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世人只识丁汝昌，不知丁日昌，还是一位洋务运动的巨擘

丁日昌画像（网络片）

据记载，1875年9月17日（旧历八月二十一日），沈葆桢因接李鸿章密咨，郭嵩焘已奉命使英，改奏请派北洋帮办大臣丁日昌接督船政（福州船政大臣）。福州船政作为“自强”“求富”洋务运动的发轫之地，丁日昌自此走上了波澜起伏的洋务运动历史舞台。

丁日昌(1823-1882)，字持静，又作禹生、雨生，广东丰顺人。晚清政治家、军事家、藏书家。然而一提及洋务运动历史人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重量级人物，实际上，在内忧外患、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期时期，在变革图强、风云际会的洋务运动中，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一员干将、外交能手、治吏能臣，被李鸿章等洋务运动领袖们的巨大光环遮蔽了，长久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拨开历史云雾，本文撷取丁日昌在推动洋务运动进程中若干历史片段，以此还原其在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海军中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1863年9月，李鸿章向清政府奏调丁日昌时，评价丁日昌“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希望他能“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来办制造事宜”。同年秋，丁日昌从广东到上海赴任，随身携带了西洋地图并翻译铸炮各书。到上海任职后，他协助李鸿章筹划和办理洋务，其洋务思想日趋成熟。经过不断实践和思考，丁日昌于1867年就整个洋务运动开展向曾国藩上万言书，并通过李鸿章转呈总理衙门，这就是著名的《自强变法条陈》，全面阐述了对中国实施“自强变法”的认识和主张，总理衙门认为《自强条陈》“识议宏远”，“洞见症结”，复函命李鸿章“通盘核计”，这是丁日昌洋务思想成熟的标志，对推动当时洋务运动广泛拓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而且有力影响了清政府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们的思想，丁日昌也由此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轫者之一和重要骨干。

丁日昌到上海赴任，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主持创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旅美幼童（网络片）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也称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或沪局，创立于1863—1864两年间。丁日昌担任首任总办，直接负责在沪购买外国机器和建局有关事宜。1865年6月，购买了美商在上海虹口设立的一座旗记机器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主持拟定了《开办章程》，在其主导下，江南制造总局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近代军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在初创阶段，就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在制造枪炮弹药方面，至1873年所制各类枪支达10636支，抬枪、火箭、喷筒均已各自成批生产。至于弹药，则有这样的记载：“约计每日出药千磅，出林明敦弹五千颗”。造轮船方面，至1875年，已造成惠吉、操江、测海、威靖、海安木兵船五号和铁壳小轮船三号。其中海安号丈尺加广，实马力1800百匹，巨炮20门，兵丁500人，已达到西洋诸国二等船的规模和技术。这种船号，还有多艘在造。在制造机器方面，至1873年，共自制车床、刨床等机械127具，添配各机零配件及应用器具10643件，成为其他军工企业的“母厂”。与此同时还坚持翻译洋书和开展外语、理科教学工作，截至1875年，已译出算学、化学、汽机等书籍40余种，印行24种。1869年后，总局又将上海广方言馆并入局中，挑送生徒数十人入学，中西并课，培养了一批理科和外国语人才。

清代福州船政局（网络片）

江南制造总局初期的这些成就，使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到发轫作用。它带动了一大批近代军工厂的兴起，也促进机器生产和先进科技在诸多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还在传播西学、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做出最初的努力。显然这些成就与丁日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世人对中国开远渡重洋留学先河的“旅美幼童”耳熟能详，且大都认为是容闳之功劳，实际上又淹没了丁日昌的功绩。1867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容闳即往苏州谒见，向丁日昌陈述自己思考已久的教育计划，得到丁日昌大力支持，二人遂筹划具体办法，然而事与愿违，此事险些中途夭折，容闳也几近绝望。但在丁日昌大力运筹下，1872年夏，首派留洋学生30人赴美留学，其后三年陆续派出三批，人数总共增至120人。随后，在哈特福特城新建的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内，还挂起了对实现这一计划“赞助最力”的丁日昌画像。虽然这批留学生因故提前撤回，但首次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却是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此事比起清政府废除科举早出38年，丁日昌的高瞻远瞩、视野宏阔，可见一斑。

1874年5月，日军侵台，东南海防告急，清廷于7月21日诏令丁日昌到京陛见，以备起用。丁日昌上奏《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这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的关于建立近代海防与海军的一份比较系统文件。清廷将此六条连同总理衙门提出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发交南北洋大臣、滨海沿江各督抚讨论。丁日昌也积极参与这次讨论，还写就后世称之为蔚为大观的著名文件——《海防条议》，谋划了一系列大政方针，其中既有对以往办洋务和海防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有如何学习西法，图强御侮的构想和建议。尽管清廷仅小部分采纳了丁日昌的建议，其不少积极性的筹谋被束之高阁，但仍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海防近代化进程。

1875年9月，丁日昌接到清廷让他出任福州船政大臣的任命，并给他“专折奏事”的权便，还要他“迅速起程”。此时丁日昌虽然重病在身，仍毅然赴任。

福州船政局于1866年由左宗棠创办，到丁日昌上任时仅造木船16艘，而且技术含量较低，且面临造船、养船巨大经费压力，处于破产关闭的边缘。面对“无米之炊”的逼仄困境，丁日昌上任伊始，不等不靠，实施大刀阔斧改革，短期内就将福州船政局起死回生。尤其在人才培养上立意高远，功不可没，主要体现在促成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洲留学。前后共派出三批，其中就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圭、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等回国后成为北洋海军重要将领，魏瀚、李寿田、林庆升等回国后成为杰出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严复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又是杰出维新人士和翻译家。

丁日昌还是清代与朱学勤、袁芳瑛齐名的三大藏书家之一，丁日昌的藏书楼，初名“实事求是斋”，今人称之为“持静斋藏书”，藏书数量庞大，精品甚多，最著名的是《禹贡图》宋刊初印本、宋刊《毛诗要义》、以及曾国藩称赞的世彩堂《韩昌黎先生集》四十卷等，尤为人称道的是《四库全书》所未收的金日升辑《颂天胪笔》二十四卷、明翻宋本《江文通集》十卷》等。由此可见，持静斋藏书在清代私家藏书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另外，丁日昌一生喜爱读书、著书，宦海二十年，不改书生本色。莫友芝在《持静斋藏记纪要自序》中称赞丁日昌的苦读精神时写道：“敷政余闲，即典册不去手。”可以说，他在洋务运动中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是和他的苦读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