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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一词，始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为两《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所沿用。西南夷是秦汉时分布巴、蜀西南非华夏族群的概称，其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四川南部和西南部、贵州西部和云南全省。作为最早见于历史文献的西南地区居民。西南夷是研究西南地方史、民族史的重要问题之一。它关系到对西南地区民族源流和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凡治民族史、西南地方史的学者无不研究过西南夷。然而，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论见歧出，众说纷纭，迄今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不但影响了学术界对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民族情况的认识，也是当前学术界在西南民族源流问题上看法不一的重要原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文献资料结合考古材料，以有别于前人的方法和思路，对西南夷问题进行一些新的探索，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秦汉时期西南夷溯源《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南夷（原作“西南夷”，今据方国瑜说改。）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以往不少学者认为“西南夷”是指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其实，“西南夷”的“西南”不是中国的西南，而是巴蜀的西南。这是讨论西南夷必须先明确的地理概念。 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里把西南夷各部的名称、分布、社会经济特点作了精炼的概括，成为我们研究此时西南地区民族情况的重要资料。有的学者将司马迁所谓“皆氐类也”，理解为“西南夷”“皆氐类也”。断定西南夷统统是由我国西北地区甘青高原迁徙来的外来民族。细细推敲，司马迁所谓的“皆氐类”并非至所有“西南夷”，而专指“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的白马等族群。目前，研究者已认识到，西南夷不仅有氐羌族群、还有百越族群、百濮族群，这种看法无疑更符合秦汉时西南地区的民族情况。然而，多数研究者还是把西南夷都看成了由外地迁来云南的民族。[1]在谈到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论者也只侧重于寻找云南各地新石器文化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致性和相似性，藉此说明云南各民族是由我国其它地方迁徙而来的。 以上看法都有一定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情况。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上述看法所依据的文献资料都是由内陆史家文人记录、撰写的，而当时云南与内陆交往活动较少，内陆人对云南了解、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就不能不有所局限，司马迁在写作《史记·西南夷列传》时，只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2]，在金沙江以北的邛、笮、昆明地区活动，对云南各民族的情况作了一些远距离的了解。《汉书》的作者班固未到过云南，其关于西南夷各部的记载，基本是《史记》相关部分的转录。《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未到过云南，其书中关于云南的记载，系来自当时所存诸本《后汉书》及地志、杂载之书。晋时常璩虽为蜀郡人，但其作《华阳国志·南中志》也只是“考诸旧纪、先宿所传”[3]，更何况其作书时已距秦汉甚遥。因此，我们认为，文献资料是了解秦汉时西南夷情况的重要途径，但不能是唯一途径。只有将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相结合，才能对秦汉时的西南夷，尤其是其渊源作出全面、科学的认识。 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猿人是中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人类，他说明云南在远古时期即有了原始居民。其后，又在昭通发现了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昭通人”，在西畴县仙人洞发现了“西畴人”，在丽江县木家桥发现了“丽江人”，在呈贡县龙潭山发现了“昆明人”，在蒙自县杨干寨马鹿洞发现了“蒙自人”，在保山市塘子沟发现了“蒲缥人”，在施甸县姚关乡小汉庄村万仞岗发现了“姚关人”等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阶段的古人类，另外，在其它地方还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分布于元谋、昆明、呈贡、嵩明、寻甸、路南、江川、马关、西畴、丘北、罗平、河口、丽江、保山、施甸、镇康、耿马、昭通等市县，说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云南已有不少居民居住。[4]据研究，“云南旧石器的共同特征是以石片石器为主，打下石片一般不经加工即予使用，经过第二次加工的石器很少，打片用锤击法。”这种方法，与四川、广西、广东、贵州以及青藏高原发现的旧石器的制作方法有着明显的区别，[5]说明此时居住在云南的是有别于其它地区的土著居民。 