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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胞胎大辽通宝与大朝通宝说明了什么？ —大朝钱铸主铸年考补议      笔者在拙文《“大辽元年”背“日月镇库”钱铸年铸主考》曾指出“自公元907年正月至916年二月，契丹始终自称'大辽国’”“契丹汉文纪年始终是以汉文国号“大辽”纪年，契丹文纪年始终是以契丹文国号“天朝”纪年的”的史实。并考证出契丹当时铸造了“大辽万岁”、“大辽国宝”、“大辽元宝”、“大辽通宝”、“大辽重宝”等钱以资纪念。其中，“大辽通宝”一种版式，是以大辽国开国纪念流通钱“大朝通宝”改范而成。 由于“大辽四钱”存世过于稀少，笔者也仅有改范“大辽通宝”泉影一帧（非改范钱“大辽国宝”、“大辽元宝”、“大辽通宝”、“大辽重宝”笔者都有实物收藏），前几天整理后忘记放在哪个文件夹中了。万般无奈，只好到网上搜寻。几天下来，仅在博宝艺术网求鉴品中，搜寻到一枚已被博宝专家判定为赝品的“大辽通宝”。对博宝专家判定为赝品的理由，笔者不想在此予以评论。我只说这枚“大辽通宝”是勿庸争论的辽钱真品，是“大朝通宝”改范而成的珍品。 笔者千方百计寻找“大朝通宝”改范钱“大辽通宝”的目的，就是想用事实，通过泉友们自己的比较观察的真实感受，扫除对大朝钱铸主铸年的残存疑惑，为最终为大朝钱正名再添一把火。有兴趣的朋友，可认真将“大朝通宝”与“大辽通宝”的“大、通、宝”三字，进行认真比对，看看两种“大、通、宝”三字的起笔方式，运笔规律，落笔特点，以及气韵神采，是不是有如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笔者深信每个稍具铸钱与书法知识的朋友，都会得出正确结论的。即“大辽通宝”确实是“大朝通宝”改范而成。 如果“大辽通宝”，是“大朝通宝”改范而成的结论成立，那“大朝通宝”铸主铸年的向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辽太祖铸钱绝不会用300后的蒙古太祖的钱去改范。反之，蒙古太祖铸钱（假设他铸了。目前只能是假设，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典籍，有关蒙古汗国1206-1260年间，铸过任何方孔铜钱的蛛丝马迹。）也没有必要去刻意追求与300年前老祖宗的钱一模一样。 关于大朝钱铸主铸年的文章我已写了多篇，该说的已经都说了，能提供的证据都已径提供了，论述得也自以为脉络清晰，立论扎实，证据可靠，结论可信。至于，能不能纠正前贤的错误，我并不奢望能立即得到结果，在中国，特别在当今学术领域多被固步自封既得利益者把持的当口，一个体制外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能够立足已属万幸。我只寄希望于广大泉友和时间，相信广大泉友的眼睛是雪亮的，时间和实践是检验学术真理的最好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泉人认同我的观点。 最后，笔者仅就自己几篇文章的论点进行进行一个概括，以便大家提纲挈领地领会笔者的意图，抓住要奌，把握住文章精髓。 首先，文章充分肯定了前贤和时贤，在搜罗各朝代用过“大朝”国号代称的努力和成绩，笔者是肯定这些国家使用过“大朝”国号（代称）的。但使用过“大朝”国号（代称），并不等于这些朝代就铸了“大朝钱”。 其次，铸国号钱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政治经济条件。相比之下，只有契丹有充分的时间，政治经济条件铸“大朝钱”，而蒙古汗国却是最不可能铸方孔铜钱“大朝钱”的。因为蒙古汗国成立前后时期，汗国国内并无汉人百姓，官方文字为回纥式蒙古文，经济上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根本不需要钱币，特别不需要汉文钱币。西征前，开铸打制币，仅是为了筹措厐大军费而已。成吉思汗与元世祖，两次在蒙古汗国与大元国禁行方孔铜钱，更从货币制度上证明蒙元帝国不可能铸行汉文方孔铜钱“大朝钱”。 其三、“大朝钱”，改革开放前多发现于草原丝绸之路甘肃天水地区，这地区中古时期是阻卜、吐浑、党项、回纥、吐蕃、乌古斯等突厥系西北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公元916年、919年、920年、924年，辽太祖四次西征，征服了所有这些民族部落集团，打通了通往中亚、西亚的草愿丝绸之路。《辽史·太祖纪》记四次西征经过如下： “神册元年（公元916年）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馀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神册四年（公元919年）九月，征乌古部，命皇太子将先锋军进击，破之，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馀万。自是举部来附。” “神册五年（公元920年）秋八月己未朔，党项诸部叛。辛未，上亲征。皇太子率迭剌部夷离堇污里轸等略地云内、天德。冬十月辛未，攻天德。癸酉，节度使宋瑶降，赐弓矢、鞍马、旗鼓，更其军曰应天。