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与百越百濮 夜郎滇僰邛都嶲昆明哀牢滇越掸 氐羌藏缅语族 百越壮侗语族百濮孟高棉语族 羁縻南越俚僚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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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源江汉洞庭平原5000年 核心为天帝崇拜 神杀神生四方四时 人王沟通人间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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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与百越、百濮

(2012-02-22 14: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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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民族】西南夷与百越

【西南夷】公元前3世纪以降，在中原逐步趋向于统一时，西南的各民族亦处在各地进行自身经济文化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开创和发展之中，并纷纷走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历史舞台，以各种族称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总称为“西南夷”，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南部，贵州、云南两省以及滇、黔、桂交界的地区。西南夷是对巴蜀以西以南地区各民族的总称，其中包括众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他们或聚居或相互杂居在一起，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默默无闻地为开发祖国的西南地区做出贡献。西南夷各民族远在公元前4世纪就与祖国内陆的蜀、楚有了联系和交往，到公元前3世纪以来交往更加密切起来，此时，中原民族在进行统一多民族国家活动时，西南夷各民族与内陆的联系亦在不断加强，因而在中原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仰慕内陆的西南夷各民族便纷纷接受了中原统一政权的管辖，将西南地区正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此后西南夷各民族就在统一国家之下，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开创了西南夷各民族历史的新的一页。　　
　　一、西南夷的分布和族属。“西南夷”一名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继而《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均有专篇，且内容更加丰富。从中看出，西南夷的分布地域广大，族系繁杂。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⑤。《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还提到了僰、句町、漏卧、且兰，哀牢、濮、滇越、摩沙夷等。上述名称有的即是民族名称，如嶲、昆明、摩沙、滇越等；有的则显其部落名称而实则隐其民族名称，如夜郎、滇、邛都等。他们的大体分布区域和方位是：
　　夜郎，主要地域在郁江上游北盘江流域，其南与南粤（越）相接，即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至云南省东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连接地带。
　　滇，当为楚顷襄王庄王滇的地区，“楚威王（应为顷襄王）⑥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⑦。可见滇的中心地应在今云南省滇池周围，包括云南省曲靖市往南至红河北岸，往西至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
　　劳浸、靡莫，《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其（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又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劳浸、靡莫之地，当在滇之东北，即今之昆明市以北寻甸、东川、昭通、镇雄市县地。
　　邛都，在滇以北，“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①，又《汉纪》云，“靡漠（莫）之数以什数，自靡莫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②。邛都在滇以北，又在靡莫以北，《史记》又云以邛都为“越嶲郡”，邛都之地应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一带。
　　嶲、昆明，据《史记》载，“自同（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桐师即古之永昌，今之保山，叶榆即今之洱海地区，嶲、昆明应在今楚雄（古滇之西）、保山东北和大理洱海地区。
　　徙、笮都，《史记》载滇以北为邛都，邛都以北为笮都①。《史记集解》徐广云“徙在汉嘉”，索隐韦昭云“徙县属蜀”②，《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③。据此，知徙、笮都均在邛都蜀郡以西的汉嘉郡，当在今之西昌市以北至雅安市以南的广大地区。
　　冉駹，在笮都东北，《史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国地也”④，汉时在冉駹地设汶山郡。冉駹地应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的茂县、汶川、松潘等县地。
　　白马，在冉駹以北，“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⑤，“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⑥。可见白马种又称为武都羌，白马之称武都羌，皆因汉武帝刘彻时在白马地区设武都郡之故。汉时武都郡在今之四川省西北至甘肃省南部武都县一带地区，即是白马的分布区域。
　　句町、漏卧，初见于《汉书·西南夷传》：“汉成帝（刘骜）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⑦句町、漏卧与夜郎是近邻，故知句町分布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西林、隆林、田林与云南省接界的广南、富宁等县地；漏卧的分布在今贵州省兴义县往西至云南省的沪西、丘北、广南等县地。
　　且兰，首见于《汉书》：“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乃与其众反。”（11）且兰在唐蒙出兵南粤（越）所经之地，离牂牁江较近，，其分布地应在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都匀市以北至贵阳市附近。
　　僰，《史记》中曾经提到僰僮，《史记索隐》韦昭云“僰属犍为”，《正义》：“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⑨又“唐蒙略夜郎西僰”，“南夷之君，西僰之长”。⑩。刘琳《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今宜宾市）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可见僰人分布在夜郎以西的朱提郡，即今云南省昭通市之地。
　　哀牢、濮，《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哀牢山。”①《后汉书》及《华阳国志》有时又将哀牢夷称之为濮。哀牢夷的区域甚广，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②，当包括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南至凤庆、临沧、西双版纳及其以南地带。
　　滇越，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求通身毒国道，其使“南方闭嶲、昆明……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③汉时的嶲、昆明族分布在今大理洱海地区，洱海以西千余里之地，应是今之德宏、腾冲等地，即滇越的居住地。
　　摩沙夷，《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今四川省盐源县）载：“渡沪水（今雅砻江）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④靡沙夷的居地在今四川省盐源县以西至云南省宁蒗、丽江等县。
　　由于西南夷分布区域极广，民族成份众多而又相互杂处，加上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故其族属和来源纷繁难辩。根据多学科研究的结果，西南夷大体可以分为：氐羌（藏缅语族）、百越（壮侗语族）、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3个族系。
　　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越族系的族部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滇越，他们是今天壮侗语族的仡佬、布依、傣、壮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濮族系的族部有哀牢、濮，他们是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　　
　　二、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纪末以前和内陆的联系甚少，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到公元前4世纪末虽和内陆的交往开始了，但仅限于民间的经济来往，政治上并无联系。西南夷各族与内陆政治上的联系始于中国大一统形成的秦汉时期。中原的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各地进行了长期的开拓，终于使西南夷各民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
　　秦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较早，约在秦灭六国时即已开始。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就以蜀地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前324），丹、犁⑤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前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⑥《史记正义》云：“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内，本西南夷”⑦。知丹、犁二部接受秦的统治较早。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笮地在今川滇交界的盐源、盐边、华坪、永胜、宁蒗诸县地，“江南地”为金沙江以南的今丽江、大姚、姚安诸县一带。说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秦国的势力已深入到金沙江以南的地区。
　　公元前246年，赢政为秦王，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拓西南夷。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这是兴修五尺道的开始。秦嬴政统一六国后，遣“常额略通五尺道”①。常额把李冰所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今四川省宜宾市一直修到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亦是通过西南夷地区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线之一，这条对外交通线首先被张骞发现，并称之为“蜀、身毒国道”（今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秦朝参予蜀、身毒道的经营，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夷与内陆的联系。
　　秦王朝不仅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还将其郡县制引入西南夷部分地区。“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②。“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③。诸此国的邛、笮、冉駹皆为西南夷族部，秦时分布在川滇交界地，秦统一六国后便在其地“置吏”，立郡县，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统治的开端，这一史实长期湮没不彰。西南夷地区纳入祖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内非始于汉，而是开端于秦。
　　公元前3世纪末，因汉王朝初建，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曾一度采取“关蜀故徼”的措施。汉在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力增强，经济雄厚，正式开拓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业已成熟。汉武帝刘彻时，汉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④。巴蜀地区更是“地沃土丰”，以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汉武帝刘彻的北抗匈奴，南收南粤，西通西域的政策已取得初战的成功，为汉开拓西南夷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张骞西域归来又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而开发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取“窃出商贾”的方式来抵制汉朝的封闭政策，开发西南夷已势在必行了。汉武帝从而决定采取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行动。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市），建议招降夜郎，以击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⑤。武帝乃拜蒙为郎中将，率领军队并携带大量缯帛，货币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蜀郡西部的邛、笮（西夷）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⑥。于是汉朝于公元前130年（汉元光五年）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10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汉朝为有效地控制西南夷地区，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区（即石门道）；“西夷道”是自蜀（成都）经临邛以达邛、笮地区（即清溪道）。“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⑦。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夷诸部的反抗。时汉朝廷内持反对意见者乘机抵毁汉对西南夷的开发：“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①此为汉开拓西南夷的第一阶段。
　　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②。于是汉朝又恢复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③。受阻于嶲、昆明族。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进一步开发西南夷的决心，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活动。
　　前120年（元狩三年），汉朝积极准备重新开拓西南夷，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夷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军队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④。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⑤。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此时西南夷中只剩下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了。汉朝曾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⑥。于是汉朝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完成了对西南夷地区开拓的第二阶段任务。
　　公元1世纪，东汉王朝继续推行开发西南夷的政策，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掸人地区发展。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哀牢部落的首领贤粟等率种人，“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刘秀）封贤粟等为君长”⑦。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69年（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⑧。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开发西南夷的第三阶段。至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建郡七，基本达到了开发西南夷的目标。
　　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置郡，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仅仅是第一步，而如何在民族情况极为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西南夷地区巩固其统治更是一项艰巨的事。故此，汉王朝又根据西南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
　　第一，一“以其故俗治”，即不改变西南夷原有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各民族统治者的地位，和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建立羁縻统治。由于西南夷各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等方面均与中原有较大差别，且情况复杂，不能采取中原的统治方式，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统治方式，“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⑨。所谓“以其故俗治”，即如原夜郎、滇、邛都等王仍受赐封王，“复长其民。”“旁小邑”的“君长”就更未变动，“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按规定王侯受郡县官吏的调度，而实际上是“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①。这种汉族官吏和各族首领的羁縻统治，适应了当时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巩固了西南夷地区的统一局面。
　　第二，一对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厚赐增帛。”利用汉朝丰富多采的物质来吸引各民族首领，以争取他们内属，加入到统一国家之中。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②。厚赐缯帛，吸引了夜郎侯及西南夷许多民族，因而与西南夷地区建立起政治上的联系。
　　第三，一免征赋税。由于西南夷各民族的社会形态不一，土地所有制复杂，不宜实行中原的租赋制，因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各民族中采取了“无赋税”③的政策，“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④；“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⑤；“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⑥。免赋薄敛的办法对安定西南夷地区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整个汉代，西南夷地区社会较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一移民屯垦。汉初为了减轻西南夷各族人民的负担，各郡县官吏的费用粮食，一律从内陆运往，“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⑦，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⑧。由于汉朝派到西南夷的官吏士卒所需物资越来越多，仅靠毗邻郡县供给已很困难，“悉巴蜀租赋不足更（偿）之”⑨。加以运输困难，实难满足需要，因此汉武帝刘彻采取了徒民屯垦的政策，屯垦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①。即招募内陆的豪民一地主、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田，所获谷物交当地官吏供吏卒使用，凭官吏所给凭证在内陆府库领取银两；二是将内陆贫困破产及犯“死罪”、“奔民”、“滴（谪）民”、“三辅罪人”等人移徙西南夷地区屯垦，“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②，“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③。也有的是破产农户“应募”而移徙西南地区屯垦的；三是郡县驻守的郡兵，即戍卒、屯田所获以给军食。移民屯种所生产的粮食保证了西南夷郡县官吏士卒的需要，减轻了当地和邻郡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汉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西南夷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巩固了统一的局面。
　　第五，一选派廉洁官吏。为了取得西南夷各民族的信任，汉王朝重视选择比较廉洁的官吏到西南夷地区去，如益州太守文齐和夷、汉各族人民相处“甚得其和”④。因此当文齐死后，益州人为其立庙纪念。越嶲太守张翕与当地叟、昆明、摩沙等族关系较好，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⑤。据传翕为越嶲太守，布衣疏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即步行。夷、汉甚安其惠爱，翕“在郡十七年，卒于任上，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⑥。此外还有郑纯，景毅等人均能“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⑦。由于官吏比较廉洁，治政又较稳重，并重视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因而联络了当地的各族首领，取得了西南各民族人民的信任，共同发展了社会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有利于西南各民族社会的发展。
　　第六.一帮助西南夷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是汉朝治理西南夷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是积极恢复和发展与西南夷地区的商业活动，将关中、巴蜀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11）。内陆商人因此而致为大富，当然也促进了西南夷各民族经济的发展。郡县官吏也重视发展西南夷地区的生产和推广内陆的先进生产技术，如文齐在犍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后又在益州郡内“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⑨，使犍为，益州等地各民族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郡县官吏还注意在西南夷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改变后进习俗。公元84—86年（东汉元和年间），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⑩。西南夷各族也善于接受汉族文化，东汉末，牂牁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城始有学焉”（。据《孟孝琚碑》载，僰族孟孝琚12岁即入内陆“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可见汉文化在西南夷中的传播情况，对后来西南夷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尽管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期内有以公孙弘为代表的“盛毁西南夷无所用”的诋毁，然而秦、汉王朝的统治者却坚持和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西南夷的大业，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其功绩应该予以肯定：“西南徼外，庄所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笮称雄。乃置郡县，万代推功。”①“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②。自秦汉开通西南夷以降，则“滇云之壤，理学义节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③。历史的发展证明，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有利西南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　　
　　三、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状况。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西南夷社会发展状况，因史料匮乏不得而详，只能从当时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来作为佐证。蜀身毒道的开通是经过西南地区的，是在这个地区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而且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开发的。这是因为西南各部落要求与邻境进行生产品的交换，相互往返频繁，最终开辟了商业道路。交通线的开辟，说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一定阶段④。西南夷社会状况较为具体可信的记载始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数十百个族部的社会发展极为复杂，极不平衡，情况各异，正如《后汉书》所云：“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的记载，西南夷中较大的族部有：夜郎（僚、濮）、滇（僰）、邛都、笮都（叟、摩沙）、嶲、昆明、哀牢（苞满、闽濮）、滇越、掸等。其中夜郎、滇僰），邛都是“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耕族部；嶲、昆明是“随畜迁徙”的游牧族部；笮都是“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族部。
　　夜郎社会：夜郎区域广大，境内的民族为僚、濮，各族部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发展较快的是夜郎王、句町侯，漏卧侯等部分。远在战国时楚经巴而夜郎至滇之间就有着商业上的交往，“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⑤。庄即循楚贾人入滇之道而来。商业交往到汉初有了发展，前135年（汉建元六年）唐蒙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⑥可见夜郎与蜀和南越两地紧密的商业交往的情景。蜀地商贾亦久慕夜郎的“竹木之器”和内陆所需人力一奴隶，乃以铁器交易夜郎，“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⑦。铁器的输入，对夜郎社会生产发展有突出的作用，因此汉初夜郎就是一个“耕田，有邑聚”的族部，当时耕作是“畲山为田”⑧的刀耕火种方式。
　　夜郎、句町、漏卧等地区的社会生产关系。约在公元前2世纪夜郎酋长已是世袭，“夜郎侯……使其子为令”①。夜郎“有精兵，可得十余万”②，“汉孰与我大”③的故事反映了夜郎酋长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兵力，可以对周围的小部落及其人民施加一定的权力。因此，西汉建牂牁郡以后封之为夜郎王，并作为大长，令联络周围族部建置行政组织。夜郎及其周围较强的且兰君、句町王、漏卧侯、同并侯等内部的奴隶生产也在发展，诸部之间不断发生掠夺人口、财物的兼并战争。且兰君“旁国虏其老弱”，“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④。频繁地进行劫掠战争表明族部均企图进一步发展其奴隶制，要求从邻近的其它族部中掠夺人口（奴隶）、财物，增加其奴隶生产，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但独立发展的奴隶制的企图受到了汉王朝的限制。汉王朝先是派官吏进行调解，兴等不从命，最后汉王朝出兵镇压了夜郎王兴等，遏制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在以上族部中的发展。
　　除上述夜郎等几个较强大的族部外，南夷中的其它诸部在公元4世纪以前均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外部势力尚未进入，他们是闭关自守、极力保注自己而与外界很少交往的原始氏族、部落。
　　滇（僰）社会：滇境内的主要民族是僰，因此又称为滇僰。僰族是西南夷中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最高又最受汉王朝器重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⑤。“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⑥。正因为滇的社会经济发展最快，才引起汉王朝的重视。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从它的商业交换、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奴隶生产关系中得到充分反映。
　　滇僰处在蜀身毒道的通道上，约在公元前4世纪，滇就与内陆发生了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庄入滇即循商业交通线而来。公元前3世纪，“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⑦，是由僰道（今宜宾市）经郎州（今曲靖市）到滇池的商业通道。尽管在公元前3世纪末汉王朝曾关闭这一道路，但民间的贸易交往仍然不断，“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鲜”⑧。今晋宁出土的贮贝器上饰有热闹的交易场面。使用的货币有“贝”和部分汉代铢钱。正是商业上的频频交往，促使滇僰的社会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
　　滇僰是“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民族，农业是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滇中僰族普遍使用青铜农具，如锄、斧、镰刀等，解放后在晋宁、楚雄、昭通等地出土了许多此类工具。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证明了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滇池地区已处于青铜器高度发展并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出土文物有生产工具700余件，其中大都是青铜器，铁器只有90余件。由于铜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开垦了大片的农田和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可见滇僰的水田农业已经很发达。
　　滇僰的畜牧业也很发达，饲养的牲畜有牛、马、猪、羊等，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有许多奴隶放牧的图像，牲畜的数量很多。公元前109年（汉元封二年），汉王朝建益州郡时一次就获得“牛马羊属三十万”⑨。公元前86年（汉始元六年），在平定益州廉头等部落的反抗后，“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中国”⑩，数以万计的“畜产”之富，足可与内陆相比了。
　　手工业生产已有发展，分工很细，出现了金属、玉石、皮革、纺织等专门手工艺生产。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很高，可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和乐器。有的青铜器表面是经过镀锡、错金、鎏金处理，有的还以玉石镶嵌，堪称艺术品中的瑰宝①。滇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时，奴隶制生产关系已迅速发展起来，而发展最快的是在滇池一带。汉王朝在开发西南夷时对滇王加封滇王印，说明滇池地区的奴隶主集团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汉王朝在滇池地区置郡后，不仅没有消灭滇池地区的奴隶制，反而采取扶持利用的政策，使汉中期以降滇池地区滇僰的奴隶制的发展更为迅速。解放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均可证明。
　　滇僰奴隶制中的奴隶来源主要是战俘，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战争中捕捉俘虏的场面②。在另外出土的青铜矛头的两侧也铸造有两个双手反缚的俘虏的图像，有的贮贝器上还有战争的场面③。反映出滇僰奴隶主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俘虏为奴隶，奴隶被大量用于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个贮贝器上，饰有许多人排成行，替奴隶主把收获的粮食倒入粮仓中④，同样在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刻画有身着奴隶服的人手执鞭子赶着牛羊的图像⑤。又一个贮贝器的盖子上饰有纺织手工工场中奴隶生产的场面：6个奴隶坐在地上低头织布，1个女奴隶主坐在中间监视，女奴隶主背后站着1个手拿长棍的人正听奴隶主的命令惩罚生产不力的奴隶，奴隶主的右边还站着3个人正在验收织好的布匹⑥，可见奴隶被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和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
　　从史料的记载和各地考古资料说明，滇僰的奴隶社会内部出现了3个阶级：奴隶主、平民和奴隶。在许多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上奴隶主贵族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不参加生产劳动，只指挥掠夺战争或主持祭祀，并监督奴隶生产，生活“豪奢。”平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但必须向奴隶主贡纳，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贡纳的图像⑦。奴隶的地位极低，在奴隶主皮鞭下进行各种生产，和牛马一样可以随意虐待、买卖和屠杀。出土图画文字铜片上刻绘着奴隶身戴枷锁与牛马等并列在一起⑧，在石寨山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上有杀害奴隶来祭祀鬼神的场面①。
　　公元1世纪以后，滇僰的奴隶制由于受到中原汉族移民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更由于滇僰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特别是铁工具替代了青铜工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姣隶制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和奴隶、村社平民的矛盾尖锐了，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公元118年（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②。滇僰族中的奴隶主势力便迅速衰落，到公元2世纪至4世纪时，滇僰中的奴隶主便被后起的“大姓”、“夷帅”封建领主所取代。
　　邛都，笮都社会：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邛笮、笮都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邛、笮近蜀，道亦易通，因此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尽管秦所设的郡县已无考，但说明邛、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到公元前3世纪末，“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③，“邛都夷者。……其土地平原，有稻田”④。“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⑤。可见邛都是定居农耕部落，笮都是半农半牧的部落。邛、笮处于蜀身毒道的灵关道（清溪道）的重要位置，蜀商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已活跃于邛、笮，汉初受到禁止，但已蜀商人，不顾汉朝的禁令，仍潜至邛都、笮都地区，“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⑥。说明邛、笮各部与内陆的经济交往是频繁的。邛、笮各部地区的铜、铁、盐矿很早就得以开采。《华阳国志·蜀志》云：“台登县（今四川省冕宁、喜德两县间）……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续汉志》说台登县出铁，《元和郡县志》卷三二说：“铁石山在（台登）县东三十五里，山有砮石，火烧成铁，极刚利。”⑦铁石山即今沪沽东的矿头山，历来有铁厂，此铁矿在汉晋时已开采。《华阳国志·蜀志》又云，“邛都县（今西昌市）……南山出铜。”南山即今西昌市南螺髻山，1976年曾在此山发现铜器窖藏，内有王莽货泉、钱范、铜锤、铜锭等（11），说明南山之铜在公元1世纪前即行开采。《华阳国志·蜀志》还云，“定笮县（今盐源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此为邛、笮各部最早的取卤煮盐之法，定笮之盐以后发展成四川的产盐区，以至将定笮更名为盐源。
