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石头

摘录

争霸国要想获得合法性必须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争霸战争的胜利、对安全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约瑟夫·奈认为领导权的核心就是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春秋五霸很多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比如保护诸侯、平定内乱、帮助讨伐蛮夷等。

首先谈一下选题，本人想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春秋五霸的更替。根据西方的国关理论，当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实力达到一定比例时（权力转移理论认为这个比例大概是5：4），爆发战争甚至是大战的几率会非常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

东西方经验中的大国崛起

从西方的经验出发（比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英国，一战之前的德国与英国），西方学者认为在权力转移或霸权更替的过程中，世界体系非常不稳定。哈佛大学的艾莉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对权力转移的理论没有太多创新，但指出了权力转移的本质就是大国崛起。关于雅典与斯巴达的权力之争，修昔底德认为其原因是，“雅典实力的上升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因此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权力转移过程中战争是难以避免的。国内现在也在谈“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面对权力转移，作为崛起中的大国需要思考：战争会不会发生？如何才能有效地规避战争？

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雅典实力的上升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

如果仅仅从西方的经验出发，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在雅典还是在欧洲，这个结论都是比较悲观的。但春秋五霸如齐国、楚国、宋国和晋国，却提供了与之相反的案例。一定程度上，从齐国到晋国的权力转移并没有直接以战争为标志。秦晋之后到楚国，诸侯之间虽有战争，但并不一定是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争。

春秋时期，霸权转移主要依靠的是什么？实力是不是诸侯争霸的基础？在春秋五霸有郑庄公，当时郑国的实力很强大，在跟周边小国的一些战争中获胜了，甚至战胜了周王室。但郑庄公并没有因此成为霸主，这说明春秋五霸的划定标准并不完全是依据实力而定。郑庄公的主要问题在于，他在与周王室的战争中打败了周王室，射伤周王。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不能帮助郑庄公合理地成为霸主，反而还削弱了郑庄公的霸权根基。

因不满郑庄公的无礼行为，周桓王于公元前707年秋指挥本国军队及陈、蔡、卫等诸侯军亲征郑国。郑国军队和联军在繻葛（今河南省长葛市北）相遇，战争中周桓王的肩膀被射伤。繻葛之战反映了东周以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经一去不返。

春秋五霸的争霸模式

春秋五霸按照崛起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九合诸侯” “尊王攘夷”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齐桓、晋文时期，他们的崛起战略基本一致。郑庄公之后的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按照孔子的话说，其称霸的关键原因在于“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齐桓公为什么能够“九合诸侯”呢？用现在的话说，“九合诸侯”就是召开国际会议，而国际会议能够召开必须要有实质性的内容，而不能徒具形式。事实上，与郑国不同的是，齐国能够称霸就在于齐桓公解决了合法性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合法性”是一个很核心的概念。齐国称霸的合法性，最核心的来源就是周天子，因为在当时的分封制下，诸侯是尊奉周天子的。齐桓公争霸的主要战略就是“尊王攘夷”，尊奉周天子，讨伐夷狄。例如，齐国通过战争帮助宋国解决内乱，帮助燕国对抗夷狄，而当周太子面临继承危机时，管仲又邀请诸侯会盟，帮助太子顺利继位。这种“尊王攘夷”的做法使得管仲和齐桓公合理合法地成为大家尊重的诸侯和霸主。

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各诸侯国在葵丘会盟。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

晋国的称霸之路与齐国相似，晋文公在战略上仿效齐桓公。当周襄王逃难到郑国并向诸侯求救时，晋文公出兵勤王、平定内乱，同时他还帮助其他几个诸侯国抵抗楚国，这些举措也算“尊王攘夷”。但就对周王室的尊重程度而言，晋文公不如齐桓公。

