宰辅大臣应为当时的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南院枢密使邢抱质，南府宰相萧高八等人，其中的南院枢密使邢抱质是汉人，应是汉文《天保》诗句钱的始作俑者，钱上的文字亦应出自其手。 这两枚契丹《天保》诗句钱，是辽圣宗朝历史的见证，其所反应的许多历史事件，如圣宗亲政时间，圣宗守孝，亲政大典的召开，为什么直到统和三十年才改元“开泰”？“开泰”年号的真正含义，四时捺钵地点和制度的固定等等，都可补《辽史》。这两枚契丹《天保》诗句钱，也是中国钱币文化的顶峰之作，是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典范，是政治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更是寓钱币以政治，驭钱币为政治服务的完美结合的典范。 这两枚契丹《天保》诗句钱，是继契丹文汉文“面四神背赐与军节度使耶律奴瓜”金质对钱后，在辽故地发现的又一重大历史事件题材的汉文金质对钱，也是中国钱币史上艺术水平最高的钱币之一。它的面世再一次证明契丹钱币文化是中国钱币文化中最光辉灿烂的奇葩，是引领中国钱币走向辉煌的领头羊、主力军！ 裴元博2010-4-13于京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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