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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学界关于“古今字”观念的产生时代问题意见不统一。汉民族在有了“古今”观念且在秦代有了以“字”指代单个文字的概念之后才会产生“古今字”观念。先秦至汉的“古今语”观念，西汉时的“古今文”观念与“古今字”观念相关却并不相当。按此思路考察，杨润陆（1981）所持观点是适当的，古人的“古今字”观念大约产生在西汉武帝末孔子壁中书出之时，代表人物即孔安国。清段玉裁认为先秦时《尔雅》中已有“古今字”观念有些过早，其他学者以为西汉末或东汉时才有“古今字”观念，则有些过晚。 关键词：古今字；古今语；古文；今文；观念；产生时代 关于“古今字”观念的产生时代问题，学界关注很多，目前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五种：（1）清代段玉裁认为“古今字”概念始自先秦的《尔雅》和西汉的《毛传》① [1]。（2）认为“古今字”概念产生于西汉。杨润陆（1981）[2]指出：“古今字的概念产生于训诂学盛行的汉代。”并引《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称“所谓今文字读之，就是用汉代通行的文字来解释六国时的文字，用汉代通行的语言解释六国时的语言。这是今字释古字的开始，也是古今字的概念产生的开始。”此后，也有学者发展此派观点，主要有：①洪成玉 （1992）[3]提出“古今字”术语最早出自《汉书·艺文志》中 “孝经家”部分的“《古今字》（一卷）”一书，作者大约为西汉末年。张劲秋 （1993）[4]、洪成玉（2009） [5]说同；②孙雍长（1994）[6]指出“西汉人所说‘古文’‘今文’，与后来所说的‘古今字’，虽不完全是一回事,却是其概念的滥觞。”后孙雍长（2006）[7]重申此说。（3）认为“古今字”概念源自东汉郑玄。如洪成玉 （1981）[8]曾称：“古今字这个术语，最早是由东汉经学家郑玄提出来的。”后有张世英、许威汉（1982）[9]，张庆利（1986）[10]，庞玉奇（1990）[11]，赵克勤（1994）[12]等主此说。（4）笼统称汉（东汉）魏训诂学家提出古今字概念。如陆锡兴（1981）[13]；（5）认为“古今字”来源于东汉郑众。此说当发端于清段玉裁②，李玉平 （2003）[14]曾称“郑司农已经明确使用了‘A，古字也，B，今字也，同物同音。’这样的术语，这才是后来郑玄用‘古今字’作为沟通字际关系术语的真正来源。”刘新春（2003）[15]称“郑众已经充分意识到经籍中存在古今字的现象，只是他还没有使用‘古今字’这个术语。”李运富师（2007）[16][17]亦赞同此说，认为古今字观念形成于东汉时期，较早论述古今字现象的学者是东汉初期的郑众。 可见，关于“古今字”观念到底起源于何时，当前学界尚无统一意见。我们认为，探讨这一问题，关键应该注意三方面问题：一是古人何时有古今语言和文字对比的观念，二是古人何时开始有了“字”的观念尤其是以“字”表示单个汉字的观念，第三才是古人何时开始有“古今字”的观念。以下分别讨论。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五卷·亏部》[1]204“亏”下：“《释诂》、《毛传》皆曰：‘亏，於也。’凡《诗》、《书》用‘亏’字，凡《论语》用‘於’字。盖‘于’‘於’二字在周时为古今字，故《释诂》、《毛传》以今字释古字也。”又同书[1]311《第七卷·?部》“旄”下：“《尔雅》曰：‘翢， ②今考此说，清段玉裁已经注意到了。如段氏《说文解字注·第七卷·禾部》[1]252“槀”字下：“郑司农以汉字通之。于《槀人》曰：‘槀读为犒师之犒。主穴食者，故谓之犒。’于《小行人》曰：‘槀当为犒，谓犒师也。盖汉时盛行犒字，故大郑以今字易古字，此汉人释经之法也。’” 一、古人何时有古今语言和文字对比的观念 要有古今语言和文字对比的观念，必然已有古今事类对比观念，其本质是要有历史观念，而历史观念的本质是时间先后的认识观念。我们认为这样的观念应该很早，大概有人类历史的时候就有了。因为上古人民的生活方式，很早就已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这当然也就有了时间观念。有了时间观念，也就有了历史观念。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不仅有“ （1）《尚书·周书·毕命》：“不由古训，于何其训。” （2）《尚书·周书·吕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 （3）《尚书·商书·说命下》：“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 （4）《诗经·大雅·烝民》：“小心翼翼，古训是式。” （5）《左传·桓公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 （6）《左传·闵公二年》：“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 （7）《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8）《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9）《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10）《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 （11）《尔雅·释诂》：“古，故也。” （12）《尔雅·释诂》：“故，今也。” （13）《礼记·文王世子》：“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 （1）至（4）例中涉及的“古训”主要指先王之遗典、制度、法则等，然这些内容实则和古代的训教紧密相关，而训教则属于语言的范畴。