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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的时候，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敌我双方的力量变化，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一些重要关头，往往会有一些人自乱阵脚。然而，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时刻保持足够的冷静，对形势和各种因素都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这样才不至于做出错误的判断，。遇事要冷静，不要自乱阵脚。局面越是混乱，越是要保持冷静，以防止别人趁机钻空子。 官渡之战以前，袁绍占有青州、幽州、冀州和并州四处，曹操则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并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分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和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袁绍的军事实力在当时远远胜于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与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当消息传到许昌的时候，曹操部将大多认为袁绍军队强大不可敌。曹营中军心浮动，人心惶惶，是降是战，一时之间争论四起。就连曹操自己也心存忧虑。此时谋士郭嘉和荀彧，对曹操详细的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强弱优劣。他们指出，曹操在硬实力方面，无论是兵力、土地、资源等的确都远非袁绍对手。但是当年楚汉争霸之时，项羽实力虽强，但却终究不敌刘邦的谋略，更何况现在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 所谓的十胜，第一是“道胜”：袁绍礼仪繁多且杂乱，为其形式所羁，而曹操出于自然，因时因事而制宜。第二是“义胜”“袁绍割地称雄，形同叛国，而曹操拥戴天子，名正言顺。第三是”治胜“：袁绍政令松弛，无以御下，而曹操宽猛相济，治理合宜。第四是”度胜“：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多猜忌，任人唯亲。而曹操唯才是用，用人不疑，在气度胸襟上胜过袁绍。第五是“谋胜”：袁绍临事无策，优柔寡断，而曹操机警果敢，随机应变。第六是“德胜”：袁绍沽名钓誉，手下都是浮夸之士，曹操以诚待人，手下多为忠正务实之人。第七是“仁胜”：袁绍妇人之仁，却看不见人间疾苦，而曹操却对天下大事考虑周详恩德施乎四海。第八是“明胜”：袁绍惑于谗言，而曹操则明辨是非。第九是“文胜”：袁绍是非不分，毫无标准，而曹操坚持是非，赏罚分明。第十是“武胜”：袁绍用兵好虚张声势，不和兵法，而曹操则用兵如神，拥有以寡击众之能。 听了谋士们的分析，曹操继续分析说“袁绍这个人，志向高，但智慧低；外表英勇，但胆识不足；兵多将广，但责权不明；善于猜忌，不能建立威信；将领傲慢，不听指挥。因此，他土地虽广，粮食虽多，却不过是给我们送礼物来罢了。”荀彧也认为：“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刚直，容易犯上；许攸贪婪，操守不佳；沈配专权，缺乏谋略；逢纪果决却刚愎自用。这几个人一定相互排斥内斗。至于颜良、文丑，则不过是一介武夫，不难制服。” 曹操和他的参谋们所进行的评价，准确地评估了敌我双方阵营的各方面实力。他们所说的袁绍的这些缺点，在官渡之战中一一暴露，袁绍先是为了幼儿的病情，竟然放弃渔翁得利、可乘虚出击曹操的机会，后又刚愎自用，不听田丰、沮授等人的劝告，轻率出兵。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处处表现出他应变能力不够、包容心不足的性格缺陷。而他手下的高级人才也基本没有发挥作用，重要谋士之一的许攸竟然还投降曹操，为曹操出谋划策。而曹操针对自己兵力弱小的现实，采取的集中兵力、扼守要地、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步步为营，充分运用自己的人才资源，对袁绍全力一击，并大败袁绍，成功扭转劣势。这样，先期得势、风云一时的袁绍，果然后劲乏力，大好江山拱手让给曹操。 人们之所以乱，一是因为对全局没有完整而深刻的认识，二是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感到畏惧。但真正能作大事的人，正是因为胸有成竹，即便感到“泰山压顶”，也能够做到“临危不乱”。曹操和荀彧他们就是如此。在最紧急和最混乱的关头，他们仍旧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敌我双方的每一项强弱之处，并对敌我力量的整体对比有一个非常可观的认识，从而作出了袁绍可以战胜的判断，作出有针对性的战略战术决策。这样的冷静和客观实在不能不令人佩服。仅从这一点来看，曹操能够在官渡之战中战败袁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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