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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大奇书”的版本史上，《水浒传》的版本之复杂，几乎无可与之相比。而不同版本的《水浒传》，于卷首又附有不同作者、不同形式的“水浒传序”（或作“水浒传叙”），其所述所言，均具有不可低估的小说批评史价值。而且，通过对这些“序”文的考察，以窥探序作者的“水浒”认识观，以及对有关《水浒传》版本真伪的甄别，对托名批评本《水浒传》真伪的辨正等[1]，也都是极具助益的。因之，对现所存见之“水浒传序”进行一番具体研究，也就甚有必要。 据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所载，现已知的“水浒传序”，共有14篇之多，其具体为：天都外臣《水浒传序》、张凤翼《水浒传序》、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五湖老人《忠义水浒全传序》、天海藏《题水浒传叙》、钟惺《水浒序》、金圣叹《水浒传序一》、《水浒传序二》、《水浒传序三》、王仕云《第五才子水浒序》、句曲外史《水浒传序》、陈枚《水浒传序》、王韬《水浒传序》、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叙》[2]。这14篇“水浒传序”，由明而清，历经数百年之久，不仅见证了《水浒传》版本的发展与演变之况，而且也构成了《水浒传》批评史上一道新的风景，因而颇值重视。本文拟从分期的角度，将其分为明代、明末清初、清代三个阶段，以对这14篇“水浒传序”作一具体述论，并就其所凸显之批评特点，略作归纳与论析。 一、朱明时期的“水浒传序” 作为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闲书”一样，其“故事”虽然均经历了数百年的演绎过程，但作为定本的“水浒”成书于明代初期，则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在现所存见的明代6篇“水浒传序”中，为天都外臣撰写于“万历己丑”的《水浒传序》一文，即对此进行了记载：“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艳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作者“天都外臣”其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武定侯进公”条有载：“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3]汪太函，即汪道昆（公元1525—1593年），初字玉卿，后改字伯玉，号高阳生、南溟、天游子、太函氏等，今安徽黄山人。有《太函集》传世，并撰《高唐梦》等杂剧五种。《明史·文苑传》载其生平。“万历己丑”为万历十七年，也即公元1589年。《序》文中的“洪武”，为朱元璋年号，凡31年（公元1368—1399年），“洪武初”当指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前后，其距万历十七年，凡200年之隔。此则表明，汪道昆的《水浒传序》，虽然为现存明清两朝14篇“水浒传序”中的第一篇，但其所序之《水浒传》，却并非为“越人罗氏”于“洪武初”而“为此书”的原刻本。对此，《序》文中的“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又可为之佐证。“嘉靖”为明世宗年号，凡45年（公元1522—1566年）；“郭武定”即郭勋，《明史·郭英传》略载其生平，为武定侯郭英六世孙，嘉靖二十年因事下狱，第二年（公元1542年）十月死于狱中。藉此而观，则“嘉靖时”所指当在嘉靖元年至十年（公元1522—1532年）前后，其时距“洪武初”约150年，与“万历己丑”则仅70年之隔。而武定侯郭勋既在“嘉靖时”“重刻其书”，则其初刻就当在正德（明武宗年号）、弘治（明孝宗年号）、成化（明宪宗年号）甚或永乐（明成祖年号）等朝。而此，即是汪道昆《水浒传序》所披露的《水浒传》在万历十八年前曾有过三次刊刻的信息。此后数年，余象斗在双峰堂刻印《水浒传》时，增补田虎、王庆故事，取书名为《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志传评林》，并请“天海藏”写了一篇《题水浒传叙》附于卷首，此《序》之末落款为“万历甲午岁腊月吉旦”，“万历甲午”为万历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综此二《序》之所载，《水浒传》在万历中期前的刻印之况，可知者乃为：“洪武初”成书―→永乐时初刻（？）―→“嘉靖时”重刻―→“万历己丑”再刻―→“万历甲午”双峰堂增刻。 