　　邛都、笮都各部经济的发展，社会内部已经有不少剩余产品和奴隶人口，财物占有不均，开始分化出贵族。贵族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和奴隶人口，互相间发动了掠夺财物和人口的战争，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步确立。到公元前1世纪末，邛都、笮都各部落奴隶制有了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拥有实权的大奴隶主一豪帅和夷帅。史载“邛之初有七部”⑨，即七个大奴隶主集团，豪帅“放纵，难得制御”⑩。每个豪帅均有“部曲”（奴隶主武装），《后汉书·百官志一》载越嶲郡夷帅长贵曾任军侯；“其领军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长贵是邛都各族中最大的奴隶主。后来长贵为了发展其奴隶制，于公元24年（汉更始二年）曾“率种人”反抗王莽的统治，杀越嶲太守枚根，自立为“邛毂王”，领太守事，公元39年（东汉建武十四年）授长贵越嶲太守印缓，统治邛都地区达20余年，反映了邛都部落奴隶占有制的发展和奴隶主集团势力的强大。公元3世纪时，邛都的奴隶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奴隶主们为了掳掠和贩卖更多的奴隶，战争更加频繁。史载成都禽信在越嶲做县吏时“为夷所得，转卖历十一种”，禽信被掳为奴隶十年，辗转出卖到11个奴隶主家为奴隶，其子禽坚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将其父寻找赎回（。诸葛亮《南征表》云，亮在打败越嶲地方的统帅高定元（一作高定）后，高定元“乃更杀人为盟”，“欲求死战”①。杀人祭祀的风俗，更是奴隶制盛行的反映。
　　嶲、昆明社会：嶲、昆明部落由于分布“地方可数千里”②，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大部分发展缓慢，《史记》云，“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③，还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政治上没有形成对周围部落有约束力的大部落，因此《史记》载西南夷各民族唯独嶲、昆明无核心组织，可见嶲、昆明各部尚处于分散而互不统属，“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又互相补充”④的状态。但对外来势力却共同采取抗拒的行动，公元前2世纪末，曾阻止汉朝寻求蜀身毒道的使臣，“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力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因此，汉朝曾一时将嶲、昆明各部作为继续开发西南夷的进攻对象，并曾在首都长安作“昆明池”，“习水战”以对付昆明部，数年后汉用数万大军始将嶲、昆明各部征服而置于益州郡的统治之下。但是嶲、昆明各部中也有发展较快的，有一部分已经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了，这才使汉王朝能在嶲、昆明各部地区设郡县，派官吏驻守和移民屯田，而且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君长”，公元前2世纪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就已分化出贵族，因此公元76年（东汉建初元年）哀牢夷各部反抗东汉王朝统治时，东汉王朝征集各郡兵镇压哀牢夷的反抗，其中邪龙县昆明夷首领卤承应募，“肃宗（刘炟）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邵兵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⑤，卤承可对“种人”发号施令，并被东汉王朝封为“破虏傍邑侯。”说明西汉以降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已有了君长，在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分化，商业也有所发展，对外的商业交往也已开始，在秦汉开拓西南夷以前蜀商就已经过昆明夷地区，把蜀布、邛竹杖等商品运往身毒国，当然昆明夷也和蜀商进行交换。反映出昆明夷的先进部分已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了。
　　哀牢社会：哀牢地为古永昌郡⑥。哀牢之地极广，《华阳国志》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哀牢各部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均较高。《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于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⑦。反映了哀牢各部的农业已是种五谷蚕桑。手工业尤为发达，能纺织帛叠、兰干细布、桐华布多种，且知染色、刺绣，已知开采冶炼金属和制造装饰品。商业上哀牢处于蜀身毒道的要道上，哀牢各部用多余的桐华布进行交换，蜀商还将哀牢所产的帛叠、桐华布贩运内陆和身毒等国，并将身毒等国的琉璃、光珠、蚌珠等装饰品带回哀牢地区。哀牢的中心永昌以后成为“金银宝货之地”，哀牢各部经济之发展可见一斑了。
　　鉴于哀牢各部经济的发展，其生产关系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哀牢传》云哀牢始祖“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传至贤栗共9代，贤栗于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内属，以此推知禁高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中叶，哀牢已出现世袭的“君长。”哀牢酋长已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过着豪奢的生活，“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①。哀牢酋长还不断对外进行战争，贤栗在对汉王朝的鹿■部落的战争失败后说：“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说明哀牢经常对周围各部进行战争。即使在内属汉王朝以后，哀牢王类牢仍发动反抗汉王朝的战争。频繁的战争说明哀牢社会已在向阶级社会的门槛跨进了。
　　滇越、掸社会：有关滇越社会文献记载很少，只在《史记·大宛列传》有一段保留迄今的唯一珍贵史料的记载，说在昆明之属旁边，“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清人认为滇越即腾越（今腾冲县），“腾越者，古滇越也，亦曰越赕，其来久矣，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为滇越”②。当然滇越还包括了今德宏地区。但对其社会经济不得而知，不过从滇越名“乘象国”说明滇越已经驯象为人类服务了，与唐代傣族用象耕田，元明清以来用象作战等役象之举是一脉相承的。从“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义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滇越各部肯定与蜀商甚至缅、印商人有商业交往。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汉墓中，曾出土汉五铢钱千余枚③，这是蜀商到此的明证，近年来又在德宏地区发掘、出土了琉璃等舶来品，可作滇越与缅、印商业贸易往来的佐证。
　　公元1-2世纪时，掸人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方面均有较快的发展。掸人和滇越有着承继关系，是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称呼。掸人与四周的国内外各族部的联系很频繁，“掸国南通大秦”④，掸人经伊洛瓦底江与东罗马等国的交往，促进了掸人社会的发展，时掸人已建立起第一个政治组织一“掸国。”《后汉书》本纪曾记载了掸人在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120年（东汉永宁元年）、131年（东汉永建六年）3次派遣使团到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朝贡，并奉献了珍宝和在宫廷演出了精湛的文艺节目。特别是第2次，“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刘祐）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缓、金银、綵缯各有差也”⑤。这是一个拥有乐队和罗马幻人的大使团，使团配备着多种语言的译员，行程万里，可见不是一个涣散的集团或原始部落所能做到的。雍由调做了30余年的“掸国王”，内部还有“小君长”、“大君长”之分，知掸人已经跨入了初期阶级社会。
　　上述是西南夷中发展较快、势力较强的几个部分，其它各部发展缓慢，或居住在“峭危峻险，百倍歧道”的闭塞山区，或处于“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食肉衣皮，不见盐谷”⑥的状态。　　
　　四、南中“大姓、夷帅”的兴起。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西南夷各民族有了较大变化，即在西南夷地区出现了两大地方政治势力一夷帅和大姓。两大势力在东汉末至两晋期间在西南夷各民族历史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各民族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夷帅和大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是越到后期联系就越密切，区别也就越不明显。夷帅又称为“叟帅、叟大帅、夷率”等。夷帅，顾名思义是各民族中的贵族，亦即大奴隶主集团的首领，由西南夷中数十百个君长、侯、王发展而来的，拥有一定的实力。如越嶲郡夷帅（又称叟帅）高定元据有越嶲郡，拥有大量部曲（私人武装），朱提郡武茶夷夷帅于陵承亦有很大势力。
　　西南文献中记载大姓事迹甚多，仅《华阳国志》所载即有数十百起。巴、蜀、南中均有众多的大姓，其中以南中大姓为最多。南中大姓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传》：“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南中大姓是在东汉末年至两晋时乘机而起的，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姓。大姓主要有建宁、云南、兴古、牂牁4郡的“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等8姓①。爨、孟2姓在历史上最著名，势力最大。爨氏，最早的是爨习，在刘璋时为建伶令，又有爨肃仕魏为尚书仆射，河南尹②，可见汉末爨氏已有很大的势力。以后爨氏大姓中又有爨深、爨某、爨龙颜、爨云、爨翫、爨宏达等，至公元5世纪末爨氏势力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地区。孟氏有朱提、建宁郡的孟琰、孟获、孟干、孟通等，孟氏大姓势力在南中仅次于爨氏。雍氏以雍闿为代表，蜀汉时在南中势力最大。毛氏有毛洗、毛灵等。李氏有李恢、李俊、李松等，量氏疑即董氏，有董元、董霸、董敏等。焦、娄2大姓无考，除较大的8大姓外，南中各郡还有许多大姓。牂牁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③，其中朱褒势力最强，曾作过牂牁郡丞、朱提郡太守。朱提，建宁2郡的霍氏大姓有很大的势力。永昌郡有吕凯、王伉2大姓，还有“大姓陈、赵、谢、扬氏”④。南中大姓均是郡邑中的豪族，占有部曲作为私家武装，盘踞一地，形成为一地方的实权统治者。
　　大姓是自秦、汉以降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大姓是汉族移民且为移民中的统治阶级，与当地各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西汉以降曾在西南夷中推行过移民屯垦的政策，不少民屯和军屯官吏及士兵在西南夷地区安家落户，经过不断与各民族的融合和阶级分化，逐渐形成为雄踞一方的豪族大姓。大姓首先在经济上因管理屯政，在经管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侵占屯田，开垦私田，拥有大量土地。另外大姓还拥有经管盐、铁的权利，又乘机把持了盐、铁物质资源，这就为大姓发展政治势力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大姓还将大批要求“庇护”的流民或各民族人民沦为部曲，部曲是大姓的私家军事武装，也是直接生产者，平时为大姓服定期劳役，战时组成军队，为大姓之间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频繁的争战。大姓就仰仗其物质基础和夷汉部曲称雄一方。
　　南中大姓曾在三国时利用中原分裂混战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大姓雍闿等人即是如此。《华阳国志·南中志》雍闿条云：“愚（雍闿）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因而采取依靠孙吴来达到独霸南中的企图。永昌郡大姓吕凯、王伉则采取依靠蜀国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因而据永昌抗雍闿以取得蜀国的支持，“（吕）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⑤。正是因为南中大姓的抗蜀，引出了蜀丞相诸葛亮的“南征。”南征中大姓势力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但由于诸葛亮实行“南抚夷越”的政策，不仅没有彻底打击南中大姓势力，反而利用和支持大姓，任命大姓实力强大的爨习、孟琰、孟获等为蜀汉的官吏，爨习官至领军，孟琰为“辅汉将军”，孟获为“御史中丞。”对一般大姓则“劝令大姓富豪出金帛，驱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弈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汉，成夷汉部曲。”“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为部曲”①。增强了大姓的武装力量和劳动力，在此后30余年中大姓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两晋时期南中割剧纷争的地方势力。由于晋朝不顾南中大姓的实际情况，于公元271年（西晋泰始七年）撤销南中4郡，设宁州以代之，企图把大姓、夷帅都抛弃不用，但遭大姓、夷帅的抵制而失败，不得已又于公元282年（西晋太康三年）改设“南夷校尉府”，对南中夷、汉各族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对大姓、夷帅施加种种压力和限制，夺取大姓部曲，侵犯大姓和夷帅的利益，结果导致公元302年以后大姓、夷帅与晋朝校尉、郡守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年，建宁郡大姓李睿、毛铣，朱提郡大姓李猛各率部曲数万，逐晋两郡太守，响应李特的“流民起义”，但遭到南夷校尉李毅的镇压，毛铣、李猛、李睿等大姓均被杀。翌年，李睿的夷叟遑耶（亲家）于陵承便以为李睿报仇为借口起而反抗，得到许多大姓夷帅的响应，使晋朝在南中的统治一度垮台。公元310年（西晋永嘉四年），晋朝又派王逊为南中刺史，逊以各种借口大肆“诛豪右（大姓）不奉法度者数十家”②，许多大姓因不能忍受王逊的残暴统治，纷纷各据一方，自称太守，互相争夺，有的投奔蜀之李特以取得支持，致使南中处于大姓与大姓、大姓与晋王朝的争权夺势的纷乱中。公元347年（东晋永和三年）晋朝在南中的统治彻底失败，爨氏大姓称强，南中统治大权落到爨氏家族之手。
　　南中夷帅和大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或云南中大姓是夷化了的汉族移民，或云是汉化了的当地各民族中的统治者③，这种说法是十分正确的。如庄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可见庄后代不少已经与当地民族融合而成为当地大姓。大姓雍闿、吕凯等本是汉族豪民的后代，但雍闿亦称“耆帅、豪率”，和当地夷帅的称呼一致，可见已经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南中还有一部分大姓自称为“方土大姓”④，即土生土长的大姓，如建宁令爨习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显然是汉化了的各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夷师与大姓之间还用“姻亲”方式，将二者的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夷帅和大姓更难以区别。夷帅与大姓互通婚姻者称为“遑耶”，有的因世代姻亲而成为“百世遑耶”，形成一种“与夷为姓曰'遑耶’……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①的情同手足的关系。当然姻亲关系也是汉夷互相融合的过程，有利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百越】
　一、秦征百越和中原人民向百越地区的迁徙。公元前2-前1世纪，百越仍广泛散处在华南各地。《汉书·地理志》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②，表明自宁绍平原直到广西盆地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种姓各异的百越居住地。当时在从今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到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各省这广大的东南弧形地带中，分布于越、东瓯、闽越、东鞮、扬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各个越人集团。尽管名称各异，居地不同，其后的融合、分化、发展的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亦有一些诸如使用铜剑、铜鼓，擅长造船操舟，断发文身，奉龙蛇为图腾等大体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这与其后演变为壮侗语族的各民族，在传统文化上有着一定的同一性，是密切相关的。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始皇赢政派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次年，天下初定，全国分建36郡。大约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③秦始皇为了扩大统治地区，获得岭南越地闻名已久的特产犀角、象齿、翡翠和珠玑等物。派尉屠睢率兵50万，分成五军，进击岭南。面对秦大军压境，越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逼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形成了相持局面。
　　在南征越人的过程中，秦始皇为了解决劳师费日的粮饷补给问题，派监禄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城附近和大榕江镇之间开凿灵渠，支分湘水，连接漓水，建设起全长34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秦堤和陡门等部分组成的完整水道工程体系。铧嘴前锐后钝，形如犁铧，用以分流海阳江水量，使其三分入南渠，合于漓江；七分入北渠仍归于湘水。大小天平为铧嘴后的人字形大坝，左边一撇称大天平，右边一捺称小天平。大天平接近东岸一端，与北渠渠口相连，小天平接近西岸一端，与南渠渠口相接。大小天平坝既可拦水，借以提高海阳江水位、又可滚水过坝，使洪水期的江水可以泄入海阳江故道中江，避免水患。陡门是提高水位、用于过船的船闸，为唐代宝历年间及以后所逐步增修，便于船只的航行。灵渠这一人造河渠工程，沟通了越人地区的湘、漓二水，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得到连接。它远远超出秦始皇原来开凿灵渠的意图，为南方越人地区的开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相持阶段中，秦军曾杀越人西呕首领译吁宋，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取陆梁地④。于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但越人不降，散处原野树丛，坚持对抗。秦军旷日持久，粮食乏绝，士卒劳倦。加以夏日暑热，霍乱痢疾流行。越人采用夜间突袭的方法，杀秦将尉屠睢，使秦军伏尸流血，以大败告终。秦始皇为了稳定岭南越地局势，乃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领因罪被流放的犯人等50万之众，留守岭南。并答应岭南官兵的请求，从中原征调15000名未婚女子，“以为士卒衣补”⑤，使之与守戍将士成婚定居，繁衍后代，这是古代中原人口向岭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次迁徙。
　　从中原迁来岭南越地的壮年男女，男子披甲从事征战的军事生活，妇女担负繁重的后勤工作，“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⑥。同时，秦始皇还从中原地区强迫大量劳动人民迁来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处。从中原地区迁来的百姓，是最早的大批移民，构成了岭南最早的汉族居民。有的也融合于越人之中，成为越人的一部分。前来实边的中原人民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不仅与当地的越族一起，胼手胝足，开发了华南地区，而且还传布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　　
　　二、南越国的建立和两汉对百越各民族的施政措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赢政去世，二世胡亥即位。陈胜、吴广等纷起反抗秦朝。在岭南统治越地的南海尉任嚣于病重临死前，召龙川令赵佗商议，认为中原变乱纷争，岭南僻居海疆，可立国以自保，并任赵佗代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诛杀秦官，“绝道聚兵自守”①。公元前207年，秦亡，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
　　汉高祖刘邦即位，因天下初定，未及过问赵佗称王建国之事。到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汉高祖见赵佗称雄于百越之地，认为如不加以笼络，将成为汉南方边患，因命陆贾携印玺至岭南，准备立赵佗为南越王，承认他在岭南地区的统治权。陆贾初抵南越，佗心怀猜疑，箕踞椎结，以越人之态见之。陆贾乃历数南越与中原交好的利害关系。佗与之相谈甚欢，终于接受南越王封号，向汉称臣。并划定南越的疆界，北与长沙王吴芮统治区相邻。将过去曾在名义上封给吴芮的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划为南越国领地。此后几十年，曾几次发生过长沙王与南越王之间关系紧张，兵戎相见的局面。
　　汉王朝根据当时的形势、实行“和辑百越”②的政策，以缓和矛盾，稳定南方局势，巩固自己的政权。与汉朝廷建立君臣关系的南越王赵佗每年向长安入贡方物，献鲛鱼、荔枝、石蜜、蜡烛等物，并在边关与汉互通贸易。汉高祖刘邦去世，惠帝刘盈即位，仍继续执行“和辑百越”政策，保持了汉与南越的关系。吕后雉专政以后，至公元前183年（高后五年）春，采取制约南越的策略，一改过去互通贸易的方针，下令禁止向南越输出铁制农具，在马、牛、羊的出售中，禁止将母畜卖与南越，以此遏制岭南越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赵佗遣使至长安谢过，要求恢复过去一贯的贸易，但使节却被扣留，不得返回。赵佗在中原的父母坟墓均被发掘，兄弟宗族也有被捕和被杀害者，南越与汉关系紧张。赵佗认为汉廷的这些作法，是长沙王进谗所致。因此，一方面断绝与汉朝的关系，自称南越武帝，仪制与汉同，以进行抗衡；另一方面，以财物结纳相邻的闽越、西瓯、骆越诸部，使之成为自己的属地，造成东西万余里均遵奉赵佗政令的局势。
　　赵佗为了报复长沙王吴芮，发兵攻长沙王边境，但未能取胜。在此情况下，吕后于公元前181年（高后七年）九月，削除过去汉封赵佗的“南越王”爵竈位，并遣隆虑侯周竈等人率军往讨。因南方炎热，汉军兵士中瘟疫蔓延，不能逾南岭而前，相持一年多。赵佗致信周竈，在汉军退兵和归还故乡兄弟的情况下，可与汉罢兵言和，时值吕后去世，汉文帝刘恒即位。文帝为了对南越进行怀柔，在接赵佗信后，决定罢兵岭南，给予赵佗兄弟以官职，并再次起用陆贾出使南越。陆贾因与赵佗有旧，在南越受到盛大欢迎。佗献白壁、翠鸟、犀角、紫贝、生翠、孔雀等珍物，愿长作汉之藩臣，而实际上仍称王如故。
　　吕后中断汉高、惠的“和辑百越”政策而执行遏制南越的措施，结果引起了南越王赵佗的对抗，触发了南方边区的动乱，它既无益于汉朝的统治，也不利于越地的发展和安定。从而证明，汉代长期奉行的“和辑百越”政策有利于民族地区与中原之间的统一、团结，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和发展。
　　公元前137年（汉建元四年），南越王赵佗去世，寿逾百岁，孙赵胡继立。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邹郢为了广拓封土，发兵攻南越，赵胡遵守过去赵佗与汉所定的“藩国不得自相攻击”的约议，驻兵自守并派遣使上书汉武帝刘彻，要求汉朝干预。汉武帝嘉奖赵胡能守约定，下诏出兵征闽越。汉军至南岭附近，闽越王邹郢闻讯，发兵拒之。弟余善与宗人等商议，以短矛刺杀滋肇事端的闽越王郢，并以其首级献汉廷，得使汉罢兵。并以未参与侵攻南越策划的繇君丑（闽越王始祖无诸之孙）为越繇王，继承闽越的宗祀。后汉朝因余善杀鄙，威行于国内，希图称王，故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同处。汉朝对南越的统治，一贯执行其“和辑百越”的政策，用原越人首领，顺应其发展的要求，通过朝贡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逐渐渗透默化，为后来这一广大地区与中原文化的接近打下了基础。
　　解除闽越对南越进攻的威协后，南越王赵胡令太子婴齐随汉使严助赴长安，以示亲汉意。直至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因赵胡病重，婴齐才从朝廷返番禺，赵胡病卒，葬于今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③谥文王。婴齐继位才数年，于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亦卒，谥明王，以婴齐在长安时娶樛氏妻所生之子赵兴即位。因赵兴从小生于长安，与汉关系密切，汉武帝欲将赵兴召至长安，就近约束，因派一氏的旧情人安国少季来南越传旨。并命路博德率兵屯于桂阳，以为后援。南越三代老臣，丞相吕嘉原为越人首领，长期与赵氏王室密切合作，在国内有较高的威望。面对汉朝的招抚南越工作，他与樛氏、赵兴持不同意见。吕嘉主张保持南越的相对独立，以利于赵氏王室的长久统治，而樛氏依仗与少季的密切关系，欲利用权势强吕嘉以从己意。在酒宴间曾欲刺杀吕嘉，但在赵兴保护下，吕嘉才幸免于难。汉武帝派韩千秋率兵2000，抵越境，准备与樛氏相呼应，杀害吕嘉。吕嘉被迫与弟同带兵围王宫，攻杀樛氏、赵兴与汉使少季等人。随即立赵建德（明王婴齐在赴长安之前，娶南越女子为妻所生之子）继位。赵建德为赵兴的异母兄，因赵兴生于长安故继婴齐之位，而赵建德被封为高昌候；公元前113年（汉元鼎四年）汉武帝又徙封为术阳候。赵兴死后，赵建德被拥立继位。在吕嘉的计诱之下，韩千秋孤军深入，在离番禺40里外，被伏军全部歼灭。千秋亦战死。汉武帝乃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调动10万大军进攻南越。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冬，汉军攻入南越都城番禺，赵建德与吕嘉先后被捉获杀害。接着，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40余万口归汉。汉武帝在越地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诸郡，郡下均设属县若干，纳入直接统治之下。南越国传5主，历93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先主赵佗尽管出身真定（今河北省定州市），但长住岭南半个世纪以上，接受越人风俗习惯，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时，赵佗在致汉文帝的奏章中，公开宣称自己为“蛮夷大长”，④完全以土著越人的首领自居。赵佗还任用越人参加政权管理，除以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外，越人“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①。而且与越人互相通婚。仕宦的越人“其子尽尚王女，女皆嫁王子”①。促进了越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赵佗又时刻牢记必须与中原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曾自称尽管居住越地已约50年，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不得事汉也”②，表露了他一心内向的意念。而西汉从高祖的“和辑百越”政策经历了吕后的遏制政策，以及汉武帝对吕嘉的征讨，最后在南方越地，建立了由汉朝进行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度。　　
　　三、乌浒、俚、僚、濮。乌浒、俚、僚均是百越民族中的一部分。乌浒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又载“光和元年（178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郁林郡即秦之桂林郡，汉武帝时更名郁林，其地与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部、西部相当。合浦郡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部与广东省的西南部一带。当时的这一大片地域是西瓯、骆越的分布地区，也是后来壮族聚居的地区，可见，被称为“乌浒蛮”的土著，亦西瓯、骆越的后人。据载，当时的乌浒人居住在深山之中，巢居鼻饮，射翠取毛③，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在海边的乌浒人还以割蚌求珠为业，从事海洋捕捞。亲属观念比较淡薄，无亲戚、重宝货，每遇重大日期，则击铜鼓，歌舞饮酒为乐。《后汉书·南蛮传》载，乌浒人所建的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④，尚存在着原始的“食人”习俗⑤。
　　俚，或作“里”，《后汉书.南蛮传》载，公元36年（东汉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自后直至隋唐，俚人之名屡见于南方史籍，并与僚连用，称作“俚僚。”有人认为此乃同一个族属的不同异称①，但细究之，两者仍不能完全等同。汉代记载，俚人分布甚广。公元40年（东汉建武十六年）
　　“交趾女子征贰反”②，“九真、日南、合浦诸俚皆应之。”九真、日南在今越南清化县、广治县一带。合浦，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以及广东省西南部等地。《南史·荀匠传》载，荀匠之兄荀裴于502年（南梁天监元年）为郁林太守时，因“征俚贼”死于阵。可见当时居住于郁林郡的亦均为俚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高梁（今广东省阳江县等地）五郡皆有之。”可见俚人的活动地区与乌浒人大致相合，前人指出，俚人即“乌浒蛮”，为“乌浒蛮”的另一名称，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僚的名称，最早约见于西晋陈寿（233-297）所撰的《益都耆旧传》。《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云：“（诸葛亮）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同时期的张华《博物志·异俗篇》亦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可见僚的名称在最早记载中大都指牂牁、兴古郡之民族。僚音“lao，似即古代骆越之骆的同音异写，后世的“佬”与“僚”同音，亦或是“僚”字的转写。汉初在夜郎设牂牁郡，据《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领县17，范围大约包括今贵州省、云南省曲靖地区东南部、文山自治州和红河自治州的一部分，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右江上游一带。蜀汉又分为益州、牂牁二郡，连接地设兴古郡，在今云南省文山州和红河州一带，当时均有僚人的踪迹。据《晋书·武帝纪》载，公元283年（晋太康四年）六月，牂牁僚2000余落内属，与内陆的关系逐渐密切。此后，僚人分布甚广，自长江以南，直达东南亚一带均有所记载。今广东、广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均是僚人的分布地区。僚的名称还常与其居住地名或其他民族名称连用。如岭南僚、邕州僚、南平僚、乌浒（乌武）僚、西原僚、俚僚、侗僚、土僚、山僚、葛僚、夷僚、仡僚、守宫僚等等。由此可见，僚人名称曾一度使用较广，除了与居往地名连称邕州僚、南平僚以外，还与乌浒、俚、侗、土、夷等名称连用，故不应把僚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某一名称完全等同起来。
　　各地僚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僚族还处于巢居溪谷、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而在从汉中到邛、笮、川之间的僚人则散处山谷，居住在依树积木的干阑之上，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子继，各自为政。不能远相统摄。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子弟自行吹奏敲打。善于泅水，能在水底持刀刺鱼。武器只有矛与盾，还不会使用弓箭。能织细布，其色泽鲜净。能铸铜为器，大口宽腹，既薄且轻，易于煮熟食物，名曰铜爨。这反映出已具有较高的铸造水平。不仅买卖人口，“亲戚比邻，指授相卖”，“大狗一头，买一生口”，④而且俗畏鬼神、杀人祭祀。以所杀者多胡髭为上，剥其面皮，笼于竹上，干燥后称之为“鬼”，鼓舞祭祀，以求福利。表明僚人的社会很可能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公元4世纪30年代（北魏建国——公元338—376）中，僚人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东晋明帝司马绍婿桓温破蜀以后，力不能遏制僚人，加以蜀人东迁，人口骤减，僚人遂乘机迁入，与汉人杂居的则输缴租赋；而在深山的则不为编户，属于化外。后北魏以梁、益二州不易控制诸僚，乃于514年（北魏延昌三年）设巴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巴中县）加以统摄，并建隆城镇（今四川省阆中县），所统辖的僚人达20万户，称作北僚，岁输租布，并与外界交通贸易。而巴州的所谓“生僚”则不属官府所管，只在年节之际，由首领到州城谒见巴州刺史而已。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陵州（治所在今四川省仁寿县东）木笼僚起而反抗，西魏王朝派骠骑大将军陆腾讨之，俘斩15000人。562年（北周保定二年）铁山僚又反，陆腾又进军讨之，兵至铁山，佯作退兵，乘僚人不备进攻，一日连下3城，僚人首领被杀，俘获3000人，招纳僚人降附者达3万户⑤，可见这一时期，僚人声势之大。
　　濮人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篇》，周武王伐纣时，参与会盟的8种人中即有濮人在内，当时分布在江汉之南，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元年）楚国的叔堪因争位失败而避难于濮人地区。公元前611年（周匡王二年），濮人曾与麇人伐楚。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⑥。濮人当时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无统一的君长，部族繁多，和百越一样，亦有“百濮”之称，罗香林认为濮与越是同一系统民族的混称，僰夷既是越人的遗裔，也就是濮的后代①，而不少人仍认为，“百越与百濮不同，它们是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族群”②，也有人认为他们源流不同，在语言、姓氏的有无、文化来源、习俗及崇拜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是“异中有同”、“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某些相似之处”③，但从闽濮后来演变为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以及“朴子蛮、濮曼、蒲满（蒲人、蒲蛮）、望蛮”即今讲南亚语系佤德语支语言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情况看，他们与由百越演变而来的讲壮侗语族语言的壮、傣、布依、侗、水等民族毕竟有着较大的差异，也说明百濮与百越在古代不可能是同一系统民族的异称。战国至汉时的夜郎国中，包括有濮人在内，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武帝刘彻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斩夜郎国王，置牂牁等郡，后“濮夷”阻城，为竹王（夜郎国王）求立后嗣。又汉牂牁郡领17县，在《华阳国志》中也载明谈槀县（今云南省陆良县）有“濮僚”，句町县（今云南通海县）“其置自濮”，兴古郡（郡治今贵州盘县）“多鸠濮僚”，汉永昌郡，为古哀牢国，其中族属众多，“有闽濮、鸠僚、僄越、躲濮、身毒民。”可见汉代从南盘江、哀牢山以西直到今大理市一带均有濮人的足迹。时哀牢山里的濮人等民族仍“散在溪谷，绝域荒外”，④据《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云，那里的一部分部落“犹知识母，不得别父。”人们“贷老相食”⑤，可见濮人还保留母系氏族社会的风俗，有着原始的食人陋习　　　四、百越的共同特征。百越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是它们居住在一个广阔的共同地域内，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有的文化特征，作为传统文化还保留在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之内。同时也表明他们与古代百越有着密切的关系。越人有自己的语言。据罗香林先生的研究，认为越语的特点是：发音轻利急速，有的词与汉语不同，名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词序倒置，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在《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中都有一些越语词的纪录，而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中所录著名的越人歌则是保存最为连贯完整的越语资料。它记载了楚康王，楚灵王的同母弟泛舟河上之际，听到越人拥楫而歌：......

