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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3岁开始学习德语，直到现在我还在试图向自己解释，为什么我会对这门语言“一听钟情”。答案当然是：我有一位出色的老师。在一个不以文化包容而出名的英语公立学校里，Mr.King显然与众不同：这位亲切而智慧的老师在二战的水深火热中仍坚定热爱着那个他认为没有改变的德国。 他没有加入反德意志的热潮，相反，他用这门语言的动人之处、文学与文化鼓励着他的小班级。他曾说，总有一天，真正的德国会回归的。他说对了，因为真正的德国已经回归了。 为什么我对这门语言“一听钟情”？在我那个年代，没有哪位语言老师会在课堂上使用留声机，除了Mr.King。那些留声机唱片对他和对我们来说都是陈旧而珍贵的。他用棕色纸袋里包裹着它们并放在书包里，在来学校的路上他就把这个书包放在单车的篮子里。 这些珍贵唱片里包含的是什么内容呢？是经典德国演员朗读浪漫的德语诗篇的声音。那些唱片有点破损，但这些瑕疵也是美的一部分。在我的记忆里，这些瑕疵保留至今。 Du bist wie eine Blume– CRACK –So hold und schön und...– CRACK (Heinrich Heine) 你好比一朵花——故障声——如此温柔、纯洁...——故障声（海因希里·海涅） Bei Nacht im Dorf der Wächter rief…– CRACK (Eduard Mörike’sElfenlied) 夜晚的村子里守夜人喊道…——故障声（爱德华·默里克《妖精的歌》） 我爱这些朗诵。我学着去模仿、然后去背诵它们，包括那些有瑕疵的部分。我也发现这门语言很适合我和我的舌头。它令我感到愉快。 我也喜欢把这些诗篇和这门语言当作是我的，因为德语在当时并非一门热门学科，我的同学通常除了“Achtung！（注意！）“和“Hände hoch！（举起手来！）”这些战争宣传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台词以外一个单词也不认识。 但是还好有Mr.King, 我得以了解更多。当我决定不再强留在英语公立学校以后，是德语给了我另一个容身之处。那是在1948年，当时我不能去德国，所以去了瑞士并在16岁时被伯尔尼大学录取。 在瑞士，我在Frau Karsten遇到了除Mr.King以外另一位令人仰慕的老师，一位头发灰白、梳着马尾辫的严厉的北德女人。她和Mr.King一样都骑着一辆自行车，她的腰板挺得笔直，头发在背后来回摆动。 毫无疑问，在后来进入军队服役时，我被派遣到了奥地利。在结束兵役后我进入牛津大学继续学习德语，再后来到伊顿公学教授德语。 众所周知，德语可以给你带来很多乐趣。你可以嘲笑它，玩弄它，模仿它。你可以自己发明很多词语——当然只是为了好玩，真正的单词还是跟原来一样的。你可以在谷歌上找到这样的一个词：Donaudampfschiffsfahrtsgessellschaftskapitän. 你可能听过马克吐温说的一个玩笑：“有些德语词很长，看来它们有自己的观点。“你也可以自己构建一些疯狂的形容词，例如”我那个最近被我父母扔出窗外的“ 游戏机。如果你疲于那些由名词或分词交织构成的复合词，那么荷尔德林、歌德或海涅的简洁诗篇会让你送一口气，也提醒我们正是因为德语可以达到一种简洁与美的高度，才使其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一门神的语言。 不管有多少伪装，我们仍能感受到德语语言对于单音节词的纯粹力量的热爱。 对我来说，学习外语的决心就是一种抛出橄榄枝的表态，是一个伸手示好的姿态。它不仅是一种协商途径，也是一种更多地了解、更加亲近你和你的文化、社交方式和思考方式的途径。而教授外语的决心则是一种承诺、宽容与协调的表态。 它是一种教育的承诺——是的——一种去赋予的承诺，也是一种去唤醒的承诺。是点燃那团你希望永不熄灭的希望之火的承诺；是引导你的学生追寻洞察力、想法和反思的承诺，那是他们在没有你的付出、耐心和技巧的情况下无法获得的。 引用查理曼大帝的一句话：“学会第二种语言就等于拥有了第二个灵魂。”他或许还说过，去教授第二门语言就等于去哺育第二个灵魂。 当然，要使两个灵魂在任何严格意义上能够并存，就要具备精神上的高度敏锐。这促使我们要做到精准、要直面意义、要理性而有创意地去思考，并在找到一个具有同等意义的词汇前、或在确认不存在这么一个词之前（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决不罢休，然后再去寻找一个表达同等意思的短语或迂回表达。 毫无疑问，那些最勤勤恳恳钻研我的小说的编辑并非英语母语者，而是那些非母语译者，他们坚持不懈地捕捉语义重复之处或频繁出现的事实不准确之处，那些德语译者尤其“恼人”。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独特的、但愿是短暂的的年代里，我们不可能不对整个大西洋出现的每一处或矛盾或晦涩的言论感到惊讶。而在惊讶之余，我们又面对着对语言本身的使用方法与滥用。 清晰的语言——简洁、理性的语言——对于一个在事实与理性之间战斗的人来说，是一种关乎存在的威胁。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清晰的语言是对他的困惑、矛盾与谎言的直接攻击，是敌人的声音，是虚假新闻。因为他知道，我们仅仅从直觉就能明了其中的代价：没有清晰的语言，就没有真理的标准。 这也是语言对于一个语言学家的意义。那些教授语言的人，那些视语言的准确、内涵与优美为珍宝的人，是这个危险时代里的真理捍卫者。 而且，在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里坚持传授德语的人是尤其难能可贵的，更何况他们算是“珍稀物种”了。这些年来，每次听到一个英国政客吐出后果不堪的言论，例如，“让我说得非常清楚”，我都有拔出左轮手枪的冲动。 通过德语教学，通过传播对德国文化与生活的理解，当今这些令人尊敬的学者及其同事将为欧洲各种言论争辩的平衡、体面与素养做出贡献。 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跟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对话：也就是这个国家开明的年轻人——不管他们支持或者反对英国脱欧——他们会把欧洲当作自己天然的家，把德国当作自己天然的伙伴，把共同的语言当作他们天然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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