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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借“西法”以“自强”的运动，客观上开拓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尽管推进这一运动的洋务派公开宣称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但仍受到西方列强的阻碍、打击、破坏和本国腐朽、顽固势力的严重阻遏与反对。在这种环境下，担负洋务运动指导职能的中央机构负担极其繁重。其设置、权限、决策能力及组织指挥状况，无一不对它所推动的事业产生极其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或“海署”）是清廷甲申易枢后增设的指导海防乃至洋务的重要机构。它的设立，改变了长期以来由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共同指导洋务的旧格局，直接影响和规定着中国近代化的规模和进程。本文不揣譾陋，试作粗浅探讨。 一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创立于中法战争之后。此前，沿海虽组建有若干水师，但全国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机构。中法战争后，清王朝鉴于海战失利的教训，在创建海军，组建海军中枢机构问题上很快取得共识。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慈禧发布懿旨，声称：“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著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统领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清德宗实录》，第3册，第1023、501、1103页。)。根据这道任命，醇亲王奕譞等一改以往推诿、观望之态，仅用12天即筹划就绪，于九月十七日（1885年10月24日）奏请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同日懿旨允准(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其速度之快，在有清一代的历史上颇属罕见。从此，中国近代化的海防力量由中央政府直接运筹。 海军衙门的设立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矛盾日趋激化的产物。也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日益感受到西方列强的海上威胁，抵御外侮、加强海防的重大举措。鸦片战争以来，英、法等列强凭借海上优势，在我东南沿海杀人越货、肆虐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灾难，也冲击、动摇着封建统治的基石。清王朝面对有海无防、处处挨打的局面，一改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格局，转而重点加强海防建设。这在慈禧于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多次召见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等主持洋务官员时得到印证，表示出对洋人要挟的愤懑，声称“此仇何能一日忘记”(曾纪泽：《使西日记》，第5页。)，主张将练兵、制械、加强海防、徐图自强作为立国“一件大事”(《曾国藩日记》，同治八年。)，鼓励他们不必顾及反对派的指责，尽心兴办。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最高统治者对洋务派的信任与倚重，更重要地是反映了清王朝国防重点的转移。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沿海地区陆续开始了造船、造炮、修筑炮台，编练水师的活动。 遗憾的是，海防建设长期各自为政，缺乏中央的统一组织，不利于从全体规模上协调力量、保证重点，抵御强敌。创设海军衙门很快提到议事日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光绪八年九月前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奏疏。他强调指出：“防海异于防陆，陆军可以分省设守，海军则巡防布置必须联络一气，始无分兵势散之虞。七省濒海之地，港汉纷错，互有关涉，风轮飚忽，瞬息千里，苟分省设防则事权不一，呼应不灵，守且不能，何有于战？”急切吁请“特设水师衙门，以知兵重臣领之，统理七省海防，举一切应办之事，分门别类，次第经营”，以达“固海防”，张国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534页。)之目的。这份奏疏洞中症结，建议及时得体，但清廷没有立即采纳。中法战争中，海防“事权不一，呼应不灵”的弊病彻底暴露。法国舰队乘机重创福建水师，攻击、封锁台湾，造成沿海七省处处戒严。