　　根据古越人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印纹陶器、原始瓷器、釉陶器及铸造青铜器的石范、陶范上，发现了大量刻画的符号或文字④，其中以江西省清江县吴越遗址发现的最为丰富⑤，这种符号或文字大多是陶器成坯后，在焙烧或上釉前刻画上去的，笔法草率急就，刚劲有力。有人认为它们只是原始记事中的图形符号。但有不少人认为，除了装饰性线条外，多数符号是文字，其中有的是可以释读的，有的尚难辨认，⑥有人从这些最早的文字中，不仅发现了表示族徽或制作标记的单字，而且还研究了用这些单字组成的句子⑦。说明它们不是原始的图形符号，而已是记事表意的文字。散布于今福建省华安县汰内乡苦田村仙字潭的摩崖石刻，经过调查分析，亦均普遍认为不是图画，而是古代的图像文字。并作了内容释读的试探（11），为研究古代越人文字提供了新的素材。
　　古越人有着自己的图腾信仰，文身习俗，就是在身上刻画以后，实墨其中，“烂然成章”⑨，“以入水，蛟龙不害也”⑩，原因显与“闽州越地，即古东瓯”，“皆蛇种”（有关。说明当时越人信奉龙蛇图腾，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习俗产生。除此以外，在今浙江省余姚县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次发现鸟形雕塑和图案①，在先秦的越人中还流行鸟田传说②，以及越王“鸟喙”，越人“鸟语、鸟书”的记载③，说明越人从器皿，经济生产，直到上层建筑，均渗透着鸟的观念，这是越人崇信鸟图腾的反映。现代黎、侗、水、布依等民族尚行鸡卜之俗，亦即古代越人鸟图腾崇拜的遗留。
　　从古越地广泛发现栽培稻的多处遗存表明，古越族的先民是稻作的发明者之一，百越民族的稻作农业，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④。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两广、台湾等省发现的十多处含有炭化稻谷或稻壳遗存中，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水稻谷壳等堆积遗存厚约40-50厘米。经鉴定，它们是具有典型籼稻征状的人工栽培稻⑤，古越人除种稻以外，还种植粢、黍、赤豆、粟、麦、大豆、蔬菜、水果等作物。进行犁耕，并有了多种农具，一部分地区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栽培水稻⑥，还饲养水牛、猪、狗、羊、鸡、鸭、自行纺织丝、麻织物，有着自己的玉石器制造，青铜冶铸，陶瓷烧制、竹木器编造等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古越人的制舟技能较高，造船业比较发达，吴王使用的大舟“余皇”，广5.3米，长4米，可容战士、水手等80余人。广州秦汉时期造船工场遗址，可同时建造载重50-60吨的木船数艘，船台采用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规模巨大，反映出当时具有较高的造船工艺。
　　古越人的物质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瓯越人民剪发文身，错臂左衽⑦，与华夏人的上体短衣，交领右衽不同。而岭南越人则穿筒裙，项髻徒跣，着贯头衣（11）。在服饰上富有自己的特色。古越人“饭稻羹鱼”（12），除熟食外，还喜食生鱼肉据对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发现百越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可能利用竹、木材建造大批带榫卯的干栏建筑（13），此外胡州市钱山漾，杭州市水田畈，江西省清江县营盘里，广东省高安县茅岗，福建省崇安县汉城高胡坪等遗址都有发现。按干栏又称“麻栏、高栏、葛栏”，它以木柱构成底架，房屋建于悬空之上，离开地面，屋顶作两面坡式，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14）。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和堆置农具杂物。史载，西南僚人亦“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现代壮、布依、傣、侗、水等族地区亦多干栏式建筑。干栏还有高干栏与低干栏之分，高者底间较高，可容纳家畜及置放杂物；低者距地面较近，一般仅用于防潮之用。干栏式建筑是百越人民根据自然地理、气候、物产所创造的富有民族风格和特点的建筑。
　　百越人善于架舟用船。据林惠祥先生研究，属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间的台湾园山文化，就是由祖国东南大陆渡海而去的。早在周成王时，就有“于越献舟”的记载。春秋末年，由今浙江、江苏二省到山东省的海上交通已很发达。吴国国都在今苏州市，东临大海，西滨大湖。闽越、东瓯、南越亦均临海而居，河湖水上与海上的交通均比较发达。百越民族对我国东南沿海的海运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代越人至少到春秋战国时已存在男婚女嫁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在不同地区先后建立的吴、越、闽越、南越等地方政权，王位世系均是父子相传或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度，反映了父系家庭的特征。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夫从妻居的残余和原始群婚的遗俗，现代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以及福建省惠安具女子保留的长住娘家（不落夫家）习俗，应是上述古越人婚姻习俗的残存。古越人断发文身，或者椎髻箕踞，关于“断发”与“椎髻”的情况，有人认为是越人地区同时并存的发式①，也有人认为是因地而异，不同族系的不同发式。例如南越与西瓯、骆越可能为椎髻之民，而吴、越、闽、瓯之越，则皆为断发之人②。以发式的差异区别华夏与越人的不同，在当时来说已是一种重要的特征。越人文身记载较多。现代海南岛黎族，台湾岛高山族，在不久前都还保留了这种遗俗③，并有如果妇女不经文身，死后不得祖先认同的传说。在江苏省常州市、上海市崧泽、福建省闽候县、广东省增城县、佛山市等地的遗址发掘中，均发现有人工拔牙的痕迹，表明古越人有着打牙的习俗。张华《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的僚人，既长，皆有拔去上齿各一枚的习俗。《太平寰宇记》亦载川西南夷僚子女长大后，要拔去上齿及犬齿各一。贵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的鸟浒人在婚嫁以后，亦有凿去前一齿的习俗。除了婚嫁外，亦有因南方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所以要凿去门齿以利灌药之说④。可见凿齿习俗，在从越人直到僚、乌浒人中均比较流行。其后，贵州等地甚至还有“打牙仡佬”的名称出现。
　　越人崇拜鬼神，信鸡卜，在后来的壮侗语族各民族中还十分流行。在越人去世后，有平地起封成墓的土墩葬，利用溪河两岸峭壁天然洞穴或人工凿洞安放船棺的船棺葬，或将棺木露天架放在插入峭壁的横木上的悬棺葬。此种葬式在我国东南福建、江西、浙江和西南四川等地，以及中南半岛、加里曼丹、菲律宾、琉球等地均有所发现，⑤福建省崇安县白岩出土的船棺用两根大圆木分为底与盖两部分刳成，上盖半圆形，内刳空，状如船篷；底呈梭状，内为长方形尸柩。因棺底部首尾经加工微微翘起，使船形十分逼真，远望状如在水上行走的船只，故名船棺。它是越人水上生活习俗的反映。在江西省贵溪县发现的悬棺多呈囷棺状，盖呈屋顶形，悬棺似是越人架木为巢的巢居生活的反映。越人的独特葬式亦反映了越人平日生活习俗的特点。
　　广西、福建等地发现的壁画，是越人遗留的宝贵财富。著名的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画，位于明江右岸，距水面250米，长达135米，绘有人、兽、器物形象1300多个。最大的人像高有3米，最小的仅0.3米。其中有双手屈举的男子，长发舞蹈的妇女，有腰佩环首刀的武士，亦有铜鼓和狗的图像，关于壁画的来历有宗教祭祀，战斗场面，生活记录，劳动写照等不同的说法。对于其完成的绝对年代亦有不同的看法。古越人地区流传铜鼓，大小不一，是越人冶铸业中的精品，《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往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裴氏《广州记》云，俚僚铸铜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铸成后，贺者盈门。鼓面常铸有青蛙、蟾蜍动物形状，大都无文字，鼓腹铸有羽人、双身船以及云纹等纹样。每逢喜庆节日，击打铜鼓以为乐。铜鼓是越人传统文化的手工艺品，亦是重要的乐器。古越人从语言文字、经济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绘画音乐各方面均创造了富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作出了贡献。五、百越与秦汉的关系（略）。（来源：心溪潺湲）

