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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有说麦特赫司脱路泰兴路)修德坊的一所房子内召开，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但在中共历史上确属不寻常的大事。这次会议完全由刚来中国不久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和在莫斯科中大留学的王明等人所掌控，会议提出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主张，并批判了瞿秋白的调和主义，撤掉了瞿秋白政治局委员职务，责令他作出书面检查，同时将米夫的信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推上中央政治局领导岗位，由此形成中共历史上著名的第三次“左”倾路线。  回不去的清静书斋 四中全会之后，瞿秋白一下子从一个政治局委员、中共负责人成为党内一名普通党员。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时此刻竟有人在背后施放冷箭，说他是“两面派”，搞“小集团”，“两面三刀”。 瞿秋白 王明一帮人除了在政治上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打击外，在经济上也对他施加压力，减发了他的生活费，每个月象征性地发给瞿秋白十几元钱，而当时上海工人每个月的中等收入就有二三十元。此时瞿秋白的肺病一直没有痊愈，所以内心情绪的低落可想而知。惟一能让他宽慰的是，作为党内的一个平民，没有了当领导的责任和压力，他可以轻松地回到已离开了整整十年的“自己的家园”，这就是静下心来，从事文学方面的写作。 瞿秋白同他的夫人杨之华此时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两宜里。这是一条老式弄堂，上世纪30年代初这里还是比较破落的小市民居住区，周围的市侩气让人难受。杨之华当时心情本来就不好，平日里要维持一个家庭的安宁，要在极有限的津贴里给瞿秋白增加营养，还要与邻居周旋，讲话要特别小心防止说漏了嘴，因此心情不舒畅的杨之华时不时要向瞿秋白“发火”，而瞿秋白只能进行安抚。瞿秋白久患肺病，身体虚弱，杨之华总想为他做一些营养好的菜。有一次杨之华托邻居买了一只肥鸡，高兴极了，她把鸡炖得酥烂，不料在晾衣服时不小心竹竿碰翻了鸡锅，杨之华心疼得不得了，一边收拾一边埋怨瞿秋白没帮她晾衣服。瞿秋白反过来安慰杨之华：“算我已经吃了吧，应该高兴嘛。不要想它了，该读书和翻译了，把你昨天译好的拿给我改……”瞿秋白的安慰，一下子把杨之华的情绪调转过来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瞿秋白逐渐从被打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看得十分仔细，看到有用的材料便把它剪下来或摘录下来。上午剩下的时间一般是写文章，下午小睡一会儿后便开始翻译和写作，晚上又是看书或写作，很晚才睡。作为休息的惟一消遣，就是独自玩一会儿骨牌。 1931年4月下旬的一天，平时冷落的门庭忽然来了两位客人，茅盾和他的夫人孔德沚。茅盾夫妇的来到，实在是出乎瞿秋白的意料，因为自从四中全会后瞿秋白在党内似乎成了一个“敌人”，一些昔日的熟人都避而远之。茅盾是瞿秋白多年前的朋友。1923年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曾任上海大学教育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而茅盾在上海大学当兼职教员，两人志趣爱好相投，很快成为好朋友。后来瞿秋白同杨之华结婚，住在闸北顺泰里12号，隔壁邻居就是茅盾，杨之华还引导孔德沚参加妇女运动，后来又介绍她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后期，瞿秋白在武汉兼宣传部部长，茅盾在汉口主编《民国日报》，工作上受瞿秋白领导，在私人友情上，两人已到了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茅盾夫妇来访，对瞿秋白来说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瞿秋白和茅盾曾经都是文学圈子里的人，因此话题很快转入文学写作方面。茅盾叙述了他正在写作长篇小说（即后来著名的长篇小说《子夜》），已经完成了四章，并把这四章的大概内容告诉了瞿秋白。这引起了瞿秋白浓厚的兴趣。于是过了两天，茅盾带了已完成的四章原稿和各章大纲，又来到瞿秋白住处向他请教。 杨之华特意办了一些菜肴，准备招待客人。正在张罗饭菜时，张太雷的夫人王一知来了。自从张太雷牺牲后，瞿秋白夫妇把王一知当成亲人。正当大家热热闹闹地吃饭时，邮差送来了一封信，信上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罢。”这是党组织派人送来的警报，意思是说党的机关遭到破坏，牵涉到瞿秋白家的安全，要求他们马上转移。 茅盾很关心，当场提议可到他们家去住，于是瞿秋白夫妇接受了茅盾的建议，住到了茅盾的家里。此时茅盾住在距大西路不远的愚园路树德里某号的3楼厢房，房间很窄小，茅盾把孩子睡的床让出来给瞿秋白夫妇睡，孩子则睡地铺。 住在茅盾家的日子里，瞿秋白和茅盾又多次讨论了茅盾那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茅盾后来回忆说，根据瞿秋白的意见，他“把原来的计划再次缩小，又重新改写了分章大纲”。这年10月，茅盾根据新的大纲再次起笔，第二年小说完成，1933年2月《子夜》正式出版。可以说，1931年4月茅盾同瞿秋白的相会，使茅盾的这部著名长篇小说也渗透了瞿秋白的心血和智慧。 