（5）至（13）例说明先秦时期已经有了明确的古今语言不同的观念：如（5）说明当时就认为“嘉耦曰妃，怨耦曰仇”这是古代命名的方法；（6）中则说明按古制跟从国君出去打仗叫“抚军”，留在后方守卫叫“监国”；（7）中说明当时的“王”就相当于古代的“帝”；（8）（9）是孟子对夏、商、周三个时代对学校和什一税制名称的不同的对比[19] 1；（10）说明古时候“三百步为里”，与当时的长度单位不同；（11）（12）中《尔雅》对词语“古”和“故”的解释，体现古今的观念，而且《释诂》的篇名也反映了这种观念。唐陆德明《尔雅音义》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诂，故言也。张揖《杂字》云：‘诂者，古今之异语也。’”宋邢昺《尔雅注疏》：“释，解也。诂，古也。古今异言，解之使人知也。”可见战国末期的《尔雅》是专门设《释诂》一篇来解释古今语言的差异；（13）中则说明古时称“年”为“龄”，“齿”也是“龄”。这都是在说明古今语言的不同。 先秦时期也已经有了一些关注文字发展历史的内容，可以反映当时人们的古今文字对照的观念。例如： （14）《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15）《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16）《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17）《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18）《吕氏春秋·君守》：“仓颉作书。” （14）中反映出先秦时期对文字发展历程的认识，文字（书契）由上古的结绳演变而来；（16）中反映周王朝曾经做过文字统一工作[20]，其文字当然与未统一之前有所不同，反映了对古今文字变化的认识；（15）（17）（18）则反映了先秦对汉字起源的认识理念，即文字是由古时的仓颉所造。 从以上这些材料来看，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初步的古今语言和文字对比的观念，尤其是这种观念已经反映到了训诂专书《尔雅》当中，这说明当时具有这种观念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时代共识性质了；先秦时期也有了文字发展的历史观，但尚无明确的“古今字”对比观念。
①古文字资料皆引自《古文字诂林》，下同。 二、古人何时开始有了“字”的观念 之所以说，先秦时期尚且没有明确的“古今字”观念，是因为，我们认为当时还没有“字”的观念。 据考察，“字”虽然出现很早，殷商时期《字己父觯》有“ 先秦时期却没有用“字”来表示“文字”义的用例。郑玄曾多次在注中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古曰名，今曰字”，也就是上古没有用“字”表示文字的观念。《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注：“谓若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周礼·秋官·大行人》：“九岁属瞽史，论书名”注：“书名，书文字也。古曰名，聘礼曰百名以上。”《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皇侃义疏引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明顾炎武《日知录》[21]751卷二十一也曾言：“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蟲为蠱。’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之类，并不言字。《易》‘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诗》‘牛羊腓字之’，《左传》‘其僚无子，使字敬叔’皆训为乳。《书康诰》‘于父不能字厥子’《左传》‘乐王鲋，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爱养之义。惟《仪礼·士冠礼》‘宾字之’《礼记·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与文字之义稍近，亦未尝谓文为字也。” 那么以“字”表示“文字”的观念最早是什么时候呢？顾炎武认为最早是从秦代开始的。《日知录》卷二十一[21]751：“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此则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汉而显也与？许氏说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书谓之文，隶书谓之字。张揖《上博雅表》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经字样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则通谓之文。