惨痛的教训使创设海军衙门之议引起朝野高度重视。张佩纶、刘铭传、李鸿章、曾国荃及总理衙门等交章呼吁于下，慈禧肯定于上，称统一事权，大练海军“为目前第一要务”(《清德宗实录》，第3册，第1023、501、1103页。)，从而使海军衙门得以迅速创立。 海军衙门的设立又适应了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说明当时中国已初步具备建立海军的条件。清王朝自60年代以来广泛设厂制械、造枪造炮、制造船舰，逐步改变着中国军队陈旧落后的武器装备。这不仅使陆军由千年一贯的大刀长矛向近代先进的新式枪炮迅速转化，创建海军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海军衙门成立前，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中国企业自制的大小船舰已达40余艘(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286、405、422、524页。)，均配备新式枪炮、分拨南北洋，为使旧式水师向新式海军转化创造着条件。同时，民用工业的迅速发展，如煤、铁资源的发掘，交通运输、电报通讯的创办，也无一不适应着这种转化。为加速海军成军，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前即筹措巨款定造“定远”、“镇远”两艘大型铁甲舰和“济远”号快船，至此已全都竣工，即将回国，并继续在英、德订造船舰。当时许多西方报刊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动向，预言：“由此观之，不数年间，中国陆路之兵，将舍弧矢之戏，而专恃洋枪之威，水师之船，将舍风蓬之笨，而独取火轮之速矣”。(丁韪良编：《中西见闻录》，第1号，第22页。转引⑦第290页。)这种种情况表明，洋务运动的发展已为创建海军、加强海防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晚清最高统治集团能够顺应趋势，遂使海军衙门应时而生。 但是，也应看到海军衙门的设立又笼罩在没落王朝专制、腐朽的阴影之中。尽管创设海军衙门之议早已提出，利害关系已经剖明，但直至中法战争爆发，才在总理衙门内增设一个“海防股”。慈禧久久不下决断的重要原因，是对长期主持洋务的奕訢集团心怀疑忌，对海防人选颇费斟酌。当时，暂主中法战争全局的奕訢与总理衙门拟委李鸿章总揽海防，李鸿章则建议“仿东西各国之例，在京添设海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20卷。)。正当他们往返函商之际，慈禧抢先一步，于1884年4月8日罢黜奕訢为首的军机处，改造总理衙门，换上了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军机处，并以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同时特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清德宗实录》，第3册，第1023、501、1103页。)。从此，清王朝中央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由奕訢一人统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被分为二，既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某一大臣，又便于慈禧直接操纵。尤引人注目的是，使亲贵中颇得慈禧宠信的光绪帝生父奕譞得以参与机要，开始其“隐握朝纲”(刘体仁：《异辞录》，第2卷。)的政治生涯。但这种参政形式使奕譞虽有太上之尊，并无主管机构实权。慈禧又抓住加强海防之机，任命奕譞主持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使其由台后走到台前。因此，海军衙门的设立，又是晚清中央权力再分配的结果，从而将海军大权集中于慈禧信任的满族亲贵手中。 尽管背景颇为复杂，海军衙门的设立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清王朝自鸦片战争屡遭列强打击之后，终于将加强海防、创建海军做为头等大事。醇亲王奕譞虽然才识有限，但为光绪帝的未来和清王朝的巩固，还是将创建海军、加强海防做为尽忠报国的毕生事业。他受命之后，敢于抛弃陈腐观念，密切注视国际风云，虚心向洋务派请教，并以其特殊地位争取慈禧的同情与支持，为推进以海军建设为中心的近代化事业创造了有利环境。海军衙门遂成为指导后期洋务的中心。 二