遭国民党悬赏通缉 1931年5月初的一天，冯雪峰将刚出版的《前哨》刊物送到茅盾家。冯雪峰从来没见过瞿秋白，茅盾便给他们作了介绍。瞿秋白很感兴趣地翻阅着刚出版的《前哨》，这是当时左联为了纪念被国民党政府杀害的五烈士出版的，其中鲁迅怀着对年轻烈士的无限珍爱和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满腔愤恨，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瞿秋白读着鲁迅的这篇悼念文章，连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茅盾 此时瞿秋白感到长住在茅盾家里，也不是个办法，因此几天后冯雪峰再次来到茅盾家里时，便问冯雪峰是否有商人之类的朋友或可靠的社会关系，帮他找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的地方。冯雪峰当时就提到了一个朋友，叫谢旦如，他的父亲谢敏甫已故，是个大商人，开过钱庄，家住南市，房子宽敞，人又可靠，住在那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瞿秋白感到这是个不错的地方。于是冯雪峰找到谢旦如，谢一口答应。就这样，瞿秋白夫妇又从茅盾家里搬到了南市方浜路天主堂街旁边紫霞路68号的谢家居住。 紫霞路68号的主人谢旦如，比瞿秋白小五岁，既是商人，又是文人。谢家世代经商，其父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老板，家资万贯，藏书丰富。早在1921年，谢旦如就与应修人办过上海通信图书馆，1924年底由应修人介绍加入湖畔诗社，出版过诗集《苜蓿花》。1929年后，他先后在老西门、静安寺开过几家小书店，专售左翼文艺书刊，还为读者选订外国进步书刊。左联刊物《前哨》创刊号，就是由他筹集经费，物色到一家小印刷所，发动几个同情革命的工人秘密排版后印出来的。他虽不是共产党员，却担负了共产党组织交给他的重要秘密工作。1930年，谢旦如把自己经营的西门书店迁至虹口老靶子路 (今武进路)北四川路，改名公道书店，他又在隔壁开了一家食品店，两店相通，进退自如，于是这里成了左联的秘密联络点，冯雪峰经常来书店，有时候把党内的机密文件交谢旦如收藏，有时候鲁迅也来这里。紫霞路地处华界，相对于租界来说，这里本不太适宜革命者居住，但是谢家是上海钱庄界名流，国民党特务绝对想不到在这个富豪家里会住有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因此反而比较安全。而谢旦如为了接待瞿秋白夫妇，先征得了他夫人钱云锦的同意，说是他的老朋友夫妻两人因养病需借住他家，接着又说服了他的老母亲，然后在报纸上登出招租广告，又在住房附近贴了几张招租告示，为瞿秋白入住制造假象。6月，瞿秋白作为新的房客，由冯雪峰陪同来到谢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头发剪成平头，穿一身浅灰色长衫，脚穿布鞋，一副教师打扮的模样。谢家其他人都不知道房客夫妇的真实姓名，平时就叫他们林先生和林家嫂嫂。 谢家的房屋很宽敞，是老式三开间三层楼房，周边的环境也很僻静，瞿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对面的西厢房是谢家的书房，藏有大量文艺书籍和期刊。瞿秋白和杨之华非常喜欢这里的藏书，有时候会一整天待在谢家的书房里。瞿秋白夫妇在谢家吃包饭，一日三餐，两家都在一起吃，所以关系融洽，饭后茶余，瞿秋白有时同谢旦如聊天。有时给谢家的孩子讲讲故事。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发出了《严缉扰乱治安之瞿秋白等务获解究》的通缉令，对抓捕瞿秋白，悬赏2万元。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为了防止意外，他们两家从南市搬到法租界毕勋路 (今汾阳路)毕勋坊10号的一幢洋房居住，谢家住二楼，瞿家住三楼。在这期间谢旦如的母亲去世，杨之华像亲人一样帮助料理丧事。由于杨之华待人亲切，说话得体，办事利落，故来往亲戚朋友对她甚有好感，这对瞿秋白的隐居，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瞿秋白在毕勋坊住了五六个月，到夏天才搬回紫霞路，利用紫霞路这个相对安定的环境，继续进行他的文学写作和翻译。 参加对左联的领导 被“削职为民”的瞿秋白重新回到自己心爱的文学天地后，其实并没有如他原先想象得那样闭门埋头于文学创作，他曾经在党内的地位，他早年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诚朴的待人，使他在上海左翼文艺界人士中有巨大的影响。瞿秋白对左翼革命文艺运动的关心，使他很快进入当时党对文化运动的领导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左翼革命文艺运动的决策者。 早在1931年4月瞿秋白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便对瞿秋白说了左联的一些情况。茅盾说左联像政党，执行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对此现象很重视，他向茅盾提出，需要改进左联的工作。他建议《前哨》要坚持办下去，把它作为左联的理论指导刊物，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刊登作家的作品。