注释：①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丹、犁……本西南夷。”可知丹、犁是西南夷中最古老的两个部落，初附于蜀，后为秦所统治。其地在川滇边境，唐初属姚州都督府。

a href="http://www.http://baidu.com/link?url=C4N4DYnPs4fZLZhxh0gtXQDJw7hA7qNNWLvcpK879cSVWfl6EBODSyglpy1SV7CUmyPTIGVC1VEvYbNKVjzkja">“夷越”人的后裔 -- 昭通文学艺术网

一、族源：彝族的族源问题，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聚讼不休。而彝族的形成时间，也因地域的不同而有多种说法。就昭通及周边彝族而论，主要是古代夷越人的后裔，不少专家学者对此早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仅欠不够具体明确。其中，有昭通汉族著名史学家曹吟葵、陈本明，黔西彝族学者王继超、陈长友，四川凉山彝族学者朱文旭、巴莫阿依嫫等。尤其是彝族学者，从彝族内部成分来剖析，更具有依据性和说服力。现摘要如下：

曹吟葵《彝文陆米勒墓志探微》说：“彝族陆米勒墓及墓志对彝族文化史，有较多的内涵。它首先是提供了彝族族源有'百粤’（百越）这一来源的例证。”

陈本明《昭通彝族史话·序》说：以土著融合外来人，“不断融合，不断发展，历史地形成了今天的民族（彝族），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就是以'土著为主北来为辅（氏羌南下说）的多元整合体’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王继超、陈长友《彝族族源初探》说：“彝族。'乌蛮’和'白蛮’是后来'黑彝’和'白彝’的前身，这只是相对而言，'乌蛮’中不排除有'白彝’，同样，在'白蛮’中也不排除有'黑彝’。”又说：“黑白在彝族内部，代表着两种文化，可以说是符号或标志，黑（乌）属于游牧文化，其特征是实行火葬习俗；白属于农耕文化，习俗上死后实行土葬。”

朱文旭《从彝语支土家族族称看焚及乌白蛮源流问题》说：“所说的'尼苏’，'尼’义为'彝’，又义为'黑’。我们认为'乌蛮’黑彝征服'白蛮’白彝后，在'尼苏’称谓后缀'濮’，以示彝族中的'白彝’。”又说：“从文化现象看，《蛮书》：乌蛮以黑增为衣，其长曳地。”“白蛮以白增为衣，下不过膝。”“从宗教学角度来看，乌蛮尚黑，白蛮尚白，乌蛮祭牲用黝，白蛮咒牲用白。犹如八卦图黑白分明。”

巴莫阿依膜姊妹编著《彝族风俗志·导言》说：“彝文著作则有'六祖’畜牧部落征服濮人农业部落的记载。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居住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王、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或'六祖’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以上这些关于彝族源流的论述，虽各有侧重，都离不开与古夷越人的渊源。“夷”即氏羌系，属藏缅语族；“越”即百越系（包括濮或僚），属壮侗语族。

祁庆富《西南夷》说：西南民族的历史，“关于族源问题，学术界有诸多分歧。然而，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探求西南民族的历史，必须到两汉时代的西南夷中去追本溯源。”可知，探求昭通彝族的历史渊源，也不能例外。

据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和东汉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两汉时期，夜郎、滇国和邛都境内，生活着“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民族；而“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昆明人，以及“氏类”羌人，还游牧在滇西和金沙江北岸，未进人夜郎国。夜郎国，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今昭通市西面和北面与滇国、邛都国毗邻，无疑属夜郎国境。可以断言，最早进人夜郎国境内的昆明人和氏羌人，不会早于班固《汉书》记载的最后年代——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大略从这时起，至东汉晚年的200余年间（即东汉时期），羌人和昆明人先后进人夜郎国境。这时的夜郎国境内，早有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服滇王、夜郎王之后不断进人的汉人。这些汉人不仅数量多，成分十分复杂，其中有官吏、驻军、地主、商人、充军、流亡、流放和灾民等。其中有的形成了“南中大姓”，主宰着滇东北地区的郡县据点和交通沿线。

最早进人滇东北和黔西的羌人，是东汉晚年的孟赾及其附落。《贵州通志·前事志》引《安顺府志·普里本末》说：“罗鬼夷书曰：一世孟赾越（即希母遮），自旄牛徼外人居邛之卤，为卤氏（罗氏），三十一世祝明（别译笃慕俄，仲牟由）居沪阴之山。”又《大定府志》说：“祝明者，居堂狼山中，以伐木通道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主。”罗邑山即堂狼沪阴山，在今昭通市巧家县内，今仍称“堂狼山”或药山。祝明居罗业白娶三妻，生六子，后世夷人称之为“六祖”，分支后遍及黔西、滇东北、滇东和滇中等地。至于说“安氏之先，盖出昆明”，显然是将来自“邛之卤”的西北羌人祝明部落和来自滇西的昆明人混淆（或说原住地在昆明滇池附近因有此说）。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说：“秦汉时期，滇西的土著民族昆明族已向东迁徙至滇池以西地区，西汉末年又向滇东北、黔西及凉山地区迁徙。昆明族在东迁的过程中被南下的氏羌民族逐步融合。到唐代时，多称为乌蛮。”

东晋，蜀郡江原县（今四川崇庆县）人常璩，在其成书于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之前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夷越”是常志对“西南夷”的统称。“南中”即两汉时的西南夷，指今云贵川三省；“西南夷”既包含民族概念，又包含地域概念。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说：“汉世，今云、贵、川诸省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析言之，云、贵及四川南部的称'南夷’，四川西部的称'西夷’。就族属而言，'夷’指氏羌系，属藏缅语族；'越’指百越系（包括濮或僚），属壮侗语族。因此，这里通称'夷越’”至今史学界对“越、濮、僚”的解释，虽尚有争议又有统一，例如：

黄懿陆《滇国史》说：“濮人即'僰人’或'卜人’。濮人就是越人。”张增棋《“濮”说》：“云、贵地区确有大量越人，也有不少濮人。'越’与'濮’是两个不同族群，但在生活习俗上有许多相似处。”龚荫《关于濮人问题》说：“濮，先秦时称为濮，秦汉时称为濮或焚，魏晋后多称为僰”。“濮人既不属于于氏羌，也不属于百越，而自是一个族系。”“是我国西南部的'羌、濮、越’三大古族之一。”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说：“濮人和越人是我国古代南方的两大族群，因支系众多而被称为'百濮’和'百越’。”李正清《僰人考》说：“濮、焚、白三个名称不仅是一音之转，而且标志着一个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换句话说，这个族群三代时期称为濮，春秋战国以迄秦、汉称为焚，隋唐以后称为白。”

但其中“濮”与“焚”读音相近，实为同一民族，史学界无多少争议。汉夜郎国即濮人建立的部族国家。自汉之后，夜郎濮人不再称“濮”而称“僚”。僚，种类甚多，又称土僚、土老、葛僚（仡佬）、白僚等。夜郎国的主体民族就是今天仡佬族的先民。今云南昭通市，为川、黔、滇三省连接地带，是古濮（僰）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据史书记载：《永昌郡传》：“朱提郡（今昭通市）在键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今昭阳区），川中纵横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口僰名千顷池。又名龙池，以灌溉种稻。”至今昭通夏历二月八仍流行僰人“乞子石”的风俗。

《华阳国志·蜀志》：“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沪，得堂琅县，故濮人邑，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堂琅县，在今昭通市巧家县境，“琅”或作狼、螂、娘等字。《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颠崖之上，以先坠为吉。”今昭通市永善、盐津、威信等县，仍有“僰人悬棺”遗存或遗址。

在昭通市境内，还有不少与濮（僰僚）人有关的地名和出土文物。地名，如彝良境内的格闹（仡佬）河、葛（戈）魁河（今洛泽河），盐津的铜鼓溪，遍及全市各地的石格闹或石疙淖等地名（闹、淖即“僚”，读佬）。文物，除悬棺外，如昭阳区洒雨和威宁中水出土的陶器，为濮人器物，其刻划符号中有的与古彝文形、音、义相同。

夜郎疆域是濮人最大的聚居区，因而能建立起强盛的部族国家夜郎，汉武帝时才归为王统。夜郎濮（僰、僚）人是今仡佬族的先民；仡佬族是濮人的直系后裔。据1982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仡佬族才五万三千多人，绝大部分在今黔西北，原夜郎国境内。而东汉晚年才进人夜郎国境内的笃慕俄（仲牟由）部族，今昭通彝族的先民之一，现发展为十四万余人，如加上今贵州的原夜郎国境内的六十多万彝族，是仡佬的十六倍之多，彝族如清代不遭大量杀戮，还不只这个数字。夜郎众多濮人的后裔到什么地方去了？

张增棋《“濮”说》：“云南的'土僚’，大致在明清时期多与当地民族融合，其中有融今于彝族者，服饰、生活习俗与彝族同。”又引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三师宗州：“土僚之服，与罗罗无异，惟其妇人以黑线绣布，裹头缠腰，则与罗罗之妇异也。”按：今彝放妇女也有“以黑线绣布，裹头缠腰”的。又康熙《广西府志》：土僚“饮食语言习俗与白夷（白彝）同（广西即今沪西县）”。今彝族是一个不能用一种习俗来判断的民族。

龚荫《关于濮人问题》：“据记载，自晋至唐朝初年，昆明人先后一批一批进人僚人地区，征服了僚人，大部分僚人被融入昆明人（今彝族先民）中。”按：其实，征服滇东北、黔西北及川南僚人的不是昆明人，是羌人笃慕俄（仲牟由）部族，他们同时也征服了昆明人。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牂牁郡之后，夜郎国境内的濮人“无君长总统，各邑落自聚”（杜预《春秋释例》）经不起外来势力的冲击。先是为南中大姓统治，继之为仲牟由家族割据。其被仲牟由家族征服、割据、融合的过程，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中有记载，后文还有论述。今彝族支系多、方言多、互不通婚、服饰多样等，都是源于氏族部落众多的濮人（百濮）。如称谓中的诺苏濮、聂苏濮、纳苏濮、罗罗濮等，前二字是其首领名，“濮”字则如前文朱文旭的解释。

总之，彝族先民成分十分复杂，不能用一种语言，一种服饰，一种葬礼，一种婚俗来作为衡量的依据。如明代天启《滇志》所说：“其初种类甚多”；如张增棋《关于彝族的渊源及其形成问题》所说：“是一个典型的'复合民族’。”其“复合”成分不仅有“百濮”人、“百越”人、羌人和昆明人，还有不少来自内陆的汉人。昭通彝族尤其不能例外。但形成昭通及周边彝族的“轴心”是来自西北河、湟地区的羌人希慕遮的后裔仲牟由家族，不是张增棋等人说的“昆明”人。从元、明史料，以至清代及民国方志中，都能找到充分证据。如元、明、清封建土司制度时期，乌撒、乌蒙、芒部、閟畔（东川）的路、府、州土官，都是仲牟由之裔布、黔两支的子孙。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二、族称：在隋、唐之前，彝族先民的称呼，包函在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之“夷”中，以及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的“夷越”之中。“夷”或“夷越、夷濮、夷僚”等族称，并非都是指今天的彝族先民。自东晋穆帝之后，“诸爨强族，恃远擅命”，称霸南中，其统治区域分“东西二境”。樊绰《蛮书》卷四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乌蛮”一词，始见于《隋书·周法尚传》。昭通属东爨，自此“乌蛮”成为唐宋时期昭通及周边彝族先民的重要族称之一，同时也有“白蛮”之称。元代，今黔西北、滇东北和四川凉山的彝族先民，被称为“罗罗”。元李京《云南志略》说：“罗罗即乌蛮也。”说明“罗罗”由乌蛮演变而来。明代，明史《四川土司传》说：“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罗罗，或称“黑罗罗”或称“白罗罗”，都是指今天的彝族先民中的不同支系。明、清时，爨字也成了昭通彝族先民的专称。明景秦《云南图经志书·曲靖府》说：“罗罗，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清乾隆《东川府志·种人》说：“爨人，明人呼为罗罗，元为黑罗罗”“则补凉山皆爨人，四乡八里，爨人十居六、七。”(“凉山”是指东川境内的高海拔山区）又，嘉庆《永善县志·种人》说：“爨人，元为黑罗罗，惟东川，昭通二府与蜀之雷波、建昌等处为多。”由于爨成为彝族的专称，明、清时期的古老彝文被称为爨字或爨文。

　　民国时期，昭通人称属东部方言的彝族为“夷人”或“夷族”，暗下称“倮倮”；称属北部方的彝族为“蛮子”或“蛮族”。其蛮子、倮倮之称，有民族歧视性。“夷”，按原意是指外民族，即华夏（汉族）以外的民族。概而言之，自隋、唐之后，彝族先民主要有乌蛮、白蛮，黑罗罗、白罗罗，黑爨、白爨，黑夷、白夷等称呼（黑源于氏羌，白源于濮僚）。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把少数民族代表请到北京，研究确定各少数民族的正式族称。云南是民国著名滇军将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副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冲，代表云南彝族出席会议。在会议上与会者认为彝族的族称不统一，“夷”字含义不好，不利于民族团结。毛泽东主席提出把“夷”改为“彝”字的建议（取谐音），并解释说：“彝是宫殿里的祭器，房子之下有'米’有'丝’，有吃有穿，日子就富裕了。”代表们听后非常赞同，“名从主人”。从此，原有数十种不同族称的一个民族，有了正式的统一族称—彝族。

附录一：方国瑜《彝族渊源与古羌人的关系》（节选）

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羌人，分向几方面迁移，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是葬族的祖先。究竟彝族与羌人有何等关系，不详于记录，但我们还可以从民族学性质或语言学性质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语言的亲属关系与族的亲属关系是有关的，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是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古代羌人的语言记录，有《白狼歌诗》三章，一百七十二字，是很重要的资料。这三章歌诗是在公元第一世纪汶山以西的白狼部落献给汉朝的，其经过详见《后汉书·西南夷传》和《东观汉记》。汶山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以冉駹为汶山郡”，司马迁称其居民为“氏类”，即羌人的支系，现在住居在川西的羌族，即冉駹的后裔。白狼就是冉駹西部的部落，歌诗三章为当日羌人语言的记录。据近人研究白狼歌诗的结果，有认为是彝语的前身，有认为是古代的纳西语，有认为与藏语最相近，也与普米语、西夏语相近。从语音、语法和词汇作比较研究，这几种语言都与白狼歌诗相同或相近。其他如傈僳语、拉枯语、哈尼语也与白狼语相同或相近。这是由于这几种语言是同源的，也就是这几个族是同源的，从白狼歌的语言作比较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不能如丁文江所说“白狼文是倮倮文的前身”，但倮倮语与白狼语，亦即彝语与羌语有最亲密的亲属关系，则是比较明显的。

　　至于古代羌人的生活和文化特征，见于记录的不多，《后汉书·西羌传》和《西南夷传》筰都夷、冉駹夷所载，有些是一般地区可以有的情况，如说“累石为室”、“披毡为衣”“以射猎为事”，这是人类利用自然来谋生活的手段，不同的族可以是相同的，又如“杀人偿死”、“嫁女得高赀”（《广志》）之类，除非特殊情况之外，不能根据这类事来说明不同族之间就一定有相互关系。但古代羌人所具有特点的事，我们可以加以研究，其比较突出的，如《西羌传》说：（1）“以父名母姓为种号”；（2）“十二世后相与婚姻”；（3）“父段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鳌嫂”；都夷说：（4）“言语多好譬类”；冉夷说：（5）“死则焚其尸”；（6）“贵妇人，党母族”。这些古代羌人生活上的特征，与彝族比较，大概相同，不能说是偶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至于《西羌传》说羌无弋妻“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那是个别的事，而且是后来才有的，有关彝族记录没有提到此种习俗。

