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孔子；儒家学说；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之“礼” 内容提要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语境中，“礼”之集大成者，非孔子莫属。孔子之“礼”，源自周礼。在治国、化人、济世等不同的层次，对它可有各不相同的解读。与“仁”、与“义”、与“乐”，孔子之“礼”均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具体运用孔子之“礼”，必须掌握其本质与具体分寸。当今在弘扬包括孔子之“礼”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当“扬”则“扬”，当“弃”则“弃”；此乃对中华传统文化、对孔子之“礼”乃至对孔子的最好的维护与尊重。 “礼”，一向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孔子，则是公认的中华传统之“礼”的集大成者。笔者认为，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孔子之“礼”，是其有关治国、化人、济世的三位一体的政治纲领。对孔子之“礼”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分析，不仅有利于深化对中华传统之“礼”的认识，而且对今日中国“礼”之普及也大有益处。 古往今来，无数人曾对孔子之“礼”进行多方位的探析，不断地深化着世人对此问题的认识，但笔者认为此方面仍然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探究的空间。下面，笔者将主要以儒家的原典《论语》为范本，兼以参考《礼记》与《孟子》，对孔子之“礼”略作探析。综观今日之通行的1.5万多字的《论语》版本，“礼”字共计出现75次；其具体涉及面甚多。本文所探析的问题，则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礼”之源与义 笔者认为：欲对孔子之“礼”有所认识，首先需要知晓其源与义。此处所谓源，特指孔子之“礼”的来源；此处所谓义，则是特指孔子之“礼”的基本含义。 关于“礼”之来源，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主要看法是：它主要源自上古时期的祭祀活动。郭沫若就曾认为：“大概礼之起起于祀神。” 但是，正如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一样，中华之“礼”的形成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曾有学者指出：在已被发现的甲骨文里,尚未辨认出“礼”字。直至约公元前1050年周公姬旦制礼作乐，传承至今的中华传统之“礼”的基本框架才得以系统化地构建；周公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华传统之“礼”公认的奠基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本人也是中华之“礼”的一个传承者。对于此点，孔子显然并不讳言。他曾明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由此可知，如果说周礼源自周公的话，那么孔子之“礼”则完全可以说源自他所无比推崇的周礼。换言之,周礼是孔子之“礼”之本，孔子之“礼”则是对周礼的一种发扬光大。 明确了孔子之“礼”的来源，对于进一步理解孔子之“礼”的具体含义无疑大有裨益。综观《论语》、《礼记》、《孟子》等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重要著作，“礼”的具体含义往往比较宽泛。经过系统的梳理，笔者的见解是，孔子之“礼”可以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 其一，孔子之“礼”，具体所指的是有关治理国家的根本体制；旨在治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制礼、行礼有明确的政治功能。”）《论语》里孔子所屡次强调的：“为国以礼。”“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礼者何？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明显地都是将“礼”定义为国家体制。 其二，孔子之“礼”，具体所指的是个人自我约束、社会交往的规则，它实质上是一种个人行为范式的构建；旨在化人。在《论语》里,自我约束、自我完善，乃正人君子报效于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仅《乡党》篇里，“席不正，不坐”，“寝不言，食不语”，“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等等涉及个人日常生活的具体规则，便随处可见。 其三，孔子之“礼”，具体所指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道理，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思维范式的构建；旨在济世。根据《礼记》的记述，孔子说过：“礼也者，理也。”