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中国之行 杜威和胡适合影 wikimedia.org 1919年初，当杜威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时，他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邀请信。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浙江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等5个教育团体邀请他来中国讲学。杜威在征得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当局同意续假后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这是杜威以前的一些中国学生胡适、蒋梦麟等人努力的结果。胡适在他的“自传”中曾这样回忆道：“当蒋梦麟和我这一群杜威的学生听说他在日本讲学时，我们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江苏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负担全部费用。” 1919年4月28日，杜威偕夫人奇普曼一行乘“熊野丸”号轮离开日本前往中国。据1919年5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的报道： 杜威夫妇是4月30日抵达上海的。北京大学代表胡适、江苏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代表陶行知以及欢迎的人群在码头上欢迎杜威夫妇的到来。杜威的女儿露西·杜威是1919年7月加入杜威的中国之行的。 对于杜威来说，在中国的早期日子里，最高兴的一天是5月12日与孙中山先生的见面。由于对哲学颇有兴趣的孙中山特别感兴趣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因此，在与杜威见面时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杜威曾这样回忆道：“那天傍晚，与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感到很高兴。” 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图为杜威与南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合影 杜威中国之行的足迹遍及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作了200多次讲演。杜威的女儿露西后来回忆说：由于听讲者十分踊跃，杜威在“那些省城里的讲演都被安排在最大的会场里，那是必要的”。“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作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 1919年10月20日，是正在中国访问和讲演的杜威的60岁生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特地为杜威举行了60岁生日晚餐会。 在晚餐会上，蔡元培致词说：“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后来，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在这次典礼上，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在场的人对此给以热烈的掌声。杜威本人后来说，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杜威来华访问的资助者和从前的学生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时，都希望他能在讲演中谈论教育改革。实际上，杜威后来在中国各地所作的讲演的内容非常广泛。但是，概括起来看，杜威在中国讲演的内容主要是现代科学、民主、教育及其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讲演的基本观点大多出自《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民主主义与教育》以及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稿（即后来出版的《哲学的改造》）等著作。从杜威在中国的讲演题目来看，有关教育方面的讲演仍为数最多。因此，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与新教育共进社及其成员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全国各地报纸都对杜威的访问和讲演活动作了充分的报道。《新教育》杂志1920年第3期出了“杜威专号”；《平民教育》杂志也出了“欢迎杜威博士专号”。杜威在中国的讲演被译成中文，随即或以整篇或以概要的形式发表在中国的哲学和教育杂志上。 胡适曾把《每周评论》第26号、27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辑。有些讲演后来还被汇编成书出版，例如，1919年10月由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新学社编辑出版的《杜威在华演讲集》、1920年8月由北京晨报社发行的《杜威五大讲演》、1921年2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杜威三大演讲》、1921年9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张静庐编）、1921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杜威教育哲学》。其中，《杜威五大讲演》一书在出版后的2年中，共计重印14次。 由于杜威没有留下讲演的英文的原稿，因此，直到由美国学者克洛普顿和香港学者吴俊升合编的英文译本John Dewey：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于1973年出版后，美国教育学者及西方教育界才了解杜威在华讲演的具体内容。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离开北京赴山东访问。在济南讲演（7月18—23日）和游泰山、谒孔庙以及青岛游览（7月25日—8月1日）之后，杜威于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儿一起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中国至1921年8月2日离开中国，杜威的中国之行共计2年4月又3天。 由于北京大学等教育团体的安排以及杜威从前的那些学生的帮助，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和讲演活动确实是成功的。在杜威离开中国前一个月，在纽约发行的《中国学生月刊》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美国学者基南也这样指出：“约翰·杜威在中国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杜威个人对改革和进步的赞同以及他作为一个现代教育哲学的权威，使他引起了很多听讲者的兴趣。” 与此同时，中国之行也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女儿简·杜威1939年在《杜威传》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 1967年，大约在杜威访问中国46年后，曾参加过杜威的中国之行的露西·杜威也回忆说： “中国人民是极为友好的人民，他们给我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十分大方。在中国的这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和令人愉快的，对我的父母来说也有同样的感觉。” 对于中国之行，杜威自己在1920年1月13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
师承于杜威的近代中国教育家 约翰·杜威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在中国访问和讲演时，杜威与一些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交往密切，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教授培里在《杜威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曾指出：“在访问中国期间，杜威自己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在学术思想上的交往程度确实是令人惊讶的。”这里培里所提及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 从1904年起，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和师范学院任教，一直到1930年退休。对于杜威来说，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美国学者基南在《杜威在中国的实验》一书的开头就明确指出：“作为世界上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的最重要的倡导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杜威在他的多产的生涯中达到了顶峰。”由于杜威与美国教育界和心理学界的其他一些著名学者，例如，孟禄、克伯屈、坎德尔等，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因此，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在哲学和教育理论方面不仅成为美国具有很大影响的一所著名大学，而且成为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一所著名大学，从而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青年前去学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陶行知、陈鹤琴以及蒋梦麟、郭秉文等作为赴美国留学的青年学生先后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他们无疑受到了杜威的思想方法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些后来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学者，“在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在其生平的某点上自认是他的大师约翰·杜威的追随者”。特别是胡适，他最终选择实用主义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实际上是由于杜威的影响。 尽管胡适、陶行知、陈鹤琴都师承于杜威，并且是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但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或在教育观点上从杜威那里受到的影响程度并不一样。尤其应该指出，陶行知和陈鹤琴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不是照抄照搬。作为学生的陶行知和陈鹤琴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他们的老师杜威的学说和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但如果从他们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形成来看，又可以说这是他们对老师杜威的学说和理论进行改造的过程。 陶行知在反对传统的中国封建教育的过程中，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吸取合理因素并在长期的平民教育、农村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实践活动中试图对杜威的学说和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正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陶行知发现了杜威的教育学说和理论行不通，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和反省，经过在实践活动中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从而逐渐摆脱了杜威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办起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为中国人民需要的教育。 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陶行知与杜威》一文中曾指出：“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陶行知的学生张劲夫先生也指出：陶行知“早期确实受过杜威的影响，但他回到中国之后，尤其是到了人民群众中以后，就逐渐改变了观点。……到了后期，他……在教育思想上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 陈鹤琴也从批判传统的中国封建教育出发，吸取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在他看来是合理的和有用的东西，并结合中国的教育进行了改造和实验，试图使教育理论科学化和中国化。 胡适也积极地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并对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某些精华结合起来，并进行中国化教育道路的探索。 但是，胡适选择的却是一条与陶行知和陈鹤琴不同的道路，其教育改革探索仅仅停留在学术研讨上。前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孔斐力在《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家》一文中曾指出：“陶行知和胡适是同时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俩人都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普通学校观点的影响。然而在起始阶段，陶行知的事业和胡适……便存在着分歧。”这段话也反映了胡适和陶行知那些教育家之间的不同。 摘自｜《杜威在华教育讲演》前言 图书介绍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单中惠 王凤玉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杜威的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在中国教育界备受关注、广为流传。本书收录了杜威1919—1921年在华期间61篇教育讲演录，包括教育哲学、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现代教育、伦理教育、学生自治、教师职责10个方面。 在每一部分前面，编者对该部分所汇集的讲演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和归纳，可作为一个简要的导读。透过这些讲演，读者可以对杜威的教育思想有清楚而深刻的认识。 |
|
|
来自： 昵称37316175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