　　其次，关于族名，南中葬族有专称，但也称之为羌，如《后汉书·西羌传》说“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越嶲在大渡河以南，古代彝族的主要聚居区，是羌的一支。又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蜀汉时“移南中劲卒青羌万馀家于蜀”。是从建宁郡调去的，建宁在滇池曲靖区域，也是古代彝族主要聚居区。这两地区的居民称之为羌。又滇为部落称号，《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酋豪之名有滇良（子滇吾，滇岸），滇零、滇那，以滇为号。又《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名常羌，以羌为名，也可能是羌族共有的情况。从名称上，可知所谓越供夷，建宁夷与羌人有关。总之，从彝族迁移的方向以及语言、生活、文化、名称的特点，都与古代羌人有关，“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选自方国喻《葬族史稿》14-15页）。

附录二：吴恒主编《彝族简史·族源问题的探讨》（节选）

　　彝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惟史书上对彝族源流问题没有系统的阐述，因而，一百多年来，彝族族源问题，就成为中外学者聚讼不休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的有如下数说：

　　（1）东来说。有人认为葬族先民原是楚国人，居住在洞庭湖流域。《左传·桓公十三年》载称：“楚屈瑕伐罗。”罗与卢两部联合起来大败楚军。后罗、卢两部随楚将庄蹻入滇，然后播迁西南各地，历久演变，即成为今日的彝族。解放前彝族被称为“罗罗”，即“罗卢”的对音。（2）西来说。有人认为彝族来自西藏，或来自西藏与缅甸交界的地区，语言和体质特点的相似，是彝族与藏族关系密切的明证。（3）南来说。认为彝族祖先是古越人或古僚人。持此说者把《北史·僚传》所载僚人习俗归纳为18项，认为有许多项跟葬族的习俗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持此说者有的甚至还认为彝族最初系来自南方，属于马来人种。（4）北来说。认为彝族祖先在远古时期原住在“旄牛徼外”，后迁到“邛之卤”，然后播迁金沙江南北各地。古羌人便是葬族的祖先。（5）濮人说。认为彝族先民是古代的濮人，“今称倮倮”。（6）云南土著说。认为云南自古便是彝族的发祥地，今川、黔、桂各地彝族皆发源于滇。（7）卢人说。认为“周武王牧野之誓有卢人，滇之倮即卢之转音”（8）卢戎说。认为葬族先民“卢鹿部”，可能与春秋时的“卢戎”有关。

　　各种说法都值得研究。“民族并不是种族的人们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人们共同体，而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解放后30多年以来，通过葬族地区社会历史的调查和对彝族史的研究，一个比较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看法是：彝族是从“旄牛徼外”南下的古羌人这个人们共同体为基拙，南下到金沙江南北两岸以后，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部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选自《彝族简史》（吴恒主编）9-10页）。

附录三：孔祥卿《彝族的历史来源》（节选）

　　彝族或者说彝语支民族源于古羌人的南下，这基本上已成定论，尽管也有一些反对意见，尚不能撼动这一说法的根基。方国喻《彝族史稿》列出的火葬、父子连名制、同氏族若干代分支后互相通婚、党妻族、“言语多好譬类”、骑马披毡等葬族和西羌共同的习俗（方国喻1984）【参考五】），是彝族和古羌同源的有力证据。羌人是游牧民族，迁徙不定，向东迁徙的一支融入华夏族，向西迁徒的后来成为吐蕃即今之藏族，向南迁徒的羌人种类最多，成为今彝语支各民族。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彝族土著说。考古资料证实，云贵高原一百多万年以前就有古人类活动，考古学上的“元谋”人、“丽江”人都属于早期智人，比“北京”人的时代要早得多。因此，童恩正先生说：“包括中国西南在内的亚洲南部，有可能就是人类起源的摇篮”（童恩正1983）。刘尧汉先生说，如果说彝语支民族都是从北方来的，那么，当地的土著哪里去了？很难相信羌人南下之前云南这片土地上没有土著民族。相反，北方的氐羌倒可能是从云贵高原迁去的（刘尧汉1985）。

　　我们同意人类起源多源说，中国大陆的北方和南方云贵高原都是人类的起源地。也确实应该相信云贵高原早有土著民族，但远古时期的土著民族不一定是现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直系祖先。比如，今居住于两广、贵州、云南甚至越过边境直到越南、泰国等地的伺台语族的人民，原是居住在长江流域的“百越”民族，先秦时期汉人的南下，使得他们向南向西迁徒；而他们更古老的祖先，则有可能是五六千年以前居住于今山东及其周围地区（江苏、安徽北部、河南东部）的古东夷人。

　　古代的云、贵、川南一带的土著民族可能是古文献中记载的“濮”人，他们是从事低地农业的民族。古老的葬文文献中，记载了彝族的先民在迁徒的过程中，不断地与濮人发生战争、征服濮人、赶走濮人或与濮人融合的故事。彝文“濮”是土地的意思，可以认为“濮”就是土著民族，也可解释为耕种土地的农业民族，与游牧的氏羌民族不同。古代的羌族生活在西北至西南的广大地区。甲骨文中有“羌方、伐羌方、往羌、获羌”等字眼，《诗经·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说明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的商朝初年，氏羌部落是在商朝周围，受商朝统治的一个民族。《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

　　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族原来居住在西北方，过着“迁徒往来无常”的游牧生活。黄帝族应是羌的一支，后来黄帝族进入中原，但黄帝与西部羌族的关系仍很密切。《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海内经》都说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即今四川西部的稚砻江。

　　注：作者孔祥卿，女，1960年出生于河北辛集，汉族，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和葬语言文字研究。（昭通彝族简史 无语_新浪博客）。

中国古代民族简介（西南篇）

1、蜀。古族名，国名。氐羌族之一支是从叟人中分化出来的。分布在四川偏西地区，曾参加武王伐纣之盟，到蚕从时始称蜀王。以后杜宇(望帝)禅位于开明(杜宇相)迁成都。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灭于秦。秦于其地置蜀郡，主要从事农业，以后蜀人与入川之秦人，逐渐融合，成为后来汉族的组成部分。杜宇生于朱提(今昭通)，教民务农，娶朱提梁氏女为妃，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囿苑。其后保子帝“雄长僚僰”，意即控制了滇、川、黔边僚人僰人地区。“有滇、僚、賨、僮、仆之富。其时，在蜀之西还有“徙”(在汉嘉今四川天全雅安)还有“邛都”(在今四川西昌、凉山)两个独立的大部落。 2、笮。古族名。春秋战国时分布在川西滇西北地区，是“六夷”的一个古老民族。后与南下的氐羌族融合。笮在今四川盐源、盐边及云南华坪、永胜、宁蒗一带。产名马名笮马，体形较小，但能负重有耐力，适应山间小路。为岁纳贡品。

3、巴。古族名，国名。《山海经-海内经》巴为太昊之后。《华阳国志-巴志》又说：巴为黄帝，高阳氏之后。主要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廪君为著名首领。因以前居湖北长阳西北，后向川东扩展。因助武王克殷封为子国。称巴子国。为廪君蛮、板楯蛮、武陵蛮、江夏蛮(又称五水蛮)的先民。战国时，巴与蜀“世代有争”遂北向联秦，秦借口救巴，遣归仪，司马错率兵入蜀，蜀亡后，又灭了巴，苴(在今四川北部昭化一带)。东汉西晋时，廪君蛮与板楯蛮已逐渐融合称为巴人或賨人。汉末一部分巴人北上归附汉中的张鲁，以后，宕渠的巴人也北入汉中，曹*把巴人也迁入汉中，曹*把巴人迁到略阳与氐人杂处，又被称为巴氐。后来巴人与汉人的差别已逐渐消失，其余巴人和苗、瑶族融合。苴：蜀王封第葭萌为苴侯，命其居地为葭萌，因其弟私亲巴人，故蜀、巴世有战争。又说，苴，实为巴族之一支。其时，巴之四周降苴以外，还有賨、共、濮、奴獽、夷蜑诸蛮。奴獽、夷蜑均为被统治之国。“共”是賨的分支，是板楯蛮，七姓渠师龚姓之别称。

4、僰。古族名，国名。氐羌族的一支。“僰”是自称，又是他称。秦时滇东北的僰道(今宜宾)曾为僰候国的所在地，后来大量僰人沦为奴隶，称僰僮。秦汉修五尺道和西南夷道都以僰道为起点，向南延伸从会无(今会理)渡泸(金沙江)至高狼(今会泽、巧家)直至滇中，沿途均为僰人居住地区，称为濮人之邑。濮，古读为僰又称滇僰。《水经?汉水注》引地理风物志说：“夷中僰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这是因为僰族当时经济文化有较高发展之故。西汉末年朱提(今昭道)的僰人已修了“千倾田”，种植水稻。冶铜技术也较为发达。今滇中的通海，江川至石屏一带是西汉的胜休县，王莽为了镇压僰人把胜休县改为胜僰县。公元一世纪，僰人首领若豆，孟迁起义击败了王莽派来的二十万大军，可知滇中直到西汉末年乃是僰人的主要聚居地区。武帝设益州郡后，“靡莫三属”和“滇王”不再见于史册，是时滇国已衰，滇之名也随之消失。这一时期并没有大量僰人迁入滇中的记载，说明也是原业滇中地区的主要居民。

5、濮。古族名，又称仆人。魏晋南北朝称濮。唐称卜子蛮、宋元称蒲蛮，卜蛮。明清称哈喇，卡瓦、卡喇、崩龙，为现今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的先民。住在古云南西南部的濮人不是南方的濮人，也不是滇中的“僰人”，更不是春秋时参加武王伐纣和成王成周之会的濮人。古代元江因流经濮人居住地区故又名“卜水”。殷商时，卜人就向商王朝献“矮狗”(短狗)，向周王献丹砂。直到明清时期，王朝仍规定顺宁(今风庆)的蒲蛮以矮狗(即短狗)为贡品。当时“儋耳、焦侥”也是濮人，后来分化为“卜子”和“望”两族。前者形成今天的布朗族，后者形成今天的佤族。又：相传古代南方百濮的一部到云南后也可能与云南的濮人融合。另一部或属巴或属楚，属楚的巴人，是近代布依、侗、水族的先民。

6、叟。古族名。东汉末至三国时，是滇池地区和滇东的主要居民。王莽镇压僰人起义的二十万大军，都是从天水、陇西、广汉、巴蜀等地征来，这些地区都是叟人住地。叟又称氐叟和僰人称氐僰一样。南中叟人主要分布于滇中，滇东及四川西昌一带，与秦汉时期僰人分布的地区大体相同。说明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近亲或继承关系。叟人大量移入滇中，是民族压迫的结果。僰的名称消失又和叟人大量南迁有关。原来以僰人为主的滇池地区和朱提郡(今曲靖)由叟人取代(今晋宁县晋城)，滇池地区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7、昆明。古族名。汉晋时，居住在滇西滇东和滇中山区的“编发，随畜行徙”的一些部族，叫昆明诸种，或昆明之属。是云南境内人数最多和分布最广的民族集团。当时，汉人把云南境内各少数民族又泛称为“夷”或“夷种”。称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与昆明人同时存在的还仍有嶲(音西)、笮、邛等同族部落。属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原始社会时期。他们多次阻断了汉武帝寻求通身毒(印度)的通道。东汉时，刘尚渡泸击“昆明诸种”追至不韦(今施甸)并在洱海和保山地区设西部都尉(后改为永昌郡)，管理这一带的“昆明”人。住在滇池以东的“昆明”人，在他们住地都留有“昆明”这个地名。诸葛亮南征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青羌”，与交纳赋税的賨叟不同。他们当是住在山区从事游牧的“昆明”人，与住在坝区从事农耕的“僰、叟”人处于垂直分布状态。史载三国时云南有所谓“上方夷”和“下方夷”之分。“上方夷”即是山居的昆明人。西晋以后，朱提郡的“叟”人和“僰”人大量西迁，滇东遂成为“昆明”人的主要聚居地区。由于居住在“爨”氏统治地区的东部，后来又称为“东爨”。但族属上区别于“西爨”。蜀汉时，原居住在滇西的“昆明人”，又大量移居至滇中和滇东北与原来居住在那里的“昆明”人汇合。隋唐五代时聚居在滇东北的昆明人曾建立过“罗殿国”。“滇僰”西迁和“昆明”东迁，是东汉至隋唐时期民族迁徙的主流。

8、乌蛮、南诏。古族名，国名。唐时主要分布于今四川、云南南部、东部、贵州西部，为东爨、六诏的主要部分。属氐、羌氏。唐时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曾建立过南诏国。开始以蒙舍首领细奴罗建立大蒙国(贞观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以巍山为首府。开元年间其王皮逻阁在唐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蒙舍诏、浪穹诏、施浪诏、瞪赕诏、越析诏)，遂建立南诏国，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市南?痛逦?，被封为台登郡王，后又封为云南王。六诏的统一，成为唐朝在西南抗拒吐蕃的屏障。天宝九年(公元七五0年)反唐陷姚州，臣服吐蕃，后屡败唐兵，将唐势力逐出云南。安史之乱后。又乘机北取嶲州南部地，继向周边僚蛮部落大事开拓。历史上叫西开“寻传”，其国土，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东至滇黔边界乌蒙、乌撒部，南抵红河上游，同时筑拓东城(今昆明市)，以控东南，成为唐时西南一大强国。贞元十年(七九四年)又转而通唐反吐蕃，夺取了神州都督府址(今剑川、鹤庆、丽江、中甸一带)和昆明城(今盐源)。又南征“茫蛮、黑齿”等部，拓土南至女王国(今泰国南奔一带)。大历十四年迁都阳苴咩城(今大理市)。历传十三王，其中，十王受唐册封，前后共三四七年。唐天复二年南诏中兴五年(公元九0二年)为其清平官(宰相)郑回之后郑买嗣所灭。主要原因是连年用兵，曾西掠骠国，两陷安南、掠邕州、攻黔州。四次攻打越嶲、成都掳掠抢杀，民怒沸腾，终于引起广大奴隶和百姓起义，郑买嗣只不过利用了这个时机而已。

9、白蛮、大理。古族名，国名。段思平，出自白蛮大姓，世为南诏贵族。公元937年，原通海节度史段思平灭大义宁国(南诏亡后，相继出现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3个小国)，建立大理国。大理国基本上继承了南诏的疆界，段思平在位时作了一些改革，后为大臣杨义贞所代。仅四月，鄯善(今昆明)领主高升太起兵灭杨义贞，恢复段氏政权。继后，高升太骄横跋扈，遍封其子弟于八府、四郡，实际上控制了大理政权。公元1094年，段氏让位给高升太，高氏自立为王，号称：“大中国。”但是其他领主不服，起而反高。二年后，政权复归段氏，高氏任大理相。当时少数部族首领相继进行封建割据。37部中的于矢部(今曲靖地区东部和贵州的西南部)建立“罗殿国”，“些么徙”部(今曲靖地区南部和玉溪地区东部)建立“自杞国”。滇南各部则各自称为“特磨道”(今文山州)，“罗孔道”(今红河州外)，“白衣道”(今元江及附近地区)等等。当时在西双版纳地区还有“景龙金殿国”。这些大小领主都是后来土司的前身。不过，大理政权基本还是稳定的。一直与宋修好。宋王朝也于太平天国七年(公元982年)大渡河上建造大船：“以济西南蛮夷之朝贡者”。为了加强与西南各族的政治经济联系，宋王朝还封大理王为“云南八国都王”。后来改封为“云南大理国主，统辖姚、嶲州界山前山后百蛮36鬼主，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淳化五年，政和七年进一步册封大理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宋末，大理国是南宋王朝抗御蒙古贵族西部战线的主翼。公元1244年大理将军高和统率云南各族人民在九禾(今丽江九河)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在这次战争中，高和战死，至今九河地方还保着“白王塔”的遗迹。元灭南宋后于元宪宗四年(公元1254年)派军南下攻克押赤城(今昆明市)俘段兴智，大理国亡。大理国前后传22世，共318年，大体和宋朝起讫的时间相同。白蛮是现在白族的祖先。宋时(北宋、南宋)均与大理国友好，无战争。大理亡后，滇东三十七部些么徙自杞国还对元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0、爨。古乌蛮、白蛮大姓，又是古地域名。魏晋南北朝时由今云南东部地区统治集团爨氏大姓演变而成。晋宋至隋唐时爨氏分为东西两部(均在云南东部)，大抵以曲靖至建水为界。东部以乌蛮为主，西部以白蛮为主。元代一般以乌蛮为黑爨以白蛮为白爨。明以后爨则专指“罗罗”。西爨地区的白蛮，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滇僰、叟、爨为主体而不断融合其它各族(主要是迁入这个地区的汉族)人民而形成的一个接受汉族文化较多的民族集团。当时住在洱海地区的“河蛮”及其附近的“松外蛮”，虽都是“白蛮”的一部分还不在爨氏统治的范围内。

　　东爨的乌蛮，主要居住着“昆明”人的许多部落。号称“昆明十四姓、乌蛮七部落”。主要有“阿竽路(今东川)、阿猛(今昭通)、夔山(今大关、镇雄)、卢鹿(今宣威及贵州水城西)、磨弥剑(今宣威、曲靖)、暴蛮”(今贵州兴义、普安)，以及四川凉山地区的“勿邓”。到了唐宋时期，云南腹地的白蛮和乌蛮，通过异源同流和同源异流的不同途径，逐步形成今白族和彝语支的彝、纳西、哈尼等族。

11、滇。古族名，国名。滇又称滇僰，意为滇池的僰人。滇国以僰族为主体，在其辖境内尚有“昆明、叟”等族。氐，羌之别种，史称氐僰，亦称羌僰，当为氐羌族中的氐人。羌族又是从氐羌族分出来的一大族体，夏以前即有部分氐羌族南下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战国时楚国农民起义领袖庄硚失败后率众数千经贵州入滇，征服了夜郎和滇池地区周围的莫劳浸，靡莫等数十个部攻，建立滇国，称滇王(在数十个部落中，以滇为最大)。庄硚原想在滇池地区蓄积力量，然后返乡与楚国统治者决一死战，后因秦遣司马错夺取楚国的黔中郡(公元前280年)，隔断了归路。起义者只好留下来同滇池地区的人民共同从事开发。史载“今西南诸夷，楚庄之后”，“自夜郎以西，皆庄硚余种”。实际上应该是不同族属的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滇国的形成比“巴、蜀”稍晚，其辖境相当于武帝时益州郡的范围。在滇国形成前僰族早就与内陆有交往，在云南江川、晋宁、楚雄、祥云等县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其文化发展水平与中原一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2、掸。古族名，国名。掸国在古云南永昌郡西边(今中缅边境)，早与中原有友好往来，掸人为缅甸东部掸邦的基本居民。居住在云南的掸人是傣族的先民之一。