云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经全省文物普查，有300多处遗址，几乎遍布云南全省的所有县市。据分析研究，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多达八种（阚勇等认为有七种）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的繁荣显然与云南居住人口的增加密切相关。然而，考古界基本上把此时的云南居民都看成是外来移民，[6]整个云南学术界也基本持这种看法。然而，如果对一些考古学材料进行一番思量、玩味，便可发现这种看法是难于令人信服的。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云南是重要的人类起源地之一，并且存在旧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人类活动遗迹，尤其是中晚期，云南土著居民的文化遗迹几乎遍及云南全省，为何进入新石器时代，云南的土著居民便突然消声匿迹，为外来民族所取代？尽管表现出了许多与黄河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同或相似的现象，但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有其特点，“例如，陶器纹饰以划纹和压印纹为主，普遍存在平面呈梯形的扁圆柱形石斧，这几乎是洱海、滇池、金沙江中游三个地区的共同现象，”[7]阚勇先生认为“云南新石器文化与我国其它地区新石器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云南地区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宜于发展以稻谷为主的农业与畜牧而充分表现出农牧并举的经济形态；制陶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行业，多处于手制阶段，且采用原始的露天烧陶技术，器形、纹饰亦多与其他地区所出者不尽相同；各族先民的居住遗迹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异，既有以自然岩洞作为住屋的，也有河旁台地的半地穴式住屋或长方形地面木构房屋，还有湖滨地区的‘棚居’住屋；墓地与居址在一起而尚未发现专门的氏族公共墓地，且墓地又多在居址近旁，或早期住屋废墟之上，葬式复杂多变，其中断肢葬与无头葬尤为独特。”[8]如果说云南新石器时代居民均自外来，这些有别于氐羌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独特的物质文化又是由谁创造的呢？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所以既有自已的特点，又有与内陆相同或相似之处，当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然而，如果联系云南旧石器时代有连续不断的人类活动遗迹，后来又有氐羌等外地民族迁入的文献记载，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新石器时代云南既存在土著居民又有氐羌、百越等外来民族的移入，两者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才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另外，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等史籍和考古学界都认为是氐羌民族居住的地区，却是云南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不但有房屋遗迹，也有较发达的稻作农业，尤其是金沙江中游地区，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蚌器，种类较多，石器磨制极为精细，勘称云南新石器之最，说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与此相适应，该地区农业生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元谋大墩子遗址内一个火塘里的三个陶罐内发现了大量的粳稻炭化物，在一个圆形窖穴内发现了大量的灰白色禾草类谷壳和叶子，窖穴和大量炭化粳稻的存在，说明农产品已略有剩余，然而史籍所记载的该区域的氐羌居民尚“随畜迁徙”，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甚至到了唐代初年仍是“夏处高山，冬入深谷”，极为落后。史籍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矛盾，只能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该区域既存在基于本地自然环境而发展起较高发展水平的农业土著居民，又存在由西北地区迁徙而来的氐羌民族，至汉代，司马迁只了解并记载了属于氐羌的昆明族。在云南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存在新、旧石器文化相互衔接的现象。如，保山市塘子沟旧石器时代遗址，从时间上看，距今约8000年——6000年左右，处于新、旧石器之交；从内涵看，整个遗址以旧石器文化为主，但出现了一些新技术因素，如磨琢、钻孔、砥砺等，并出现了地面房屋，表明其晚期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另外在元谋盆地的牛肩包、石垅箐、大那乌、老城下棋柳、哨房梁子、老鸦塘和那猛渴发现了100多件‘细石器’，一般仅有二、三厘米左右，有的仅一厘米，体积小而精巧，有别于旧石器，但这些石器没有与陶片和磨光石器并存，又不属于新石器，很明显它们正处在由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状态之中。在这些细石器中，还出现了“靴形细石器（编号M240）”，类似后来云南新石器文化中较典型的靴形石斧和青铜文化中的靴形铜钺。[9]这些都说明了云南很多地方的新、旧石器具有直接的承接关系，由此又可推断出这些文化的创造者是一脉相承的，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应该包括云南的土著居民。