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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历史的马后炮 托《三国演义》的福，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司马懿“鹰视狼顾、久必篡窃”的事儿，仿佛这货一生下来就确定了“先篡窃一个国”的小目标，甚至他这辈子就是为“篡窃”而活的。但历史真是这样吗？ 抱歉，我不知道，也没人知道。司马懿的真实想法和动机，早已随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我们所能做的，最多只是根据史料记载进行推测。但问题是，“史料记载”一定靠谱吗？比如，陈寿（《三国志》的作者）和房玄龄（《晋书》的作者之一）怎么知道司马懿说的哪句话是出自真心、哪句话又只是装装样子？再比如，我们怎么知道陈寿和房玄龄写的哪件事是确有其事、哪件事又只是道听途说或凭空想象？ 我当然不是说，历史全是史书作者的瞎编乱造。但我必须说，就算它不是，也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错觉：作为后人，我们看到的是249年的、已经成功了的司马懿，而当我们知道他的结局是“成功”，就难免下意识地以为他“注定会成功”。可是，司马懿本人会记得自己208年时的样子，会知道这一路走来有多少偶然、多少侥幸、多少被逼无奈、多少事与愿违。 在我们眼中，高平陵这段历史是确定的“结局”，但对当事人司马懿来说，它是不确定的“过程”。当然，大多数人只关心“结局”，可就算如此，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笔下，“结局”也会呈现不一样的面貌。所以，如果我写的这个司马懿，跟你心目中的那个司马懿，不像是同一个司马懿，也很正常——如果208年的司马懿，突然见到249年的自己，他也会觉得，这不是同一个人啊。 毕竟我们重读这段岁月，只需要花几个小时，而司马懿走完这段旅程，用了四十一年。 一 · 低逼格的出山 “三国”是个爆款“权力游戏”，在游戏里，司马懿是个RMB玩家。 而且，跟刘备这种自称原先是RMB玩家、只是被盗号的小号不一样，人家司马懿是货真价实的官N代、京兆尹司马防的二公子，别说没卖过草鞋，估计连穿都没穿过。 那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呢？据史书记载，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稍微长大一点，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总之，这是个既聪明又勤奋、还充满正能量的有志青年。不过说实在的，这种青年也就在书上看起来很好而已，要是你身边真有这么个朋友，每当你聊皇马下一个要签谁、或《王者荣耀》哪个英雄好用的时候，他总跟你侃“三圈理论在公共治理中的应用”，估计你见了他就想躲着走。 再说，历史上凡有点成就的皇朝重臣，年轻时大部分都是这一副样子，反正那时他们还不重要，也没人关注，到底是按事实写，还是加点“曲笔”美化一下，全看写书人的心情。于是，“这孩子从小就很了不起”几乎成了这类人物的写作模版，其应用范围之广，仅次于开国皇帝降生时的“红光遮日、异香满室”。 不过话说回来，史料虽然不一定完全靠谱，有些事却是可以大致确定的，比如司马懿年轻时应该过得比较悠闲——正因如此，他才有时间“博学洽闻”，如果让他每天搬16个小时的砖，那剩下的8小时他一定用来吃饭睡觉，还博什么学。 就这样，年轻的司马懿不慌不忙地读书升级，等第一次走上历史舞台，已经是公元201年了。那时他已经22岁，在当时算是大龄待业青年，但人家一点也不急，刚上舞台，又下来了——那一年，曹操向他发出邀请：“仲达，我们一起组队去刷副本吧！” 应该说，那一刻的曹操是相当诚恳的，但司马懿相当不诚恳地拒绝了他，理由是自己患有风痹病。不过曹操这种段位的玩家可不好忽悠，于是司马懿只好演技爆发，真的扮演了一回风痹病患者。 傲娇的曹操碰上同样傲娇的司马懿，只好放弃。 可是等到208年，风痹病也不好使了。这时，已经统一北中国、当上大汉丞相的曹操，变得更加傲娇，当他再次派人征召司马懿时，直接对使者说：这货要再不上道，就给老子绑了来！ 司马懿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拍案而起：“不用你绑！……我自己去还不行嘛。”然后，他屁颠屁颠地加入了曹操的阵营，担任丞相府的“文学掾”。 每次想到这个情节，我都忍不住替司马懿捂脸：跟诸葛亮的“三顾茅庐”比起来，他的出山显得逼格太low、太怂了。而且，诸葛亮跟随刘备不久就独当大任，谋略水平不亚于他的司马懿却只能从“文学掾”做起——请别问我这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几乎没有任何史籍详细描述过这个官职，甚至它算不算“官职”都不好说。 可是没办法，谁让曹操财大气粗、不缺谋臣呢？要是你在人家缺人的时候雪中送炭，说不定还能找个好职位，现在等人家混好了再来锦上添花，有“文学掾”当就不错了。 然而司马懿也有委屈。从现存史料看，他一开始并不很看好曹操，甚至并不很看好东汉末年这一摊子烂事，他出来做官，有“被迫”的成分。当然这也说明：“乱世”对那些无力左右自己命运的百姓来说肯定是坏事，但对司马懿这种有可能主宰自己人生进程的智谋之士而言，则有可能是好事——天下越混乱、曹操越弱小，他就越有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操守，越有权不给曹操面子；等天下渐渐统一，他却再也无处躲避，只能要么主动给曹操面子、要么被绑了去给曹操面子。 