汪道昆的《水浒传序》，还对《水浒传》进行了多方面的称道，综之为：（一）《水浒传》“称为行中第一”，“甚以为太史公演义”，即可与《史记》比美。（二）《水浒传》所写，“其地则秦、晋、燕、赵、齐、楚、吴、越”等，“无所不通”；“其人则王侯将相，官师士农，工贾方技，吏胥厮养”等，“无所不有”；“其事则天地时令，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无所不解”；“其情则上下同异，欣戚合离，捭阖纵横”等，“无所不该”。（三）《水浒传》的艺术，诸如“纪载有章”、“发凡起例”等，既有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有如“百尺之绵，玄黄经纬，一丝不纰”。（四）《水浒传》并非为“诲盗”之书。此四者即为汪道昆《水浒》认识观的核心所在。与此认识观大致相同或相近者，另有张凤翼《水浒传序》、五湖老人《忠义水浒全传序》、钟惺《水浒序》三文。如钟惺《水浒序》有云：“汉家博一代奇绝文字，当推《史记》。一部《史记》中，极奇绝者……只在货殖、滑稽、游侠、刺客……今代无此人，何怪卓吾氏□《水浒》为绝世奇文也者。”认为《水浒传》可与《史记》并论。但署名为“钟惺”的这篇《序》文，其作者却并非为钟惺，原因是现所存见之《钟伯敬批评忠义水浒传》一书，乃系无锡文人叶昼的托名之作，对此，拙著《四大奇书研究》第四编之《明代托名小说批评叙论》一文已有详考，此兹罢论。 张凤翼《水浒传序》之于《水浒传》的评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水浒传》正名，认为宋徽宗时“南衙北司，非京即贯，非球即勔，盖无刃而戮，不火而焚，盗莫大于斯矣”，而《水浒传》所写诸事“令读者快心”，其非为“诲盗”之作。二是对增补王庆、田虎故事的“水浒全本”表示不满，认为“刻本唯郭武定为佳，坊间杂以王庆、田虎，便画蛇添足”。据“坊间杂以王庆、田虎，便画蛇添足”言，可知张凤翼此《序》的作年，当在余象斗双峰堂刻本（万历二十二年）之后，因为《水浒传》有“王庆、田虎”者，乃系余象斗刻印《水浒志传评林》时所擅增。这样看来，则《水浒资料汇编》将张凤翼《水浒传序》编排于汪道昆《水浒传序》之后者，实乃不的。五湖老人的《忠义水浒全传序》，其核心之点在于，认为《水浒传》是一部“真书”、“真文章”，因而对书中的“梁山公明等，不胜神往其血性”，并认为“总血性发忠义事，而其人足不朽”。正因此，作者在“深赏其血性”的前提下，即对所得“《水浒》正本一集”，于付梓前“佐以评语”，以欲“洵名山久藏”，而“与宇宙共之”。可见，作者对于《水浒传》乃是相当称许的。 在“水浒传序”中，对“忠义”二字充分肯定并大加推崇者，为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的一个鲜明特点。首先，作者以为司马迁所称颂的《说难》、《孤愤》（皆《韩非子》篇名）以比《水浒传》，认为二者皆为“发愤之所作也”，并指出其所“愤”者，乃皆为“宋事”，如“二帝之北狩”，“南渡之苟安”等；继而，对“以忠义名其传”进行了具体阐释，认为“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他们“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原因是宋公明乃“忠义之烈也”。最后则以一段议论收束全篇：“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心腹，乌乎在？在小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这就是李贽著名的“忠义说”。此《序》之末，另有“庚戌仲夏日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的题署，其中“庚戌”所指为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其时李贽已死八年，则“孙朴书于三生石畔”者，当是指李贽批评本《忠义水浒传》在万历三十八年板梓时，刻印者乃请孙朴重新书写了此序，以便刻工雕刻。其时，距李贽在武昌批点《水浒传》的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4]，已有近20年之隔。 二、明末清初的“水浒传序” 现所存见的明末清初之“水浒传序”，主要为金圣叹的《水浒传序一》、《水浒传序二》、《水浒传序三》三文。这三篇《序》文，在巴蜀书社1997年版《金圣叹文集》中，分别被称为《贯华堂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一》、《贯华堂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二》、《贯华堂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金圣叹全集》之《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则将其依序作《序一》、《序二》、《序三》。