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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梁启超曾在《情圣杜甫》中如此评价杜甫:“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01 我们都知，诗圣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具有“史料”价值。 “诗史”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晚唐孟棨的《本事诗》中：“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杜甫的这类诗歌中，最为人所知的应该要算“三吏”、“三别”了。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春，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六十万大军包围安庆绪于邺城，由于指挥不统一，被史思明援兵打得全军溃败。唐王朝为补充兵力，便在洛阳以西至潼关一带抓壮丁，百姓苦不堪言。 这时，杜甫正由洛阳经过潼关，赶回华州任所。“三吏”、“三别”便是他在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 我们来看看诗中的一些片段：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新安吏》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熟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 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垂老别》  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石壕吏》 不难发现，这些诗句都是从贫苦百姓着眼，把那个时代的悲剧如电影一般直观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其中包含的，是他对劳苦大众真切的同情心。 体现他此种情感的诗句中，最著名的当属出自《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安禄山造反的消息还未传到长安，大家都还沉浸在黄昏的绚丽景致中，却不知深重的夜色即将来临。 杜甫却在一片祥和之中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苗头，看到了浮华奢靡的富人生活背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 02 就我们现今的社会而言，有不少的慈善人士以款项、物资的形式为生活在困顿中的人提供帮助——这是他们的同情心。 诚然，这是值得赞颂的。但这与杜甫的同情心却是不同的。 绝大多数人活于世，都是在没有了“生存”问题困扰的条件下才会去考虑其他事物的。 试想，当你自己都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困境之中时，自然是时时刻刻都关注着自身的艰难，哪里还有半点目光去关注别人过得如何，又哪儿还能分得出半分心绪去思考别人的困苦。 这便是杜甫与我们的不同之处。  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时，遇上了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屋子里被雨水淋得透透的，甚至连屋顶都被大风给吹跑了。 面对此种状况，他竟还在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被冻死亦足。” 此等精神境界不由得人不佩服了。 03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疑问：杜甫自己仕途不顺，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还有心思去关心同情别人，整日忧国忧民？ 有人持这种看法：他可能只是在诗歌中表达了这种情绪，经后世的渲染夸大过后才使他本人被赋予了这样的情怀。 对于这种观点，我想用《庄子集释》卷六下《外篇·秋水》中的话来回应：“夏虫不可语于冰，笃于时也；井蛙不可语于海，拘于虚也；曲士不可语于道，束于教也。” 总会有人以自己有限的眼界与胸怀去揣摩别人的高尚，然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的得出“他只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的结论，却忘了在我们小学课本上就写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字句。 “南非国父”曼德拉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 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 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 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 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 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 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我们可以卑微，却不能卑鄙。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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