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创建前无古人的近代海军面临经济低下、经费奇缺、科技落后、人才缺乏、工业薄弱、设备不足等诸多困难。它们严重困扰、阻碍乃至扼杀着新式海军的诞生，致使早已在福建、广东、南洋和北洋创建的水师迟迟难以脱离旧式师船的巢臼。海军衙们成立后，面对窘境统筹全局，以极大魄力支持总理衙门原方案，决定倾全国之物力财力优先发展北洋海军。目的在于首先加强近畿防务，保证统治中心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为逐步发展海军摸索经验，树立榜样。这项提议立即得到慈禧批准(《清德宗实录》，第3册，第1023、501、1103页。)。此后，海军衙门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北洋海军建设。在组织人选上，海军衙门授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专办北洋海军之全权。李鸿章是晚清力主加强海防的主要代表人物，又与王室成员关系密切。他对创建北洋海军，加强本集团军政实力有着强烈欲望。但长期以来，苦于朝廷支持不够，经费不足，难以实现。海军衙门成立伊始，放手支持李鸿章，对促使北洋尽早成军显然是极其有力的保证。在经费方面，集中财力优先保证北洋用款。购置、制造军舰，修筑炮台、军港均需巨额资金，这与当时经费竭蹶形成尖锐矛盾。海军衙门成立后，立即将清廷每年拨出的400万两海防经费实行集中管理；同时极力筹措款项，诸如光绪十四年奏准每年从各海关洋药税厘收入项下拨库平银100万两、支持李鸿章向沿江沿海督抚筹银260万两存津生息等，以供海军需要。所有资金，优先保证北洋发展。在军械、装备方面，海军衙门不惜财力，将从德国定造的最先进的大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及巡洋舰“济远号”集中拨归北洋。不久，又为北洋从英、德订造了“致远”、“靖远”、“来远”、“经远”号巡洋舰及鱼雷艇等新式船舰，并长期担负北洋以上诸舰的薪粮、公费支出。经过短短三年，到1888年北洋在海军衙门支持下已拥有战舰25艘，形成具有铁甲舰、巡洋舰、炮艇、鱼雷艇等相互配合的海上快速攻击力量，宣告初步成军。它开始改变了以往只可株守海口的被动局面，以铁甲雄姿驰骋大洋，从而标志中国新的军种——海军的诞生。 北洋海军拥有当时东方最先进的船舰和武器装备，由一批具有先进军事文化的人员充当指挥，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最高表现。对于这样一支近代化军种，以往的军规条例都失去效力。为使组织指挥、舰船管理、后勤保障、教育训练诸方面适应需要，海军衙门在奕譞主持下立即组织力量，翻译、借鉴西方诸国海军章程，特别是英国海军章程之长，结合中国实际，适时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它对北洋海军的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费、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均做了明确规定，使之条例化、正规化，堪称中国海军的第一部法规。《北洋海军章程》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着近代海防建设的巩固和发展，在中国军事史特别是海军史上不愧开拓之作。 与此同时，海军衙门指导李鸿章在旅顺、威海、大沽等处开始大规模的海军基地建设。旅顺扼直奉渤海门户，威海当南北要冲、与旅顺隔海相望，大沽则可居中调度。光绪十二年，总理海军衙门大臣奕譞等亲赴诸地查勘，决定不惜动用巨额财力、物力，利用天然形胜，构筑炮台，修建船坞。光绪十七年，各项工程初具规模。李鸿章与山东巡抚张曜巡阅后称：大连湾、威海卫“两处台垒粗成，移军填扎，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册，第146页。)。三年之后，旅顺、威海、大沽等处工程大体就绪，从而形成以拱卫京师为中心的海防体系。北洋的海军与基地建设以从来未有的速度取得从来未有的成果。这一切确使海军衙门、特别是奕譞、李鸿章等值得炫耀与自豪。 海军衙门作为全国海防中枢，在重点保证发展北洋的同时，统筹全局，还在诸多方面推动了南洋乃至全国海防建设。首先是支持在台湾设立行省、提高台湾防务能力。台湾是我国东南沿海屏障，早为西方列强所垂涎。为巩固海疆，清廷在任命奕譞总理海军事务的当天，即依据他的提议，决定“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著闽浙总督兼管”(《清德宗实录》，第3册，第1023、501、1103页。)。不久，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省第一任巡抚。海军衙门多方面支持刘铭传，明确指示他增加澎湖驻军，修筑台、澎海防工事，敦促慈禧批准在台湾修筑铁路、发展经济，有效地提高台湾防务实力。其次是支持发展本国舰船制造，突出支持马尾船政局。马尾船政局是我国当时最大的舰船制造基地。自光绪十五年九月“改归海军衙门节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第409页。)后，大力裁减冗员，节省经费，增添、改进机器设备，提高造舰质量。光绪十三年，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试制成功第一艘双机钢甲舰“龙威”号，不仅提高了速度，而且增设了防卫能力。其后所造舰只，绝大部分轮机升到2400马力，速率由40里提高到110里，且大多采用卧机、钢甲(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286、405、422、524页。)。这几项主要指标，已接近或相当于从西欧定造的“济远”等舰，说明我国舰船制造已开始摆脱落后局面，有了长足进步。此外，海军衙门还督饬沿海各省修筑炮台、添置舰船、整顿水师。尤针对旧式师船“大半供解饷、运械之用，甚至终年往来江海迎送差使”，虚耗帑金，无益海防的弊端，倡言裁旧养新，请慈禧懿旨，令各地“将无用之船分别裁撤，腾出饷项，精练兵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册，第52页。)”。此后，广东、福建、两江等地逐渐裁汰旧船冗员，开始了向新式海军的转化。 三