当然，从曹操对司马懿的两次邀请，以及跟他父亲司马防的交情来看，曹操对他还是相当看重的；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这次出山的时机更是恰到好处。只不过那都是马后炮了。事实上，司马懿出山的208年，刚好也是赤壁之战爆发的年份，一连串决定“三分天下”的大事，让“司马懿出山”在当时看上去十分微不足道，甚至连司马懿本人也看不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与其说能从这件事中看出中国历史的走向，倒不如说它反映了司马懿的性格：顺势而不逆势，追求但不强求，努努力能做到的，就去做，做不到，也不硬来。这当然让他看上去像个没有信仰和气节的随波逐流者，但好处是心理负担轻，活得不累。 司马懿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不是不操心，但从不瞎操心，他不是没天赋，但从容和隐忍几乎掩盖了天赋的光芒。于是，他看上去更像是被历史推着走，而不是像曹操和诸葛亮那样推着历史走。比如刚投奔曹操那几年，他其实远没有后世想象的那样重要，既不是大官，也不掌大权，顶多就是帮着曹操出谋划策而已，曹操还不一定听他的。可是，人家照样不骄不躁，曹操听他的建议，他不沾沾自喜，不听，也不垂头丧气，更不抱怨“竖子不足与谋”。 总之，208年的司马懿是个存在感很弱、幸福感却并不弱的人。当时如果有人说，这个人将在四十一年后主宰大魏帝国的命运，几乎所有人都会以为说这话的是个疯子。 不过请注意，我说的是“几乎所有人”。也许，有一个人听到这话，会觉得它有那么一点儿道理。 二 · “大军师” 这个人是曹操。 前面说过，曹操嫌司马懿有“狼顾之相”，还叮嘱后世子孙不可重用此人，说得好像曹操能掐会算、早就料到司马懿将来要“行篡窃之事”一样。这是事实吗？ 答案是有可能是，毕竟这在“信史”上有记载的。但如果它真的是，我们就搞不明白：曹操在认定司马懿必然颠覆曹魏江山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杀掉这个威胁呢？就算他相信自己生前能驾驭司马懿，也完全可以在自己死的时候拉上这货陪葬啊！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曹操虽然觉得司马懿智商很高、城府很深，因而怀疑他是个威胁，但又无法准确判断他的忠诚度——毕竟在当时，司马懿还没有丝毫的“篡窃”资本，而人的野心，往往都是随着资本的积累才一点点膨胀的。这就好比写这篇文章的我，以及读这篇文章的大家，就算人人都有“狼顾之相”，却没人会认为我们是威胁一样。同理，再多疑的人，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把那样不起眼的司马懿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何况，司马懿或许很危险，但也确实很有用，尤其在曹操眼中，“有用”才是司马懿的最大特点，“危险”只能排在第二位。 司马懿第一次让曹操印象深刻，大概是在215年，那年曹操率军平定张鲁、占据了东川（汉中），把相邻的西川（益州）官员和百姓吓得不轻，用史书上的话说，叫“一日数十惊”。这时司马懿建议说：“刘备用阴招占据了西川，当地士族肯定不服；而且那里刚经历战乱，百姓人心惶惶，士兵也很疲劳，一听咱收了东川，都吓尿了。这是天赐良机啊！咱趁这时候搞他一下，准能搞他个半死。” 曹操一听这话，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当时他的后方不稳，再打西川有些力不从心，就回答说：“人心苦不足，既得陇复望蜀耶？” 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句叫做“得陇望蜀”的成语（在东汉初年，另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这里不细说了），用来形容“不知足”。讽刺的是，它的发明者一辈子都在“不知足”中度过，这是他仅有的一次“知足”。 “知足”的后果是严重的。218年，刘备亲统大军进攻汉中，曹操虽然也亲自提兵阻击，奈何对方风头正盛，最终只好放弃这块“鸡肋”。这时他才想起司马懿当年建议的后半段：“你现在不打西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等刘备站稳脚跟，他就该来打你了。” 据说曹操很后悔。不过从好的一方面讲，曹操虽然没得到西川，却发现了司马懿这个人才，从此之后，他对司马懿的建议更加看重了。 于是，司马懿在219年再次迎来机会。当时，刘备抓住孙权进攻合肥、曹操主力部队东移的时间窗口，派关羽从荆州出击襄阳、樊城，围住了曹仁，还放水淹七军，俘虏了前来救援的于禁，砍了拒不投降的庞德。这是曹魏集团在汉中损失夏侯渊之后，遭遇的又一次大挫折，而且比上次还要致命——襄樊地区离当时的首都许昌很近，一旦关羽攻克许都，虏获汉献帝，“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人就变成刘备了。所以曹操一时间也有点懵圈，左思右想，决定迁都以避锋芒。 司马懿又出来说话了。他提醒曹操：于禁被水淹，不能算战略上的失误，而且“水淹七军”只是一群无聊的人用来炒作的噱头而已，咱的实际损失并不大。你要是现在迁都，那就等于告诉全国你怕了关羽，你这一怕，将士们都会跟着怕，老百姓也会人心惶惶，反而更加麻烦。 