13、附国。古族名，国名。地在今西藏地区东部，属汉代西南夷之一。《隋书?附国传》载：附国距蜀郡二千里，其境南北八百里，东西一千五百里，民二万户。产青稞、小麦、牛、马、金银。东与嘉良夷、南与薄缘夷，接西为女国，东北为党项。后为吐蕃兼并。附国为羌族所建之国。

14、女国。古族名，国名。六世纪中叶存在于青藏高原，保持着母系制，有关记载见《北史》、《隋书》。女国原名唐牦(葱茈)又说女国即羊同地处葱岭以南，北接于阗，东接吐蕃，有万余户，世代以两女王共管国政，王夫名金聚，不预政事。俗贵女轻男，妇女任吏职，男子为军士，生子皆随母姓。地产金、盐、朱砂、麝香、牦牛等，常售盐于天竺，售金器于吐谷浑，人民以狩猎为生。曾数次与党项、天竺争战，隋开六皇六年遣使朝隋，玄奘《大唐西游记》记此国为“苏伐刺拏瞿怛罗”(梵语)、意为金氏即产金之国。女国曾受吐蕃统治，后与羊同象雄合并，后为吐蕃兼并。与此同时，在青藏高原东边还有另一个女国，《新唐书》说它源于西羌，东女王号“宾就”。女官号“高霸”均为世袭。有户口四万余，大小八十余部落有汤、董等大姓，国人居层楼重屋散在山谷间。有文字。隋大业中(605-608年)蜀王杨秀曾遣使招抚，唐武德至天宝初(618-742年)数遣使朝唐，受唐封。天宝后转尊男子为王，受吐蕃役属。唐贞元九年又请附唐，此后其王虽受封于唐，但又结好吐蕃，故又称“两面羌”。其地望在今四川茂汶之西，雅安之西北，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中心在大金川上游。《新唐书》记南诏国称之为“西山女王”。又说象雄，羊同、苏毗、孙波乃女国之别称后均为吐蕃所并。

15、吐谷浑。古族名。亦作吐浑，鲜卑族的一支。首领吐谷浑是鲜卑慕容氏单于涉归之庶长子，最初游牧于辽河流域，后西迁至青、甘一带，始以吐谷浑为姓氏。国人多为羌人，实际上是羌化了的鲜卑族国，受汉文化影响也很深。南北朝时先属北魏、宋、齐。到夸吕时首领始称可汗，建庭于伏俟城(今青海省青海湖西岸)，诸曷钵时附唐，为唐附马，封青海王。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历三百五十年，后来，余众迁灵州，再迁朔方，再后与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

16、吐蕃。古国名，族名。族人大多为羌族。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时，由住在青藏地区以雅隆部落为首的农业部落联盟所建。最早的首领为达布聂赛囊日论赞父子。在赞普松赞干布时降服苏毗(孙波)、女国(唐牦、葱毗、羊同、象雄)等部，自山南匹播城(今泽当、琼结)迁都罗些城(今拉萨)建官制，立军制、定法律、创文字，统一赋税，采用历法，重视农牧业，形成了以吐蕃国为中心的集权奴隶主贵族统治。原崇奉本教，后改信佛教(喇嘛教)，九世纪中，赞普达磨死后，统治集团分裂，奴隶，属民起义，吐蕃瓦解，前后存在二百余年。至宋、元明初时，史籍仍沿称当地土著族，部为吐(土蕃，或西蕃、西番)。“蕃”是藏族的自称，是“本教”之“本”的音转。“吐”是汉语“大”的音转。是时“吐蕃”入唐，又自称“大蕃”。详见前唐吐蕃段。

17、夜郎。古族名，国名。属越僚系。初属南越，武帝灭南越，降汉，封为夜郎王。汉使至夜郎，王问：我与汉孰大?后世遂以“夜郎自大”讥讽高傲自大之人。传其先为漂流在江中竹筒中出生的婴儿，未出生前即啼哭不止，后为一女子抱至家中，夜半从竹中出，故名夜郎，长大后勇猛雄健，众推为首领，以竹为姓，以夜郎为国名。其领地在今贵州省黄平县以及云南曲靖地区东部和文山、红河东南部。夜朗附近尚有句(音勾)町、漏卧等国，后皆降汉。

18、大月氏。古西北民族族名。公元一世纪曾建立贵霜王国。最初游牧于敦煌、祁连山之间。后败于匈奴，迁新疆伊犁河流域以西，再后曹匈奴乌孙攻击又迁大夏(今阿姆河上游)，大夏统治者南逃，大月氏建国，以蓝氏城为王庭(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封五翖(xi)候国。五翖(xi)候国为贵霜、休密、双靡、翖(音西)顿、都密，后贵霜兼并共他四部建立贵霜王国、首领丘却就。二世纪初成为北起花剌子模南至文迪亚横跨中亚和印度半岛的一个大国，首都在布路沙布罗(即富楼沙今名白沙瓦)。迦赋色迦王在位时，崇尚佛教、商业发达，远与西汉罗马帝国相交通。汉王朝仍称之为大月氏。三世纪时分裂，五世纪时为（口厌）哒所灭。其族属众说不一，未定，贵霜王朝灭亡后，大月氏人逐渐与本地土著融合，成为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一个民族。

19、小月氏。古西北民族名。是未西迁进入祁连山南山的一部份大月氏人。汉武帝时出山与汉人杂居，分为七个大种，住在湟中令居一带的称“湟中月氏胡”，另有一部居张掖的称“义从胡”，后融入羌族，语言服饰均与羌人相似。五代十国时曾建立仲云国，后为西州回鹘统管，北宋时又称大众熨小众熨。

20、乌孙。古西域族名，国名，其民多为大月氏种和塞种，最初活动在敦煌、祁连山之间，后被大月氏逐至匈奴。匈奴破月氏后，月氏又西击塞种、塞王南迁，乌孙又联匈奴攻月氏，月氏又西迁大夏，掠月氏余众遂居月氏地，后强盛不再服属匈奴。汉文帝后元三年(前一六一年)，西迁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间，都赤谷城(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据《汉书-西域传》载：乌孙东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千八百人。相、太禄左右大将二人，候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地荞平、多雨、寒……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大宛接，南与城郭诸国接。居民以游牧为生。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使乌孙，说服乌孙与汉攻匈奴，匈奴闻乌孙与汉通怒欲击之。乌孙闻汉与大宛、月氏往来不绝，亦恐，乃遣使献马向汉通好，并求婚，武帝允之。先后遣宗室女细君，解忧公主嫁乌孙王，宣帝本始二年至三年(公元前72年-前71年)，双方共同出兵20万大破匈奴，更立其外孙(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为大昆莫(弥)，派长乐候常惠屯赤谷，属西域都护府统管。东汉衰落后，乌孙与汉关系日渐疏远。南北朝时，受柔然攻击被迫西迁葱岭北，与北魏关系密切。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遣使入贡，后渐与邻族融合。近代哈萨克民族中尚有乌孙部落。乌孙本是匈奴的一支，有说是迁入西域之白种人，民皆深目高鼻，青眼赤须，其实是乌孙民众中多为大月氏和塞种人，而其统治层可能仍属北狄系统以狼为图腾的民族，不然乌孙被大月氏攻击，逃匈奴，匈奴也不会收留乌孙，更不会助乌孙反击大月氏。

　　秦汉时的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指我国新疆及其以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就狭义说，则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我国新疆地区。从公元前3至2世纪起，东方各族——匈奴人、塞种人、大月氏人以及乌孙人陆续向西方大规模迁移，都是通过西域去的，西域是历史上与中西文化交通的走廊，又是各游牧民族角逐的场所，并先后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大小王国。

　　就狭义西域的地理形势而言，天山以南是四周高山环绕的一个大盆地。北有天山，南有昆仑山，东有祁连山，西有葱岭。只有在东北有一个缺口，通过蒙古高原和甘肃西北部。这个盆地，东西约长二千八百多里，南北一千多里，汉时，这个地区已变成一望无际的沙漠。发源于四周高山的许多河流，都注于大沙漠之中，于阗河与葱岭河汇合成一条自西向东的塔里木河，注入蒲昌海(今罗布淖尔)由于有塔里木河无数支流的灌溉，因此，沙漠中又有许多肥美的绿州，适宜于畜牧和农耕。

　　秦汉时代居住在这里的一些原始部落，占有沙漠中一块块绿洲，他们在这里建筑城廓，逐渐形成了许多号称“国”的小城邦。在大沙漠以南，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有条通道至莎车，约有十八“国”，总称“南道诸国”。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山间间，也有一些小“国”，总称“葱岭诸国”。在沙漠以北，自疏勒沿天山南路东行至狐胡，亦有十几个小“国”，总称“北道诸国”。沙漠南北诸国均以种植、畜牧为主，有城廓庐舍，故统称“城廓诸国”。“葱岭诸国”，由于耕种面积小，一般都过着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天山以北，一直延展到西北利亚的极南边，都是高山深谷，其间有些小河和湖泊，是山岳地带。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有块很大的平原，即准葛尔盆地，气候湿润，水草肥美，最适宜于畜牧。汉初，分布在这里的小“国”，统称“山后诸国”。一个时期，天山南北诸国均为匈奴征服受其奴役。

　　大体上，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的各小国如西夜蒲犁、依耐、无雷……等。居民大都属羌、氐种；而疏勒以之北基本上为塞种、塞种人被大月氏逐出后一部南下建立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其余残部逃至疏勒西北建立休循，捐毒……等小国。而乌孙居民中，既有塞种又有大月氏种。在大沙漠以北的“北道诸国”，其居民多系原始的蒙古种。至于天山以北的诸国，既有原始的蒙古种，也有塞种人，也有羌族，其中大者如车师、乌孙。车师地肥美，有城廓田畜，乌孙地莽平，不田作，随畜逐水草，俗与匈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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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南夷名称。有关西南夷较完整而详备的记载，首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此篇总叙部分记载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西南夷族类有异，成分复杂。按《史记》有关篇章所记，实际上包括西夷和南夷两部分。所说夷，即《西南夷列传》末句所记“蛮夷”，是汉代对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的通称，西和南均为方位词，西夷是指巴蜀以西的少数民族，南夷是指巴蜀以南的少数民族。

称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为“西南夷”，是始见于西汉文献的称谓，在先秦文献并不如此。据《战国策·秦策一》所记载的张仪、司马错之言，蜀是“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这应当是秦国和东方六国的一致认识。《华阳国志·蜀志》也说秦灭蜀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里的“戎伯”指西南地区臣属于蜀的氐羌系和濮越系的各族君长。先秦时期臣属于蜀的族类众多，汶山、南中、僚、僰都曾先后为蜀附庸，蜀为其长，而称为“戎狄之长”，那么诸此族类也就是戎狄了。先秦文献中直接提到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臣于蜀者，仅此一见，说明汉代所称西南夷，在先秦时代多称戎狄，这是随时代的变化所引起的称谓变化，这种名异实同，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常见的通例。

应当指出，先秦史上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1]，都是中原诸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谓，是他称，非自称，是泛称，非专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或又合称为四夷[2]，即四方之夷。关于这一点，唐孔颖达的解释最为精当。他说：“四夷之名，随方定称，则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当处立名，则名从方号。”又说：“夷为四方总号[3]。”从《左传》、《国语》等先秦史籍可见，不仅“四夷”事实上都包有大量不同的族系，其中许多族系可以蛮、夷或戎、狄互称，而且这些名称亦多随时代的变迁而异同不一。无论先秦西南地区的戎狄，还是汉代的西南夷，都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类，所说戎狄或西南夷，都是泛称，而不是一个统一或单一民族的族称。

二、西南夷与南中。《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把西南夷分为四大类七个区域：第一类是夜郎、靡莫之属和滇、邛都，属于“魋结，耕田，有邑聚”族类的所在；第二类是巂、昆明，属于“编发，随畜移徙，无常处”族类的所在；第三类是徙、筰都、冉駹，属于“或土著，或移徙”族类的所在；第四类是白马，属于“氐类”的所在。很明显，这是以文化属性、民族系统和经济类型进行分类的。夜郎、靡莫和滇、邛都文化相近，均属濮越系族类，以定居农业为生产和生活方式。巂、昆明属于游牧的羌系族类。徙、筰都、冉駹属于氐羌系族类，其中有的是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有的则是半农半牧生产和生活方式。白马则属氐类[4]。除白马而外，在其他每一个类别中，均包括若干区域，每一个区域内都有“以什数”的众多“君长”，分别以一个“君长”代表一个族群，以区域中最大的记载代表区域。七个区域中有六个区域有“君长”，一个区域“毋君长”。如此看来，西南夷地区至少有上百个“君长”，所以太史公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5]。对于各个区域内“以什数”的“君长”，总叙只列出了当中最大的“君长”和主要“君长”的名称，他们分别是：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其中的滇属于靡莫之属，靡莫自然也是“以什数”的“君长”之一，而巂、昆明则是“毋君长”之属。所称“君长”，当然不是君主制时代的王或帝王，而是犹如“氐王、白虎夷王”一类族群的酋豪或首领，其性质如同鱼豢《魏略·西戎传》所记载的“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6]，属于前国家社会的部落或酋邦之长。

《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划分的七个区域，与汉武帝开西南夷所设置的犍为郡、牂柯郡、越巂郡、沈黎郡、汶山郡、益州郡等六个郡，具有历史、民族和文化等方面深刻的内在联系。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犍为郡包括西僰，属犍为南部；牂柯郡包括夜郎、且兰、同并、漏卧、句町等“故侯邑”；越巂郡包括邛都、筰都、昆明等部；沈黎郡原为筰都居地，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天汉四年罢置，筰都南迁至越巂郡之大莋、定莋、莋秦等地；汶山郡主要是冉駹居地，属于该地“七羌、六夷、九氐”的主要部分[7]；益州郡主要是巂唐和昆明等居地。从汉至晋，西南夷郡县多有分合，其原由复杂，不过汉武帝开置此六个郡时，主要原因还是与族类和政治地理直接相关，《史记·西南夷列传》对于区域的划分亦当主要据此而来。

《汉书·西南夷传》除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西南夷君长”改为“南夷君长”外，其他文字与之大同小异；《华阳国志》的记载则有所不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移徙，莫能相雄长。很明显，《华阳国志》所记载的“南中”是一个地域范围的概念，而《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西南夷”是地域与族群的概念，二者在概念上有所区别。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诸部均为“编发左衽，随畜移徙”，显系误记。按《史记》、《汉书》，滇、夜郎等均属“魋结、耕田、有邑聚”，只巂、昆明等为“编发、随畜移徙”。所以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依《史记》文将此句增改为“或椎髻耕田，有邑聚，或编发、随畜移徙”[8]。

第二，“南中”名称始见于三国蜀汉时期[9]，《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至南中，所至战捷”，均可为证。南中，是用以指称蜀汉以南的地区，不属于行政建制和区划。蜀汉和晋代的南中并不是秦汉时期西南夷的全部，仅相当于秦汉时期南夷的大部分地区，而不包括秦汉时期的西夷。与《史记》和《汉书》相比较，《华阳国志》没有把徙、筰都、冉駹、白马等著录在《南中志》，而是把他们分别著录在《蜀志》和《汉中志》内。《华阳国志》之所以没有把《史记》、《汉书》的西夷以及部分南夷在《南中志》中叙录，这是因为晋时南中不包括秦汉的西夷以及南夷中的越巂等地区。《三国志·李恢传》裴松之注说：“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晋时有“南中七郡”之说，即朱提、建宁、云南、兴古、牂柯、益州、永昌等七郡，自晋泰始六年置宁州以后，乃陆续分置为十四州。

第三，《华阳国志》总叙将南中十四郡分为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等六个区域，其中滇濮是以族类名称（滇为族称，濮为族属）代表区域，叶榆和桐师是以地名代表区域，句町、夜郎和巂唐则分别是以族群和郡、县名称代表区域。显然，这是从区域即势力范围或地盘的角度立说，而不是从族群或郡县角度立说[10]。在常璩所划分的在六个区域内，“侯、王国以十数”，侯、王国即侯国和王国，这些以十数的侯国和王国即是《汉书·西南夷传》中屡次说到的“邑君”，邑君所谓“邑侯君长”，他们多数是从属于“最大”的君长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划分的六个区域，实质上就是六个大君长及其势力范围所在的区域。

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西南夷传》及《华阳国志·南中志》可以看出，汉晋之间“西南夷数反”。汉昭帝元年“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汉成帝河平二年南夷夜郎王、句町王、漏卧侯等“更举兵相攻”，夜郎王兴“将数千人”，“从邑君数十人”见牂柯太守陈立，兴被断头后，“其妻父翁指与其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这表明，夜郎王、句町王均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都是称雄称长者。以此类推，南中各地均有最大君长的势力范围，他们于是成为南中“以十数”的侯、王国的典型代表。由于这样的缘故，南中地区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以势力范围为基础的政治地理区域，这就应当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划分南中为六个区域的依据。

三、西南夷地区的主要族群。以下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所叙顺序，综考七个区域内主要“君长”族类及其地域的基本情况[11]。

1、夜郎。夜郎所在，历来歧说纷纭而莫衷一是。诸家或以为在今贵州桐梓，或以为在长顺，或以为在郎岱，或以为在罗甸，或以为在今云南曲靖，或以为在沾益，不一而足。清人多以《汉书·地理志》“犍为郡”下颜师古注引应劭之说，以为犍为“故夜郎国”，方国瑜先生从犍为郡治所的变迁考释夜郎地，同意《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引荀悦所说的“夜郎，犍为属国也”的看法，并认为夜郎当在贵州安顺府北部，抱有今安顺、普定、镇宁、关岭、清镇、平坝等县，其治所在沿北盘江之处[1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认为，“夜郎国”的疆界大致是：东起湄潭、遵义、贵阳、罗甸一线北到仁怀、叙永、高县一线，西至昭通、巧家、会泽、东川、曲靖一线，南抵兴义地区，大致以南盘江、红水河为界，此即广义的“夜郎国”疆域，而其中心区域则仅相当于汉夜郎一县之地，汉夜郎县的辖境则相当于今安顺地区及兴义地区的晴隆、普安和六盘水地区的盘县[13]。

