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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赵本夫 在长篇新作《天漏邑》的扉页上，作家赵本夫引用了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写的《异端的权利》里的一句话，“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在日前于中国作协举行的“赵本夫长篇小说《天漏邑》研讨会”上，评论家孟繁华说，这句话可谓理解这部小说的一把钥匙，因为它体现了赵本夫对世界，对战争，对我们的文明史的一种理解，一种认同。而按赵本夫自己的说法，他是要借这句话说明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却常常容易被忽略的道理：一件事不是只有一种说法，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说法。 如何创作一部体现东方哲学和文化的小说 文｜本报记者 傅小平 把抗战作为舞台，展现独特的人性和个性 《天漏邑》很好地诠释了赵本夫的这一理解。从他如何塑造总是被脸谱化的“叛徒”形象上，就能看出他选择了怎样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 《天漏邑》的写作源于赵本夫一位姑妈的事迹，她是抗战时期的妇救会长，被日本人抓住后受尽酷刑，宁死不降，后来侥幸逃生。赵本夫正是以姑妈为原型塑造了檀黛云的形象，檀黛云也是小说里曾经的抗日英雄千张子的女上级，千张子选择出卖她换取自由，他解释自己叛变的原因则是“实在忍受不了那个疼”。 就像赵本夫申明的那样，从《红岩》的甫志高开始到后来很多文学作品写的叛徒之所以叛变，要么因为政治信仰问题，要么因为人品、人格问题。然而千张子的叛变无关信仰，无关人格，只因为一个“疼”字。在赵本夫看来，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从官方到民间，都迟迟得不到正视。“当然，叛徒的叛变有很多原因，每个叛徒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因为受酷刑而叛变的人确实是因为疼得受不了。这对我们当下社会仍然有警示意义，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冤假错案，很多是因为严刑逼供下无法承受的疼痛。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诅咒一个人是容易的，但这个叛徒的故事，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拷问。” 在评论家胡平看来，赵本夫塑造的千张子的形象，可说是国内抗战文学书写上一个很大的突破。他指的是赵本夫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实际上，赵本夫与其说是写抗战，不如说是如评论家白烨说的，他是把抗战作为舞台，展现一些非常独特的人性和个性，他运用一些叙事手法，把人物的复杂性写出来了，同时也把我们既有的认识和观念丰富了，改写了，或是颠覆了。胡平表示，千张子怕疼，并不是因为他怕死，他活下来后，果然成为了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还杀死了很多日本人，最后他获得了原谅。“通常小说不会这样写。比如甫志高出卖了江姐后，他就定型了。我们过去写叛徒都是这样写的。但赵本夫不一样，他对战争和人性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考察。” 藉由千张子这个人物，就可以看出赵本夫在《天漏邑》里，着实将笔触探入到了人性的幽微之处。在赵本夫看来，人是选择的产物，也是观念的产物，你的选择使你成为与别人不一样的人，你也因自己的观念而成为了你。千张子成为了一个打引号的抗日英雄，其中蕴含了复杂的人生况味，让今天的我们思考在险峻环境下人所面临的难题。那么，对于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们应该持有何种态度？在这一点上，《天漏邑》无疑值得让人深思。 而《天漏邑》之所以让人深思，源于赵本夫赋予了小说丰富的内涵。小说采用双线叙述，一为天漏村人宋源、千张子抗日及解放宋源后追查叛徒的故事，一为大学教授祢五常带领学生到天漏村考古的情节。同时，小说的发生地天漏村与世隔绝，独特的小气候致使天象诡异，六十年一现的古战场奇观，村人行为古怪，等等。赵本夫运用田野调查笔法，对天漏村异状细加考辨，有意模糊了纪实与虚构的界限，试图洞悉宇宙自然的奇幻力量与文明进程的诡谲之处。 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小说有了寓言的品格。而强烈的寓言色彩，在评论家聂震宁看来，是赵本夫小说的主要特色。从《地母》三部曲到《卖驴》，从《无土时代》到《天漏邑》，都是寓言化的作品。但评论家李敬泽不认为《天漏邑》是一部寓言，他觉得小说塑造的意象有着人类生活丰富经验的支持，“这个小说我觉得最珍贵的还是让我们由此认识人性，认识自己的同时也认识我们的文化、历史，认识我们身上那些光荣、高贵、卑微和可怜”。 事实上，赵本夫也并不止于要给读者讲述一个寓言故事，他是把寓言作为一个载体，承载自己的写作诉求。《天漏邑》包含了很多的主题，诸如原罪意识，罪与非罪，社会的残缺、人性的残缺，惩罚与宽恕，忠诚与背叛，出世与入世，等等。小说深藏的用意和苦心不时让人心生波澜，追究种种谜题背后的隐喻。他坦言，涉及这么多复杂深奥的主题，他当然无法给出答案，但作为一个求索者，提出问题总是好的。“在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提出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叩问是前提，提出问题就有可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能提出问题，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 要有修炼和积累，更要有深度思考 如此庞杂的主题，一部三十万字的小说能解决得了吗？评论家郜元宝读了《天漏邑》后，不禁感慨这本书有着太大的密度，其中很多章节，很多部分是完全可以独立出来写的。“大家觉得写得好和不足，都是因为它好像是把一个多卷本的书，压缩成了一本书，这在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值得鼓励的。但对于这样一个题材来讲，又让人觉得可惜。” 而让评论家阎晶明感兴趣的是，赵本夫的很多小说都有鲜明的主题，像《无土时代》这样的小说，书名本身就是一个主题的浓缩。但让他感佩的是，赵本夫虽说有很强的主题意识，但他不说教，不空洞，他能够通过自己的人物、故事，把原先设定的那个看上去有点大，看上去有点硬的主题融化掉。 