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② ，李斯程邈出，文降而为字矣。” 我们考察文献，发现在西汉以前很难见到有用“字”表示“文字”含义的用例。在西汉初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仍称文字为“文”而不称“字”。如卷十一《王道通三》：“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22]董仲舒对文字的构形分析，仍称“文”而不称“字”。确如顾炎武所言，最早以“字”表示文字概念的可信用例当是始于《史记》所引的李斯《琅邪台刻石》： （19）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秦始皇本纪》） 不过这里的“字”还无法确定是指单个的文字，而从《史记》中另外一些史料可以推知的是，确实秦代应该已经有了明确的以“字”指文字，甚至指单个文字的概念。例如： （20）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増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列传》） （21）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秦始皇本纪》） 尤其（20）所记吕不韦修《吕氏春秋》事（约前239前后），应该比李斯《琅邪台刻石》（前219）要早一些，而且已经用以数词“一”修饰“字”，可见“字”指单一的文字单位是可信的。而且今传本《商君书》中也有类似用法： （22）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商君书·定分》） 《商君书》成书时代有争议，此书虽未必早于《吕氏春秋》，但反映秦统一前后的观点应该还是可信的，里面两次提到“一字”，也可以佐证秦代已明确用“字”指单个文字的概念。 因此，“字”在西汉时被用来表示“文字”或单个文字的概念就很平常了。除了上述例子外，《史记》中还有的用例如： （23）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三王世家》） （24）然建最甚，甚于万石君，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万石君传》） （25）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太史公自序》） （26）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封禅书》） 除了（23）外，（24）至（26），都是用“字”表示单个文字的概念。又如： （27）托名西汉伏生《尚书大传》：“尧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汤扁，文王四乳。八者，如‘八’字者也。” （28）刘向《古列女传》卷二之十《柳下惠妻》：“门人从之以为诔，莫能窜一字。” （29）刘向《古列女传》卷五之十三《珠崖二义》：“关吏执笔书劾，不能就一字，关侯垂泣，终日不能忍决。” 上述（27）（28）（29）中的“字”也是指单个文字的概念。这样的认识概念很重要，因为这是后来产生“古今字”观念的重要基础，因为古今字认识观念，不是古文经文本和今文经文本的对照，而是单个汉字的古今对应问题。由上述材料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秦朝因为统一六国，为削除六国各自文化的影响而采取“书同文字”的政策，统一文字，其中的“文”，是以秦国的大篆为中心，统一的主要是字体，而其中的“字”，则专指单个的文字，主要是关注的是字形。也即《说文解字·叙》中所称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① 参《汉语大词典》。 ②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七补充说：“三代以上言名不言字”。 三、古人何时开始有“古今字”的观念 既然在秦以前并没有用“字”表示文字的观念，自然也不可能有“古今字”的观念，因此我们认为在秦以前所涉及文字古今发展演变的观念，是一种“古今名”观念，即后来所说的“古今语”，关注的是名称和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古今文”的观念则关注的是书写文本形式（字体）的问题，都与“古今字”关注的单个文字古今对照问题有不同，但二者都是“古今字”观念产生的先导。 1、先秦至东汉的“古今语”观念 关于古今语的观念很早就有了。前面例（5）至（13）所涉文例都是这方面的证据。类似用例再如： （30）《尹文子·大道上》：“故古语曰：‘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能，无害于巧；君子不知，无害于治。’此言信矣。” （31）《列子·杨朱篇》：“杨朱曰：‘古语有之：“生相怜，死相捐。”’此语至矣。” 《尹文子》和《列子》中都提到“古语”，自然是对应当时的语言“今语”来说的。 “古语”的观念到西汉时期仍有沿用。如： （32）《汉书·韩安国传》：“安国曰：‘不然。臣闻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是以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重作事也。” （33）《诗经·大雅·行苇》：“或献或酢，洗爵奠斝。”西汉毛亨传：“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 毛亨的注释意见说明他明确知道不同的时代对同一种器具的指称所用语词不同。