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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治理经验及启示(一)

 孤凤 2017-07-28

导 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专门针对体育的表述凸显了当前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英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发展经验对当下我国青少年体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问题的提出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质下降状况令人担忧,与此同时,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于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普遍缺乏良策与实效; 然而,世界发达国家在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方面与我国的情况反差明显。长此以往,如果我国青少年体育发展情况得不到根本改善,“必将成为民族之忧、民生之痛、国家之患”。面对青少年体育工作的状况,中央政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专门针对体育的表述仅有23 个字: “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这也凸显了当前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英国作为现代体育的发源地,培育并规范了众多体育项目及其规则与赛制等。而今,诸如足球、网球、高尔夫、乒乓球等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已风靡全球,不仅使现代体育项目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其在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方面的治理经验也倍受推崇。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作为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的组织载体,在英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当前英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治理经验对当下我国青少年体育治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域外借鉴价值,对于推进我国青少年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有裨益。

2 二战后英国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治理历程

二战以后,英国政府秉持“福利国家”执政模式,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在各级政府的直接投资建设中得到了迅速发展,数量不断攀升, 1975 年,英国政府发布《体育运动和娱乐白皮书》,强调体育尤其是青少年体育是福利国家的重要义务。20 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保守党内阁执政,随即对英国所秉持“全能型政府”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改革,撒切尔夫人认为“参与体育的人需要为此而付费”,英国在保守党执政下,采取了严格的私有化改革以及顾客导向的“行政效率改进行动”,包括青少年体育设施在内的大量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1988 年英国颁布《教育改革法案》,规定国家制定体育课程标准; 1991 年,英国下院的文教委员会对学校体育课和课外体育进行调查,发现英国的青少年体育场地设施以及运动时间等存在突出问题。但是, 1992 年英国保守党政府的体育大臣依然公开声明: 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大众体育”不再是中央政府的义务,为保证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英国政府在鼓励发展商业化健身服务机构的同时,鼓励各类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建立,并且着重发挥广泛的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以吸引青少年积极投身到体育活动中来。

1997 年,新工党布莱尔政府执政,他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选择了“第三条道路”的执政理念,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改革,包括: 强调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同时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增加公共领域的财政支出,但强调要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水平; 发挥政府在社会领域的积极作用,却削弱国家对社会的直接干预; 提倡政府与社会机构建立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不一定需要正式的结构,相反,为了保证服务的灵活和及时,它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且用相互信任把各种机构( 和个人) 的力量联合起来”“从而,在充满信任的前提下缔造一个真正高效的政府”。与此同时,布莱尔政府设立了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DCMS) ,随即依据《英国皇家宪章》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政府组织———英国体育理事会( UK Sports) ,其主要负责发展英国的精英体育,并且与英格兰体育理事会( Sport England) 等非政府组织共同致力于英国青少年体育的发展。2000 年,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 DCMS) 推出“全民体育未来计划”( A Sporting Future for All) ,该计划支持建设网络化的非营利性体育俱乐部,并且鼓励各种体育俱乐部、教育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机构之间展开有效的合作,以共同发展包括青少年体育在内的体育事业。

2010 年,以卡梅伦为首的保守党执政,在延续布莱尔时期的改革路线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倡导与践行“大社会”( Big Society) 的改革路向,提出营造“更大、更好的社会”,政府把银行账户上不低于15年的休眠资金,组成“大社会资本”( Big Society Capital),并将其通过一定的方式拨给社会组织、慈善机构,使这些组织向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为保证资金的连续性, 2012 年“大社会资本”在伦敦证交所正式启动,共有英国银行体系内4 亿英镑的休眠账户资金以及商业金融巨头的2 亿英镑投资,组成了高达6 亿英镑的大社会资本用于包括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在内的社会项目,因而,当前英国青少年体育治理正向多元合作型的“大社会”治理模式演进。

3 英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治理的主要经验

3. 1 青少年体育工作开展的体制机制顺畅且高效

显然,仅靠自上而下的单一分层的官僚体制将忽略青少年公共服务执行者对原始政策的修正能力,政策的绩效水平将大打折扣。因此,Collins 认为目前英国体育管理的特点包括: 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 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与反馈; 教育、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体育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相应地,青少年体育方面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也符合上述特点。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联合英格兰体育理事会等共同制定青少年体育政策,必要时与其他中央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 单项体育联合会、地方体育联合组织( CSPs) 、全国体育协会组织( NGBs) 以及青少年体育方面的全国合作伙伴等共同进行政策细化; 其他青少年组织、社区体育组织、各级学校、家庭、公益与志愿组织、地方政府以及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进行政策执行。这就在“顶层设计-中层传导-基层落实”3 个层面上,确保了良好政策的实施与互动,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广大青少年的体育运动权益,推动了青少年体育方面政策的执行、反馈、监督与修正( 见图1) 。从而为英国青少年体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体制和机制保障,使英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能够在多元合作的大社会空间内蓬勃发展,使俱乐部具备了为广大青少年提供异质化、多样化、层次化体育需求的供给能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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