金圣叹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死于清世祖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这三篇《水浒传序》皆为其写于33岁时的明思宗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金圣叹一人而为所批《水浒传》连写三《序》，这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实属绝无仅有之例，则其对《水浒传》的喜爱程度，藉此即可窥其大概。 金圣叹的这三篇《水浒传序》，就其所述写的内容而言，实际上为他批点《水浒传》的一篇指导“大纲”。正因此，金批本《水浒传》中数以十计之回评（连同“楔子”共71篇回评），即无不与此“大纲”的关系密切。此则表明，这三篇《水浒传序》，实乃为金圣叹精心结撰的产物，而与附于卷首的《读第五才子书法》构成了一个批评“大纲”的整体。 《序一》为三篇《序》之最长者，其主要是述说了六经兴废之大端与圣人著书之大略，并标举“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以为六才子之书。按其内容言，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从开篇的“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到“仲尼不但无作书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主要认为，上古时期的《易》、《礼》、《书》、《诗》等经书，皆为“有德”、“有权”之“圣人”所作，但不是“圣人”而为“庶人”的孔子，却撰著了《春秋》一书，且亦在经书之列。而“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将“圣人作书”与“庶人作书”进行对比，其意旨在表明，朝廷若要诛斩作书者，首先就得从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开刀；若要禁书与烧书，首先也得从孔子的《春秋》开刀。所言掷地有声，直令朝廷无以措手。 第二部分从秦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说起，认为“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即在金圣叹看来，历史上的秦始皇“烧书”，其实是一件堪值称道的盛事，只是不应该将那些“经书”烧掉，因为那些“经书”乃皆为“圣人”所作。由于秦始皇的“烧书之举”，而使得“汉兴”之际，乃“大求遗书”于天下，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现象的存在，因之，“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尤烈哉”？而“求书”之所以为祸且尤烈，是因为“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纵天下之人作书”，则使得“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金圣叹认为，因“求书”所致，使得“诸家之书”竟然是“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庋”，而这么多的“诸家之书”，则又导致了民之“偷”、“淫”、“诈”、“乱”的产生，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即皆因此而始。所以作者又说：“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追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将始皇“烧书”与汉初“求书”进行反复对比，以表明自汉兴以来，包括“天子之教诏”在内的“诸家之书”，都属于罪魁祸首，都应该遭到封杀。这其实是在正话反说。即金圣叹认为，自汉兴以来的“诸家之书”，其作者虽非“有德”、“有权”的“圣人”，但却是既烧不得也禁不得的，因为这类非“圣人”所作之书，并不具有“诲偷”、“诲淫”、“诲诈”、“诲乱”的作用。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对比论证后，文章在第三部分中，就很自然地与“水浒传序”进行了关联。首先，文章以设问的笔法，将古之作者分为两类，即圣人与才人，认为《六经》之后，才人不仅是作书者众，而且是各有其才，以致“世不相延，人不相及”。