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勇”“扬威”：北洋水师元老战舰浮沉

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清政府内部的一批洋务派官僚，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开展了为富国强兵而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天津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办理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李鸿章。他以天津为基地，开办了一系列洋务事业。

其间，李鸿章兴建了北洋水师，1880年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水师大沽船坞，1881年开始接修北洋水师各种舰船，组装并制造了一批小型船舶，能生产大炮和军火，是北方最早的船厂和重要的军火工厂。

此札记录并反映了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为加强清廷海军、购置外国军械等洋务事业的实际活动情况，该档案文献对客观评价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及实践活动，乃至探究其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等一系列具体的洋务活动问题，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凭证

对于大沽船坞的建设，文史研究者张诚介绍：“大沽船坞的创办者为李鸿章，直接操办人是德璀琳。船坞规模宏大，有工匠六十多人，其中广东来的有四十多人，本地工匠二十多人，还雇有几十个小工。广东来的都是高级技工，月薪二十两白银，当地的工匠月薪只有十两白银，小工五六两，广东技工中领头的，月薪五十两。”

天津市档案馆馆藏的关于李鸿章在天津办洋务的档案资料有很多。在兴建北洋水师的过程中，为使武器装备达到欧美领先水平，李鸿章先后向英、美、德等国的著名武器生产厂家，购置了一批武器。在购置的过程中，不断穿插着因费用支付等问题衍生的小插曲。

天津市档案馆的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利用津海关税务司好博逊的关系，向当时英国的著名战船制造商——阿摩士庄厂订购了‘扬威’‘超勇’两艘快船（巡洋舰）的水缸、通管、后尾、轮轴等设备。按照惯例，阿摩士庄厂要求先交三分之一的定金，并由好博逊转告主管官员。同年8月5日，李鸿章专门向好博逊发出了一封札文，答复此事。在文中，明确这笔定金的拨发部门，为设在天津的负责北洋水师军饷收放事务的海防支应局。”

如今，资料中提到的这篇名为“李鸿章为答复向英购船器械支付问题的札”，完好地保存在天津市档案馆中，是馆内珍贵的史料之一。

此札记录并反映了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为加强清廷海军、购置外国军械等洋务事业的实际活动情况，该档案文献对客观评价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及实践活动，乃至探究其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等一系列具体的洋务活动问题，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凭证。

李鸿章为答复向英购船器械支付问题的札

在海关税务司赫德的强烈建议下，19世纪10年代末，李鸿章委托赫德，向阿姆斯特朗公司定购“超勇”和“扬威”号。两舰船作战时火力强劲，后主炮附近安装了两门诺典费尔德式四管机关炮，史料称之为“四门神机连珠炮”

说到此信札中提到的“超勇”“扬威”二舰，在《北洋海军舰艇志》一书中，对这两艘舰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世界军舰发展史上，占有里程碑式地位的‘超勇’级撞击巡洋舰，建成时是世界最新式的军舰，作为体现新技术、新思想的概念舰。”

说到清廷购买铁甲舰，近代中国早在筹办海军之初即有此计划，但因经费短绌、议论不断，“五六年而迄无成者”。先期从英国购买的几艘蚊子船，只能充作浮动炮台用，根本无法出大洋作战。

那时，日本凭借几艘近代化军舰，有恃无恐，屡屡生事。面对这种严峻局面，清廷急需一种能够震慑日本海军的军舰。于是，被搁置多年的购买铁甲舰之议再度兴起。

在海关税务司赫德的强烈建议下，19世纪10年代末，李鸿章委托赫德，向阿姆斯特朗公司定购“超勇”和“扬威”号。两舰船作战时火力强劲，后主炮附近安装了两门诺典费尔德式四管机关炮，史料称之为“四门神机连珠炮”。

“超勇”“扬威”于1881年下水并加入北洋水师，使得北洋水师的建军迈上一个新台阶。在“致远”和“经远”级巡洋舰回国之前，它们一直是北洋水师的主力，在清末的几次重大政治、外交事件中，均能看到二舰的身影。