综上所述，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是旧石器时代以来即在云南生存、繁衍的云南土著居民或接受了外来的氐羌、百越文化、或与进入云南的氐羌、百越居民相互交融的基础上创造、形成的，氐羌和百越居民不是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更不是唯一的创造者。 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下限约距今3000年左右或稍晚，即商周之际，在相去不远的秦汉时期，云南的土著居民也应是西南夷中的主要部分，西南夷既包括史籍记载的氐羌和百越民族，更应包括世代居住在云南的土著居民，应为外来民族与云南土著民族融合发展的产物。秦汉时期，迁入洱海、滇池、邛、笮等地的氐羌居民在经济上农耕与游牧并重，发展起了水平较高的手工业，全非昔日单一的游牧民族的史实亦说明了其源流的多元性。
二、秦汉时期西南夷各部阐释《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包括夜郎、滇、靡莫、邛、嶲、昆明、笮、冉駹、白马等，《华阳国志》则记“南中在昔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楪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各家所记略有出入。兹归纳、概述如下： 夜郎人 其分布，《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在滇、靡莫之东。《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有夜郎国，东（后遗‘南’字）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西汉降服夜郎后，于其地设牂牁郡，则牂牁郡的统治范围基本上等于夜郎人的分布区域，约相当于今贵州西部和曲靖以东的云南东部地区。从民族成分看，夜郎人应为“夷僚”。《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夜郎王的统治对象为“夷僚”，说明夜郎地区的主要居民应为僚人。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西汉王朝斩杀夜郎王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也载夜郎王的统治对象为“夷濮”。对此，方国瑜先生认为“濮”即布依族之“布”，僚和濮都属壮语族，为今天布依族的先民。夜郎人的居住区有北盘江（时称牂牁江）经西江可通珠江，最终达越人居住中心番禺，估计越人即沿此路到达夜郎地区，与本地土著融合，形成夷僚或夷濮，此后又以此路线为通道保持与越人的联系。夜郎区域之西南部有句町、漏卧、进桑等部，西汉于其地设句町县（约今云南之广南、富宁和广西百色）、漏卧县（约今云南之罗平）、和进桑县（约今云南之河口、马关、文山），其居民与夜郎关系较近，为“鸠僚”、“濮”[10]，为今傣族和仡佬族之先民。关于夜郎人的社会情况，《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说明夜郎势力较大，唐蒙出使夜郎后对武帝说：“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建议利用夜郎灭南越，也足见夜郎人多势强。然而，夜郎的经济发展却较为滞后，仍处“畲山为田”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阶段，[11]且“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在西南夷诸部中夜郎“最贫”。[12] 滇越 《史记·大宛列传》载“昆明人”居住区“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不少学者因“滇越”之称，即指“滇越”为“百越”族群，是今天傣族的先民。细读文献，“滇越”并非是“越人”。《史记·西南夷传》说，“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不少学者将“嶲、昆明”当做一个族名，即“嶲昆明”。在六朝以前的史籍中，“嶲”与“昆明”连用仅两见：一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在《史记·大宛列传》，其文说：“发间使，四道并出，……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此处前说“嶲、昆明”，紧接着说“昆明”。从行文看，嶲、昆明应当为两部，而在史籍中，我们常看到“嶲”、“昆明”分别言之。实际上，古人早已指出，嶲、昆明是两个部族。《史记索引》引崔浩云：“嶲、昆明二国名。”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说，“永昌有嶲唐县。”《续汉书·郡国志》“嶲唐”条引刘昭《注》说：《史记》曰：古为“嶲”、“昆明”认为“嶲”即“嶲唐”。桓宽《盐铁论·备胡篇》说：“氐僰、冉駹、嶲唐、昆明之属。”嶲唐、昆明并举。可见，嶲与昆明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嶲即嶲唐。疑《史记》的“嶲、昆明”夺“唐”字。嶲唐为今保山县地，是古哀牢区域。哀牢区域十分辽阔，《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哀牢夷“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哀牢地广人众，当包有今天的保山地区、德宏州，其西抵伊洛瓦底江上游，为明、清时期的孟养、木邦等地，其南则为今天的临沧地区、西双版纳州及其以南地区。[13]滇越即在今腾冲一带，是哀牢的地区的中心，为哀牢的首邑。哀牢地区居民的族群甚多，而以濮人为主。明代学者董难《百濮考》说，“哀牢即永昌濮人。”所说甚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又说永昌郡“有闽濮、鸠僚、骠越、裸濮、身毒之民。”族群种类不少，但以哀牢亦即濮人为主。濮认为今天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的先民。 