甲戌，班师。宋瑶复叛。丙子，拨其城，擒宋瑶，俘其家属，徙其民於阴山南。十二月己未，师还。” “天赞三年（公元924年），夏五月丙午，是日，大举征吐浑、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秋七月辛亥，曷剌等击素昆那山东部族，破之。八月乙酉，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林。丙午，遣骑攻阻卜。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迭里略地西南。乙卯，苏等献俘。丁巳，凿金河水，取乌山石，辇致潢河、木叶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癸亥，大食国来贡。甲子，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是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回鹘霸里遣使来贡。冬十月丙寅朔，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流沙，拨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二月丙寅，大元帅尧骨略党项。辛卯，尧骨献党项俘。三月丙申，飨军于水精山。夏四月甲子，南攻小蕃，下之。癸酉，回鹘乌母主可汗遣使贡谢。秋九月癸巳，至自西征。” 现今宁夏拜口（当年党项之地）、甘肃天水（当年回鹘之地）都是辽太祖西征重要争战之地，辽铸“大朝通宝”遗落，祭祀瘗埋于当地，情属正常。至于某些专家视为标志性的古回纥文铭文，从其由右至左横写的状态看，应不是回纥式蒙古文，而应是粟特体或阿拉米体回纥文。据笔者一位朋友（非体制内专家）考释，其译文可能是：“天皇帝宝钱”。因为“蒙兀”，在古突厥语意为“青天”。“合罕”，在古突厥语、古回纥语、古鲜卑语中，都可以译作“可汗”，即等同“皇帝”。朋友讲，在回纥式蒙古文中，“合罕”是窝阔台的专称。而窝阔台任“合罕”后，从未到过西北宁夏甘肃等地，何来拜口供养？“蒙兀儿”（帝国）的译法，应和“大蒙古国”相异。“钱宝”之称更是离奇，钱币史上尚无此称谓，其应为“宝钱”一词的倒装。 其实译作甚么并不关紧，要紧的是除这枚供养钱背后加字外，其它数百枚同样的“大朝通宝”钱，为什么不加同样字？难道能为一次供养，特铸一枚钱？天水仅出几十枚“大朝通宝”小平钱，就有人断定其铸地就在天水。更有高人，仅凭一枚背镌回纥文的“大朝通宝”小平钱，就敢断定：“'大朝通宝’钱币铸造的时代上限应在'1247年西藏归顺蒙式立后，下限应在1269年八思巴文颁行之前，是奉蒙古可汗之命铸造的，流通区域在西夏与金之旧地，即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地区。’”（转引自：王大方，张文芳《草原金石录》231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对这些不懂钱币铸行特奌和蒙古钱币制度与历史的学者梦呓般的断言，我们只能邀请他们到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内蒙古等原辽境内，去与当地钱币收藏家交流交流，去看看他们从当地搜藏到的上百枚金、银、铜、铁“大朝通宝”小平钱，折三钱，折五钱，折十钱。在事实面前，不知他们是否还有胆气侈谈“大朝通宝”的铸主铸期铸地的断言？ 钱币断代是项极具挑战性，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学科，结论必须有多种证据支持，多学科研究保障准确无误的判断。当前，我国钱币界、历史界、语言文字界，专门家多，而能把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为钱币断代利器的人少之又少。所以，中国古钱币断代，错误百出，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 老朽出于对契丹钱币的偏爱，不想让契丹钱蒙冤改变祖宗，写了一些断代辨析的文章，多从钱币学角度及正反两方面历史进行剖析，尽管，结论是一家之言。但我相信在没有新证据能推翻这些论点论据之前，这些结论迟早会被泉友们接受。虽然钱币界向来存在认知惰性，即对前人或权威已定案的，明知定错的钱币，也不会提出反对意见，甚至想方设法维护它。如，契丹文“天朝万岁”国号纪念流通钱，至今仍有人称它为“天朝万顺”压胜钱。真是林子大鸟多，什么鸟都有。一种正确观点出来，有人反对，有人不认可，是人家的自由，是正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改观。和十年前辽钱状况相比，现在契丹钱不已经被成千上万泉友认可了吗？ 黎明前黑五更寒，矢志能破黎明暗。众人共迎风霜冷，旭日瞬使天下暖。 论钱辨泉本乐事，何必正反逐日战？摆出意见经时检，不信谬误会万年！ 让天下爱泉人共勉。 泉痴山人2014/6/20于京东病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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