从史书看，其实夜郎的地理范围应是比较清楚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汉书·地理志》：“夜郎：豚水东至广郁。”《后汉书·西南夷传》注引《华阳国志》：“豚水通郁林。”《华阳国志·南中志》“夜郎县”载：“郡治，有遯水通郁林。有竹王三郎祠，甚有灵响也。”这几条材料可以说明两层意思。第一，夜郎国临牂柯江，豚水（豚水即遯水）通广郁、郁林。广郁为郁林郡下辖县，在今广西贵县东。据《水经注·温水》，豚水即牂柯江，水出夜郎，东北至谈稾县，又东迳且兰县，又东迳毋敛县西，又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此水的大致流向与北盘江及下游的红水河相合，亦合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可见遯水即是北盘江，而北盘江即是牂柯江[14]。第二，夜郎县应为故夜郎国的首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无曰邑。”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汉代的夜郎县既“有竹王三郎祠，甚有灵响”即夜郎先祖的神祠，那么汉之夜郎县显然即是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国的首邑之所在。

学术界向有“大夜郎国”之说，其实所谓“大夜郎国”是以夜郎国为首脑或中心加上一些夜郎周边之小国形成的部落集团或酋邦集团，亦即以夜郎国为主体的夜郎酋邦社会，这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谓以什数的君长中的最大者，自然就是众多君长中的大君长，可以联合并动员其他君长形成一个松散的区域性政治集团。《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汉昭帝元年“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其中谈指为夜郎邑[15]；同书又载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带领数千人并有邑君数十人见牂柯太守，其妻父迫胁二十二邑反等，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夜郎王拥有很大的势力范围，而其势力范围内的数十邑君并不属于也不等于夜郎国，而是夜郎国的附庸。《史记·西南夷列传》首叙夜郎，说夜郎在西南夷中最大，而不像其他君长仅在某一区域中最大，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这个史实。

夜郎属于古代的濮越系族群。《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说的牂柯，实际包括了夜郎，是夜郎的异称。夜郎在今贵州西南部与云南东南部。牂柯为百越民族语言，意为“系船杙”。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异物志》说：“有一山，在海内，似系船杙，俗人谓之越王牂柯。”可见，夜郎的主要居民是百越系统的民族。有的史籍称夜郎的主要居民为僚、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武帝通西南夷后，斩夜郎竹王，置牂柯郡，“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嗣”，这是说夜郎境内的夷人为濮族。但《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了同样事件，却将“夷濮”改称“夷僚”。这说明，僚、濮实为一族。《三国志·蜀书·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说：“牂柯、兴古，僚种复反”，《晋书·武帝纪》记其事为：“太康四年六月，牂柯僚二千余部落内属。”可知越、濮、僚是可以混称互用的，所指皆一，即今壮侗语族的先民百越民族。僚是古代南方一大民族，见于汉代史籍。南中一带，僚常与濮混称，而在岭南，僚又与俚混称并用。东晋时，僚人从今广西、贵州北上，“自汉中达于邛笮”。迄至宋代，广西部分僚人已改称壮，僚人的一部分为今日的仡佬族，可见僚人亦属濮越系的民族。

2、靡莫、滇。滇为族名，同时也是国名，其中心在今云南滇池周围，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说，楚庄王苗裔庄蹻于战国时入滇为王，滇始与中原发生联系。从近年来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大量滇国遗物来看，滇文化的面貌已日益清晰。在此基础上，前人已对滇文化的族属作了有益的探讨[16]。我们以为，滇国的王室与主体民族应为濮人，亦即史籍所称的“滇濮”。滇与越为一大族系，二者同源异流，濮系民族为今日壮侗语族的先民[17]。

靡莫，《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与滇“同姓相扶”，《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与滇“同姓相仗”，清楚地说明靡莫与滇同为濮越系族群。靡莫在滇国东北，从地理和考古资料分析，其地应在今云南曲靖。

3、邛都。邛都，汉代又称之为邛都夷。《后汉书·邛都夷传》记载：“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今西昌邛海)，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巂水伐之，以为越巂郡。”邛都夷是古代分布在安宁河流域的主要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又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又载：“南越破后……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白马为武都郡。”说明安宁河流域一带的古代民族是邛都夷。邛人的中心在今安宁河一带，以西昌为中心，其分布的最北面达到邛崃山以北的临邛县（今四川邛崃）。

《华阳国志·蜀志》说：“临邛县，（蜀）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有布濮水，从布濮来合。”又说：“阐县，故邛人邑，邛都接灵关，今省。”阐县在今四川越西县，晋代以前也有邛人居住。邛人分布的最南面是在晋代的会无县，即今四川会理县。《华阳国志·蜀志》说：“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故濮人邑也。”邛与濮为同族。可知邛人最北分布在邛崃山麓的临邛，最南分布在金沙江两岸的会无，亦有濮的称谓。最近几十年来在安宁河流域发现的大量大石墓，就是邛人的墓葬。汉代越巂郡，大体上就是先秦时代邛都夷的集中分布地区，主要包括今凉山州的西昌、德昌、米易、会理、会东、宁南、普格、冕宁、喜德、越西、甘洛、峨边等县、市，以今西昌市为中心。

邛人属百濮民族系统。《史记·西南夷列传》将邛都与滇、夜郎划为同一族系，《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夜郎为“濮夷”，称滇为“滇濮”，可知与之同类的邛都也是濮系。《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下载：“会无县(今会理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直接说明为濮人居地。所谓“濮人冢”，实即今天考古学上的大石墓。这种墓用大石砌墓室，顶部覆以大石，酷似石头房屋，当地彝族称为“濮苏乌乌”的住房。濮苏意为濮人，乌乌意为另一种民族。濮苏乌乌即濮人墓冢，此即文献所称的“濮人冢”[18]。大石墓的分布，集中在安宁河流域[19]，即汉代越巂郡地。其年代上起商代，下迄西汉，其空间、时间都与邛都的活动相吻合，表明邛都确属百濮民族系统。

4、巂、昆明。《史记》、《汉书》的《西南夷传》均称巂、昆明，《史记索隐》引崔浩曰：“巂、昆明，二国名。”《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永昌有巂唐县。”《续汉书·郡国志》“永昌郡”巂唐县刘昭注：“本西南夷，《史记》曰：古为巂、昆明。”《盐铁论·备胡篇》云：“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可知巂即是巂唐，巂当为巂唐的省称，正如一些史籍把昆明省称为昆一样，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巂、昆明为“编发，随畜移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由此可知，巂、昆明同为氐羌系，属于藏缅语族的族群。巂、昆明故地甚为辽阔，“可数千里”。巂的地理位置，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认为，“今澜沧江、怒江两岸自保山县以北皆其故地，东接昆明、东北近越巂。”巂唐县所在，刘琳认为在今云龙县南境、保山县北境[20]。方国瑜先生则认为，巂唐县当在今保山平坝[21]。

5、徙、筰都。徙，音斯，又作斯、斯榆、斯都。《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集解》引徐广曰：“徙在汉嘉。”此“汉嘉”指今四川雅安地区天全县。《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邛都县”下记有“又有四部斯臾”，斯即徙人。可见汉代居住在今四川凉山州西昌一带的徙人，原来是从天全迁徙而来的。徙人是羌族的一支。《续汉书·郡国志》“蜀郡属国”下载：“汉嘉，故青衣。”《水经·青衣水注》载：“（青衣）县，故青衣羌国也。”《华阳国志·蜀志》说汉初吕后时“开青衣”，即包括徙在内。同书又说武帝天汉四年于故沈黎郡置两部都尉，“一治牦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徙属外羌之列，应为牦牛种青衣羌，所以青衣江又称为羌江。

筰都，筰（《史记》）或作莋（《汉书、《后汉书》》）、笮（《华阳国志》）。《后汉书·莋都夷传》记载：“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沈黎郡所在，《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均未载。《华阳国志·蜀志》说：“元鼎六年……西部笮（都）为沈黎郡……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一治牦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后汉书·莋都夷传》亦载：“至天汉四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安帝延光二年改为蜀郡属国，灵帝时改为汉嘉郡。可见，此汉嘉郡辖境大致上就是沈黎郡辖境，基本无变迁。

其境地域范围，据《续汉书·郡国志》载，汉嘉郡(今雅安地区)辖有汉嘉(今四川芦山县)、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徙(今四川天全县)、旄牛(今四川汉源清溪镇)四县。汉嘉为青衣羌国；严道，据考古发掘，春秋时为蜀人所居，战国时则形成蜀人、秦人及楚人错居之局，文献记载则有邛人，总之均与羌无关；徙即徙都。此三县均无筰都立足之处。因此，只有牦牛一地为筰都所居。由此可见，秦汉以前筰都分布在今四川汉源。

据《华阳国志·蜀志》，汉武帝元鼎六年所置沈黎、汶山、越巂、武都四郡，“合置二十余县”。《汉书·地理志》所载此地域范围内的县数，除去因郡境变化归属不同从而重复的县，以及后来设置的县数，共二十余县，基本上与《华阳国志》合。根据史籍的记述来看，战国以至汉初，筰都仅分布在今汉源大渡河南北，汉武帝末叶以后才逐渐南迁至雅砻江今凉山州西南地区。近年在四川凉山州盐源县所发掘的西汉时期的青铜文化墓葬，当是筰都的文化遗存[22]。

筰都的北界，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邛崃山本名邛莋（山），故邛人、莋人界也。”此邛崃山即是今大相岭，其东北为邛，其西南为莋。可见，筰都北界不能逾越大相岭。　　筰都以南，本为邛都分布之地，汉初以前筰都南界当不过今凉山州之越西。《汉书·地理志》“越巂郡”属县中之定莋(今盐源县)、莋秦(今盐源县境)、大莋(今盐边县)等三莋，应是汉武帝以后筰都南迁所居之地[23]。

筰居汉源，在先秦时已如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汉兴而罢。”既然秦代已在筰都设县，则筰都的始见年代必在先秦时代。又，“邛、筰、冉、駹者近蜀”，是由南而北记述，说明筰在邛之北，这正是先秦、秦代以至汉武帝时的格局。筰都南迁的年代，当在汉武帝天汉四年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以“西部笮为沈黎郡”，即以筰都为沈黎郡郡治。但自天汉四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都尉，而两都尉分驻牦牛和青衣后，筰都县即不再见于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和帝以前，蜀郡已无筰都县。至安帝延光二年改蜀郡西部都尉为蜀郡属国，辖四县，也无筰名。可见，在武帝天汉四年，筰随同罢置。其原因，完全可能与筰都南迁有关。

筰都是牦牛羌的一支，当是牦牛种之白狗羌。《后汉书·莋都夷传》说：“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即与岷江上游的“阿巴白构”有关，而阿巴白构正是白狗羌。《史记·大宛列传》正义说：“筰，白狗羌也。”确切说明筰都是白狗羌，应是岷江上游白狗羌南下的一支。

6、冉、駹。冉、駹分布在岷江上游，是冉和駹两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合称。《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冉、駹的中心位置，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一带。

冉、駹原为两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因朝冉从駹，定筰存邛”，《史记·大宛列传》：“乃令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均分而言之。冉、駹得名，与冉山和駹水有关[24]。冉得名于冉山，唐于茂州都督府下设有冉州冉山县，可知冉山在茂。駹得名于駹水，《续汉书·郡国志》“蜀郡汶江道”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说：“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孝安延光三年复立之以为郡。”汉汶江道在今四川茂县治北，可知駹水亦在茂。《华阳国志》又于绵篪道说：“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这样看来，湔水是当地的主流，即今岷江上游，駹水则是湔水的支流，可能就是杂谷脑河。由此亦可看出，冉、駹是两个并存的部落，所以才被史籍予以并称。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使。乃以邛都为越巂，冉、駹为汶山郡，广汉白马为武都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云：“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可见汶山郡是因汉破南越、灭邛、筰及且兰后，冉、駹振恐请臣而设置的。冉、駹这种归附，是“纳土归附”，设治当在原有部落的中心，以利于统率经营，所以汶山郡的中心亦当是原冉、駹部落的中心。汶山郡的区域主要在今岷江上游的茂县一带，其郡治在今茂县凤仪，则凤仪一带就不仅是冉、駹的旧地，而且还是这些部落的中心。所以，《史记·六国年表》正义说：“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旧唐书·地理志》于茂州说：“汶山，汉汶江县，属蜀郡，故城在今县北二里，旧冉、駹地……贞观八年改为茂州。” 冉、駹故地在岷江上游今茂县一带，应该说是十分清楚的。

冉、駹都是氐族。《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数十丈，为邛笼。”邛笼即《先蜀记》所载蚕丛氏所居的石室。《魏略·西戎传》记载氐族中有“蚺氐”，又说“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故字从虫。说明冉、駹为氐族。汉初所设湔氐道，在今汶川一带，“氐之所居，故曰氐道”[25]。这些都是冉、駹为氐族的确切证据。　　《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冉、駹“其王侯颇知文书”，《魏略·西戎传》说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南史·武兴国传》也载氐人“知书疏”，而《北史·宕昌羌传》和《党项传》则均言羌“无文字”。由此亦知冉、駹并为氐族。

7、白马。《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白马即指白马氐，先秦时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地区北部与甘肃南部武都之间的白龙江流域[26]。至汉代，上述白马氐之地多见羌人活动，称为“白马羌”，表明羌族中的一支已迁入其地，而因白马之号[27]。这支羌人，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说“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 的白马羌。白马羌的分布，除今绵阳地区北部外，也向西延展到松潘。也有学者认为武都的白马羌实为参狼种，只有蜀郡西北的才是白马羌[28]。

除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总叙部分而外，在该篇的具体叙述中以及在《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等文献的记载中，还可以见到西南夷其他一些族群或类似于“君长”的“邑君”及其名称，主要有：　　

1、僰。先秦时期，僰人集中分布在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一带。《华阳国志·蜀志》“犍为郡”下记载：“僰道县，在南安(今四川乐山市)东四百里，距郡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巂。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汉书·地理志》“僰道”下应劭注曰：“故僰侯国也。”可知今四川宜宾一带是僰人的分布中心。僰人很早就在川南地区定居，成为川南的主要民族。《吕氏春秋·恃君览》：“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多无君。”《礼记·王制》：“屏之远方，西方曰棘。”棘即僰。郑玄注云：“棘，当为僰(“为”字据惠栋校宋本增)。僰之言偪，使之偪寄于夷戎。”僰人入居川南的年代，可追溯到殷末以前，殷末杜宇就是来自朱提（今云南昭通）的僰人。而朱提汉属犍为郡之南部，蜀汉始分置朱提郡。《说文·人部》：“僰，犍为蛮夷也，从人棘声”，说明朱提古为僰人居地，与今宜宾地相连接。方国瑜也认为僰人以僰道县为中心，散居其南境，《秦纪》所言的僰僮应在犍为南的朱提之地[29]。杜宇既为朱提僰人，殷末即已北上至蜀，说明殷末以前僰人已是定居在汉之犍为郡即今川南至滇东北地区的民族。

僰人是濮之支系，僰即濮。以声类求之，“僰，蒲北反”[30]，蒲、濮双声叠韵，故得相通。《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滇僰”，《华阳国志·南中志》作“滇濮”，证实僰为濮系民族。因其居于棘围之中，故称僰人，“从人棘声”[31]。所谓僰人，即是居于棘围之中的濮人[32]。

僰人又常被华人称为“西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蒙略通夜郎、西僰”，“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皆是。所言西僰，均应导源于上引《吕氏春秋·恃君览》和《礼记·王制》，都是指犍为之僰。“西”为方位词，因僰在华夏之西，故名。但由此却引起了僰人族属的争议。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及《淮南衡山列传》、《后汉书·杜笃传》、《文选·长扬赋》等，每以“羌、僰”并述，《后汉书·种暠传》又说僰为“岷山杂落”之一，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徐广曰；“僰，羌之别种也。”固然秦以后僰人之一部有可能因“汉民斥徙之”，北迁至岷山山谷，但至少从先秦到西汉初叶人们都还能明辨僰、羌有别，是不同的族类。《淮南子·齐俗篇》：“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鞮，不能通其言，教俗殊故也。”象，狄鞮，皆汉语“翻译”之义[33]。虽屡经辗转翻译，羌、僰之间仍不能通其语言，足见两者语言差异很大。而“教俗殊故也”一语，更确切指明了两者文化和风俗都完全不同，可见僰人非羌。

2、且兰。《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武帝元鼎六年因犍为发南夷兵击南越，“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及至汉军破南越，以平南越之师还诛且兰君，“遂平南夷为牂柯郡”。为汉军所平的且兰，《史记·西南夷列传》记为“头兰”，《汉书·西南夷传》记为“且兰”，《水经注·江水》则采折衷之说曰：“且兰，一名头兰。”实际上，头兰应是且兰。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越既平，汉军“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索隐》注头兰曰：“即且兰也。”《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此事，除诛且兰外其余与《史记》大同：“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颜师古注说：“谓军还而诛且兰。”《史记》、《汉书》并说汉军还而行诛头兰或且兰君，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即以头兰或且兰为牂柯郡郡治。《汉书·地理志上》记载牂柯郡郡治为“故且兰”，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且兰侯邑也。”《华阳国志·南中志》且兰县下记载：“汉曰故且兰。”《续汉书·郡国志五》亦载牂柯郡郡治为“故且兰”。到三国时，《水经·江水》记载该县名为“且兰”，已省“故”字。《水经》作者为三国时人，可知很有可能且兰县省故字，时间是在东汉末叶。此后直到两晋，该县仍称且兰〔34〕。可见，既然牂柯郡郡治为故且兰县，而故且兰县是武帝时平南越的汉军还诛且兰君后设置，此后一直沿用且兰县名，那么《史记》所说的“头兰”自然也就是《汉书》和《后汉书》所记载的且兰。从历代该县县名的沿袭可知，应以作且兰为是。 且兰的所在，据诸家考证，当在今贵州黄平至贵阳一带[35]。

且兰的族属，当与夜郎相同，为濮越系族群。《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引《益部耆旧传》说：“牂柯、兴古，僚种复反”，《晋书·武帝纪》记载此事为：“太康四年六月，牂柯僚二千余部落内属。”可知且兰为僚，而僚、越、濮所指皆一，在《华阳国志·南中志》又称为“夷濮”，实即今壮侗语族的先民百越民族。关于这一点，已在前文关于夜郎族属的讨论中指出，可以参看。　　

3、劳浸。《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司马贞《索隐》说：“劳浸、靡莫，二国与滇王同姓。”《汉书·西南夷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听。”劳浸与劳深，“浸、深”二字当属形近而讹，应以作“劳浸”为是。方国瑜先生推测劳浸为地名，靡莫为族名，并认为司马贞以为劳浸、靡莫为二国，其说未必可从[36]。但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看，劳浸与靡莫和滇既然是“同姓相扶”，那么劳浸必然是这个“同姓”族群中的一支，并非地名。《史记·西南夷列传》还记载：“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十分清楚地说明劳浸与靡莫一样是西南夷诸族群中的一支，而非地名。况且，在西南夷地区后来的郡县地名中，并没有劳浸名称，可见劳浸决不会是地名。

