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立三酝酿大计划1930年5月7日晚，一位神秘的客人穿过华灯初放的喧闹街市，悄然住进爵禄饭店。他就是李立三。 由于当时周恩来在莫斯科，新选出的党的领导人向忠发又缺乏领导能力，所以，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 李立三对陈独秀葬送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很是不满，认为对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就是要针锋相对，还以颜色。在军事上首先要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进而夺取全国政权。 他断定，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因此在酝酿一个大的计划。这个大计划就是：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集中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为此，他想在上海搞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其规模至少可与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相提并论。 李立三要会见的人便是时任“左联”领导人的鲁迅。李立三希望在文坛以及青年中很有影响力的鲁迅，能够成为他所设计的大游行中的领队人。此时的李立三已经完全陶醉于红旗遍野的想象场景中，而鲁迅则是这一场景中他认为最合适的旗手。为此，他特地安排了与鲁迅的这次会见。 2. 精心选择会见地点李立三为什么选择爵禄饭店作为与鲁迅的秘密会见地点呢？ 这一内情很长时间不为人所知。直到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里披露说：“这里有一个小秘密。当时的爵禄饭店是一个中型、中档的饭店，在西藏路、汉口路附近。上层的达官贵人不会去，下面的平头百姓也不会去，因此比较安全。更重要的一点是，饭店有个领班是宜兴人，是潘汉年的同乡，人很可靠。” 此前，李立三与鲁迅素未谋面。作为中共宣传部长，李立三对上海左翼文化界非常关注，而文坛巨擘鲁迅自然在李立三的视线之内。 3. 李立三托人声援鲁迅早在“左联”成立之前，创造社、太阳社发起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在文化界、思想界燃起了漫天烽火。他们主张“既成作家”都要“转变方向”，并以此作为批判鲁迅的张本。当革命文学运动勃然兴起时，曾经热切期待与之结成统一战线的鲁迅突然成了祭旗之人，这是鲁迅始料不及的，也理所当然地引起鲁迅的愤怒和反击。于是，“革命文学”论争愈演愈烈，极大地涣散与离心了左翼文艺队伍。 由于当时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的周恩来，参加中共六大从莫斯科回国后得知这一情况，便立即要求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予以干涉，要求停止对鲁迅的攻击。 这场论争也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的高度关注。李立三也认为创造社、太阳社将鲁迅作为“文学革命”批判的对象是错误的。为此，李立三召见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并负责编辑《环球》理论刊物的吴黎平，谈了三点意见： 一是文化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争吵不休； 二是我们有些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 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的同志，准备成立新的左翼文艺组织。 李立三随后交给吴黎平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与鲁迅联系，告知他的观点，征求鲁迅意见。 此后，吴黎平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在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中与鲁迅见了面。对此，吴黎平回忆称：“我们谈了文艺界的情况和作家团结的一些问题，希望左翼作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传达了党的意见，希望鲁迅在组织左翼作家的工作中多参加，多出力，多指导。鲁迅完全赞同我们的意见，对攻击他的同志也表示了谅解的态度，认为他们的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 这次见面，宽慰了鲁迅的心境，毕竟吴黎平带来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声音，其分量非同一般。 4.“左联”这个名称是谁起的？'革命文学'论争停止后，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个新的革命文学团体正在酝酿成立。当时李立三拟定了这一新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为此，李立三特别要求参与筹备工作的潘汉年、冯雪峰一定要去征求鲁迅的意见。 李立三当时顾虑'左翼'二字太'左'而且直露，因此说''左翼'两个字用不用取决于鲁迅，鲁迅如果不同意，这两个字就不用'。 当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公开亮出'左翼'旗帜确属非同寻常之举，面对无时不在的危险，李立三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涉及鲁迅这样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非党同志。 