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白居易（公元772～846）,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大和三年，白居易做了《中隐》，他这样写道：“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这是他首次给出“中隐”的定义。那年正值白居易外迁洛阳，做太子宾客分司，官场失意之后，他将自己比喻为“中人”。大隐享名禄之实，但却有枉道徇物之忧; 小隐虽能洁身自好而又太困窘寂寞，中隐正是在这夹缝中安身立命的吉安之法。白居易曾把隐士分为大、中、小三者。他决定取舍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三种隐士各自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而完全取决于三种隐逸模式对隐者的世俗的实用价值。这就是中唐多数隐士的选择。不做京官，做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官，那一份不薄不厚的俸禄；不再以隐作为实现独立和价值的途径，也不抛弃隐士的名称，以隐逸作为虚幻的精神寄托；过一种不紧不慢的生活，讨一份不喜不忧的心情。中隐便是隐逸的中庸风格。 白居易早年忧国忧民的热忱抱负在举世皆浊的世道中除了给他带来了贬黜外并未能改变朝政，更没有拯民于水火，这就不禁使他产生了独善其身的退隐念头。但退隐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若一退到底、退到荒山老林，首先吃饭就成了问题。 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白居易找到了中隐这一途径——既有一定社会地位，又有稳定可观的收入来源的闲差。这样的中隐生活既没有身居朝廷要职和充当街市富商的烦劳，又没有身居荒山僻壤的饥寒，却可以享有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自由自在的生活，唯一的代价就是放弃显赫的实际权力和远超出个人正常需求的巨额财富罢了。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束缚人们的思想与情感的，主要是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各种功利的、庸俗的价值观念，传统社会里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解放或叛逆行动主要是对此发动的。在成功或者失败间，中国便产生了强大的"出世"的隐逸文化。隐逸生活可以把人的精神带向一种纯粹解脱的境界。像武侠小说里的众侠们，多数选择隐逸的都得以逍遥。然而，绝非所有的隐士都能过上这种生活，也不是所有的隐士都愿意过自己选择的生活。特别在政界。他们的世界是十分复杂丰富的，正可谓“红衣脱尽芳心苦”，隐逸生活的内里不仅有解脱的宁静，更多的是无奈、愤懑、辛酸乃至血泪。 在白居易看来，太子宾客分司这样三品的闲官，既能避免遭受“风尘吏”的奔波之苦、避免承受事务冗杂，又可以躲避朝堂纷争，从而在山水登临中、在杯酒声色中、在过往唱酬中充分享受生活的闲情逸致。显然，这是在小隐与大隐间找到一条折衷之路，它巧妙地平衡了大隐与小隐之间，贵与贱、喧嚣与冷落的矛盾， 超越二者之上，化解对立冲突。中隐诗人的生活比 起吏隐诗人来多了一份惬意。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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