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报

　　说起读书，当今的书籍之多真是令人感慨，不少感慨者还要加上一句“但好书不多”。什么叫“好书不多”，我不太明白，因为这得用更具体的例证来说明，比如说，是严肃文学类的好书不多？而当年，别说是好书，所有书都很少。

 1969年，我随父母去了在湖南乡下的“五七干校”。转年7月，我独自回到北京，理由是到了初三毕业的年龄，要接受学校的工作分配，年底，被分配到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工人。当时，这算是很好的工作，最起码是在城里了。全家去干校前，房子退还给了父母的单位，我只好住进工厂宿舍。

 几个月后，宿舍的看门人告诉我，地下室几间锁起来的房间里堆着工厂图书馆的书。当时，好像所有图书馆都关了，任何知识都无法获取，只有读毛主席语录。于是，我和年龄相仿的工人小金一起商量偷书看。当工人，手巧，不用破坏锁，我们就撬开了门，每次拿十几本，主要是文学书，而给我们指导的，是一位从上海分配过来的大学生，他也住在宿舍里，告诉我们什么书比较好看。我们取出的书，除了《三国演义》等中国名著，还有大量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比如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普希金、杰克·伦敦、马克·吐温……至少上百本经典。我们看得不亦乐乎，白天上班十个小时，晚上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看书五六个小时，再刨去其他时间，睡觉也就不到五个小时。但那时我们的精力很充沛，看完还会互相交流，那个大学生也与我们一起谈论，回味“文革”前他读这些书时的快乐。这样的日子维持了三年左右。看了太多的书，所以对“文革”中的生活也越来越不满，于是我开始偷偷写诗，写完撕掉，或者藏在什么地方。

 不要以为这件事就如此一帆风顺。大约在我们开始偷书三个月后，一个人把这事儿告密给车间的党委支部书记。书记来了，把我和小金叫过去，开始训话。我们承认了偷书的行为，但辩解是为了增长知识。书记是个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人，从北京郊区农村来的，比较朴实，他说不清哪些书可以看哪些书不可以看。就在这时，过来一位我们宿舍里的老工人，平时与我们的关系不错，他是六级钳工，车间里的很多技术活经常要靠他解决，所以书记很尊重他。他一听这事儿，就对书记说，这两个可是好孩子，下班回宿舍看书，不到外面折腾，增加知识，多好的一件事，你就别难为他们了，再说，他们的父母都在乡下接受再教育，北京没有亲人，多可怜！说得书记直点头。但书记说，就是不知道哪些书是不允许看的。老工人说，这些书都是图书馆的，也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出版时经过审查了，这事儿很简单，只要不影响上班就行，你也知道，他们装配机床总是比其他人提前完成……书记便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声张，如果再有人反映上来，我就只好下禁令了。我们当即保证不会声张。

 过后，我和小金有了一个计划，那就是把我们认为有可能告密的人拉拢过来。当时我住301房，小金住306房，每房是三个人，因为住在一起，都是好朋友，不可能告密。有两个住其他房的经常来串门，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告发我们的人，我们先用粮票把他搞定了。当时，每人的粮票有定额，而那人食量很大，于是每隔两三个月，我和小金就送他几斤粮票。另一个可能告密的人喜欢喝酒，我和小金喝酒时就经常叫上他。就这样，我们后来几年读书一直都有惊无险。

 这是我最早的阅读史。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不断感叹，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四十多年前啊，如今的人想要有这种体会也难！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