继而，则历数由先秦而至元明之际的才人及其之才，认为“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金圣叹因认为《水浒传》的作者为施耐庵，故乃有“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云云）。此六人是为“六才子”，其书则即“六才子书”。最后，以“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一段文字作结，认为施耐庵《水浒传》与司马迁《史记》、杜甫诗歌等一样，即其皆为作者的呕心沥血之作。就这样，金圣叹即巧妙地将《水浒传》抬到了与《庄子》、《楚辞》、《史记》、杜诗等比美的高度，并且以此“六才子书”来抗衡于为历代执政者所称道的《六经》。所以，从总的方面讲，充分肯定施耐庵与《水浒传》的社会地位，即为《序一》的主旨之所在。 《序二》虽然称梁山众人为“揭竿斩木之贼”，但其重点却是对“忠义”说的质疑与辨驳。正因此，金圣叹即如是写道：“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由是而观，可知力主去伪存真，还《水浒传》以本来面目，即为《序二》的主旨之所在。 《序三》主要着眼于艺术的角度，对《水浒传》的写作特点，人物形像的刻画，情节的安排等，均进行了较为全面之评论，且见解独到，堪称为一篇具有专论性质的“《水浒传》艺术论”。而尤值注意的是，在这篇“艺术论”中，金圣叹还从理论的角度，对《水浒传》作者的创作论、方法论等进行了总结与归纳，并提出了“十年格物”与“一朝物格”等说，以使之成为其小说批评理论中著名的“格物论”。 所谓“格物”，本指对事物原理的推究，语出《礼记·大学第四十二》：“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郑玄注云：“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5]后来朱熹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合称为“四书”，并撰《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其著名的“格物致知论”，即因此而始，并成为后世儒学论争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所谓“格物致知”，说到底，就是指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而获得知识与道理。金圣叹以其批评家的敏锐眼光，从儒学论争中受到启发，将其借来用以评论《水浒传》，而成为“文学格物”论的先驱。不独如此，金圣叹还认为：“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其中的“因缘生法”，乃佛家语，出自龙树《中论·观四谛品》之“三不谒”：“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其意是说，宇宙间万物皆依靠多方面的条件而产生，与其自身的本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在金圣叹看来，将儒学中的“格物之法”与佛学中的“因缘生法”相结合，就一定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来，而施耐庵就是这样的一位“才人”，他的《水浒传》之所以非同一般者，其原因即在于者。对于金圣叹的这一认识，第五十五回回前评中的一段文字，又可为之佐证。其云： 盖耐庵当时之才，吾直无以知其际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龙树著书，以破因缘品而弁其篇，盖深恶因缘；而耐庵作《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夫深达因缘之人，则岂唯非淫妇也，非偷儿也，亦复非奷雄也，非豪杰也。……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者也。讲于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6]。 由此不难看出，金圣叹之于施耐庵与《水浒传》的批评，确实是将儒学（格物之法）与佛学（因缘生法）结合在一起的。正因此，其于《序三》中对施耐庵的这种“格物”之作为，即大加称道，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此则表明，立足于“格物论”的角度，对施耐庵与《水浒传》艺术大加称道者，即为《序三》的主旨之所在。 三、清三百年的“水浒传序” 由于金圣叹对《水浒传》别出心裁的批点，以及三篇《水浒传序》在舆论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使得一部七十回本的金批本《水浒传》，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各阶层广为流传（其间虽然曾一度遭到禁毁），而坊间也趁此机会大肆翻刻与板行，如清世祖顺治十四年为南京醉畊堂所刻印的《第五才子书》一书，即为其例。