曹操说这个道理我懂，可问题是现在没人敢跟关羽硬扛。你想，庞德抬着棺材去的，结果真的进了棺材，接下来谁还敢去？你还是我？ 司马懿狡黠一笑：这事用不着咱亲自动手。你知道，因为荆州的事，刘备和孙权早有矛盾，都是面和心不合；现在，关羽又“威震华夏”、圈粉无数，孙权心里肯定不爽。咱让徐晃在前面顶一下，然后派人去跟孙权和谈，挑唆他袭击关羽后方，到时关羽肯定回救，咱不就没事了？ 这一次，曹操听从了司马懿的建议，而事态发展也证明司马懿是对的：孙权真的被离间，派吕蒙“白衣渡江”，不仅让关羽朋友圈的最后一条状态定格在麦城，也让诸葛亮的《隆中对》永远再无实现的可能。 从表面上看，荆州这场游戏是孙权赢了、刘备输了，但根据惯例，游戏的最大赢家永远是它的设计者而非玩家。也就是说，司马懿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游戏，但他实际上扮演了NPC的角色，并通过“借力打力”，不费自家一兵一卒就解决了两个困难：首先，孙权要偷袭关羽，只好跟曹操讲和，于是合肥之围解了；其次，关羽被偷袭，只好撤兵，于是襄樊之围也解了。 计谋用到这个份上，即使在三国的世界里也算非常牛逼的了。但事实上，它的牛逼之处还远不止此。 众所周知，三国之中曹魏实力最强，所以孙刘两家只有联合才能生存。在“白衣渡江”之前，两家也确实是紧密合作、协同作战的，虽然过程中摩擦不断，但就算最剑拔弩张的时刻，也仍然能“一致对外”。于是，曹操始终面临着两线作战的危险，经常顾得东来顾不得西、按下葫芦起来瓢，每次跟孙刘中的一方打仗都提心吊胆，生怕另一方背后使绊子。 然而，随着孙刘两家的扩张，他们的潜在利益冲突也在加剧。司马懿敏锐地get到了这个冲突点，在背后煽风点火，打破了孙刘联盟。虽然猇亭之战后，两家基于现实需要再次联合起来，但离过婚再复婚的，总不大容易找回蜜月的感觉，因此曹魏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就小得多了。以曹魏的实力，只对付其中一方当然游刃有余，何况吴蜀为了争雄，也难免要向曹魏做一些让步，所以它的腾挪空间就更大。历史的天平就这样一点点向曹魏倾斜，直到时间足够它积攒起统一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衣渡江”才是三国战略均势的转折点，此前天下未知鹿死谁手，此后一切都已按部就班。当然，那时候三国甚至都还没有正式成立，而且客观地讲，三国中本来也只有曹魏具有统一的实力，至于孙刘两家矛盾爆发，更是迟早的事。然而，无论这一切多么水到渠成，总归需要某个人在某个临界点踢出那“临门一脚”，而司马懿就是那个人。 ——如果说诸葛亮“功盖三分国”，那也可以说，司马懿决定了“三分归一统”。不过有趣的是，司马懿当时只是帮曹操出了一个主意，很可能他自己都不会想到，这个主意将给自己的子孙带来多少红利。 三 · 下一个诸葛亮？ 在前两部分，我把司马懿写得很牛，彷佛他真的有“经天纬地之能、鬼神不测之机”。可这只是因为他是这篇文章的主角。如果换成诸葛亮或周瑜，我也能写成这样。 事实上，司马懿在曹操麾下并不算特别冒尖，他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最大成果也不是获得了曹操的赏识，而是抱上了曹丕（魏文帝）的大腿。 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司马懿究竟是什么时候抱上曹丕这条大腿的，但大致来说，当时曹丕应该还算不上“大腿”。也正因如此，司马懿成了曹丕身陷夺嫡之争时的“患难之交”，格外受信任，曹丕胜出后，他也一路青云直上。再到后来，就算曹操提醒曹丕这货回头的样子像狼，曹丕还是拿他当娘。 等时光走到220年，曹操去世，不久后曹丕废掉刘协（汉献帝），建立曹魏帝国，司马懿也成了开国元勋。五年时间里，他从尚书、御史中丞一路做到抚军大将军，还封了侯（不过只是低级的列侯），可谓位极人臣、炙手可热。更让他感动的是，曹丕对他信任有加，甚至对他说过“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这样的话。 ——“我往东，西边的事就全靠你了；我往西，东边的事就由你说了算”。这句话对司马懿来说当然是极高的信任，刘邦（汉高祖）对萧何、刘备对诸葛亮也不过如此，甚至不及如此。 更难得的是，曹丕一直把这份信任保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226年，年仅四十岁的曹丕去世，遗诏司马懿与曹真、曹休、陈群共辅大政，十八年前的“文学掾”，终成顾命大臣。 不过说实话，曹丕之所以对司马懿和陈群这两个“外姓人”托孤寄命，除了因为两人是他的铁杆外，也因为曹氏宗族实在是人才凋零、无人可用。 在曹操时代，可堪大用的文臣武将很多，曹操本人也公开宣称“唯才是举”，提拔了一大堆非亲非故的下属。可就算如此，掌握军政实权的还是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些宗族力量——但也不能因此就说曹操“任人唯亲”，因为每个正常人的逻辑都是更信任自己熟悉的人，特别是在“大事”上，如果不了解这个人的能力和想法，肯定不敢轻易任用。 所以，如果我自家亲戚靠得住、有本事，我为什么不用？ 从这个角度讲，“任人唯亲”也就是“任人唯知”：君主唯有知道下属是什么水平，才能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君主的宗亲在这方面当然具有天然优势，但当宗亲烂泥扶不上墙的时候，与君主长期共事过的下属，由于彼此知根知底、忠诚可靠，也容易获得信任。 司马懿和陈群就是这样的下属。