某种意义上，赵本夫独特的写作方式，印证了阎晶明的这一困惑。《天漏邑》从萌发、构思、准备，到最终完成，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但两年前他开始动笔写时，小说仍只有个大体走向，有一群人物在弥天大雾中若隐若现，故事怎么开展，会有哪些场景、细节，人物会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一切都是朦胧的。“这也是我一贯的创作方式。如果一切都想清楚了，列出大纲小目，然后进行填空式写作，作品就会失了气韵和灵气，作品内涵也会直白浅露。所以，我一般会在肚子里憋很多年再开写，就像在一片大雾里行走，走到哪算哪，信马由缰。” 也因为此，赵本夫在写作中，不少细节、人物语言，常常是上一分钟还不知道，写到那里时就突然出现了，有种灵感即兴而来的感觉。但创作的即兴发挥，在赵本夫看来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顺着作品走、顺着人物走。还有就是作家的积累。“所谓厚积薄发。如果你对世事、国家、历史、政治不关心，对知识的累积不够，只是一脸苍白地坐在书桌前冥思苦想，是不会妙笔生花的。所以，深厚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包括文学素养的修炼和积累。” 当然，赵本夫强调的积累显然融入了深度的思考。比如，从《天漏邑》中是可以看出“原罪意识”的，但中国文化里，又分明缺少原罪意识，就像他说的，虽然从禹、汤时代到后来的一些帝王都有过罪己诏，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但这并没有在整个社会达成共识。所以说中国人爱抱怨，怨天怨地不怨自己，天天抱怨老天爷，下雨抱怨，不下雨也抱怨。但西方人不抱怨，他们在上帝面前只有忏悔的份，没有辩解的份，因为他们有原罪意识。虽然在赵本夫看来，中国有佛教、道教，包括儒教等宗教，但中国文化中缺乏忏悔意识，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展现所谓的原罪意识，又有多少合理性呢？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赵本夫笔下的天漏村，本身就是一个超现实的存在。它会让读者联想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镇，但赵本夫有意避开新时期文学被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笼罩的巨大影响，独辟蹊径，试图创造一个东方古代文明的母本，以此梳理东方文明流变及族人性格。 这体现了他一贯的写作梦想。他一直想写出能真正体现东方哲学、东方文化的作品，一直在追求自己写作的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赵本夫谈到自己写《地母三部曲》的经验。他最开始想写这部小说，是在1984年，但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觉得这个东西太大，迟迟不敢动笔。而正要动笔的时候，陈忠实的《白鹿原》出来了。同样是写家族史，他担心自己要写的内容会不会和陈忠实写的，在题材上撞车了，就赶紧找来看。但看完以后，他放心了。“因为我要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白鹿原》写的是社会层面、历史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我要写的《地母》三部曲，写的是人类对土地的宗教感，人类的本源，生命中更本质的东西。” 以赵本夫的理解，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文明的大国，如今我们又处在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可以说提供了创作的无限可能，作家们理当写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不希望从我的作品上能看到任何一部国内外经典的影子，如果能让读者读到这样的影子，它就是失败的，这也是我所不愿看到的。” 在传奇性和历史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当然，作为一个在评论家张燕玲心目中有独特审美追求，有思想和语言重量的作家，赵本夫所追求的“看不出影子”的创新，实则是经过高度融合后的创新。 赵本夫的小说，读来之所以厚重、宏大、壮阔、深邃，源于评论家韩松林所说其鲜明而自觉的历史意识。“研究历史，阐释历史，从历史中挖掘生存的意义，解码永驻的基因是赵本夫文学创作的显著特色。”很强的历史性，加之白烨所指出的很强的主体性，很强的思想性。这“三性合一”，使得赵本夫得以像评论家潘凯雄认为的那样，把一些沉甸甸的，深刻的，永恒的东西融合到一种看起来非常传统的，非常冷静的，非常写实的内容中。“《天漏邑》总体上来说十分可读，但又不止于可读。着力在写实，好像又不止于写实，看似很传统，又不只是传统，它就是这样一个混合体。但融合得非常自然，非常不动声色，让你在一种愉悦的过程当中去思考，去琢磨。” 因为这样的融合，赵本夫得以做一些看似不太可能的，有着很大跨度的探索。阎晶明表示，《天漏邑》有着很强的传奇性，但它又分明写的是历史。“毫无疑问，赵本夫试图在传奇性和历史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同时，《天漏邑》亦如评论家陈晓明指出的那样，在乡土文学或抗战文学的表层框架里，融入神话思维。“它是在神话的意义上来重新书写乡土中国的村庄的文明史。”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范小青表示，体现在《天漏邑》这部小说里，赵本夫无论是在精神高度，技术难度，还是思想维度上，都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通过看似互不相干却有着内在联系的这种双线叙述，赵本夫为读者打开了一个不属于正常经验的复杂的空间。这部小说的复杂、饱满，还有它的神秘、混沌，难以三言两语说清楚，又足以证明赵本夫在思想上是何等宽阔。” 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主持。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副总编应红，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鲁敏，评论家施战军、吴秉杰、何镇邦、王干、何平、刘艳、王小王等出席研讨会并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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