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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在八王之乱中的楚王、成都王、长沙王等都是代表了各个地区的地主阶级利益，他们很多都是年轻人，岁数不到三十岁，都是被各地的地主豪强胁迫卷入了各个政治集团的权力斗争，比如楚王是受部下牵连，本无意争夺权力，但是手下人与卫瓘有仇，利用宫廷矛盾陷害卫瓘，结果连累汝南王、楚王无辜遇害，楚王在百姓中很有声誉，但是他年轻没有政治经验，遇害后百姓甚至修庙纪念他。赵王年迈昏庸，毫无主见，信任宠臣孙秀，利令智昏称帝篡位，军国大事也完全都被孙秀操纵，人们只知孙秀不知赵王。齐王反对赵王篡位，赵王被免为庶人幽禁。孙惠给齐王的上书中称他率领三百人起兵反对赵王，也许有些夸张，但是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规模，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小，这是因为在晋朝解除了天下武备，军队的规模不大，后来长沙王也是只率领百余人逃入皇宫，联合宫廷势力对抗齐王。所以当时的战乱造成的损失比较小，对人民的危害不大。在反对赵王的战争中，代表河北地主阶级的成都王功高而不骄，获得了巨大的声望。齐王专权，擅自立清河王，偏向东部地主阶级利益，引起了代表西部权贵的河间王不满，上书要求齐王退位，齐王的部下拒绝王戎的意见，并要抓捕长沙王，长沙王王势力小，甚至比三百人要少，于是和原赵王的党羽，外戚羊玄之等联合对抗齐王，并在京城占优势地位，打败并逼死了齐王，从此羊玄之挟长沙王把持朝政。晋惠帝的羊皇后是赵王、孙秀所立，在宫廷也很有势力，和贾后一样干预朝政，她的亲信陈轸曾经挟晋惠帝和百官攻打成都王，晋惠帝去世后，她要立清河王，被华混阻止，她后来还成为汉赵政权刘曜的皇后，依然干预朝政，表明她还是有很大政治势力的，也算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羊玄之等人打击河间王、成都王势力，引发战乱，成都王联合旧日齐王的亲信陆机兄弟和河间王的部队讨伐羊玄之围攻洛阳，表明羊玄之依仗着羊皇后是在朝廷实际掌握权力的，城中饥困，东海王传记载，众将把长沙王囚禁起来，强迫东海王上奏罢免长沙王，后来又担心忠于长沙王的亲信劫狱，把长沙王送到张方那里，长沙王遇害，全军为之落泪。河间王上奏废羊皇后，罢免皇太子清河王，请立成都王为皇太弟。成都王虽然品德高尚，但是也是年轻幼稚，史书说他“行美而智昏”，只是由于对卢志信任重用，为人敦厚仁慈，所以深受天下的爱戴。 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后期主要表中部和西部地主阶级联合对抗北部和东部的地主阶级，只有南方的地主阶级没有卷入内乱，相对稳定，为后来地主阶级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打下基础。北方政治斗争的形式上是河间王和成都王联合，而东海王兄弟和范阳王、王浚联合的两大政治集团对抗。在范阳王的集团中，刘舆、刘琨兄弟起主导作用，范阳王集团在河南与河间王的亲信刘乔交战，刘乔在讨伐的檄文中称“范阳王被刘舆兄弟挟持”，而且范阳王兵败退到河北的时候，也是刘琨劝说温羡把冀州刺史让给范阳王，并且由王浚向朝廷推举范阳王任职，并派八百鲜卑骑兵支援他，可见范阳王也是被豪强割据势力操纵的傀儡。在北方的宗室中，只有新蔡王司马腾势力最大，《魏书》载：他联合北方的鲜卑骑兵多次打败支持成都王的匈奴部队，迫使他们南下。当时他的兄长东海王司马越是东部集团最杰出的政治家，他废除了三族的酷刑，他代表东部地区地主阶级利益，在他指挥下打败了中西部地主集团，控制了中央政权。但是由于晋惠帝和范阳王去世，京城政局动荡，关键是刘舆又杀害了成都王，引起忠于成都王的部队强烈反抗，就象成都王临死前问的，“吾死后，天下安乎不安乎？”以后他的旧部公师藩、汲桑、刘渊、石勒等，很多都打着为他报仇的旗号，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朝廷的战争，比如汲桑和石勒就载着成都王的神主作战，叩拜请命。再加上蜀中平原的李氏的氐族武装，这些中西部集团的武装力量，后来建立了汉赵、成汉、石赵等政权，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最初代表了比较进步的、开明地主阶级，后来被少数民族中有割据野心的贵族利用。 东部的豪强势力中东海王是领袖，他的兄弟司马腾和司马模分别是邺城和长安的守将，但是他们在镇压成都王部队的同时，并没有团结中西部的地主豪强，刘渊南下后，造成了对洛阳首都的直接威胁，而此时新蔡王司马腾的盟友鲜卑远水难救近火，无力支援他们，司马腾在邺城被杀，固然有他不体恤部下的原因，主要是当地豪强和武装不支持他，同情成都王旧部，这是因为成都王在当地有很高声誉。以后东海王联合王浚、苟唏击杀公师藩、汲桑。