在曹丕主政的时代，曹氏、夏侯氏宗亲宿将大半已经离世，剩下的也都是曹丕的叔辈，他们既不愿让曹丕使唤，曹丕也不愿使唤他们，所以只好去使唤更听话的司马懿。 曹丕当然希望司马懿能一直听话下去，即位的曹睿（魏明帝）也这么希望。 曹睿即位没多久，就给司马懿晋爵，封他为舞阳侯（这回不是低级别的列侯了），而这个爵位曾经属于西汉的开国功臣、在鸿门宴上让项羽变迷弟的樊哙。或许，曹睿是希望司马懿能像樊哙那样忠贞不二，但更可能的是，他希望司马懿能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支撑起大魏江山。 这一刻的司马懿是怎么想的呢？他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像诸葛亮一样尽心辅佐幼主，还是暗暗积蓄力量，准备找机会欺负孤儿寡母？我前面说过，这事没人知道了。至于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应该说他没有辜负曹丕的重托：在曹睿初登位的多事之秋里，他先是击退趁丧来犯的吴国诸葛恪，又果决地先斩后奏、仅用十六天就擒获叛乱降蜀的孟达，让曹睿坐稳了江山。这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何其相似。 这当然是历史赐给诸葛亮和司马懿的机会——国家多事之秋，正是英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未必喜欢“天下大乱”，但如不是“天下大乱”，这两个才略相当、功绩相类的人何以崭露头角，又何以在祁山旁上演那一场场史诗级的对决？特别是司马懿，若非曹丕早逝、主少国疑，他焉能被寄望成为“魏国的诸葛亮”，魏国又怎么会需要“诸葛亮”？ 事实上，司马懿一生中最大的两件政绩——西拒诸葛亮、东平公孙渊，都是在曹睿主政时取得的，而他之所以能做成这两件事，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人能做成这两件事，他是唯一的人选。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拥有比“洞察利益格局”更高层次的谋略能力：洞察人性。 大家知道，《孙子兵法》是一部很牛的兵书，而它最经典的内容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八个字。可是，知道是一回事，会用是另一回事，到底要怎样做才算是“知己知彼”呢？ 说起来当然简单：“知己”就是“自知之明”，了解自己几斤几两、状态如何；“知彼”就是“洞察人性”，知道对手是什么样的人、在想什么。可这事做起来很难。司马懿对抗诸葛亮，靠的就是“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平定公孙渊，靠的则是“知道他在想什么”。 先说对抗诸葛亮。由于《三国演义》的主基调是“尊刘抑曹”，所以罗贯中在“六出祁山”上着墨很多，仿佛每次诸葛亮都把曹真、郭淮、司马懿这帮人涮得够呛，最后只是时运不济才未能成功。但事实上，不光司马懿并没书里写得那么菜，就连“六出”这个数字都成问题。真实的历史或许是，诸葛亮就算不死，最后的胜利也将属于司马懿。 因为司马懿很了解他的对手。他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不停地北伐，也知道诸葛亮的实力、性格和弱点。比如两军在五丈原对峙时，司马懿之所以要打持久战，就是看准了诸葛亮的软肋，打算拖死他。 诸葛亮当然不甘心被拖死，所以百般求战，甚至拿女人的衣服送给司马懿，嘲笑他像个伪娘。这事要搁在现代，一般人估计也得抄砖头上了，何况在那个视名誉如性命的年头？于是曹魏的将军们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出去砍了丫的。 可司马懿愣是不急。又过了一段时间，诸葛亮也没脾气了，派使者求司马懿：“咱好歹打一仗呗，老这么耗着，大家没脸见人。”司马懿还是不接茬儿，反而问起诸葛亮的饮食起居，当听到诸葛老兄“每顿饭就吃三四升米，杖责二十以上的军务都要亲自过问”的时候，他对手下说：诸葛亮快死了。每天吃这么少，干这么多，再加上心里不痛快，能活得久吗？ 说这话的时候，司马懿应该是带着一点轻蔑的——他不是不佩服诸葛亮，但他瞧不上这种“事无巨细”的工作态度。在他看来，师长有师长的职责，团长有团长的义务，至于每个士兵家里几口人、犯过什么事、晚饭想吃什么，应该由班长来管。如果一个军团统帅连“杖责二十”的破事都要过问，那不光他自己很累，下属也会变得很无能，因为他们什么都要请示，永远得不到历练。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事到底该怪“蜀中”，还是怪你诸葛亮？ 其实司马懿不是医生，他并不知道诸葛亮血压高不高、白细胞是多是少，“岂能久乎”的判断，当然有猜测的成分。但这也是一种“料敌机先”，因为他虽然看不见诸葛亮的血常规检测报告，却看透了这个人。 连诸葛亮都能看透，公孙渊自然不在话下。 234年，随着诸葛亮的离世，蜀汉北伐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不过魏国君臣刚来得及喘口气，237年，辽东公孙渊那边又反了，自称燕王不说，还跟孙权眉来眼去。 曹睿赶忙把司马懿叫回来：公孙渊在东北那旮瘩搞事情，你看他能搞成吗？司马懿轻轻一笑：他要是知道我去打他，事先跑路，那是上策；要是凭借辽河天险跟我对抗，那是中策；要是死守老巢襄平，则是下策了。 曹睿又问：那你觉得他会选哪个策？ 