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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凭借《黄雀记》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出生于1963年的他，曾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撰文剖析自己与同龄人——6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在当今中国社会处于承前启后的一代，但是他们恰恰是边缘化的一代人。这些人中有的在愤世嫉俗中随波逐流，有的提前迈入中老年心态。 ………………
六十年代是一张什么样的标签 文/苏童
生于60年代，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抱撼，也没什么值得庆幸的，严格地说来这是我父母的选择。假如我早出生十年，我会和姐姐一样上山下乡，在一个本来与己毫不相干的农村度过青春年华，假如我晚生十年，我会对毛主席语录、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名词茫然不解，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所有的历史都可以从历史书本中去学习，个人在历史中常常是没有注解的，能够为自己作注解的常常是你本人，不管你是哪一个年代出生的人。历史总是能恰如其分地湮没个人的人生经历，当然包括你的出生年月。
生于60年代，意味着我逃脱了许多政治运动的劫难，而对劫难又有一些模糊而奇异的记忆。那时还是孩子，孩子对外部世界是从来不做道德评判的，他们对暴力的兴趣一半出于当时教育的引导，一半是出于天性，我记得上小学时听说中学里的大哥哥大姐姐让一个女教师爬到由桌子椅子堆成的“山”上，然后他们从底下抽掉桌子，女教师就从“山”顶上滚落在地上。我没有亲眼见到那残酷的一幕，但是我认识那个女教师，后来我上中学时经常看见她，我要说的是这张脸我一直不能忘怀，因为脸上的一些黑紫色的沉积的疤瘢经过这么多年仍然留在了她的脸上。我要说我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中间许多人是有作恶的记录的，可以从诸多方面为他们的恶行开脱，但记录就是记录，它已经不能抹去。我作为一个旁观的孩子，没有人可以给我定罪，包括我自己，这是我作为一个63年出生的人比他们轻松比他们坦荡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比那些对文革一无所知的70年代人复杂一些世故一些的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曾经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现在依然特殊，我这个年龄的人在古代已经可以抱孙子了，但目前仍然被习惯性地称为青年，这样的青年看见真正的青年健康而充满生气地在社会各界闯荡，有时觉得自己像一个假冒伪劣产品，这样的青年看到经历过时代风雨的人在报纸电视谈论革命谈论运动，他们会对身边的年轻人说，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吧？我可是都知道。但是他们其实是局外人，他们最多只是目击者和旁观者。6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在当今中国社会处于承前启后的一代，但是他们恰恰是边缘化的一代人。这些人中有的在愤世嫉俗中随波逐流，有的提前迈入中老年心态，前者在70年代人群中成为脸色最灰暗者，后者在处长科长的职位上成为新鲜血液，孤独地兀自流淌着，这些人从来不考虑生于60年代背后隐藏了什么潜台词。这些人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同样艰难的生活正在悄悄地磨蚀他们出生年月上的特别标志。这一代人早已经学会向现实生活致敬，别的，随它去吧。
一代人当然可以成为一本书，但是装订书的不是年月日，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人，写文章的人总是这样归纳那样概括，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是我其实情愿制造一个谬论：群体在精神上其实是不存在的，就像那些在某个时间某个妇产医院同时降生的婴儿，他们离开医院后就各奔东西，尽管以后的日子里这些长大的婴儿有可能会相遇，但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他们谁也不认识谁。
（刊于1998年10月7日解放日报“朝花”，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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