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一生：著书留言，经世应务(3)

　　第二，黄宗羲通过《明儒学案》的编著，建立了以“一本而万殊”的真理论为指导，以“会众以合一”的方法论为归宿，从而全面把握和整理学术演变史的辩证学术史观。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以及某些学案的“按语”中，提出了编纂学术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从而建立了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学术史观，他在《发凡》中说：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在黄宗羲看来，学术发展的客观状况是“一本而万殊”的，真理即在各种“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的互相争鸣中求得，因此作为学术思想史的整理者和总结 者，应当善于把握各家学术宗旨的殊异之处，以透露其人“一生之精神”，这个“一本而万殊”的原则，既是黄宗羲观察和把握学术发展千差万别情况的指导原则， 也是一种以“求异”为目标的微观分析方法，但作为一种科学的辩证学术史观，仅仅着眼于理会各家学术之异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会通万殊使归一本的综合归纳能 力，正如道光年间刊刻《明儒学案》的莫晋评论该书特色时所说：“理虽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虽殊而要归未尝不一，读是书者，诚能不泥其迹，务求自得之真，向 身心性命上作印证……庶不负先生提倡之苦心也夫！”这便是分析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五十二《诸儒学案，张邦奇传》论穷经方法时强调 了“会通”（即归纳）方法的意义，他说：“夫穷经者，穷其理也，世人之穷经，守一先生之言，未尝会通之以理，则所穷者一先生之言耳！”他更在《万充宗墓志 铭》中明确地将他的这个“会通之以理”的穷经方法概括为“会众以合一”的方法，他说：

　　士生千载之下，不能会众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 以达于海，犹可谓之穷经乎？自科举之学兴，以一先生之言为标准，毫秒摘抉，于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经大法反置之而不用，这个“会众以合一”的方法，虽 然是讲穷经方法，但同样适用于学术史的整理，我们完全可以视之为黄氏学术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历史学家或思想史家，如果对浩如烟 海的学术资料缺乏“会众以合一”的学术归纳能力，那么他就写不出好的学术史著作，即便能够成书，也无非是材料堆积，未必得其要领，而黄宗羲编纂《明儒学 案》，“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正是从实践中贯串了“一本万殊”与“会众合一”有机结合的学术史观。

　　对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学术价值，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

　 　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明儒学案》这部书，我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创作，将来做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的人，对于他的组织虽有许多应 改良之处，对于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用的，梁氏这一评论，确有先见之明，自梁氏以后至于今，很多人都在效仿《明儒学案》的形式编纂新的学术史著作，如 《清儒学案》、《朱子新学案》、《现代新儒家学案》等，简直是争先恐后，新书辈出，真应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当代名言，当然，我们在肯定《明儒学 案》的历史价值时，也毋庸讳言其缺陷，从包括明代在内的中国学术发展更广阔的背景和丰富的内容看，《明儒学案》还只是一部明代儒学史，并未包括明代的佛、 老之学和其他所谓“异端”之学，因此严格地说还不能算完整的断代学术史。

　　它在材料取舍、学案编排、学术得失的评价等方面，虽然有其系 统性、客观性的优点，但也未免带有王学门户之见和世俗偏见，例如它过分突出了王阳明学派的主流地位，而对明初至明中叶朱子学的演变注意不够；对属于王学异 端的著名学者李贽既不立案，也不立传，今人或以“疏忽”为梨洲辩解，也是有“为贤者讳”的嫌疑的。

　　《明文案》和《明文海》，是黄宗羲 主编书中费时最长、用力最勤的两部明人文选，两书的关系是：先是由黄宗羲编辑了《明文案》207卷，后由其子百家根据家藏文集作了增补，成217卷本，最 后又因在昆山徐氏传是楼搜集大量明人文集，而由黄宗羲在《明文案》基础上扩编为《明文海》480卷。

　　明代从1368年朱元璋建国至 1644年朱由检亡国，约近三百年历史，期间，文人学士固然不计其数，刊刻行世之文集也有数千家之多，但正如黄宗羲所说：“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 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当然也有不少好文章，有所谓“情至之语”，被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堆积几案之上，谁会去认真看 呢？黄宗羲认为，明朝虽亡，但一代文章决不可废弃，为了保存有明一代文章之精华，反映时代之精神，他不辞劳苦繁琐，从康熙七年（1668）起，就开始搜集 整理明人文集，经过七个寒暑的搜集筛选，到康熙十四年（1675），终于编定了一部洋洋207卷、约400万字的《明文案》，他对这部文选非常满意，述其 编辑缘起云：

　　某自戊申（康熙七年）以来，即为明文之选，中间作辍不一，然于诸家文集，搜择亦已过半，至乙卯（康熙十四年）七月，《文 案》成，得二百七卷，……试观三百年来，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数卷，多者至于百卷，其间岂无一二情至之语？而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堆积几案， 何人发现？即视之而陈言一律，旋复弃去，向使涤其雷同，至情孤露，不异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兹选，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即尽投之水火，不为过矣！

　　关于《明文案》扩编为《明文海》的过程及其抄传情况，黄百家《明文授读序》云：

　　庚申（康熙十九年）岁，蒙今上有遗献之征，既以老病不能赴，又奉特旨：凡黄某所有著述有资明史者，著该地方官抄录来京，宣付史馆，于是藩司毅可李公俾胥吏数十人缮写，不孝入署校勘，而《文案》亦在其中。

　 　丁卯岁，不孝入都门，故相国立斋先生监修明史，以史志数种见委，简阅史馆中书，此《文案》固在也，……己巳，书成，先生复招不孝入都，再至史馆，已不见 所谓《文案》，盖有潜窃之而去者矣！……逮后，先夫子究以有明作者如林，歉于未尽，亲至玉峰，搜假司寇健庵先生传是楼明集，得《文案》以外所未有者，又如 我家藏之数汗数牛而归，缀以红楮，第其甲乙，复还玉峰，宫詹果亭先生命诸佐史，茧指录出，亲正亥鱼，以寄先夫子，于是复合《文案》而广之，又有《明文海》 之选，为卷凡四百八十，为本百有二十，而后明文始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