司马懿答：公孙渊嘛，肯定选下策，这伙计的本事，我清楚。 曹睿还不放心：既然这样，你多久能搞定他？ 司马懿说：往那里赶路，要一百天，打仗，要一百天，打完了休息六十天，回来再用一百天，一年差不多够了。 这话放到现在，差不多等于是：我用五个小时坐高铁去开会，会开三个小时，开完住一晚，第二天再花五个小时赶回来。司马懿能说这样的话，相对他本人而言算是相当狂妄。 可是他真的在一年内搞定了公孙渊，彻底解决了困扰曹魏几十年的辽东问题。而且在出征前，他还捎带着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陛下，您现在住的宫殿条件不好，那是我的责任；可是咱要打公孙渊，百姓们又是出钱又是出力，已经很疲劳了。您看能不能先把造宫殿的事停下，以后慢慢来？”曹睿答应了。 司马懿为什么要管这事儿呢？我也不知道。或许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公孙渊嘛，捎带着解决一下就可以了。 解决公孙渊后，魏国终于迎来了几天“海宇晏安”的日子，可是曹睿的日子却走到了尽头。239年初，曹睿去世，临终前对匆匆赶回的司马懿说了最后一句话：“死前能见到你，我死而无恨了。” 司马懿再次感受到沉甸甸的信任。责无旁贷的他接受了又一位大魏皇帝的托孤寄命，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佐年仅八岁的少主曹芳主掌朝政。 新的时代开始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还会继续加码吗？ 四 · 信任危机 随着曹睿托孤，司马懿终于站上了人生巅峰，然而“巅峰”也就意味着四面八方都是下坡路，至少在登上下一个巅峰之前是这样。 可是，他又不能呆在这座巅峰上原地不动，因为他是功臣。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功臣”的日子至少比“罪臣”好过，但历史告诉我们，不一定是这样。比如管仲是公子纠的部下，跟公子小白（齐桓公）有“一箭之仇”，小白登位后却不计前嫌，对管仲言听计从，开创“九合诸侯”的霸业；又比如魏征原来是跟着李建成混的，还曾劝李建成干掉李世民（唐太宗），可是李世民干掉李建成后，跟魏征共同上演了“以人为鉴”的千古佳话。这都是“罪臣”转化为“功臣”的例子。 相反的例子也有不少，比如韩信、李善长、于谦、年羹尧，都是从“功臣”秒变“罪臣”。原因呢？君主当然说是他们骄傲自满专横跋扈妄图谋反，但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 事实上，“罪臣”和“功臣”下场的好坏，很多时候取决于他们能否获得君主的信任；而他们能否获得君主的信任，却又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功绩和意图。比如，虽然司马懿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不同的君主却会给他不同程度的信任。 因为在这场游戏里，信任更多的是取决于游戏的内在逻辑。 举个例子，管仲和魏征这样的“罪臣”之所以获得重用，首要原因当然是他们有水平，但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威胁小：首先，“罪臣”之所以被定义为“罪臣”，说明他们那一派已经落了下风，因而势单力孤，就算留着不杀，威胁也不大；其次，“罪臣死全家”在当时属于惯例，一旦有君主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罪臣”就在道义上歉了君主的情，再图谋不轨，没人会支持和同情他们；第三，自认必死无疑的“罪臣”得蒙君主赦免已经是意外之喜，如果再被重用，当然感激涕零，到处宣扬君主的仁德。所以，对那些已经没有威胁的“罪臣”宽大处理，是彰显君主襟怀的绝佳机会，就算“罪臣”真的贼心不死，也很难再兴风作浪。 总之一句话，“罪臣”有时反而更容易让君主放心。而与之相对的，就是那些总不让君主放心的“功臣”。 “功臣”当然都是对帝国有贡献的人，比如司马懿，可以说曹氏江山有一半是他守住的。那曹睿应该把江山分一半给他吗？显然不可能。所以，君主不能承认“奖赏功臣是理所当然，不奖赏是不对的”，因为“奖赏”是君主的权力，他用不用这种权力，都必须是对的。如果“只要立功，就应该奖赏”，那“奖赏”就成了制度的权力，而不是君主的权力了。因此，只要功臣稍微流露出“我觉得你奖赏我不够”的意思，君主就会很不爽。 更让君主不爽的是，如果承认“功臣”对自己有“拥戴”或“护驾”之功，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皇位是靠“功臣”来支持的。那如果有一天，“功臣”不愿支持自己了，君主难道要把皇位让出来？ 在普通百姓眼里，君主也许是“天纵奇才”、“天生龙种”，就算他愿让位，别人也干不好他的活。但在经常接触君主、知道君主底细的功臣看来，君主也不过就是个常人罢了。可是，按照传统逻辑，君主应该由天下最贤能的人来担当，他怎么能是常人呢？若他是常人，他凭什么执掌天下呢？于是，君主不能承认自己是常人。他们天然地乐意以“天子”身份接受臣民膜拜，却不愿面对那些既立过大功、也见过自己糗事的功臣，原因就在这里。 ——功臣的存在会提醒君主，你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君主也会认为他们心里这样想。 这是一种在逻辑上自然而然的不信任。虽然不信任的程度因人而异——比如朱元璋不信任李善长，非砍了他不可，而赵匡胤不信任石守信，只是夺了他的兵权——但“不信任”的本质是相同的：你有没有造反的心不重要，有造反的资本就够了。 