在当时，海军建设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它的创立和发展，深受本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的制约。北洋海军主要是在向外国购置军舰的基础上，在国内燃料、通讯、陆上交通、军火供应、人才培养及经费诸方面相对不足的条件下成立的，因而其困难程度不言而喻。值得肯定的是，海军衙门并不因此而止步不前，却能尽力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首先大力推动的是铁路建设。修筑铁路是发展近代工业的重要内容。自从洋务派在70年代提出修路之议后，长时间地遭到顽固派的围攻、漫骂。直到80年代，李鸿章才在奕譞的支持下试修了由唐山经胥各庄至阎庄的一段铁路运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第409页。)，铁路建设仍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北洋海军成军使中国第一次具有了海上快速机动武装，但与之相辅的陆防却相差甚远。尽管当时部分陆军已装备了新式枪炮，由于没有铁路，机动性差，缺乏与海军配合的快速应变能力。此外，铁路在保证海军供应及发展工商方面的作用也日益为有识之士所赞许。修筑铁路已是势所必行。为此，海军衙门力排众议，大胆支持了铁路建设。1887年，奏准接筑阎庄至天津的铁路，第二年奏请接修津通（由天津至北京通州）铁路，以加强京畿防务。这期间，一直遭受着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大学士恩承、吏部尚书徐桐、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奎润交章攻击修路之举为“资敌”、“扰民”、“夺民生计”，大有“举国兴师”(《王文韶日记》（下），第747页。)问罪之势。面对围攻，海军衙门在奕譞的支持下，义正辞严据理力争，指明修路可“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实御侮之长策，亦持久之良图”；同时肯定铁路“于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的诸多作用，称赞“利之所兴，难以枚举”(《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6册，第226～231页。)。与此同时，海军衙门还煞费苦心、精心设计于1888年在西苑修筑了一段铁路，使慈禧第一次见到火车，亲身领教乘车之便，也使都中士庶大开眼界，更是对信口胡说的反对派的一次实际教育。这种种努力终于使慈禧于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二日下达懿旨，肯定修路之举，从而使绵延20年之久的铁路之争终于以海军衙门的胜利宣告结束。此后，海军衙门又争取到每年200万两白银的专款发展铁路，并在开矿、冶炼、电讯、教育等诸方面推动着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 采矿业一直是近代工业中发展极为缓慢的薄弱环节，远远不能适应发展海军、兴建铁路在资金、原料、燃料诸方面的大量需求。为逐步扭转被动局面，海军衙门放手支持地方督抚广泛筹办金、银、铜、铁、煤诸矿。在金、银矿方面，很快使热河土槽子遍山线银矿、山东平度金矿、漠河金矿、吉林三姓金矿、珲春元宝山银矿等陆续开办，为开辟财源做出贡献。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向海军衙门不无乐观地报告：“淄川之铅，平度之金，热河之银，工程有大小、资本有重轻，……然果矿产富有，乃天地自然之利，亦须放手为之，……十年内外，海防用项可略指矣。”(《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第3卷，第6～7页。)在煤、铁矿方面，突出支持湖广总督张之洞，使大治铁矿、王三石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等相继开办，为炼钢制轨解决了急需的原料、燃料。在海军衙门推动下，我国逐步兴起一股开矿热潮。一些在华洋人也敏感地得出“清政府正在开始在全国各地准备开矿”(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第691页。)的推论。 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化的基础，尤为发展军械、兴建铁路所急需。但是，长期以来它同采矿业一样薄弱。直至1893年，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才建成炼钢厂，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大批钢材主要依靠进口。为大幅度提高钢铁产量，海军衙门以极大魄力支持张之洞在湖北筹建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湖北炼铁厂。