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牌是契丹人对中囯钱币的又一大贡献，它的第一枚作品是始发于公元907年，即天朝元年、契丹元年、也即是大朝元年、大辽元年、太祖元年；配合国家行用钱“千秋万岁”而铸行的契丹大字面值五十文的钱牌。它比南宋末年（1265-1279年）宋各地方发行的钱牌早了350多年。契丹大字面值五十文的钱牌，是试用性质钱牌。因为钱文用契丹大字虽彰显了民族自豪感，但对境内90％以上文盲的百姓而言，辨认起来困难实在不小，而面额五十文对牧区贸易和游牧民族特有的集团式采购来说，亦未能起到真正主币的作用。 契丹第二种“钱牌”，是“'开丹’'万贴抚宝’”钱牌。它是从“丹贴巡宝”系列钱中的“巡贴直万”钱演变而来。是在“诸弟叛乱”后，为安抚受叛乱影响生活陷入困境的各重灾区军民，配合二次铸的“丹贴巡宝”钱投放使用而设立的贴字钱牌，它的作用与“贴字钱”相同。兑现时可能是钱币，也可能是物资、粮食、布帛、牲畜。总之视当地急需所定。发放办法为当面赏赐，可算是一种特殊钱牌。 第三种为汉文“五京”系列钱牌。它们分别是：“'天显通宝’--上京伯文”钱牌，应铸于天显十三年（938年）十一月，因此时皇都才改为上京，此钱牌可以证明。“'天禄通宝’—南京伯文”钱牌，应铸于天禄元年（947年）九月丁卯，因此时才改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保宁通宝’—东京伯文”钱牌，应铸于保宁元年（969年）二月。“'统和元宝’--中京伯文”钱牌，应铸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十月，辽圣宗在奚王牙帐建立新都,号中京大定府之时。“'重熙通宝’--西京伯文”钱牌，应铸于重熙十三年(1044)十一月，辽兴宗升大同军（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之时。 汉文“五京”系列钱牌的铸造，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标志自天显十三年（938年）十一月，汉文和契丹大字一样，成为契丹境内另一种官方正式文字“国字”。汉文被镌刻在行用钱主币上显示了汉文地位的提升，亦反映了契丹文钱币在流通行用领域的阻滯困难。其次，“百文”面额的确定，为行用钱主币明确了等级标准。而“百文”这个主币起始等级，是根据贸易实践与金银铜同模三铸的现实而确定的，是当时最科学最切合实际的选择。汉文“五京”系列钱牌行用了近二百年，其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在“五京”系列钱牌行用期间，契丹还发行了几种钱牌，说明契丹人为解决和防止行用钱主辅币“钱荒”，是动足了脑筋，费尽了心机的。如购盐钱牌“会同通宝——上京盐十六两盐”牌，即是用官方专卖的人畜每天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盐，来促进货币流通的一种措施。“会同通宝——上京盐十六两盐”牌，与上京百文形制重量相同，说明它们是同值钱牌。这种类似“盐引”的购盐牌，比宋的“盐引”早发行了80余年。“会同通宝——上京盐十六两盐”牌，是最小单位一斤重盐牌，据推测还应有五斤、十斤、五十斤、一百斤等单位重的盐牌。 除了主币百文钱牌，契丹还铸有辅币钱牌。收藏家柳贵田收藏的，《“大辽中京府背准壹（笔者注：应为“贰”）拾文省”银钱牌》；证实了这一点。除贰拾文外，相信还应有壹拾文、叁拾文、伍拾文，等级的钱牌，银钱牌之外，还应有金、铜钱牌。除中京铸有辅币钱牌外，契丹其它各京也应铸有类似辅币钱牌。钱牌上“省”字的出现，证明契丹钱币也实行“省陌”制度。南宋末年的铜铅钱牌应是摹仿契丹辅币钱牌铸造，时间已晚了二百多年。 铸行金银主币钱牌，创制“贴”字牌、盐牌，“省陌”辅币牌，都应是为解决“钱荒”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当时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以至数十年后的辽代末期天庆年间，天祚帝还幻想利用发行大额（伍佰文）金银铜主币钱牌，来挽救业已崩溃的经济。可惜为时过晚任是灵丹妙药也无力回天。大辽乾统元宝上京伍伯文金银铜钱牌，竟成了见证大辽灭亡的招魂幡。 1、契丹大字天朝万岁契丹国五十文铜钱牌； 2、契丹大字天朝万岁契丹国五十文红铜钱牌； 3、银鎏金开丹万贴抚宝钱牌； 4、铜鎏金开丹万贴抚宝钱牌； 5、银开丹万贴抚宝钱牌； 6、辽上京伯文铜钱牌； 7、辽上京伯文背阴文丹红铜钱牌； 8、辽会同通宝上京盐十六两购盐钱牌； 9、辽东京伯文铜钱牌； 10、辽南京伯文铜钱牌； 11、辽南京伯文红铜钱牌； 12、银辽中京伯文背阴刻契丹文中京留守钱牌； 13、辽中京伯文铜钱牌； 14、辽中京伯文红铜钱牌； 15、大辽中京背准贰拾文省钱牌； 16、辽西京伯文铜钱牌； 17、大辽乾统元宝上京伍伯文背阴刻文契丹文千秋万岁金铜合金钱牌； 18、大辽乾统元宝上京伍伯文铜钱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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