顺治十四年，为公元1657年，其时距金批本《水浒传》首刻于贯华堂的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7]，仅13年之隔，且金圣叹当时也健在人世。醉畊堂，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周亮工（公元1617—1672年）在南京的刻书之坊，其曾以刻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渔序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即毛宗岗父子批点的《三国演义》）等小说而知名当时。《第五才子书》卷首所附王仕云《第五才子水浒序》，为现所存见之清人“水浒传序”的第一文。其开首有云：“《水浒》七十回，为一百八人作列传”，表明其所序者即为金圣叹批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则其所用底本为贯华堂本，当乃无疑。王仕云的《第五才子水浒序》，主要涉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水浒传》所写“与宣淫导欲诸稗史迥异”；二是指出《水浒传》于书名冠“忠义”二字者，并非作者之意；三是对金圣叹称《水浒传》为“五才子书”大加赞赏；四是补金圣叹之意“所未逮”者。其所补者为：“《水浒》百八人，非忠义皆可为忠义，是子舆氏祖述孔子性相近之论，而创为性善之意也夫。”之后，是“时顺治丁酉冬月桐庵老人书于醉畊堂墨室”的题款。既自称“书于醉畊堂墨室”，则这位王仕云就必当与周亮工颇具交谊，否则，他就不会应醉畊堂主人之邀，为其所刻《水浒传》撰写《第五才子水浒序》的。 还值一提的是，醉畊堂所刻本《第五才子书》，在王仕云《第五才子水浒序》之后，还附了一篇《水浒传总论》，且其篇幅较《第五才子水浒序》乃三倍有馀。在这篇《水浒传总论》中，王仕云毫无遮掩地托出了他对《水浒传》与金批《水浒》的看法，认为：“细阅金圣叹所评，始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以天下太平四字……发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抬举李逵，独罪宋江，责其私放晁盖，责其谋夺晁盖，其旨远，其词文。”又认为“《水浒》可不传，而圣叹评其文，望如评其人，非教天下以偷也，教天下以止偷之法也。余不喜阅《水浒》，喜阅圣叹之评《水浒》，为其终以恶梦，有功于圣人不小也。”凡此表明，王仕云虽然“不喜阅《水浒》”，却是“喜阅圣叹之评《水浒》”的，则其为金圣叹的一位知音，乃不言而喻。而金批本《水浒传》在当时深受人们所喜爱者，仅此即可见其一斑。 其实，在有清一代喜爱金批本《水浒传》者，也还大有人在，如雍正刻本《水浒传序》的作者句曲外史，光绪十四年刻本王韬《水浒传序》所介绍之况等，即皆为其例。雍正刻本的全称为《绘图增像五才子书》，所附句曲外史《水浒传序》之末，有“雍正甲寅上伏日”云云，“雍正甲寅”为清世宗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其时醉畊堂本《第五才子书》已刻印了77年。之所以说句曲外史亦属喜爱金批本《水浒传》者，是因为其《水浒传序》中有如此一段文字：“文章升降，关乎时代，至于稗史，岂亦有不尽然者欤？是书吴门金圣叹批注，久行于世，字多漫灭，怀德主人庀工新之，以公同好。余……把一卷读之，不觉欲竟全部，读全部既，辄再之，不欲去手。世之赏奇者，定复如此。当亟与新城先生诸说部并行。”很显然，句曲外史“把一卷读之，不觉欲竟全部”的《水浒传》，即为金圣叹所批点之《水浒传》，因其“久行于世”，使得有些“批注”的“字多漫灭”，因而才有好友“怀德主人庀工新之”之举，并使之“与新城先生诸说部并行”。王韬所序之《水浒传》，为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刻本《第五才子书》。王韬在其《水浒传序》中，虽然对金圣叹于《水浒传》的批点持排斥态度，认为其乃“奖盗之书也”，“固可拉杂摧烧”之，但其中的一段文字，却将金批本在当时所受读者喜爱的程度，进行了如实介绍。其云：“《水浒传》一书，世传出施耐庵手。其殆有寓意存其间乎？抑将以自寄其慨喟也？其书犹未甚知名，自经金圣叹品评，置之第五才子书之列，其名乃大噪。”《水浒传》自问世之日始，其由“未甚知名”到“名乃大噪”，完全是因金圣叹的“品评”与“置之第五才子书之列”而使然，则金圣叹于《水浒传》之功，实乃大焉。 当金批本《水浒传》在有清一代盛行时，另一种版本的《水浒传》也在当时的社会上流行，此即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陈枚所序乾隆刻本《水浒传》，燕南尚生所序光绪刻本《水浒传》，即皆为此种《水浒传》。