几乎每个功臣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会遇到这样的信任危机。司马懿当然也不会例外。 五 · 猜疑的链条 其实大部分功臣也知道君主信不过自己。那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这就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博弈模型：假设你信不过我，而我知道这一点。那我接下来一定会想，你很有可能对我说假话，原因是你信不过我。这是顺理成章的。 可是，“认为你有可能对我说假话”本身，也就意味着我信不过你。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猜疑链”本身就是顺理成章的：一旦一个人发现另一个人信不过自己，他也就几乎不可能再信任这个人。这玩意建立很容易，打破很难，至少比打公孙渊难。 司马懿就陷在了这样一个“猜疑链”里。 一开始，司马懿或许不很在意：本来嘛，少主曹芳才八岁，连“猜疑”这俩字都不见得会写，他猜疑我什么？再说了，我一点也不专横跋扈啊，一个温和的糟老头子能对谁有威胁？ 曹爽苦笑：您对我有威胁。 曹爽跟司马懿一样是RMB玩家，而且初始段位更高——他是魏国宗室、大司马曹真的儿子，年纪轻轻就入朝当官，虽然没什么大建树，但能被称赞为“谨慎持重”，也算不容易了。曹睿病重的时候，他被提拔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并与司马懿同受托孤。 用马后炮的眼光来看，曹睿这个布局很烂：曹爽是宗族，跟曹芳的关系比司马懿更近，可是他年纪太轻、又没有足以服众的功劳，让他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到底谁听谁的？这不是逼着他俩互相攻杀、你死我活吗？ 可是曹睿又有什么法子，难道他应该只让司马懿一个人辅政，把子孙后代的身家性命全都交到司马懿手里？还是多拉上几个跟曹爽差不多的人，陪司马懿一起玩？其实这事的真正麻烦之处在于，曹氏宗族里已经挑不出跟司马懿资历相近、功劳相当的人来制衡司马懿，但这不全是曹睿的问题。 司马懿也很无奈。谁让他太能打、又太能活呢？能打就有了威望，能活就有了资历，可是威望有了、资历有了，也就势必成为曹爽的眼中钉——既然司马懿比我年龄大、资格老、水平高、功劳多，他为什么要听我的？连我自己都不觉得他应该听我的。 可是我又得让他听我的，因为我不想听他的。 事实上，曹爽还是谦虚谨慎过一段时间的。共同辅政之初，他事事都尊重司马懿的意见，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也都让司马懿来拍。可是渐渐的，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那感觉好爽，让他禁不住想要更多。这时他的手下帮他出了个主意：升司马懿的官，可是明升暗降，拿走他的兵权。一旦这老头手里没了兵，他就不敢放屁了。 于是，司马懿被“尊为”太傅。 司马懿这一升官，当然立刻明白：朝廷不信任自己。或者说，曹爽不信任自己。 那他怎么办？大体说，他有三条道路可选：第一条，老老实实交出兵权，心甘情愿退居二线，哪凉快哪呆着去；第二条，继续与自己的老部下暗通款曲，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借此保持与曹爽的均势；第三条，在曹爽搞死自己之前搞死曹爽，自己大权独揽。 司马懿表面上选择了第一条路，但实际上选择了第三条。 先说他为什么不选第二条：这条路搁在古代欧洲，或许可以选，但搁在三国时期，不行。 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有“封建”（“封建”原意是“封土建国”）的传统，国王分封贵族（领主），贵族再分封小贵族（小领主、家臣），一直分封到基层的骑士。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非常强调“忠诚”，但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这种“忠诚”是很独特的“层级制”：骑士忠于家臣、家臣忠于领主、领主忠于国王，“越级忠诚”不是没有，但很少，大部分人只对自己的上级承担有限义务。这种结构相当于在一个国家里设置了多个权力中心，而“多中心”往往意味着人们有不同的选择，可以不那么听话。 其实欧洲的国王和领主们也喜欢听话的下属，但问题是，他们始终不能建立起集中的权力体系，所以很多时候下属们不听话，他们也只好干瞪眼。久而久之，他们反而学会了适应这种不听话，于是在各个权力中心之间的缝隙里，“独立”、“平等”、“自由”的种子开始生长——领主学会了尊重骑士的不同意见，国王也学会了尊重领主独立自主的权利。当然，他们也经常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攻杀，但相对而言，他们更能容忍臣民的自行其是，遇到大事，也愿意商量着办。 三国时期就不一样了。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已经很少再有真正意义上的“封建”，虽然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照封不误，但那只是个“食邑”，封爵的人对封国事务没有决策权。