哀牢人 哀牢即嶲唐。关于哀牢事迹，东汉杨终《哀牢传》始有记述，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西南夷传》并有转录。方国瑜先生从《哀牢传》所记世系，推测出，当哀牢始祖九隆时，哀牢进入部族社会，约在周赧王时（即公元前300年以前）。[14]至柳貌、扈（又作贤）栗时主动内附，并在扈栗时于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纳入汉王朝版图。则哀牢人的主要活动时期即秦汉时期。 关于哀牢人的分布范围，《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又载西汉王朝“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则哀牢当分布在澜沧江外的永昌郡地区，三国时以即其部落列置郡县之原则，设立永昌郡管辖哀牢人分布区（原澜沧江以内之永昌郡辖区则划归云南郡）。因此哀牢人的分布范围包括东汉时的嶲唐县（约今保山）、不韦县（今施甸）、博南县（今永平）、哀牢县（已近腾冲县为中心，包有保山德宏州、临沧地区、西双版纳州西部等地），在这样广阔的范围内，哀牢人与鸠僚等族交错杂处。 关于哀牢人的族属，论及滇越时已作考说。兹在略加补充。桂馥《札樸·滇游续笔》引董难之说后认为：“濮与蒲音相近，讹为蒲耳。”则秦汉时期之哀牢即濮，为明清时之蒲人，为当今布朗族、德昂族（崩龙）、佤族之先民再清楚不过。将哀牢与昆明相混，又将昆明与滇人相混，认为哀牢即今天彝族的先民的论点是值得再加推敲、商榷的。应该注意的是，哀牢地区的濮人非《尚书·牧誓》和《逸周书·王会篇》中所提到的江汉地区的“百濮”，亦非《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之兴古郡之“濮”（实属百越族群，为今布衣族之先民）对此方国瑜先生已作考说。[15] 秦汉时期的哀牢人，已形成部落联盟组织，哀牢王为哀牢地区各族的统治者；经济上，“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玖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16]所记物产颇多，概因地处低纬地区，物产本来丰富，又因地当“蜀身毒道”要充，货物云集，部分被误以为当地所产之故。 邛都和笮都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其方位在滇之北，洱海之西北。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派司马相如为郎中，招降邛、笮二部，设一都尉十余县。元鼎六年，又以兵威略定之，在邛都设越嶲郡（约相当于今四川省凉山州及云南省的永胜、华坪、丽江、永仁、大姚一带），在笮都设沈黎郡（约今四川雅安地区）。则其方位范围已很明确。关于其族属，《史记·西南夷列传》将其与冉駹诸部同视为“氐类”，大致不误。《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族“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其向南迁徙的部分“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可以看出其分布范围接甘青高原，经四川省之西北部、西部、一直延伸到川西南。因此以川西南的邛、笮属氐羌是较正确的。 滇人 主要分布在西汉所设之益州郡东部地区，即今之滇池区域，与周围之劳浸、靡莫关系较密切。关于滇人的族属，《史记·西南夷列传》将其视为“氐类”。《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晋宁郡，本益州也。汉武帝元丰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较明确地指出了该地的居民为“叟人”。《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则叟人与昆明人同出一源，皆属氐羌。方国瑜先生认，滇池地区的叟人与洱海地区的昆明人都是越嶲郡的羌人，后由不同的路线迁入云南，形成两个较大的氐羌部族，叟人迁入云南的路线是由越嶲之会无（今四川会理县）渡过金沙江进入堂琅（今云南会泽县），再进入滇池地区。[17]此所说较为合理。只是滇人非单纯的叟人，而是滇池地区的土著居民与叟人的融合体。正是由于土著居民与外来氐羌和楚人的融合，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滇池地区成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部分。早在新石器时代，滇池地区即进入定居的稻作农业阶段，并出现了制陶（晚期甚至出现了轮制技术）和纺织。战国时期，为与秦国争霸，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在位）派将军庄蹻远征滇池地区。因归路为秦所夺，庄蹻遂留居滇池地区，“以其众王滇”，又“分侯支党”，把将士派驻各地进行统治，从而在滇池地区建立了以地域为基础的长期稳定的统治，打破了过去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在经济文化上，庄蹻及所率将士来自较先进的楚国，他们把楚国一些先进的经济文化因素带到滇池地区，促进滇池地区社会的进步；为加强统治，庄蹻等“变服从其俗”，主动适应本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促进了民族融合，同时滇池地区氏族部落界线的打破，对该区域各部的交流融合无疑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从文献纪录与考古资料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庄蹻入滇极大地推动了滇池地区社会的进步，推进了民族融合。春秋晚期至东汉初期为滇人的青铜文化阶段，由于汉族越来越多地融入滇人之中，滇人的社会经济在此时期又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方面，所出土的青铜农具不但为数众多，而且基本包括了农业生产各个主要环节所需工具，分布地域也比较广泛。[18]在西汉末期东汉初期，还出现了铁农具、水利灌溉和牛耕技术。