周代的“爵”，在之前的夏代叫“醆”，商代叫“斝”。西汉后期已经明确提出“古今语”的概念。如： （34）西汉扬雄《方言》卷一：“敦、丰、厖、 （35）扬雄《方言》卷一：“假、 （36）扬雄《方言》卷四：“襌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褋；关之东西谓之襌衣。有袍者，赵魏之间谓之袏衣，无袍者谓之裎衣，古谓之深衣。” 东汉也有沿用，如： （37）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方言》明确提出“古今语”的概念是对《尔雅》以来古今语观念的进一步提炼和概括，班固《汉书》的观点则是对古今语观念的进一步继承。但这都还不是在文献注释中反映出的观点。文献注释中古今语观念，我们认为较早是西汉末刘歆的弟子杜子春（约前30—约58）关注到的。这一点业师李运富先生已经提到[17]，例如： （38）《周礼·春官·大祝》：“七曰奇 （39）《周礼·春官·内史》：“以方出之”注：“杜子春云：‘方，直谓今时牍也。’” [23]820 例（38）（39）中，郑玄所引用的杜子春注释中明确将《周礼》时代的语言词汇与当时东汉时期的语言词汇相对照解读，并以“今”标注，可见其明确的古今语注释观念。其后杜子春的弟子郑众①以及后来的郑玄都继承了杜子春的这种古今语对照注释的观念[17]。而且郑玄还明确使用“至今语犹存”的表达。如： （40）《礼记·礼器》：“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24]743 “至今语犹存”就是“至今语言中仍然保存着”，里面明确反映了郑玄的古今语对照训释观念。 2、西汉的“古今文”观念 开始的“古文”“今文”观念应是指文献书写形式，而不是仅仅指古代文字，更不是指单个的文字概念。这一点，我们从西汉初期《史记》中的“古文”用例中很容易看出。 （41）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徳》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纪》） （42）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孝武本紀》） （43）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三代世表》） （44）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 （45）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封禅书》） （46）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吴太伯世家》） （47）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列传》） （48）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儒林列传》） （49）（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 （50）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眀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太史公自序》） 文献中“古文”含义并不单一，祝鸿熹、叶斌（1995）[25]总结王国维先生关于文献中“古文”的意见，谓“古文”含义有5种：（1）指战国时东方六国文字的字体（2）用战国时东方六国文字字体写就的六艺之书（3）用战国时东方六国文字字体写就的孔子壁中书（4）用西汉时行用字体抄写的壁中书抄本（5）古文经学派。并谓《史记》中10例“古文”的含义指第二种。我们也可以看出，《史记》里的“古文”是绝不同于后来的“古今字”中的“古字”的。孙雍长（1994）等以古文、今文为古今字概念的滥觞是不足信的[16]。 3、“古今字”观念的产生 在较早的材料中，是到了东汉班固《汉书》里才大量地将“古文”与“字”联系起来。例如： （51）是时美阳得鼎，献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臣愚，不足以迹古文。……”（《汉书·郊祀志》） （52）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汉书·艺文志》） （53）《尔雅》三卷二十篇。《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汉书·艺文志》） （54）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汉书·艺文志》） （55）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汉书·儒林傳》） 从以上班固《汉书》中材料可以看出： （一）当时“古文”虽与“字”多相联系，但多仍指古文经，而多次出现的“古文字”实际是指“古文经中的文字”，“文”仍主要指文献形式，而其中的“字”才是指“文字”概念。尤其是例（52）中同时谈到“古文”“字”“古字”和“古今语”等概念，区别十分明显。 （二）有的“文”已经开始指“文字”这样的概念。例（49）中的“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其中“古文”与“奇字”等其他五体相并列，已经很明显是指一种文字形体了。 （三）可以确定，刘歆之前已经有了明确的古今字观念。李运富师[16]等以为古今字概念起源于郑众，似乎稍晚。即使与郑众同时代而稍年长于他的班固，其《汉书》中也多次提到“古字”之例，除（54）外，又如《汉书》卷三十六：“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等。且班固《汉书·艺文志》采自刘歆《七略》，其中明确提到有《古今字》一卷，刘歆记载了不知著者姓名的《古今字》一卷，可见明确提出“古今字”观念的学者，要比刘歆、班固、郑众等人还要早一些。 （四）那么比刘歆要早，又早多少呢？洪成玉先生主张“古今字”概念起源于西汉末，似嫌仍有些保守。我们赞同杨润陆（1981：290）的意见，认为至少在西汉孔安国时已经有了古今字观念。杨先生所论不详，今补证如下： ①前文提到秦代如吕不韦、李斯等时已经有了明确的以“字”指单个文字的观念，而且这一概念在西汉初期也非常普遍，这为“古今字”概念的产生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因为古今字着眼的就是单个文字的古今对比。 ②西汉初多承袭秦时文字。有历时比较的观念。如例（54）中多次提到秦代李斯所作《苍颉》一书，“文字多取《史籀篇》”，西汉时又对《仓颉》多次调整和参考，“汉兴……断六十字以为一章”“皆《苍颉》中正字也”“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又称“《苍颉》多古字”。可见西汉初已经具有了单个“字”数量多少和历时比较的观念。 ③使西汉学者集中关注到古今文字不同的，的确应是古文经的出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西汉初期的孔安国。《史记》中提到他时还只是说他“以今文读”古文《尚书》，到了《汉书》中才称其“以今文字读”古文《尚书》。前者只是说明两种文本的对照，后者则明确指出关注两种文本字形的不同了。但《汉书》所出稍晚，其说是否可信呢？且看下面证据： （56）孔安国《尚书序》：“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増多伏生二十五篇。……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26]14 （57）孔臧《孔丛子·连丛子上·与侍中从弟安国书》：“《河图》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尧典》，说者以为尧舜同道，弟素常以为杂有《舜典》，今果如所论。及成王道雷风，周公信自在，俗儒群驱，狗吠雷同，不得其仿佛，恶能明圣道之真乎？知以今雠古之隶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馀篇，并为之《传》云。其馀错乱文字，摩灭不可分了，欲垂待后贤，诚合先君阙疑之义。”[22] 例（56）孔安国描述了自己参照伏生今文本《尚书》整理孔子壁中发现的古文本《尚书》的过程，其中需要对比其字体、字形的异同以及文本的错简、损毁、磨灭等情形；且从（57）孔臧给孔安国的信中，也明确提到孔安国“以今雠古之隶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馀篇，并为之《传》云。其馀错乱文字”等，可见孔安国确实曾对比古今文字字形的差异，不仅仅是文本字体的差异。 不仅如此，孔安国也曾关注《孝经》古今文字差异的问题。如： （58）孔安国《古文孝经孔氏传》：“逮乎六国学校衰废，及秦始皇焚书坑儒，《孝经》由是绝而不传也。至汉兴建元之初，河间王得而献之，凡十八章，文字多误，博士颇以教授。后鲁共王使人坏夫子讲堂，于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经》二十二章，载在竹牒，其长尺有二寸，字科斗形。鲁三老孔子惠抱诣京师，献之天子，天子使金马门待诏学士与博士群儒，从隶字写之，还子惠一通，以一通赐所幸侍中霍光。” [22] 孔安国称河间王所献《孝经》“文字多误”，并指出孔子壁中书所出古文《孝经》的字体形态为“科斗形”，转写文本是汉代的通行文字隶书（ “从隶字写之” ），这很显然是要进行古今文字对比的，在这种对比中自然就有单个文字的对照比较关系。而例（53）所称“《古今字》一卷”列在《孝经》家，称“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也说明当时西汉学者对古文《孝经》的重视和对其中古今文字比较之细致。又（52）“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众多孔子壁中书的出现，就使得学者集中地将其中的文字与今文经相对照，“皆古字也”一语正是对比较结果的说明。
①参看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 最后，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古今字”观念一定要在秦代有了“字”指代单个文字的概念之后才会产生，大约产生在西汉武帝末，孔子壁中书出之时，代表人物即孔安国。这种认识观念有张敞、刘向等继其后，刘歆又大倡其说，在东汉古文经学大兴时，“古今字”观念遂大显，代表人物有班固、郑众、许慎、郑玄等。段玉裁认为先秦时《尔雅》中已经有“古今字”观念有些过早，当时应该还只是“古今语”观念，杨润陆（1981）所持“古今字”观念产生时间是适当的，其他学者以为西汉末或东汉时才有“古今字”观念，则有些过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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