举凡《论语》里的下列名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无一不是对教化众生之道的多维度的阐述。曾有学者直言：“孔子把礼作为一个人立身处世所不可缺少的道德标准。”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孔子之“礼”，可谓其治国、化人、济世的一个体系较为完备的政治总纲领。它的第一个层次，主要关注治国，即国家治理。孔子力主：在国家的根本体制上，应当“复礼”，应当回到他认为至善至美的“周礼”上去。它的第二个层次，主要关注化人，即民众的教化。孔子主张：以“礼”节之，乃化人之关键。它的第三个层次，则主要关注济世，即维护社会的稳定。《礼记》上说：“行修言道，礼之质也。”“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即指此点。 对上述三个基本层次的“礼”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孔子一方面是全方位地加以涉及，另一方面则是更为侧重于后两个层次。对于后者，通过对《论语》全书中的涉“礼”之论进行量化的分析，便可得到直接的证明：在《论语》里75处出现“礼”字，仅有7处与第一层次有涉。 2“礼”与“仁”“义”“乐” 笔者认为：在具体探析孔子之“礼”时，假如仅仅就“礼”论“礼”，而忽略了孔子之“礼”与“仁”、与“义”、与“乐”彼此之间的关系，只会是以偏概全。在孔子的思想中，“礼”与“仁”、与“义”、与“乐”不仅密切关联，而且往往还互相影响，并且共同发挥作用。笔者深信：探讨孔子思想中“礼”与“仁”、与“义”、与“乐”的关系，将有助于深化对孔子之“礼”的认识。 （一）孔子之“礼”与“仁” “仁”，是孔子乃至儒家学说的核心之所在，它通常是指一种理想的、和睦的人际关系。在儒家所推崇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仁”明显地居于“礼”之前。 据孔子所言，“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互亲互爱、和睦相处的一种关系，以及个人为此而进行的努力。《论语》里所记载的他对弟子樊迟问“仁”的两次回答，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颜渊》篇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子路》篇里：“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在《论语》里，孔子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过个人努力对于仁的重要性。在《述而》篇里，他自问自答：“仁远乎哉？我欲仁，则斯仁至矣。”在《颜渊》篇里，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为仁由己。” 对于“礼”与“仁”二者之间谁主谁次这一问题，《论语》也通过孔子之口直言不讳地予以明确。面对弟子卜商（子夏）“礼后乎”的提问，子曰：“起予者商也！”在他有关“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论断里，“礼”甚至被直接地定义为服务于“仁”的工具。曾有研究者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如前所述，此论未免失之于偏颇。 （二）孔子之“礼”与“义” 在当代中国，最流行的与“礼”相关的词是“礼仪”。尽管“礼仪”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之中，但在汉朝之前它却不甚通行。在《论语》全书之中，“礼仪”一词甚至一次未曾出现。在此之前，与“礼”密切相关的词除“仁”之外，通常非“义”莫属。在中华传统文化里，“礼义”一词出现的概率，明显地远远高于“礼仪”一词。 众所周知，“义”属于道德范畴之一。在中华传统文化里，“义”指的是天下合宜之理、天下公正的道义。仅就字面观之，在“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所谓的“五常”中，“义”也居于“礼”之前；在“礼义廉耻”等所谓“国之四维”里，“义”则与“礼”相提并论。 在《论语》里，孔子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过：“义”重于“礼”。在《阳货》篇里，孔子明确地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在《卫灵公》篇里，孔子更是明确地主张：“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由此可知，“礼”亦从属于“义”。后来到了儒家亚圣孟子那里，则有“礼门义路”的说法，即：“夫义，路也；礼，门也。”《礼记》不仅强调：“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更是将此二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地确定为：“礼之所尊，尊其义也。” 有鉴于此，国内学者王蒙、王能宪等均曾大声呼吁：中国应被称为“礼义之邦”，而非被视为易于产生歧义的“礼仪之邦”。 （三）孔子之“礼”与“乐” 遍览《论语》，难以发现后世流传甚广的礼仪、礼法、礼治等词汇，“礼乐”一词则随处可见。准确地说：“礼乐”一词在《论语》里先后出现过9次。这是因为，孔子认为：“文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自周公制礼作乐始，“礼乐”便成为一个固定词组；“诗书礼乐”便成为正人君子的标配。