这些都标志着该地区农业进入相对发展的阶段。手工业方面，除制陶、纺织业等传统行业继续向前发展外，最显著的是青铜业的繁荣，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种类繁杂，装饰精细、构思奇巧，不少器物艺术、史料价值兼备，是世界青铜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在加工制作技术方面，不但范模铸造技术高超，运用自如，还使用了在全国尚属先进的失（蚀）蜡法、鎏金、镀银、错金银、镶嵌、镌刻等技术和工艺。此外，畜牧业也继续向前发展。这一切，标志着滇池地区社会经济达到了较高水平。正因如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等史籍才记滇池地区“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汰。”，滇也才以小邑身份而在汉王朝享有西南夷中“最宠”的地位。 昆明人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不少学者将“嶲、昆明”读为“嶲昆明”认为嶲即昆明，昆明即嶲，又把嶲与越嶲相混。上面我们已论证嶲应为“嶲唐”，也就是永昌郡的嶲唐县地，以族群名称为县名。嶲与昆明分开来，再将越嶲与嶲唐分开来，不仅符合《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实际，也符合当时及后来云南非华夏民族分布的实际。 叶榆为公元前109年西汉在云南所设益州郡下一县，相当于今以大理市为中心的洱海地区。昆明人大概即分布于这一区域。《西南夷列传》又载汉武帝元狩元年，“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汉使至滇受到滇王款待，并被送上了向西求通身毒之路，因昆明人的阻挠而未达目的，则所记昆明人的分布方位，与前所载吻合。又《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元封二年，武帝平之（指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此所谓“后数年”，系指武帝设益州郡后，“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19]最终设立了叶榆、云南、比苏、邪龙、嶲唐、不韦六县，除后二县外都为昆明人的分布区域，亦都在洱海地区，此足以说明昆明人主要分布于洱海地区。据方国瑜先生考证，昆明人的主要分布区叶榆之“叶”，古音与‘斯’并读定母，为同音异字，读如“涉”，故叶榆即斯榆，[20]而斯榆与邛、笮、冉、駹皆川西南之氐羌。《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将斯榆与邛笮等氐羌各部并称。其实斯榆、叶榆急读近叟，为叟之异写，斯榆、叶榆及晋时大量出现之斯叟，均为叟。 关于昆明人的社会经济情况，《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据此，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昆明人尚处于游牧经济阶段，未具备农业经济。的确，昆明人的畜牧经济较发达，故其畜产品成为战胜者的主要掳掠对象，孝昭帝始元四年，“姑缯、叶榆复反，……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万（昭帝纪作五万余头）。”然而，昆明人是否即不存在农业经济呢？非也。我们知道，早在新石器时代滇西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便出现了较发达的原始农业，滇西不少地区又有灌溉之便，新移入的昆明人应该适应洱海地区这种生存的传统和环境，与本地土著居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一些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也无可辨驳地说明了这一点。文献方面，《华阳国志·南中志》在谈到云南郡时即载：“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蚕桑。”明确指出昆明人居住的洱海地区不但有畜牧，也存在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经济。考古材料方面，楚雄万家坝古墓遗址（存在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便出土了147件青铜农具，其中青铜锄便达99件，为全国所罕见。[21]又据王涵统计，在1981年以前云南出土的262件青铜锄中，有175件发现于大理、弥渡、祥云、永胜、姚安、牟定、楚雄、禄丰等昆明人分布区，[22]占全省的67％。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昆明人不但存在农业经济，且其范围还颇广。因此，洱海地区的昆明人是农畜并重的，只不过各地或许视环境的差异而在农畜之间有所侧重而已。 需要强调的是，不少学者把嶲与昆明相连，将昆明与滇混同，我们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不仅将嶲与昆明分开，也把昆明和滇相区别。 僰人 关于僰人的族属，《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僰，羌之别种也。”把僰看作羌之分支。此外，史籍往往羌僰、氐僰、邛僰并称，也为僰属氐羌之佐证。至于僰的分布，则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迁徙过程，先由河湟地区向南迁入四川岷江与青衣江之间一带（今雅安地区），后由于受南下各部及汉人的挤压，僰人再沿岷江南徙入犍为郡，以岷江和金沙江交汇之僰道县为中心建立僰侯国。[23]应该指出的是，僰人迁至犍为的时间大概即在秦汉之际，因为当僰人分布于青衣江、岷江地区时，蜀国之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僰”，保子帝为春秋末期统治蜀国，其间，青衣江一带尚为僰人分布区。公元前280年，秦国以司马错灭巴、蜀，将其纳入秦之统治范围，并以此为基地与楚争夺，青衣江一带之僰人受到挤压，才向南迁徙至犍为一带，成为该地之主要居民。