此后，冯雪峰专程前往景云里鲁迅寓所，通报酝酿成立左翼文化组织的情况，并就李立三拟定的组织名称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听完后不仅非常赞同，而且特别强调：''左翼'二字还是用好，这样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鲁迅的态度令李立三非常高兴。此后，'左联'因为有鲁迅的加入并成为实际领导人，而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影响力。 5.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鲁迅是通过冯雪峰得知这次约见的。由于是与中共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会面，鲁迅欣然同意，并在冯雪峰的陪同下前往爵禄饭店。 鲁迅抵达时，潘汉年已经事先陪同李立三在房间等候。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一位是中国文坛的巨擘，一位是中共著名领导人。 '我叫李立三。'见到鲁迅后，李立三操着一口湖南话率先自我介绍。握手、落座后，李立三说了几句'对先生仰慕已久'的话便直入主题。他介绍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对当前形势的认识，接着又讲到准备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以展示革命的力量。 李立三充满激情地侃侃而谈，而鲁迅则沉默无言，他对李立三的主张并不苟同，但又不便多说什么，唯有默默地抽着香烟。 '先生在中国文化界德高望重，为数万青年所景仰，如果先生能亲自参加游行，其影响则非同一般。' 鲁迅终于从这句话中知道了李立三这次与他会面的真正目的。但是，鲁迅向来不主张喊口号、发宣言这样一类的活动，他多次说过，真正的作家要靠作品讲话，用文章战斗。 而且，他还曾针对当时一些过多热衷政治活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说：'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李立三的设想和愿望显然有违鲁迅的一贯作风。因此，鲁迅听后脸上毫无表情。 鲁迅的沉默，李立三误以为他有所顾虑，便接着说道：'为了确保先生的安全，我们会派专人保护，并且还可以给先生专门发手枪，以防不测。' 鲁迅赶紧接过话头：'我不会打枪，要打枪可能打不到敌人，反而打了自己人。'这句话听起来很幽默，然而却幽默得很有分量。显然，鲁迅不便正面反对李立三的意见，毕竟他是中共领导人，所以只有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但李立三依然充满信心地劝说鲁迅：'不要枪也可以，只是希望先生能够参加我们的游行，以鼓舞士气。' '李先生恐怕还不知道吧，我是历来主张'壕堑战'的，绝非挺身而出的勇士。至于中国的革命怕也不能一朝一夕便得成功，看来是'持久战'，而且需要我们去'韧战'。'鲁迅慢慢吐着烟雾，虽然说话语气不重，但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当时'左联'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经常组织盟员上街游行撒传单，不要求他们创作。鲁迅原本对此就有不满，但那都是党组织安排的，他不便多言，不过他自己是决不参加的。 眼见难以说服鲁迅上街，李立三便退而求其次。他说：'既然先生不愿意，我们不能勉强。那么能否请先生发表一篇宣言。以先生的声望，发表一篇宣言将会形成极大的影响。' '发表一篇宣言倒不难，然而这对中国革命究竟有多大好处，实在难说。而我从此在中国就住不下去了。'鲁迅说这话时神情比较严肃。因为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鲁迅非常清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更何况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并未撤销对鲁迅的通缉令。 然而，李立三并未能理解鲁迅，他依然固执地劝说：'住不下去就到国外去，黄浦江上有许多外国船，我们随时可以帮助先生登上其中一艘。' '那岂不像郭沫若先生那样在国外当寓公了，而在中国我还是可以打一枪两枪的，只不过不是用手枪而是用笔，我也只能用笔。'鲁迅的言辞中有些许不快。 '在国外也可以写文章嘛。' '那只能是隔靴搔痒，没有丝毫的战斗力。' 话已至此，李立三不免失望，但对鲁迅这样一位备受大家尊敬的名人又不便过于要求。李立三于是显得非常大度地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尊重先生的意愿。' 潘汉年与冯雪峰自始至终一直在旁边默默地听着，没有插一句话。其实他们也早已听出双方在这场谈话中是很难找到共鸣的。 鲁迅终于离开了爵禄饭店，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会见。在回寓所的路上，鲁迅对一旁陪同的冯雪峰说：'你都听到了，我们是各执一词。不过李先生却并不坚持。' 冯雪峰随口说了句：'还是不坚持好。'因为冯雪峰心里很清楚，当时鲁迅领导着左翼文化运动，已经充满危险。平时'左联'的一般会议，冯雪峰都不主张鲁迅参加，而是由他或柔石前往征求先生意见或事后专程汇报。这次李立三的要求，对于鲁迅来说完全是一种冒险，甚至会带来无谓的损失，因此他也是不赞成的。 关于这次与李立三的会面，鲁迅在当晚的日记中只写了不到10个字：'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具体内容全都省略了。这主要是考虑到会面对象的特殊性而不便详记。之后，鲁迅又对胡愈之谈起这次与李立三会面的情况。据胡愈之说，鲁迅将当时的谈话内容漫画化了，但却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那种做法是不赞成的。 李立三虽然没有说服鲁迅，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对革命即将出现高涨形势的判断，也没有影响他在全国组织暴动的热情。不久，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他仍沉浸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设计场景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