取代“封建”的是“大一统”——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意思就是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唯一的权威。 在这种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人，不论朝中权臣还是地方诸侯，都不太可能真诚地互相尊重、长期地相安无事，因为他们没有这种习惯，也不相信人类可以做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多中心的格局势必产生纠纷和争斗，而他们越这样想，多中心的格局就越不稳定。同时，由于争斗会带来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因此就连不参与游戏的老百姓也讨厌这种格局。时间久了，就连白痴玩家也开始明白，这游戏其实是一场零和博弈，结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中间道路好走。这大概也是三国不停地互相攻打的原因之一：大家都认为天下应该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三个。 那司马懿可不可以走第一条路呢？这个倒真不好说。要知道，历史跟《王者荣耀》的相同之处在于，高段位的队友很重要，但历史跟《王者荣耀》的不同之处在于，高段位的对手也很重要——最起码他得跟上你的套路吧。要是你俩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跳马他出司令、你听五筒他放炸弹，这游戏就没法玩了。 所以，要让司马懿放弃权柄、全身而退，他至少得确定自己确实可以全身而退。要是生在现代社会，他当然不用担心这个，因为现在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只要所得合法，就算退休了、没权了，别人也抢不走。可那个时代不一样。在那时，甭管你多有钱，也甭管你的钱是合法来的还是非法来的，只要掌权的人一句话，说抄你家就抄你家，说罚你款就罚你款，你半点脾气都没有。因此，司马懿不能确定自己交出兵权后可不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富翁，他也可能要天天看曹爽的脸色、看曹爽部下的脸色、看曹爽部下的司机的表哥的脸色。 再说，如果只是司马懿一个人看看脸色、装装孙子，也还罢了，可他总不能让跟着他混的子弟亲朋、门生故吏都装孙子。要知道，他们或许可以装一时的孙子，但只要不是真孙子，就不会装一世的孙子。 因此，司马懿需要从曹爽那里得到某种保证：他可以得到一条生路，而且不必天天装孙子。这当然很难。更难的是，这种保证还不能是出于曹爽的仁慈，而必须出于他的理性——比如担心欺负司马懿会示人以鸟尽弓藏之意、会影响朝廷团结、会寒天下将士之心、会损害自己虚怀若谷的形象，等等。然而从曹爽的智商和情商水平来看，司马懿有理由相信他没这种理性。 那结论就很明确了：只有选第三条路，才是明智的。 六 · 摊牌 我不知道司马懿究竟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走第三条路的，曹爽也不知道。但这个决定的做出应该不会晚于241年，证据是那一年他又立下了抗击吴军的大功，成为万户侯，可是他并不高兴，反而叮嘱家人：“我何德何能居此高位？大家可千万别嚣张，那是取祸之道啊。” 这话看上去当然很正常，但如果不是感受到高处寒意，他是不会这样说的——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对“善终”的期许，但也可能，这是一种“篡窃”前的伪装。从司马师“阴蓄三千死士”来看，不能说没有后一种可能。 到了244年，司马懿和曹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那一年，曹爽看司马懿又立了军功，自己也坐不住了，准备去敲打一下蜀国，在朝野上下立立威风——地位不稳的时候，借收拾周边弱国来抬高声望、震慑朝臣，是那个时代的通行做法，曹芳反正也不懂，就答应了。 可是司马懿不答应：我立军功，那是孙权来打我，不是我主动去打他。现在你主动去打刘禅，这不没事找事吗？ 平心而论，曹爽确实是没事找事，但司马懿这话在他听来，自然就成了：哦，你有军功，就不许我有，这分明是想压我一头啊。 所以曹爽不听司马懿的劝阻，毅然出兵攻打蜀国，结果被王平揍了个屁滚尿流。司马懿又忍不住了，说你赶紧撤吧，曹爽嘴上只好答应，心里却把这理解为“这老家伙在看我笑话”。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围绕各种问题抬杠的历程，从244年一路抬到247年，曹爽越来越不爽，司马懿也越来越担心：再这么下去，这货怕要玩儿命，得，我还是装病吧。 247年5月，司马懿又开始装病。 四十多年前，为了蒙曹操，司马懿演过一回风痹病病人，票房虽然不高，但口碑不错。四十多年过去，这位老戏骨的演技竟然一点都没退步，再次上演了奥斯卡级的精彩演出，又把曹爽给蒙了。从那时起，曹爽认定司马懿被迫选了第一条路，对他不再防备，从而给他走第三条路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艺多不压身”，古人诚不我欺。 后面的事就是水到渠成了：249年正月，曹芳出京祭扫高平陵，曹爽随侍，司马懿趁机上奏太后，请罢黜曹爽兄弟，他的儿子司马师则率那“三千死士”控制了京师洛阳。由于朝臣多半都看曹爽不顺眼，几乎没人站出来反对这些举动。 稳定京畿后，司马懿亲自率军“出迎天子”，与曹爽的军队对峙。