这个企业先由张之洞筹建于广州。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继任者无意接办。当时清廷已决定修筑芦汉铁路，海军衙门立即指示张之洞将该厂移建湖北，强调“铁为盛举之根。今日之轨，他日之械，皆本乎此”。目的在于解决钢铁原料，以使“将来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予人”。它鼓励张之洞要不怕失败，敢于创业，“虽不必即有其效，万不可竞无其志”(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286、405、422、524页。)，试办大型钢铁企业，自力更生解决原材料的决心跃然纸上。其后，海军衙门从选择厂址、勘察矿源到筹措资金、购置设备等诸方面予以支持，并将1890年度200万两铁路经费移作创办经费，为该厂创建奠定了基础。1893年冬，包括炼生铁厂、机器厂、铸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大冶运矿铁路、汉阳水陆码头在内的诸厂矿、交通相继运营投产。至此，湖北炼铁厂以东方钢铁巨龙的雄姿屹立于江汉大地。 电报通讯业曾是李鸿章及总理衙门的得意之作。它采用官督商办方式，在很短时间得到迅速推广，但怵于顽固派舆论却迟迟没有引入京城，在工商萧条的边防、海防要塞也难以招商集股。甲申易枢后，奕譞首先支持李鸿章改用地下铺线方式将电报第一次引入京城(《海防档》，丁，电线（三），第973页。)，便利了中央与地方的通讯联络；旋又由海军衙门支持在旅顺口、威海、台湾、新疆等海防、边防要地迅速推广，经费则由有限的海防经费中予以报销或垫支。在海军衙门及总理衙门支持下，到1892年电报已遍及黑龙江、新疆、云南、闽、粤、台湾等22行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6册，第446页。)，形成了全国电报通讯网络，对加强国防便利工商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军乃至近代工矿、交通的发展，迫切需要造就大批新式人才。但是，传统的教育体制从内容到方式不仅无法满足这种需要，而且阻抑着新式人才的培养发展。这种状况早已为有识之士深恶痛绝。为冲破阻力，解决急需，海军衙门积极为在算学、制造等自然科学方面学有专长的科技人才创造条件，于光绪十三年四月奏准，允许他们参加顺天乡试，量予科甲出身；同时对“已得官职或不愿投考者，仍归该管大臣核计年劳保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209～211页。)。在当时，这种作法显然是对新学人才的安慰与鼓励，为他们的才识获得社会公认开辟了途径。尤为重要的是，它使传统的科举考试加入了西学内容，使迂腐的科甲队伍挤进了新学人才，这无疑是对旧教育体制的一大冲击。与此同时，海军衙门以极大兴趣推动各地发展新式学堂，尤下大力发展海军教育，“饬令沿海闽、粤、江、浙各省广设水师学堂”，并将天文、数学、地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及海战必须的技艺列为必修课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册，第125页。)。在海军衙门的指导和影响下，水师学堂、水陆师学堂、鱼雷营学堂等军事学堂和算术学堂、商务学堂、西学堂等科技学堂得以在北京、天津、广州、台湾、湖北、旅顺、威海等广大地区迅速开办，兴起了新式教育热潮。此外，洋务派先前兴办的各类学堂也在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提高。矿学、电学、化学、植物学、公法学、医学以及与铁路建设相关的学科在诸多学堂相继开设。对外输送留学生也继有发展。这种种变化，反映一种与旧式教育迥然不同的新式教育在迅速兴起。它使人们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提高了文化素质，适应着社会发展的广泛需求。 四
海军衙门从1885年成立到1895年裁撤，仅仅存在了短暂的10年。毋庸讳言，其间它的所作所为不无可指摘之处。诸如：海军衙门大臣中没有一个出身水师学堂或留学海军的成员；海军衙门长期没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尤有甚者，是海军衙门曾长期担负了为慈禧修“三海”、修颐和园挪借经费的“重担”等等。这些显然与指导全国海防近代化的要求极不协调，必然影响其正常职能的发挥。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北洋海军初步成军后，面对日本海军的崛起，竟然没有能够采取果断措施，对北洋海军的船舰、装备进行更新，致使日本舰队得以肆虐海上，严重影响了中日甲午海战的结局。因此，就海军衙门的职能来讲，世人对它的指责、讥讽不无道理。海军衙门咎无可辞。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发生上述弊端的原因，不难发现，除奕譞等海军衙门大臣的主观因素外，根源在于令人窒息的封建专制体制，是处于权力最上层的封建统治集团的愚昧与腐败。慈禧作为当时的最高决策者，虽然表示支持兴办洋务，在创办海军衙门时也不乏加强海防、大振军威，雪耻复仇之词，但是并没有指导中国近代化的知识和能力。