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枚“开丹二年”铜权出发的 契丹遥辇汗国的度量衡制度考

从三枚“开丹二年”铜权出发的

契丹遥辇汗国的度量衡制度考

契丹民族政权度量衡制度，包括辽代度量衡制度，在中国度量衡史上都是个空白。至今无一个计量机构和一位专业人员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无一篇专著或论文讨论或探讨过契丹政权的度量衡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计量工作研究者的一个耻辱，中国度量衡史上令国人汗颜的一大遗憾。这里，不说契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近一千六百年的悠久历史，和他们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独特的巨大贡献，仅就契丹遥辇汗国和辽契丹国的两次统一度量衡的行为来说，契丹民族的文明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一个汉族政权。对契丹族国家这两次统一度量衡的国家行为的研究，是中国计量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神圣任务，必将为中国度量衡史填写上原不应有的空白。

契丹遥辇汗国和辽契丹国的两次统一度量衡的情况和资料，目前尚非常稀缺，仅有一些出土权衡器、量器、钱币、银锭、布帛可资研究，文字材料基本阙如。今天笔者拟依手头已有的资料和三枚“开丹二年”铜权，对契丹遥辇汗国的度量衡制度做一尝试性探讨，为计量专家们进一步研究契丹族国家度量衡制度作点铺路石的工作。由于笔者对度量衡制度仅了解一点皮毛，尝试性探讨也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好在事先声明本文的结论仅是铺路石性质，故敢鼓起勇气，继续把笔写来。敬请诸位方家不吝赐教。

三件“开丹二年”铜权，两件为北京著名收藏家齐抗美先生提供，一件为内蒙古兴安盟玉东先生提供。三件铜权均出土于原契丹腹地、内蒙古中心三个旗盟。三件铜权，一件为整件钟形，拱形钮铜权（见图1、）。材质青铜，高175毫米，宽150毫米，厚116毫米，重5400克。整体为挂钟形状，桥拱形钮下为一圆形凸台，台下为圆钟形权体，钟从上至下略量扇状，钟上正背面仅有左右各有两道梯状沟槽作为题款框与装饰。正面梯状沟槽中间阳镌四个汉字：“开丹二年”；背面梯状沟槽中间阳镌四个汉字：“聚得堂记”。铜权整体端庄肃穆，朴素简浩，大方得体。从正背题款分析，此铜权是由专营计量器具的商家“聚得堂”，于“开丹二年（736年）”，即契丹遥辇汗国成立的第二年铸造并发行。

这件铜权透露的信息极为重要，它告诉人们：契丹遥辇汗国成立之时的公元七世纪，契丹境内的商业、铸造业、手工业已经非常发达，销售面非常狭窄的计量器具当时竟有了专营商家，说明当时需要使用计量器具的商业贸易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其二，它告诉人们：契丹遥辇汗国成立之时的公元七世纪，契丹境内已有固定的城镇，城镇内已有固定的商业区，商业区内既有流动的行商，也有象“聚得堂”这样有固定店铺甚至前店后厂的坐商。

其三，它告诉人们：契丹遥辇汗国成立之时，已建立人口茂盛、商业繁荣的首都，“聚得堂”应就座落在首都商业区。否则，不会朝廷颁行统一度量衡的法令，当年民间商家就制造出符合朝廷标准的度量衡器具并上架销售。同时，也说明契丹遥辇汗国当时政令通畅，商业信息传播速度极快，商家反应速度也是极快的。其四，它告诉人们：契丹当时民间资本的商业已颇具实力，象“聚得堂”这样能集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商家规模已不可小觑。虽不知“聚得堂”的主人是否汉人，但从汉味十足的堂号看，汉人的可能性很大。这说明七世纪契丹境内汉人已有很大数量，并能自由地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他们聚集的经济实力对契丹社会已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五，它告诉人们：契丹遥辇汗国成立的七世纪，北方包括契丹已广泛使用不等臂的杆秤，它说明中国南北方科技的发展在唐代是同步的，并不存在很大差距。

鉴于古代国家铸币和度衡制度的密切关系，考古学中发明了一种以国家铸币推导考证该国家度衡制度的方法。笔者以“开丹圣宝”精整钱（初炉钱。后铸钱不可用，它们钱径和钱重都偏小偏轻。）十枚平列摹仿契丹遥辇汗国之尺，实测长为24，5厘米，隋唐时有大尺小尺之分，此实测之契丹尺应为小尺，大尺为小尺的一尺二寸，推算而知栔丹大尺为30厘米。这和唐大小尺长度29.83厘米，24.578厘米极为接近。十枚“开丹圣宝”初炉钱，每枚平均重4.15克，即一两重41.5克，一斤重644克。其结果与唐衡一斤680克，有36克的差距。考虑到契丹钱铸币技术与唐铸钱技术的差距和流通中磨损，36克的差距应是合理的。它说明契丹遥辇汗国度衡是以唐制为标准的。

   以测出数据衡量钟形拱钮“开丹二年”铜权，5400克÷644克=8.385斤，验之以唐斤680克，5400克÷680克=7.94斤，考虑到铜权千年磨损锈蚀，40克的损耗亦是合理的。所以，该铜权应是正规的八斤权（秤砣）。