▌诉诸战争

第二阶段主要以秦穆公为代表，在此阶段，周天子的合法性虽然仍有作用，但效果减小，霸主称霸的方式转向以战败前任霸主为判断标准。秦穆公的争霸之路与晋文公有些许差别，秦穆公得以称霸是以打败晋国为标志的。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发生了崤之战，晋国打败秦国。秦穆公发誓报仇，最终攻占晋国的王官两邑，晋军坚壁不出。同时，秦国向西扩张，称霸西戎，受到周天子祝贺，秦穆公得以称霸。但是秦穆公在“尊王”上并没有象齐桓、晋文那样“匡天下”的功绩，因此其称霸合法性来源主要不是来源于周天子，可能更主要是因为他帮助晋文公平定内乱等符合当时规范的道德举措获得诸侯的认可。

四马挽驾的春秋战车

▌安抚诸侯国

第三个阶段是楚国与宋国之争。尽管宋襄公是否算霸主有存疑之处，但楚庄王的霸主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从合法性的角度看，楚庄王战争获胜后到周朝问九鼎轻重，周朝使节王孙满回应说“在德不在鼎”。可以说，问九鼎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周天子的权威。从战争角度来看，楚庄王战胜了较多国家，如陈国、郑国等。但与之前两个阶段的经验不同，楚庄王在打败陈国后，并没有消灭这个国家，而是帮助其复国，让陈国君主的后代继续成为这个国家的君主。楚庄王围攻郑国也是类似的情况，当郑国同意与楚国结盟后，楚国就没有再继续包围郑国。可以看出，楚庄王称霸的方式与之前有些许不同，在对周天子的合法性产生挑战的同时，他对周边国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争霸策略。其策略不完全是“争霸”，更多地是“安抚”，从而获得较多诸侯国支持，成为霸主。而宋襄公尽管败于楚国，但是平定齐国内乱也获得诸侯认可。因此在第三阶段，周天子的合法性对于各国称霸的作用明显下降，称霸的主要合法性来源成为诸侯国的认可。

思 考

因此，我现在思考的问题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战争与权力转移的关系问题。根据先秦史可以看出，从齐国到晋国的权力转移中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秦晋之间虽然有小范围的战争，但是从晋到楚的权力转移没有特别明显的崛起战争。在弭兵之会后，楚国和晋国长期呈现出两极格局。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战争不是一个必然产物。但如果战争不是必然产物，那决定权力转移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呢？大国崛起肯定需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或者综合国力做支持，但我们可以发现，合法性也是不可忽视的权力来源。争霸国要想获得合法性必须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争霸战争的胜利、对安全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约瑟夫·奈认为领导权的核心就是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春秋五霸很多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比如保护诸侯、平定内乱、帮助讨伐蛮夷等。以上行为都是春秋五霸的共同选择。

2011年10月发生在金三角地区的湄公河惨案，凸显了东南亚地区安全类公共产品的稀缺。随后中老缅泰四国展开国际合作，有力打击了该地区的贩毒势力。图为据此改编的电影《湄公河行动》的海报。

第二个方向是周天子合法性的丧失，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五霸逐一兴起时，周天子的合法性随着诸侯争霸的过程而不断下降。春秋早期周天子的权威和作用是绝对、唯一的，但后期其权威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据统计，《春秋》在242年的记事中，共记有诸侯朝事108次，但朝天子的仅有7次，而朝霸主的却有101次。由于霸主越来越具有合法性，诸侯慢慢地就由“尊天子”变成“尊霸主”。在“尊霸主”的过程中，周天子的合法性在慢慢下降。随后规范也在发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转变。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时社会比较稳定，但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后社会就比较动荡了。所以说，霸主的出现导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规范受到破坏难以恢复，“礼崩乐坏”，整个国际体系的秩序就受到了很大挑战，从春秋到战国也就不可避免。到了战国阶段，各国不再争霸，而是兼并它国，这都与周天子合法性丧失和规范被破坏有关。

（本文系漆海霞副教授在“战略圆桌”第一期活动上的发言。编辑：一行，小标题和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漆海霞，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在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