在历次筹议海防、发展洋务的讨论中，她没有拿出过一件建设性措施；对有争议的重大项目，常常不置可否、一意拖延；对日本海军的崛起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缺乏应有的警惕和果断措施。与此同时，随着专制地位的稳固，慈禧益发追求享受与安谧。中法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又重蹈历次对外战争失败的复辙。只要侵略者没有打到国门，在国防与享受、近代化与专权之间，她主要追求的显然是后者。这才会出现对海防建设始而重视，继而阻抑，以至动用海军衙门助修颐和园的闹剧。甲午战争之际，正当急需扩充海军、加强海防，慈禧竟下令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1895年3月12日）将海军衙门裁撤(《清德宗实录》，第5册，第718页。)。其举措之失当，令人难以置信。封建专制体制使人难以辨明是非，造成唯上是尊；愚昧、腐败的专制者则把决策推向了荒谬的深渊。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乃至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只能在崎岖跌宕的道路上蹒跚而行。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建设中出现的上述弊端，不过是这同一根源的不同表现而已。 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坎坷的发展道路，给推进中国近代化带来了重重阻力。然而，海军衙门作为中国第一个海军中枢机构，面对中法战争之后海防空虚的严竣局面，在无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勇于任事，毅然承担起创建海军、加强海防的重任。它在承继前期洋务建设成果、购置和制造船舰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仅用三年时间就实现了北洋海军初步成军的设想，从而在我国历史上成功地创建了第一支正规海军。它又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海军章程，逐步使海军管理体制、后勤保障、军事训练诸方面适应新式船舰的需要。它还促成了第一批海军基地的兴建，并初步形成了以直隶为中心的海上防御体系。海军衙门的积极开拓，改变了我国有海无防的被动局面，奠定了我国海军建设的基础，增强了国防，促进了海防近代化。它使我国海军实力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舞台上跃居世界第四位，在亚洲则独领风骚。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海军衙门没有局限于单纯创办海军，而是从国防建设乃至富强中国的全局出发，自觉将巩固海防与发展民用工业、交通、通讯、培育人才等诸方面联系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它们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突出支持了创办陆上交通命脉——铁路和兴办基础工业——冶炼钢铁。海军衙门成立前，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已有一定发展，但主要局限于航运、电讯、采煤和轻纺工业。尽管铁路、钢铁等门类的重要作用早已为有识之士所称许，却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或无力承办，或不敢问津，严重拖了工业乃至国防近代化的后腿。以奕譞为首的海军衙门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支持地方开办铁路；对顽固派的围攻、辱骂奋起反击，终于击溃了它们的狂吠，为修筑铁路排除了障碍，创造了有利环境。这一胜利，在我国铁路发展史乃至交通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同样，海军衙门在地方督抚矛盾重重、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热情，倾注诸多心血，支持张之洞创办钢铁工业，使之仅用四年时间就在湖北建成了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湖北炼铁厂。这是海军衙门在洋务运动中的又一得意之作。湖北炼铁厂的投产，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它们发出：“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揽众山之势，……呜呼！中国醒矣”的惊叹(《东方杂志》，第七年，第七期，转载上海《万国商业月报》译西报：《论汉阳铁厂装运钢铁出口将为欧美二洲实在之中国黄祸》。宣统二年七月出版，第66页。)，显示了兴办钢铁工业对富强中国的巨大作用。海军衙门的以上举措，抓住了后期洋务运动的关键，对带动其它方面的发展，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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