第二件“开丹二年”铜权，为一卧狮钮狮背有环穿的梯状圆柱形权（见图2、）。该铜权材质为青铜，通高170毫米，卧狮钮高30毫米，梯状圆柱形座高140毫米，座径160毫米， 重7700克。狮钮刀法纯熟，线条简洁，卧狮形象生动，憨态可掬。权座朴素无华，仅左侧下部阳镌六个楷书汉字“ 开丹二年吉月”。这里的“吉月”， 指正月。《后汉书·马融传》：“乘舆乃以吉月之阳朔，登於疏镂之金路。”李贤 注：“阳朔，十月朔也。”按， 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开丹二年吉月”，即公元736年正月（唐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契丹遥辇汗国开丹二年正月）。

此权按“开丹二年”铜权斤重644克衡量此权约为契丹斤12斤（11.956斤），如按唐斤680克衡量此权约重11.3斤。扣除千年损耗，笔者认为此权原本应为契丹12斤权。此权铭文“契丹遥辇汗国开丹二年正月”所传达的信息告诉人们：契丹阻午可汗对统一度量衡的迫切。汗国开国伊始，大正月里就急着铸造度量衡的标准器。说明贸易，税收标准的统一已是发展汗国经济急待解决的大事。

自契丹民族诞生的近千年来，契丹宗主国的频繁更迭，名朝各代的度量衡都在契丹境内沉淀使用，不同的度量衡标准，给契丹内部贸易，税收，以及对宗主国的贡赋和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都造成了混乱和不便，影响了契丹人的生活和契丹民族的对外交往，箝制了本国经济的正常发展。为了使新建的汗国能尽快从战争废墟上站立起来，统一箝固契丹经济发展的度量衡制度，自然成了阻午可汗整顿经济的头等大事。这应该就是遥辇汗国建立第二年大正月里就铸造度量衡标准器的原因。

第三件“开丹二年”铜权，为一卡通式神羊钮椭圆形座权（见图3、）。该铜权材质亦为青铜，通高250毫米，神羊钮高130毫米，椭圆形座高120毫米，座径160毫米， 重6750克。神羊钮造型奇特，头与身比例夸张。巨大的羊角，向后弯曲成穿孔。夸张的大眼，炯炯有神。圆鼓鼓的小嘴，可爱迷人。神羊昂首挺胸直视前方，向后倾斜的四肢，如山撑起的羊尾，腹部条条绷起的肋骨，把神羊瞬间就要跃起的雄姿，张力，强劲，表现得淋漓至尽，呼之欲出。椭圆形权座朴素无华，无任何纹饰。仅在座右侧下部从右至左阳镌六个汉字楷书铭文“ 开丹二年吉月”。座左侧下部从左至右阳镌四个汉字楷书铭文“ 日进斗金”。

此权重按开丹钱均重衡量6750克÷644克=10.4斤，按唐制斤重680克衡量，6750克÷680克=9.926斤。扣除开丹钱和铜权的千年损耗，可以确认此权原为标准10斤契丹铜权。从以上二权铭文可知此二权应为遥辇汗国官铸标准铜权。“日进斗金”铜权应是为官商或大商家特制标准铜权。

通过对以上三件“开丹二年”铜权的剖析考证，揭示出契丹遥辇汗国的统一度量衡之事确实存在，作法是确立唐度量衡制在汗国内的绝对地位，用官造标准器取代一切旧器，贸易，税收，贡赋均以新的度量衡器称量。契丹遥辇汗国统一度量衡后的度量衡标准应与唐度量衡制大致相同，其内容推测如下：

契丹遥辇汗国度制：1丈 = 10尺, 1尺 = 10寸, 1寸 = 10分。

统一换算为现代度制：小尺：1丈 = 245厘米，1尺 = 24.5厘米，1寸 = 2.45厘米，1分 = 0.245厘米；大尺：1丈 = 300厘米，1尺 = 30厘米，1寸 = 3厘米，1分 = 0.3厘米。

契丹遥辇汗国量制：1斛 = 10斗，1斗 = 10升，1升 = 10合。

统一换算为现代量制：大：1斛 = 60000毫升，1斗 =6000毫升，1升 =600毫升，1合 = 60毫升；小：1斛=20000毫升，1斗 =2000毫升，1升 =200毫升，1合 = 20毫升。

契丹遥辇汗国衡制：1石 = 4钧，1钧 = 30斤，1斤 = 16两，1两 = 24铢。

统一换算为现代衡制：1石 = 81600克，1斤 = 680克，1两 = 42.5克，1钱 = 4.25克，1分 = 0.425克。

古每斤折合克：1斤=680克(大)； 　　1斤=224克(小)。

备注：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庄出土记有重量唐银器七件，推算平均每两42.798克，一大斤为684.768克；1979年山西平鲁出土干元金铤，自记重二十两，重807.8克，每斤646.4克；同出土“员外同正铤”，自记二十两，重283克，每斤重224克，当为小斤。

契丹遥辇汗国统一度量衡后，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为唐末契丹的雄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阻午可汗此举可谓功莫大焉。三件“开丹二年”铜权，补写了千年契丹历史的一个

空白，揭示了契丹文明的一个亮点，为后人认识真实的契丹谱写了辉煌的一章，其功至伟，堪称宝贵。感谢苍天，感谢大地，感谢收藏家齐抗美、王东先生物海拾珍，用心血、知识和智慧串起了遗失的文明。谢谢这些振兴中华文明的大功臣！

泉痴山人2014/3/30于京东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