瞿秋白这一意见正符合鲁迅、冯雪峰和茅盾的想法，于是他们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改为《文学导报》，主要刊登文艺理论研究的文章，同时在9月又创办了一个专门刊登文学作品的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 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左联，因受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其纲领中也有“左”的倾向，如要求其成员参加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去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1930年8月，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却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反而给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上“作品主义”的帽子。决议还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工农通信员”的经验，用为工人扫盲来取代作家的创作活动。自瞿秋白参加对左联的领导后，这种“左”的倾向逐渐有所改变。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针对以前“左”的倾向，提出了一些根本原则，对指导左联后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开展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活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份决议由冯雪峰起草，而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当事人茅盾在后来回忆说：“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并且说，“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冯雪峰 在这段时期，冯雪峰三天两头要到瞿秋白住处来，谈左联的情况，由此瞿秋白通过同冯雪峰、茅盾的交谈，影响当时左联的行动，实际上还直接领导了文委，参与了文委的许多决策，为它起草了一系列具有指示性的文件。如其中有影响的一份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提出了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用文化运动的方式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斗争。同时又针对当时存在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倾向，强调文化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成为文化战线上强有力的群众斗争的队伍，必须能够动员广大的党外劳动民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来进行革命的文化运动。在这种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左联的革命活动方式更加灵活，更加生动，宣传效果也更加明显了。 在以前，左联不允许其成员在国民党办的报刊上发表文章。瞿秋白来了后，情况有所转变。左联作家开始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像《申报》的《电影副刊》和《晨报》的《每日电影》等刊物，都有左翼的成员担任编辑。另外一些左翼作家还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包括发表了批评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文章。当时上海唱片行业中有一家百代唱片公司，是法国人所办，历史悠久，很有名气，公司的部门负责人任光同田汉很熟。田汉通过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否争取任光，把进步电影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交百代公司灌成唱片发行。瞿秋白完全支持田汉的意见，并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后来正是通过任光，把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词作曲的进步歌曲灌成唱片，使《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唱遍了全中国，在当时的形势下，成为最有效、最能够鼓舞群众抗日热情的宣传工具。 这段时间，瞿秋白虽然隐居在弄堂里，但对党的文艺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并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对于瞿秋白参加领导党的文艺工作后出现的新气象，当时担任文委领导成员的夏衍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同志对于左联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扩大统一战线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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