陈枚所序《水浒传》，为乾隆元年（公元1376年）大道堂刻本，其序文不足300字，主要对《水浒传》中的“百单八人”之所作所为进行了评价，认为“天下正气男子”，都应当“效群雄下半截”，也即归顺朝廷，建立功名，若果能如此，则此书“可以不朽矣”。仅此即可表明，作者的“正统观”是相当强烈的。 燕南尚生《水游传序》所持《水浒》认识观，则与陈枚《水浒传序》乃完全相悖。燕南尚生所序之《水浒传》，为光绪三十四年保定直隶官书局排印本，光绪三十四年为公元1908年，其时已为“革命”时期，故燕南尚生之“水浒传序”，不仅名为《新评水浒传叙》，而且于《水浒传》的认识，无论是思想内容方面，抑或是艺术审美方面，都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进行审视，故其视野之开阔，论评之新锐，均非上述诸“水浒传序”所能比拟。如其认为：“小说为输入文明利器之一，此五洲万国所公认，无庸喋喋者也。”曰“文明利器”，曰“五洲万国”，皆乃前所未有者。接着，作者又以诘问的语气写道：“《水浒传》果无可取乎？平权、自由，非欧洲方绽之花，世界竞相采取者乎？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仑、华盛顿、克林威尔、西乡隆盛、黄宗羲、查嗣庭，非海内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无师承、无依赖，独能发绝妙政治学于诸圣豪杰之先，恐人之不易知也。”将施耐庵与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林威尔、西乡隆盛等世界名人并论，其意是说，《水浒传》乃足可与世界文学媲美！正因此，作者又明确指出：“《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并认为，《水浒传》是“讲公德之权舆也，谈宪政之滥觞也”，即使是“宣圣（孔子）、亚圣（孟子）、墨翟、耶苏、释迦、边沁、亚里士多德诸学说，亦谁有过于此者乎”？这是自有小说批评以来，对施耐庵与《水浒传》所作的最高评价！ 四、明清“水浒传序”的批评特点 序作为一种批评形式，在明清小说批评史上，不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也颇具助推小说繁荣与传播之功能。而后者，即是刻印者每刻印一部小说都请人写序的原因之所在，这在《水浒传》是如此，在《三国演义》等小说亦是这样。从小说批评的角度言，小说所附序之内容，既是序作者小说认识观的一种具体反映，又对读者于小说的阅读、品鉴，以及其小说观念的更新等，也是不无助益的。以上对明清时期14篇“水浒传序”（若加上王仕云《水浒传总论》则为15篇）的分期论述表明，这些“水浒传序”之所序者，虽然内容不尽相同，认识也各有所别，但却均具小说批评之特点，这是颇值注意的。这14篇“水浒传序”所具之批评特点，要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确立了《水浒传》的社会地位。作为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最初并不为人们所熟悉（虽然汪道昆《水浒传序》等，曾将其比之为《史记》），其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者，诚如王韬《水浒传序》所言，乃是“经金圣叹品评，置之第五才子书之列”之后，才使得“其名乃大噪”的。王韬的《水浒传序》一文，虽然对金批本《水浒传》多有微词，但其于此之所言，却是完全可以据信的。此则表明，金圣叹所撰三篇《水浒传序》，每篇都是堪称为宣扬《水浒传》之力作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如上所述，其于《序一》中将《水浒传》与《史记》、杜诗等比美，在《序二》中力辨“忠义”之非，于《序三》中对《水浒传》艺术进行充分肯定等，就都属“前不见古人”之举。而燕南尚生《水游传序》着眼于“五洲万国”的角度，对施耐庵与《水浒传》所作之评价，则更是将《水浒传》抬到了世界文化的高度进行认识，从而拉近了《水浒传》与世界文学的距离。燕南尚生站在世界文化高度对《水浒传》所作的评价，在整个明清小说批评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其二是承担了读者阅读《水浒传》的引导作用。从鉴赏学的角度讲，每种《水浒传》刻本所附之“水浒传序”，都是具有程度不同之引导读者如何读《水浒传》的作用的，所以，14篇“水浒传序”，又实际上兼顾着“水浒传读法”之功能。虽然，金圣叹曾为其批评本《水浒传》专门写了一篇《读第五才子书法》，但其三篇《水浒传序》也还是可目之为“读法”的，如《序三》之“《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等一段文字，即具有从人物刻画的角度，指导读者去读“一百八人”之传的特点。