4、句町。句町，《汉书·西南夷传》作鉤町。《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汉武帝元鼎六年置牂牁郡，漏卧、句町，并属牂牁郡。方国瑜先生考证句町地在盘龙江上游，童恩正先生认为广西的西林也是句町地，刘琳先生认为句町故城在今云南广南，云南之富宁，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等县亦当为句町辖境[37]。王先谦《汉书补注·西南夷传》曰：“句町，牂柯县，在临安府通海县东北五里。”通海南临礼社江（元江）不远，礼社江即《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僕（濮）水”。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考证“此水（指濮水）自叶榆地区流至西随，又至交趾入海，则为今之礼社江，下游称红河之水，即《汉志》之濮水”[38]。濮水因沿岸多濮人而得名。句町的势力范围较为广大，《汉书·西南夷传》：汉昭帝五年，因“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鉤町王。”亡波为侯，既可率其所属之邑的君长和人民斩首捕虏，可知句町的范围较广，所属邑及邑君长亦复不少。正因句町实力较强，所以才敢于在汉成帝河平年间与夜郎王、漏卧侯“更举兵相攻”[39]。根据沿濮水一线出土的的文物面貌基本相同的特点分析，沿濮水（礼社江、红河）的元江、红河、个旧一线，大概也是句町的势力范围和句町文化的影响区域。句町为濮系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明确记载：句町县“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至今”。

5、漏卧。《汉书 ·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并载有漏卧县，置自西汉，东汉、蜀汉因，晋省并。《汉书·地理志》“漏卧县”颜师古引应劭曰：“故漏卧侯国”，可知漏卧原为部落或酋邦。漏卧与夜郎、句町相邻，汉成帝时曾相互举兵攻战，《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考证：“因其（漏卧）地在句町以北，夜郎之南”，刘琳先生考证漏卧在云南宗师一带[40]。漏卧属于濮越系族群。《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兴古郡“多鸠僚、濮”，蜀汉时漏卧县属兴古郡，故知漏卧为濮，当无疑义。　

6、滇越。《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然闻其西（按，此指昆明之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的地理位置，丁山以为是位于汉代的哀牢地区，在今云南保山市的腾冲，方国瑜先生对此说曾详加论证[41]。汶江先生认为，滇越之地应是在今东印度的阿萨姆邦[42]，童恩正先生亦同意此说[43]。从地理方位、中印交通等角度看，汶江先生的看法应当是可信的，把滇越的位置定在阿萨姆实比定在腾冲更加合理[44]。

7、哀牢。《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哀牢）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后汉书·哀牢传》记载：“（哀牢夷）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方国瑜先生认为，据此可见，哀牢地广人众，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45]。方先生之说，符合古文献的记载。　　

此外，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南夷其他族群，还有“廉头、姑缯、封离”等，但都是语焉不详，文略不具，这里不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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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文献记载看，最早涉及藏彝走廊地区部落人群活动的史籍可能是《尚书·牧誓》，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孔氏传曰：“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孔颖达疏曰：“此八国，皆西南夷也”。《牧誓》“八国”既然包括了位于江汉之南的“庸、濮”在内，故唐人孔颖达所言“西南夷”不同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巴蜀西南外蛮夷”，但位于以华夏为中心的西南方位当可肯定。据《后汉书》、《华阳国志》记载，“羌、濮”两类人群早在先秦时期即已有部分支系活动于藏彝走廊中[1]。至于“卢、髳”二部，有学者认为其与彝族、纳西族的先民有密切关联[2]。由于史料记载简略，我们尚不能确定《尚书》所记“羌、濮、卢、髳”等部的活动范围是否已与藏彝走廊某些区域相重合，但他们与汉代“西南夷”有某种渊源的可能性显然不可排除。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於南夷’。”邛、筰、冉駹皆在今天藏彝走廊东缘一带。“秦时尝通为郡县”说明秦人曾直接与走廊边缘地带的人群发生了接触，但史籍中并无相关秦朝对于走廊部落人群认识的记载。

一般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是目前所见最早比较明确记叙汉初西南地区部落人群分布及活动情形的汉文史籍，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在以上这段记载中，所举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等都是部落人群名称，与其相关的人群类别称谓主要有两个：一是“西南夷”；一是“氐类”。《史记》既然以《西南夷列传》为名，且所叙“君长以什数”中较大的部落都归入“西南夷”这个概念下，说明以上部落均应属“西南夷”范畴。从“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一语判断，“西南夷”的方位当以巴、蜀而非长安作为参照系[3]，这表明以上部落均分别在巴、蜀的西南方位。“西南夷”一称中的“西南”二字既然是作为方位词出现，可知《史记》中对于汉代巴蜀西南外各部落人群均以“夷”统称之。

除“西南夷”外，《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还出现了“氐类”一称。一般认为，“皆氐类也”一语是指白马诸部，并不包括前举之邛都、徙、筰都、冉駹等部落[4]。“氐”见于文献记载的时间相当早。《诗经·商颂》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荀子·大略篇》记：“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吕氏春秋·恃君篇》亦记：“氐羌、呼唐，离水之西”。《荀子》、《山海经》、《吕氏春秋》都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5]，故有人认为“氐”至迟在战国末年已为中原人士所知晓[6]。“氐”又常与“羌”并用，有学者认为“氐”是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或以为“氐”系为“低地之羌”[7]。由此可见，“氐”在秦汉以前的文献中即已经作为一个人群类别称谓存在了。依此背景，汉代史家司马迁应当对“氐”的族群内涵有一定了解，他将“自冉駹以东北”说成“皆氐类也”当有其依据。因此，据司马迁的描述，汉之“西南夷”中又大致可分作“氐”与“非氐”两类。石硕先生对此指出，在以上九个部落中，“司马迁明确给出具体族属的唯有“皆氐类”的白马，而对其余八个部落则均未给出具体族属。”[8]

《史记》中对于巴蜀西南外各部落人群均以“夷”统称之，但由于“夷”这个人群称谓同时又将“氐类”人群包括在内，说明“西南夷”之“夷”在《史记》中显然是作为一个大的人群泛称之含义，还不能作为有严格人群区分意义的类别称谓。

司马迁虽然用“夷”来泛称巴蜀西南外各部落，但在具体涉及到某些部落时却又别之曰“西夷、南夷”[9]。《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亦云：“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可见《史记》中可被明确归入“西夷”的有邛、筰、冉駹、斯榆四个部落。邛、筰乃是“邛都、筰都”的省称，而《司马相如传》中的“斯榆”当指《西南夷列传》中的“徙”而言。《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曰：“徙音斯”，《史记·大宛列传·索隐》李奇云：“徙音斯”。《汉书》卷61《张骞传》、卷86《西南夷传》颜师古注均有此说。以上各注表明，“徙”在作为人群称谓时与“斯”同音。至于斯榆之“榆”，任乃强先生认为是古藏缅语“地区”之意[10]，故“斯榆”可理解为“斯之区域”。这说明“斯榆”在作为人群称谓时最重要的乃是“斯”，这与用“徙”表达并无区别。

“南夷”是一个与“西夷”相对应的概念。“南夷”在《西南夷列传》中被多次提到，如：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

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11]。

根据这些记载，《史记》中明确归入“南夷”这个概念之下的只有“夜郎、且兰、头兰”三个部落[12]。通过以上梳理，可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所举九部落中被称作“西夷”的有邛都、徙、筰都、冉駹四个部落，被明确置入“南夷”之下的只有夜郎。至于滇、巂、昆明、白马四个部落，《史记》中并未明确指出它们究竟是属“西夷”，还是“南夷”。这就是说，《史记》中虽用“西南夷”统称巴蜀西南外的九个主要部落，但在具体使用“西夷、南夷”两个概念时却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分。邛都、徙、筰都、冉駹被称作“西夷”是由于这四个部落位于巴、蜀之西，夜郎属于“南夷”同样是由于该部落位于巴、蜀之南。我们注意到，以上五个部落与汉地之间没有间隔任何部落，这可能是它们可以被具体指称的关键因素。滇、巂、昆明三个部落在方位上处在“西夷”与“南夷”之间[13]，且与汉地并不直接相邻（汉、滇之间隔着夜郎与头兰，而巂、昆明位于滇之西）。这极可能是《史记》未将这三个部落归入“西夷”或“南夷”的重要原因。但“皆氐类”的白马无疑已与汉地相接，却并未被包括在“西夷”或“南夷”之下，说明“夷”在《西南夷列传》中当被具体使用时并不包括“氐类”人群[14]。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书于东汉后但却主要反映汉代巴蜀西南外区域部落人群面貌的《华阳国志》与《后汉书》两部史籍中，有关“西南夷”人群类别的认识与《史记》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史记》在记叙“西南夷”各部落时均直呼其名。《汉书》也是如此。但《后汉书》在记叙“西南夷”各部落时除对夜郎、滇、巂三个部落直呼其名外，对其余五个部落则分别在其名称后缀上“夷、氐”两种相对固定的人群称谓[15]。如记“邛都”作“邛都夷、莋都”作莋都夷[16]，“冉駹”作冉駹夷，“昆明”作昆明夷，“白马”作白马氐。也就是说，《后汉书》中除明确将白马归作“氐”，还明确将邛都、莋都、冉駹、昆明四个部落归入“夷”之类别。这一现象表明，“夷”在《后汉书》中已经不是一个人群泛称，而是一个与“氐”不同的具体人群类别。东汉时期“夷”开始作为人群类别出现尚有以下两条重要证据：

其一，《华阳国志·蜀志》记：“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佩文韵府》曰：“种，类也。”可知所谓“夷种”就是指属于“夷”之类别的部落人群。“汶山曰夷”指居于汶山郡的“冉駹夷”而言，“南中曰昆明”指“昆明夷”。“汉嘉、越嶲曰笮”，以意解之，自然指汉嘉、越巂二郡的“莋都夷”。《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灵帝时，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后汉书·郡国五》“蜀郡属国条”云：“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其领徙、旄牛、严道等县。据此可知，东汉阳嘉二年（133年）曾以青衣县为基础设立汉嘉郡，由其所领县域看，正包含了原沈黎郡所在的“莋都夷”地区。另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五》及《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越巂郡领有“莋秦、定筰、大筰”三县。此三县既然以“筰（莋）”命名，显然是由于其地主要为筰（莋）人的分布区域。“越嶲曰笮”应即指此。至于“蜀曰邛”，由于两汉时期“邛（即邛都夷）”主要分布在越巂郡而非蜀郡，“蜀”在句中极有可能是指古蜀国而言。因此，这句话可理解为“古代蜀国有被称作'邛’的人群”。由此可见，《华阳国志》明确将《后汉书》中被称作“某某夷”的部落人群归入“夷”这一人群类别中。

其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此记载说明：第一，“夷”是一个与“氐、羌”相并列的人群类别称谓；第二，东汉汶山郡一带不仅有“夷”，且分布着氐与羌。《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中尚未出现汶山郡一带有“氐、羌”的记载，但《后汉书》中不仅明确称“冉駹”作“冉駹夷”，而且还肯定的指出该地区“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只有当中原人士对分布于汶山郡各地的部落人群有相当了解并有所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夷、氐、羌”三类人群“各有部落”的认识，表明在《后汉书》语境中“夷”已明确作为一个不同于“氐、羌”的人群类别称谓。

滇、夜郎、巂[17]>在《史记》中被归入“非氐”一类，但无论《史记》还是《后汉书》在记载这三个部落时都直呼其名，那么他们究竟属于什么人群类别呢？《华阳国志·南中志》对此有一条重要记载，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此记载说明南中地区昔日存在着“夷、越”两种人群类别。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后期[18]，但由“在昔”一语可知南中为“夷、越之地”的认识应产生于东晋以前。同时《蜀志》谈到古蜀疆域时称：“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石硕先生认为：“按照此语境，当蜀'北与秦分’之时'南接于越’。这表明蜀之南即南中地域有'越’的认识，至少应产生于蜀'北与秦分’之时，即应产生于秦或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19]。根据石硕先生的分析，南中有“越”的认识早在先秦（包括秦）时期即已产生。因此，在常璩生活的时代之前，南中地区被认为主要由“夷、越”两种类别人群组成。至于南中地区的“夷”类人群，《华阳国志》中有两则记载：一是前引《蜀志》中有“南中曰昆明，……皆夷种也”一语；一是《华阳国志·南中志》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其称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一直存在。可知南中地区汉代属于“夷”这一人群类别主要有“昆明”和“叟”。因此，当时与“昆明”和“叟”同时并存的应当还有属于“越”之类别的部落人群。滇、夜郎不被称作“某某夷”或被归入“夷种”，说明这两个部落人群应属于南中地区的“越”之类别。

以上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中相关汉代“西南夷”各部落所属人群类别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认识：《史记》、《汉书》中开始用“西南夷”来泛称巴蜀西南外的各个部落，其中只有白马被明确归入“氐类”，至于其余部落具体所属人群类别不明。《后汉书》中已开始将“夷、氐”两种称谓相对固定的加在某些部落名称之后，其中被称作“某某夷”的部落在《华阳国志》中又被明确归入“夷种”加以认识。这表明“夷”在后两部史籍中已作为一个与“氐”不同，且有具体所指的人群类别称谓，而不再被用来泛称所有的巴蜀西南外部落。根据“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及“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等记载，汉代岷江上游以及南中等地与“夷、氐”同时存在的人群类别还有“羌”与“越”。

由于“巴蜀西南外”区域主要属于藏彝走廊的范围，据以上史籍记载汉代走廊中主要存在“夷、氐、羌、越”四种人群类别。那么，汉代藏彝走廊中属于每个人群类别之下的部落分别有哪些？这四个人群类别在藏彝走廊中又具体呈现出怎样的分布格局？本文将在以下各节分别予以讨论。

注释：

[1]如《后汉书·西羌传》记秦献公时羌人附落南下进入到了藏彝走廊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蜀早期疆域“南接于越”，表明藏彝走廊南端在先秦时期可能就是属于“越”之系统的“濮”类人群活动。

[2]如清代学者王崧在《道光云南志钞》中指出：“周武王牧野之誓有卢人，滇之倮即卢之转音。”此后，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中也赞成这一看法。石硕先生在《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一书中曾指出：“《尚书》和《诗经》中作为西方之部落族名称的'髳、髦’，显然与后来《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所记的'髦、旄、牦’等部落称谓系同一所指”（请参见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人民社2001年版，第108页）。方国瑜先生在《么些民族考》中指出：“旄牛以旄族得名，字或作犛、氂、髦、猫，并与摩字同音，而摩沙之'沙’，在其族语中意为'人’或'族’。”可见“么些”之“么”可能源于“髳”（方国瑜《么些民族考》，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期，1944年；此处转自李绍明：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四川大学社1991年版，第270页）。

[3] 童恩正先生认为：“司马迁是以巴蜀为中心，叙述了其南方的贵州西部、西南方的云南滇池区域、洱海区域、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及北部的甘南武都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概括的称之为'西南夷’”（《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林超民、秦树才在《秦汉西南夷新论》一文中也提出：“以往不少学者认为'西南夷’是指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其实，'西南夷’的'西南’不是中国的西南，而是巴蜀的西南”（《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社2001年版）。另请参见祈庆富：《南夷、西夷考辨》，载《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4]顾颉刚说：“其（指《史记·西南夷列传》）结语云：'皆氐类也。’则不知其综西南夷言之乎？抑但综冉駹东北之白马诸国言之乎？清陈奂作《诗毛氏传疏》，……，主后一说。从陈奂言，凡西南夷均作氐，氐之区域至广远。”说明顾颉刚赞同将所有的西南夷部族均视作“氐”（顾颉刚《史林杂识》，中华1963年版，此处转自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四川大学社1991年版，第97～98页）。马长寿先生在《氐与羌》一书中对这种观点提出否定意见，指出：“原文徙、莋都二族与冉駹并列，谓'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已作一小结。下文'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谓'皆氐类也’，又作一小结。最后一语'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是总结上文及前未引文中的夜郎、滇、邛都、嶲、昆明之类皆为西南夷。'自冉駹以东北’，'白马最大’，则白马氐之类不能包括冉駹，正如冉駹之类不能包括莋，徙、莋都之类不能包括嶲、昆明一样，所以冉駹应当是在氐类之外的。冉駹如此，他如徙、莋都之不能称为氐类更可知”（马长寿《氐与羌》，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页）。马先生所论甚是，今学界一般认为“氐”仅指白马而言。

[5]>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法家代表人物（请参见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社1974年版）。《吕氏春秋》乃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组织宾客所撰。至于《山海经》成书时间的考证，请参见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载《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1期。

[6]请参见杨铭《氐族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7]请参见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8]请参见石硕《汉代西南夷之“夷”的语境及变化》，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9]童恩正先生说：“司马迁虽然将篇名称为《西南夷列传》，但实际上又将这些民族分成'南夷’和'西夷’两部分。由于澄清这一问题，对于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颇为重要，所以我们首先加以讨论。”这说明童恩正先生认为《西南夷列传》中的“西夷、南夷”乃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请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10]任乃强先生指出：“'榆’字，羌、氐语族落地区之义”（《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社1987年版，第201页）。此“羌、氐语族落”应指古藏缅语民族。格勒先生亦认为：“'榆’为藏语，是国土或地方之意”（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直至今天，西藏还有“察隅、珞瑜”，其中“隅、瑜”都是地区之意。

[11]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12]唐司马贞《索隐》称头兰“即且兰也”，但未给出具体依据。

[13]《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唐张守节《正义》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可知唐人也不确定“滇”到底是位于西还是南，巂、昆明显然也是如此。

[14]石硕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史记》语境中的'夷’尽管不是一个确定的人群族属类别称谓，但'夷’之所指显然已同'氐类’有别。”请参见石硕《汉代西南夷之“夷”的语境及变化》，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15]“徙”作为“西南夷”九部落之一不见于《后汉书》记载。

[16]《史记》“筰都”，在《汉书》《后汉书》中作“莋都”，《华阳国志》中写作“笮、筰”，实皆同字异写。

[17]《华阳国志》中并无相关“巂”部落记叙，但出现了与“巂”有关的“巂唐”一称。目前学界对于“巂”之族属面貌意见颇不一致，或认为“巂”为塞种人（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社，1990年，第36～44页），或认为“巂”即叟（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社1994年版，第27～28页），或认为“巂”为南迁蜀人的后裔（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载《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中华1998年版，第1396页）。笔者倾向性认为“巂”与“叟”有密切关联：一是《史记》中将“巂”与“昆明”并举，而《华阳国志》中却将“昆明”与“叟”并举；二是这两个人群称谓的发音相近。但“巂”与“叟”之间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缺环，尚需学界的进一步探讨。

[18]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部分，上海古籍社1987年版。

[19]参见石硕《汉晋时期南中的“夷、越”辨析》，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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