《礼记》上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进而言之，“礼”基于“人之有别”这一具体状况的所定之规，它所要强化的是尊卑有序、尊其所尊；“乐”所发挥的主要是“调和冲突”这一基本作用，所倡导的则是相敬如宾、“亲其所亲”的理念。二者之中，“礼”之“别”、“尊其所尊”与“乐”之“和”、“亲其所亲”，都意在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由此可知，“礼”与“乐”二者的关系本质上属于互补关系，而非主从关系。 自孔子而后世，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乐”的此种互补关系一直未曾改变。孔子所期待的标准化的君子便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节礼乐”，则被其直接地认定为“益者三乐”之中的第一位。 3“礼”之用与度 孔子之“礼”的特征之一，是非常强调其学与用的具体分寸。忽略了孔子之“礼”的经世致用及其具体分寸的掌握，其治国、济世、化人之功显然便无从谈起；甚至还会令人对孔子之“礼”产生种种误解。 （一）孔子之“礼”的运用 不容否认的是，大半生都在为推广其学说而奔走于列国的孔子，具有较强的个人行动力。就“礼”而论,孔子不仅重视其具体内容的充实、调整与完善，重视其具体的传授与推广，而且还非常关注其经世致用的问题。 笔者认为：《礼记》里的如下经典论述：“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便是儒家对于孔子之“礼”具体运用的全方位的缜密的探讨。笔者对这一论述的具体解读是：“礼”之运用，首先必须适应时代背景的变化；其次必须顺应主流社会的需求；其次必须体谅特定对象的状况；其次必须以宜用与须用为重要考量；最后必须使之与践行者自己的身份相称。 《论语》里的两个名句，对更为深入地理解孔子之“礼”的运用，同样十分重要。 一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它所提倡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并不仅仅只是针对“礼”之运用，但无疑非常适用于“礼”之运用。 二是“礼之用，和为贵”。出自孔子弟子有若之口的这一名句，有时会被诠释为：“礼”之运用，贵在求得和谐。或者是：“礼”之运用，贵在气氛和平。笔者的理解则是：“礼”之运用，贵在适合、适宜、适用。 （二)孔子之“礼”的分寸 分寸，在此特指运用孔子之“礼”具体的度。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孔子显得非常大气、理性与务实：“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涉及具体的“礼”之运用，孔子十分重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主张区分适用与须用。例如，《子罕》篇里所记载:“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另一方面，他特别反感于言过其实与表里不一。谈及口才，他认为：“辞达而已矣。”“巧言令色，鲜矣仁！”他的基本态度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他甚至对华而不实的“礼”之用与“乐”之用直接予以否定：“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此外，孔子还特别强调运用“礼”宜俭忌奢。他曾就此直言：“礼，与其奢也，宁俭。” 4“礼”之本与效探讨 孔子之“礼”，必须关注其本与效。所谓本，在此是指孔子之“礼”的本质；所谓效，在此则是指孔子之“礼”的实践价值，或曰其具体功效、作用。在《论语》里，“礼”的本质与作用被多维度地进行过探析。讨论前者，意在令人们对“礼”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讨论后者，则是为了令人们对“礼”更为重视。 （一）“礼”之本质 “礼”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或曰“礼”区别于有关孔子学说其他基本范畴的特质是什么呢？《论语》与《礼记》的第一篇，均对此不约而同地作出过明确的解答。《论语》里的答案是：“恭近于礼。”《礼记》里的答案则是：“毋不敬。”“恭”的含义之一，即“敬”。由此可知，在儒家原典尤其是在孔子那里，“礼”之本质为“敬”。 所谓“敬”，在汉语里的主要含义是：尊重与敬意。孔子之“礼”的本质，由此可以界定为敬人，即在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上予人以尊重。 知名学者彭林曾经指出：“礼”是“文明民族区别于野蛮民族的标志”；是“君子与小人相区别的标志”。当子路向孔子请教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君子时，孔子所给出的首要答案便是：“修己以敬。” 在表述自己对当下世事的具体评论时，孔子则明言：“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表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二）“礼”之作用 关于“礼”的功效，《论语》里多处有所提及。笔者认为：《论语》之所以关注此点,显而易见是为了促使更多的人知“礼”、尚“礼”、学“礼”、用“礼”。 根据笔者的具体研读，《论语》里有关“礼”的功效的论述，是有层次上的区分的。 