而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叙》，则更是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方面入手，对读者之如何阅读《水浒传》进行了悉心引导。如其中有云：“述政界之贪酷，差役之横恶，人心之叵测，世途险阻，则社会小说也；平等而不失泛滥，自由而各守规范，则政治小说也；石碣村之水战，清风山之陆战，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则军事小说也；黄泥冈之金银，江州城之法场，出入飘忽，吐属毕肖，则侦察小说也；王进、李逵之于母，宋江之于父，鲁达、柴进之于友，武松之于兄……无一不合至德要道，则伦理小说也；一切人于一切事，勇往直前，绝无畏缩气象，则冒险小说也。”在这段文字中，作者从不同的有度切入，以引导读者对小说中不同情节、不同人物进行具体认识，既娓娓道来，又分析鞭辟入里，其虽不是“读法”，却胜似“读法”。而最先作如此引导者，汪道昆《水浒传序》则乃开风气之先，其后的句曲外史《水浒传序》、王韬《水浒传序》等，亦多有类此者，恕不一一。 其三是传递了《水浒传》版本的重要信息。《水浒传》自“洪武初”始成书后，在由“永乐初刻本”（？）至光绪三十四年刻本问世的整500年时间里，明清两朝的官方与坊间共刻印了多少次，这是迄今为止谁也无法弄清楚的一个问题。但据上述14篇“水浒传序”之所载，可知至少有14种之多。其具体为：永乐初刻本（？）、嘉靖时重刻本（又称“郭武定本”）、万历己丑刻本（即汪道昆序本）、万历甲午刻本（即天海藏序本）、张凤翼序本、万历三十八年刻本（即李贽批评本）、五湖老人序本、崇祯十七年刻本（即金圣叹贯华堂批评本）、四知馆刻本（即钟惺序本）、顺治十四年刻本（即王仕云序本）、雍正刻本（即句曲外史序本）、光绪十四年刻本（即王韬序本）、乾隆元年刻本（即陈枚序本）、光绪三十四年刻本（即燕南尚生序本）。在这些刻本中，既有一百二十回本，也有一百回本，更有七十回本（或称七十一回本），其繁本、简本、节本（“腰斩”本），应有尽有，而白文本、批点本、绣像本，更是异彩纷呈，二者的互为关联，使得明清时期的《水浒传》刻本，既变化多端而又交相辉映。仅就这14种刻本而言，若以500年计之，则平均每35年刻印一次（或一种），而实际的情况，应远非如此。但这一并非实况的版本信息，对于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水浒传》而言，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藉之乃可窥知《水浒传》在明清时期传播盛况之一斑。 注释： [1]关于小说的托名批评，以及托名批评者批评之实况等，可具体参见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之批著《四大奇书研究》第四编之《明代托名小说批评叙论》一文，第223页—235页。 [2]另有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大涤主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廷月草堂主人《题抄本水浒传首》等文，亦具有“水浒传序”的特点，但因其题目之末并未标明“序”或“叙”，故本文未将其列入讨论的范围，特此说明。又，本文以下所引明清明期的14篇“水浒传序”之原文，皆系据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而为，不另作注。亦特此说明之。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9页。 [4]关于李贽批点《水浒传》的地点与时间，具体参见拙著《四大奇书研究》第三编《李贽批评<水浒>的真伪》一文（第199页—212页），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 [5]郑玄注、孔颕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六十，《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3页。 [6]金圣叹《金圣叹全集·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第315页。 [7]金批本《水浒传》所附之三篇《水浒传序》，虽然皆写于崇祯十四年，但其却实际刻印于三年后的崇祯十七年，对此，拙著《四大奇书研究》第三编《金批<水浒>的成书年代》一文（第212页—222页）乃有详考，可参看。 （本文原载《聊城大学学报》2013年3期，第1—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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