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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画《听琴图》,宋徽宗抚琴,炉置其右侧香几之上。 ■15—16世纪“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索耳橘囊炉。 ■清 铜压经铜炉 ■清康熙马槽炉 ■宣德炉款识 ■明代鎏金铺兽首衔环钵盂式铜炉连座 明清时期的铜器,跟此前的铜器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开始使用黄铜,有别于青铜。用黄铜铸造器物,从明宣德开始,因此,宣德炉由此得名。学者常华安认为,宣德炉是明朝铜器的代表作,是明代技术与智慧的结晶。但经历了两次历史浩劫,已千不存一。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宣德皇帝下令铸造一套新的礼仪用器 并模仿《宣和博古图》进行铸造 在永宣时期,皇宫里,就成立了“御用监”。在明代,御用监就是专门给皇家宫廷,制作器物一个指定的部门。同样的部门在清朝叫造办处。由于经历了元代蒙人统治后,宋代汉文化一代遭到中断,而在明代有所恢复,尤其明初,对宋代汉文化的追溯尤为强烈。因此,明初时期,汉文化开始大力恢复,香文化是其中之一。宣德朱瞻基即位后,感到以前所用礼器粗糙,为宏扬汉文化事业,他要求“御用监”重新做一批鼎彝, 包括香炉、熏炉、方鼎、香瓶、大鼎……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宣德炉或者宣铜。 吕震的《宣德鼎彝谱》写道:“宣德三年,暹罗国王进贡,风磨铜数万斤。”宣德皇帝由此下令用风磨铜铸造一套新的礼仪用器,并模仿《宣和博古图》进行铸造。 学者常华安认为,宣德炉是中国古代继商、周青铜器后,另一件傲人的铜铸品,它是用金属锌铸造的黄铜器,它在合金配制、熔炼、铸造及表面处理技术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明朝铜器的代表作,是明代技术与智慧的结晶。 文献记载,宣德皇帝对这批鼎彝的形制要求非常高。首先要求把铜炉反复设计,绘成图样,制成炉谱后,同时他还要求设计者说出每个炉型的典故出处、来龙去脉的故事,经过多次筛选修改以后,由吕震或原工部官吏吴邦佐,亲自拿给宣德皇帝过目,皇帝看了炉谱和典故,最终满意以后,方可进行铸造铜炉,铜炉铸造出来后,进行篆刻宣德年号款识,比如,“大明宣德年制”、“宣德年制”、“宣德年”、“宣德”等。 宣德炉仅于宣德三年铸造 成了铜香炉的代名词 宣德炉的铸造数量,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5000多件,另一种则是18000件左右,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宣德炉从来不存在,目前所言均为后世“伪造”。 1942年以后的宣炉研究者几乎都同意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的见解,认为宣德炉仅于宣德三年(1428年)铸造,宣德四年以后,因风磨铜、白水铅(锌)已用罄,即未再行铸造。宣德五年以后,即有仿品出现,第一个仿制者可能就是曾参与的吴邦佐。以后越铸越多,成为中国古代仿(伪)制数量最多的铜器,宣德炉也成了铜香炉的代名词,甚至连一些与宣德炉毫不相关的民间制铜器、珐琅器亦因伪称宣德年制而被博物馆珍藏。 研究学者常华安认为:“宣德五年以后所铸的炉,不是仿宣即是伪宣。仿者就是打出自己的名号所仿制的炉,如甘文堂、水云居、风月侣等120余家;伪者就是伪称宣德年制而不打出自己名号所伪制的炉。” 吴邦佐是仿宣的祖师爷 初期多为深色,后期变淡疑与锌价有关 吴邦佐作为原工部官吏,曾参与宣德炉的制作,宣德五年辞官,并雇用了一些曾参与铸造宣炉的工人,仿制宣铜炉。吴氏是仿宣的祖师爷,其款字或店号为琴书侣,对铜香炉的推广贡献不小。最早提到伪制宣炉的是刊于天启六年(1626年)项元汴的《宣炉博论》:“真者十一,赝者十九。”初期伪制的宣炉多为深色,后来颜色越来越淡,这可能与当时锌价越来越低有关。 常华安在文章中写道:“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明代,一个官员辞官去办厂,制作铜炉,是不可思议的事,这也就是许多铜炉的印款上称吴邦佐为工部官臣而无官衔的原因。至于有些铜炉的款字称吴氏为工部尚书或工部侍郎应该是一种商人的促销手段。凡是铜炉上有‘吴邦佐监制’字样者,应该均非吴氏监制。” 蚰龙耳炉、鱼耳炉与朝天耳炉 是当时最满意的三种炉形 宣炉的造型有数十种,每种均经工部反复推敲后再由明宣宗“御定器式”,“付外照册施行”。常华安认为:“蚰龙耳炉、鱼耳炉与朝天耳炉是当时在制作宣炉时最满意的三种炉形,也是专供皇帝与藩王使用之炉形,也是专供皇帝与藩王使用之炉形,制作数量较多,分布地域较广,存世的几率也较高。制成后有一级品、二级品之分,一级品留宫中,二级品始分赐藩王。” 项元汴在《宣炉博论》中写道:“宣庙随敕工匠,炼毕十二,每斤得其精者才四两耳。”因此,宣德炉在明代时已极为珍贵,市面的货源大部分来自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哀壕之乱时平乱将士在江西南昌宁王府的掠夺物。一个宣德炉在明末时市价一百四五十金。《宣德铜炉歌》有“百金重购拟和璧”的描述,可见其价值不菲。此处的金可能是指黄金。宣德炉至清代已被视为稀世珍宝,1945年后,更是无价之宝。突然大量消失,乃明末李自成的销毁。 据《明史》卷三载:“自成至,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宣德三年所铸的宣炉,大部分存放在北京的宫中、府邸及附近庙宇之中,经此浩劫后,“百无一存,存者亦多损缺”。 常华安还称:“1942年,缺乏资源的日本占领军,迫使北京居民‘将家中所有铜制品(铜烛台、铜香炉、铜门环、铜锁等)一律缴出奉献,不得藏私’,以供日军制造弹药。经此二度浩劫,宣炉已千不存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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