石勒逃到山西依附刘渊，但是没有受到重用，否则也不会冒险自己招降了两支队伍，一路南下打到南阳和荆州，而北部的王浚割据自立，不积极救援洛阳，东海王南下许昌追剿石勒，不久东海王和苟唏发生矛盾，在东海王病逝后，苟唏只是南下进攻东海王部队，进行内讧，刘曜、王弥的部队乘机进攻洛阳，并让王弥的弟弟王璋联合石勒去进攻苟唏，《晋书》石勒转记载他屠杀东海王旧部不真实，石勒对王如的人马都忌惮，在江夏时死于瘟疫、兵败的士兵占大半，是被迫放弃渡江计划北返的，根本无力打败东海王的部队，他北返的行军方向是西北，攻占南顿、许昌、阳翟，驻扎在阳翟（今河南禹县），他也没有参与进攻洛阳，而是和王璋去进攻徐兖。洛阳失陷不久，长安也被攻占，南阳王司马模被害，随后苟唏也兵败被擒，晋朝的东部集团遭到失败，大部分南迁到江南。 原成都王的旧部控制了中东部，石勒袭杀了东部的割据势力王弥，控制了东部，刘聪占领了中部，他们打败的东部北部地主豪强在失败后，一度收复的西部关中地区，后来也被刘曜占领。刘渊、石勒建立的政权主要依靠的地主豪强，他们大都忠于晋朝，尽管联合少数民族部队对抗敌对的集团，但战争结束后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加剧。刘聪控制的地区不大，只有四十三万户，二十万落，但是军事力量在解除军备的晋朝中占优势地位。由于绝大部分官僚百姓都忠于晋朝，刘聪集团又实行了一系列暴政，残害晋朝皇室，引起广大晋人的仇视，他们不久就推翻了匈奴政权，靳准顺应民意，向晋朝称藩，称天王，石勒趁机占领了中部地区，刘曜在西部改国号抛弃了汉旧号，与石勒关系恶化。石勒吸取刘聪的教训，在建立政权体制上采取谨慎态度，在攻占幽州平定王浚后，他重用了晋臣裴宪和王波，让他们制订政权体制，这两个人都是忠于晋朝的，他们帮助石勒建立藩王的体制，在统一北方后又按照靳准称晋藩天王的体制，石勒称天王。他的政权中的裴宪，后官至司徒、太傅；石朴，官至司空；卢谌，官至中书监；王波，官至尚书仆射，他们都是忠于晋朝，石勒为了联合笼络他们代表的广大汉族官僚，采用了晋藩的体制，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 北方自八王之乱开始的动荡、战乱暂时平息，人民得到短暂的休养生息。“八王之乱”是古代史学家对西晋末期动乱的定义，尽管当时由于晋朝解除天下武备，规模不大，比如罢免杨骏的政变，总共诛赏三百人，汝南王、卫瓘、楚王被杀时，也不是大规模战争，讨伐赵王伦、孙秀的战争中，尽管史书说仅杀害十万人，但是主要进行作战的是成都王的部队，在决战的地方黄桥共约八千人战死，总的伤亡人数不会超过十万。齐王被害时总共有两千人死亡，讨伐羊玄之的战争，史书说前后斩获成都王部队六七万人，直到以后陈轸奉帝攻邺，以后的东海王西征，军队都是最高十万多人，如果排除双方虚张声势，史书的夸张因素，这些战争的规模不会很大。晋朝诸侯的武装不多，进行战争中往往还有很多志愿的民兵参加，具体人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准确的记载，比如齐王、长沙王亲信部队只有不到千人；而刘琨、田徽只带着八百鲜卑骑兵就支援东海王，打败了刘乔；王浚遣刘根带领三百人，进攻成都王部队，在河桥打败王阐，刘琨后来给石勒的信中说石勒如果有五千骑兵就可以横行天下，这固然是赞誉之辞，但是也反映了当时的战争规模不是很大，直到后来桓温北伐也只是率领五万人，这都是晋朝统一后解除天下武备造成的后遗症。 即使如此，当时建立的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大都向晋朝称藩，或在形式上同东晋保持友好。当时的汉族百姓无论是自称，还是少数民族对他们的称呼都依然为晋人，那些少数民族有的自称国人，而晋人中包括广大官僚在内大都还奉晋朝为正朔，比如前秦的王猛、夏国的王买德等，当时晋人对少数民族贵族的称号十分敏感，因此他们视少数民族贵族称帝为叛逆，比如石勒称晋藩天王，他一度和晋朝保持友好，始终没有称帝激怒自己政权的晋人，但是石虎即位后，他首先称居摄天王，两年多后即位为真天王，但是直到他即位十多年后的永和五年才称皇帝，立即引发了民族冲突，石虎因惊吓恐惧不久就死了，石赵政权很快就瓦解。前秦政权也类似，苻坚即位后，他听从王猛等忠于晋朝的晋人建议，去除帝号，改称晋藩天王，在政治上笼络晋人，并施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所以统一了北方，但是他不听从王猛晋朝是正朔，不要进攻东晋的告诫，结果也迅速失败。后秦的姚兴开始也称帝，后来也降帝号为王，并且和东晋友好，割让十二郡给东晋，鲜卑族的代国长期使用晋朝的封号，后来似乎也有一段时间称天王，直到占领中山、魏郡后才改国号为“魏”。燕国的慕容氏祖辈长期称晋藩，直到后来入主中原，以为很快会一统天下，看到苻健称帝，所以也跟着称帝，结果原来向他们臣服的很多晋臣倒戈，后来慕容氏退回辽东后，慕容盛也改称天王，其后的高云、冯跋等都称天王。在河西的八国中，向晋称臣的有前凉、北凉、西凉、西秦、仇池，另外吐谷浑向西秦称臣，间接从属于晋朝，后凉吕光按照晋藩天王建立政权，南凉也没有与晋朝敌对，而且后来因为不信任晋人导致首都失陷，遭到失败。不能用“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这些封建史观来认识两晋南北朝历史，还是要从阶级背景和民族背景分析当时的历史，要从政治、经济的力量对比来认识当时的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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