这时曹爽的“智囊”桓范（“智囊”是他的外号）趁乱出城，找到曹爽，建议他立刻带曹芳去许昌，然后以天子名义昭告天下，痛斥司马懿这老不死的意图谋反，号召各地将领勤王。 这时，司马懿再次展现出他对人性的精准把握：“桓范是很聪明，但曹爽是个贪图眼前小利的笨蛋。他压根就不信任桓范，怎么会听他的建议呢？” 果然，曹爽犹豫了一夜，终于不肯听从桓范的建议。相反，他还派人到司马懿那里试探：如果我交出兵权，司马公还能让我做个富翁吗？ 听到这话，司马懿差点笑出声：小子，当年我交出兵权，你让我安心地做个富翁了吗？现在想起来做富翁了，你真以为这是在玩《大富翁》游戏呐？ 当然，为了稳住曹爽，司马懿还是笑眯眯地拍胸脯保证：我跟大将军只是有点小误会而已，说开了就没事了。他愿做富翁，很好啊，我很支持！ 一直不太相信司马懿的曹爽，这回倒是相信了司马懿。可是，等他真的交出兵权，司马懿很快“发现”了他谋反的证据，把他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是曹爽生命中的最后一课：第一条路，是不能选的。 在理论上，司马懿这件事干得确实挺狠、也挺不地道。可是正如《君主论》所说，“让人害怕”比“让人爱戴”更管用——“人们宁可得罪一个受爱戴的人，也不愿冒犯自己害怕的人。因为爱是由恩惠这个链条所维系的，而世人生性奸险，一遇到有利可图的机会就会扯断这根链条；恐惧的心理则是由始至终伴随着我们的对惩罚的畏惧所维系的。” 司马懿当然没读过《君主论》。但他自己被人爱戴了很多年，曹爽拿他当盘菜了吗？那还不如让人畏惧来得实惠。 当然，由于司马懿取得了高平陵事变的胜利，所以这个过程中的曹爽难免被描写得有些愚蠢，有些窝囊，还有些跋扈，这未必全是真的。只是，从“做富翁”的请求来看，他真的很天真。 在这场游戏里，“厚道”可以有，“天真”要不得。 何况他又不够天真。如果从辅政的第一天起，他就安心地做个富翁，或许他和司马懿都不必走到这一步。 七 · 回望高平陵 高平陵是曹睿的陵墓。十年前，墓主人郑重向司马懿托付后事，司马懿则誓言永远效忠墓主人的后代，那幅场景被认为是刘备托孤诸葛亮的重演，感动了很多人。可是十年后，司马懿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司马懿终究不是诸葛亮。可曹爽也不是费祎、蒋琬，不是吗？我不能断言，司马懿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但如果有人认为，他就应该冒着被曹爽任意宰割的风险，来证明自己的忠诚，我只好说，那是因为说话的人没有被曹爽宰割过。 历史当然不容假设。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司马懿死得早一些，他会不会真的成为曹魏帝国的诸葛亮，正如我们也不知道，如果诸葛亮死得晚一些，他会不会变成蜀汉帝国的司马懿一样。 但我想起了238年。那时，司马懿即将出征公孙渊，面对送行的亲友，他慷慨长吟：“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这是他的真心话吗？又或只是说给曹睿听听？也许，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吧。 他确实变了。但这不是他的问题，因为他身边的人和事都已改变。时光的洪流终于把每个人都带向了未知的远方，既然沧海都能变成桑田，谁又该指望他仍是最初的模样？ 高平陵事变后，曹芳想任命司马懿当丞相，但他拒绝了。曹芳又打算给他加“九锡”，他又拒绝了。司马懿在处置反对他的曹魏宗室方面决不手软，甚至堪称残暴，但他终究不愿效法曹操，去追求那些“僭越”的荣名。 可这是为什么呢？放眼当时天下，他已没有对手，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担心后世的悠悠众口。 其实历史有时很没必要担心。比如我们常常以为，霍光是对的，刘贺是错的，所以霍光废掉了刘贺。然而这只是可能性之一。另一种可能性是，因为霍光废掉了刘贺，所以霍光是对的，刘贺是错的——若是后者，说明胜利者用不着担心千秋史册的评判。 可是，历史也有自己的标准。比如曹丕废掉刘协，就很少有人说曹丕是对的，刘协是错的。这当然是因为曹丕未能统一三国，让质疑他的声音有机会流传下来，但也是因为曹丕废掉刘协后自己做了皇帝，而霍光没有这样做。 司马懿不想背上曹丕那样的名声。当然，他最终没能避免背上这个名声，因为他的长子司马师废掉了曹芳，而他终身不肯接受的九锡和王爵，也被他的次子司马昭接受了。 公元260年，忍无可忍的魏国皇帝曹髦终于喊出了那句后世妇孺皆知的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时距司马懿应曹操征召出山，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滚滚长江东逝之水，终于淘尽了英雄。 “司马昭之心”到底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果连广场舞大妈都觉得司马昭 “终必篡窃”，司马昭也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是，当司马昭回首望去，他会不会看见父亲来时的路，会不会看见高平陵的那个清晨？他的心里又会不会闪过一丝惶惑：五十年前，我们真的是为了今日而出发的吗？ 一千七百年后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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