李鸿章为答复向英购船器械支付问题的札

限于经费紧张，北洋水师自1890年以后，未能再购一舰、一炮，无奈，元老舰“超勇”“扬威”，也只得“老当益壮”，奔赴战场。处于绝对劣势的“超勇”“扬威”舰拼死作战，两舰官兵在恶劣环境里不屈不挠地进行抗击，体现了中国海军军人的骨气

据《北洋海军舰艇志》记载，1875年，发生“云扬号事件”，在日本的武力威逼下，朝鲜被迫签订《江华岛条约》，当时限于海军力量薄弱，中国未予干涉。后为扭转日本势力侵入朝鲜的不利局面，李鸿章指示朝鲜和西方国家缔结条约，计划以此将列强力量引入半岛，从而达到制衡日本的目的。

根据这一指示，1882年5月7日，丁汝昌率“超勇”“扬威”，护送特使马建忠前往朝鲜，辅导朝鲜政府订立《朝美修好通商条约》。6月25日，为德国与朝鲜谈判订约，丁汝昌再次率二舰前往朝鲜。

1882年7月23日，朝鲜爆发“壬午兵变”，起义的士兵和平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官员，攻击闵姓贵族。日本则趁机派出“征韩军”，准备武力入侵朝鲜。

为抢在日军大举进入朝鲜前平息局势，“超勇”“扬威”二舰被派往仁川，与日本军舰并泊抗衡。同年8月30日，中国军队在首尔及周围地区，大举镇压起义士兵，迅速平定了局势，消除了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口实。

这是北洋创办新式海军以来的第一次对外行动，“超勇”“扬威”两艘新式巡洋舰在朝鲜沿海游弋，无疑对日本海军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1884年，中法因越南问题再起战事，为加强福建海防力量，“超勇”“扬威”开赴上海，准备会同南洋水师的“南琛”“南瑞”“开济”“澄庆”“驭远”，组成特混舰队一起南下。

看到中国对法作战自顾不暇，日本再度在半岛挑起事端，唆使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发动政变，驱逐驻朝中国军队。为稳定局势、震慑日本，丁汝昌奉命率“超勇”“扬威”从上海北上，并指挥“威远”运送淮军增兵朝鲜，平息局势。

直到1887年，中国在英、德两国购买的“致远”“经远”级新式巡洋舰回国，两艘“超勇”级巡洋舰完成了历史使命，从主力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一度几乎成为练船。同年，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的黄建勋、林履中分别接任二舰管带。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超勇”“扬威”服役已达十余年，昔日世界名舰的风采早已被岁月剥蚀。由于长期高强度地使用，两舰舰体严重老化，而“扬威”的锅炉更是已经到了报废的境地，昔日的“飞毛腿”几乎成了北洋主力舰中速度最慢者。

限于经费紧张，北洋水师自1890年以后，未能再购一舰、一炮，无奈，元老舰“超勇”“扬威”，也只得“老当益壮”，奔赴战场。处于绝对劣势的“超勇”“扬威”舰拼死作战，两舰官兵在恶劣环境里不屈不挠地进行抗击，体现了中国海军军人的骨气。

池仲祜于1926年编撰了记载清末海军历史的《海军实纪》，为他服役过的军舰和曾朝夕相处的战友作传，他写道：“‘超勇’‘扬威’两舰中弹火发，全舰焚毁。‘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浮沉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各员兵弁均随船焚溺……”

回想过去，当年李鸿章在与英国人签订购买船合同时，或许无法想象，十几年后的“超勇”“扬威”是以这样的形式结束“生命”的。

这个结局，正如军事专家金一南对于甲午海战所评价的那样：“战争在最终检验一支军队、证明一支军队。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导致军事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昏聩的清政府来说，在“如大树然，虫蛀入根”的境地下，其海军、海防早无法扭转失败的局面了。

本报记者 肖明舒 图片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