故《华阳国志·蜀志》说：僰道县“故僰侯国”，“本有僰人，故秦纪僰僮之富”说明秦朝时该地僰人尚多。又《史记索引》引文颖曰：“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后以为牂牁、犍为二郡。”说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犍为郡设立前，该地曾以僰人为主要居民。又《说文》人部曰：“僰，犍为蛮夷。”统治对象是属西南夷之僰人。汉初以后，犍为郡以僰道为中心的僰人又因“汉民多，渐斥徙之”，至高后六年于僰道筑城时，僰道一带已无僰人。 关于僰人的社会情况，《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僰“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从秦汉时期犍为南部地区的僰人情况看，不但有发达的灌溉农业，而且还善金属冶炼，其产品朱提银、朱提堂琅洗等名闻全国。[24]直至两晋时期朱提仍为“宁州之冠冕。”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秦汉时期以朱提为中心的滇东北地区的发达，除有僰人的努力和贡献外，也以本地土著居民密不可分。在新石器时代，滇东北地区即出现了“磨制甚精”的斧、锛等石器，出土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外敷一层黑色陶衣，以地方特点鲜明的侈口平底罐和细颈单耳小瓶等为主要器型，陶器中还出现了云南所见最早的葫芦勺，大多数陶器采用了轮制技术。总之，该新石器文化“从石器和陶器的制作技术看，比云南其它地区新石器文化进步。”[25]在金属的采冶方面，滇东北地区金属矿产资源丰富，金属采冶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即出现了四件制作粗放原始（显系本地所制）的青铜器。不但如此，滇东北地区还以其较发达的早期矿冶业成为内陆青铜冶炼的主要矿料供给地。1984年，中国科技大学的金正耀用现代同位素质谱技术对河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示踪研究，发现其中部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特征和云南滇东北永善县金沙厂矿山所见一致，而与中国其它地区的铅同位素大异，揭示出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业与云南的联系。其后，李晓岑又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云南来自永善、巧家、昭通等滇东北地区的矿质在商代中原青铜器中广泛存在，西周和东周时期这种云南矿质逐渐减少，东周以后逐渐消失。[26]这些研究说明商周时期滇东北地区即存在规模不小的铜等金属的采冶。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僰人移入犍为南部以前，该地已存在较长的文明发展史。僰人是在吸取、继承当地文明成果和传统的基础上，与当地土著居民相互融汇，彼此学习的基础上才在滇东北地区创造出更高的文明成果的。此外，秦汉时期僰人及滇东北的进步也同样与汉民族密切相关。一方面，僰人与汉人在空间上较为靠近，这虽使僰人屡受汉人挤压，但也从汉民族身上吸收了不少东西，所以从汉民族的角度看，僰人才会“夷中最仁，有人道”；另一方面，汉人还为僰人的进步作出了直接贡献。如首任犍为属国都尉文齐在任职期间便“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27]推动了当地僰人农业的发展。又闻名于世的朱提堂琅洗，其“造型、款识、纹饰各方面，无不显示出汉文化的深刻影响。”[28]总之，秦汉时期僰人在滇东北所取得的成就并非僰人孤立发展的结果，而是僰人与当地土著居民和迁入该地的汉族移民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产物，是民族融合的结晶。 总之，我们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西南夷应以土著为主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对西南夷作了一点与一些学者的意见略有不同的诠释。我们认为应该把滇人与滇越相区别；把滇池地区的滇叟与越嶲地区的斯叟相区别；将越嶲与嶲唐相区别，将昆明人与哀牢人相区别。[29]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南夷的源流是十分重要的。
三、秦汉西南夷研究赘语西南夷的研究，前贤先哲已有灼见，当今专家学者更不乏高论。目前，秦汉西南夷的研究已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文献资料得到了较好的的搜集、整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论者各抒己，形成了不同的看法，从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南夷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然而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不少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首先，应充分重视华夏诸部对西南夷流变的影响。如果说秦汉以前，迁入西南地区的主要是氐羌、百越、百濮等族群居民，那么自秦汉始，迁入西南地区的主要为华夏移民，他们对西南各部族的发展演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外部讲，华夏是引起西南夷不断迁徙、流动的重要原因。甘青高原的氐羌居民正是由于受到中原华夏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因才部分南迁的，尤其是羌之无弋爰剑曾孙忍时，“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30]。在西南地区影响较大的僰人，亦因“汉民多，渐斥徙之”，不断由甘青高原迁移川西南，再迁至滇东北乃至滇池地区，两晋南北朝时期又徙居云南洱海地区的。