层次之一，面对的是“民”，即普通老百姓。面对这一层次的对象,《论语》里再三再四地告诫：“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直言“礼”乃常人立身社会之本。由此可知，孔子之“礼”旨在化民。 层次之二，面对的是“众”，即公共社会。面对这一层次的对象,《论语》所强调的是：在个人“人其人”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尊其所尊”、“亲其所亲”，彼此和睦相处。由此可知，孔子之“礼”亦可用以济世。 层次之三，面对的则是“君”，即当时的统治者。面对这一层次的对象，孔子之“礼”即为国家治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为政》篇里便记载着孔子的相关治国理政方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可知，孔子之“礼”的理想境界是治国。 5孔子之“礼”的扬弃 如前所述，孔子之“礼”不仅继承了周公所奠定的周礼，而且还全方位地拓展了“礼”的内涵与外延，并将其作为治国、济世、化人的政治总纲领，进而形成了一个内容博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此而论，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语境中，“礼”之集大成者非孔子莫属。孔子之“礼”与中华传统文化之“礼”，往往可以画上等号。有专家甚至认为：“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也可以说是礼学。”如果说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最精彩的符号之一的话，那么也完全可以说：“礼”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一大亮丽的符号。 在其他国家，“礼”虽然存在已久,但其基本含义就是礼仪、礼俗、礼貌、礼节，通常限定于人际交往中具体的可操作层级。严格地说，“礼”是中华传统文化所独具的一个内涵宏大的范畴，与其他国家传统文化中的礼仪、礼俗、礼貌、礼节多有不同之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他这里所讨论的“礼”，自然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礼仪、礼俗、礼貌、礼节，而是指的一种总体文化的范畴，一种精神文明领域之内的范畴。 从精神文明或总体文化的视角分析孔子之“礼”，它无疑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中华民族的成长与文明程度的提升贡献良多。但是，在其时代性、对象性、目的性等方面，难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今日孔子之“礼”的扬弃至关重要。 2014年9月24日，中国领导人曾经指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孔子与儒家的客观评价，自然也包括对孔子之“礼”的肯定。 笔者认为：时至今日，孔子之“礼”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与其含金量甚多不无关系。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孔子之“礼”应予学习、应被传承之点主要有三：其一，是它有关“以礼敬人”的主旨；其二，是它有关“礼”之运用“时为大”、“大礼必简”的思想；其三，是它有关“礼以化人”、经世致用的精神追求。以上三点的共同之处，都是有关“礼”的理性思考，是孔子之“礼”最值得“扬”的。除此之外，由孔子所制定并且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主旋律的有关做人、做事的基本行为规范，同样值得当代人予以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孔子之“礼”并不完全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对其死记硬背或照搬照抄到今日中国人的生活与工作中,必定劳而无功。曾有学者表示：中华传统礼仪，“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它的合理性总是相对的”。笔者认为：此论甚佳。孔子之“礼”不能完全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其时代性方面的不足。孔子之“礼”毕竟产生于2500多年前，显然难与经济全球化、科技网络化、社会多元化的今日之中国完全地对接。 二是其对象性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的时代，以人为本、社会平等往往无从谈起。仅就当时的妇女完全没有社会地位可言而论，便意味着其适用对象的狭窄。 三是其目的性方面的不足。受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孔子之“礼”主要服务当时的统治阶级；而今日之中国人尚“礼”、学“礼”、用“礼”，则显然意在提升整体中华民族的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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