从内部讲，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极大地影响着西南夷。政治上，秦在西南夷地区开五尺道，置吏。西汉踵之，在西南地区大规模设置郡县，一定程度地打破了西南夷各部的自身发展进程。设制后，汉王朝又授各部首领以王、侯、邑、长以资统治，部分部族被扶持而壮大，部分部族则被压制而萎缩。而当王朝统治与各部族发生矛盾冲突时，封建中央又往往兴师讨伐，严重危害各部族的生命、财产。经济上，秦汉在西南设制后，为加强统治，从内陆派郡兵驻守西南，并“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以扩大统治势力。这些移民不但直接开发了西南夷地区，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西南夷各部的进步。如，益州郡在新莽时“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牛耕、水利灌溉、铁农具都在西汉后期传到了云南。文化方面，汉族移民作为一种传媒，也把内陆汉文化带到了西南地区，加之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进行的宣传教化，也引起了西南各部文化的变化。如《华阳国志·南中志》在总结滇池地区的情况时说“俗奢豪，难抚御，惟文齐、王阜、景毅、李颙及南郡董和为之防检，后遂为善。”从考古学材料看，云南文化风格的变化更加清晰可察，“中原地区汉文化逐步取代滇文化的趋势是从西汉中期开始的，至西汉后期已十分明显。东汉早期，滇文化墓葬中的随葬品，如铜器、铁器、陶器、漆器等，与中原地区已无太大的差别了。”[31]而这一变化过程恰与秦汉在西南的设制移民相吻合。各种汉族移民不但对西南夷各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本身也在与西南夷各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逐渐土著化，变成西南夷中的一部分。并且由于汉族移民在西南地区的分布和封建王朝的统治都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腹心地区、条件较好的平坝地区及交通沿线，其影响、作用也主要局限这些地区，从而拉大了这些地区与边疆和山区各部的差距，成为西南各部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其次、秦汉时期西南夷各部族基本上不存在纯粹的单源流现象。由于地理的原因，西南夷各部之间交往较为困难，但是这绝不能隔绝西南夷各部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能阻止祖国内陆各族，尤其是汉族与西南夷各部的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各部各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交融，形成一体多元的格局。具体说来，从甘青高原移入的氐羌族群各部、从东南沿海地区移入的百越族群各部、从中南半岛迁入的百濮族群各部与云南当地的土著居民交错杂居，相互融合形成了秦汉时期西南夷各部族，而秦汉时期先后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与当地西南夷各部的相互融合，西南夷内部各部的相互影响又带来了西南夷在秦汉及以后时期的流变。因此我们在探讨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源流时，切不可以当今的民族识别的方法一对一地去寻找古代相对应的先民。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讲，要探究秦汉时期的西南夷，除认真搜集、分析、鉴别文献材料外，还必须对考古学材料予高度重视。因为就目前情况而言，文献材料极为疏漏有限，较难反映秦汉时期西南夷的全貌，而现有考古材料尚未被充分研究并运用到本问题的探索中来，更何况考古学材料还有进一步发现、发掘的可能。因此，云南学术界界应向我国解决夏商周三代工程一样集中力量拓展考古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以新的材料、新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完善秦汉时期西南夷问题的研究。而不能象现在有的考古学文章那样“将出土文物变成某一条文献记载的注释，降低了考古资料更重要的历史价值。”[32] 第四、民族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飞跃与突变”，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日积月累的渐进与融合。民族不是自古就有的社会现象，而是在长远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稳定文化的人们共同体。西南夷是云南历史上最早见于文献纪录的族群。他们不一定是当今云南某个民族的唯一源头，但他们一定是当今云南诸多民族的先民。从秦汉时时期的西南夷到今天的云南众多民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族群间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相互分化、相互交融。今天的民族，与古代的民族有千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则扑朔迷离，需要深入考究、认真辨析。轻易地将今天的民族与西南夷划上等号不能说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本文原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8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图片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31—3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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