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云南各地区，开始了有人类，就逐渐发展着经济文化。但在原始时期，各部族间的接触还很少，发展也不会平衡，究竟各地区的原始情况如何，没有见于纪录，难以臆测。最先见于纪录的是“滇”的事迹，云南历史时期，从此开始；但“滇”只是一个不太大的区域，不能以此区域概括全省。这里要提出：云南古代史要避免统一观念，因为古时各地区自为部族，没有统一，“滇”的事迹有着区域的限制，而不关涉到其他区域，所以就全省来说，这是省境一个区域的事迹，是历史的开始，但事迹没有包括了全省地区。在过去有不少的人认为以云南全省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自远古就是如此，而没有留心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以此叙述各地区古史，与“滇”事迹纠缠不清，如洱海区古史传说与“滇”事迹看作朝代改革，彼兴此灭，这样揉合的结果，把各地区的历史真象反而模糊不清，要区别开来。 “滇”的记载，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楚威王时（公元前339～328年）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河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公元前613～591年）苗裔也。蹻至滇池，池方三百里（下池字通行本作地，从百衲本改），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有关云南历史最早的纪录，两《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都记载这件事，只有些字句不同而已。 先解释关于庄蹻的几件事情： 庄蹻的名字，《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作“庄豪”，《汉书·人表》作“严蹻”，《文选》卷四十三《邱迟与陈伯之书》注引《史记》作“庄缟”用字不同；按：蹻、豪、缟三字古音读舌根破裂声母、萧豪韵母，如“么”，音相同，可通用，杜佑《通典》卷一八七说：“庄豪即庄蹻也”；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一把庄蹻和庄豪待作二人，是错误的。又称严蹻者，庄字避汉明帝讳而改（如《史记》庄熊，《汉书》作严熊）。
又楚国有两个人同名庄蹻，其中一个被称为“盗”（见《韩非子·喻者》篇，《吕氏春秋·孟冬纪》高诱注，《盐铁论·诏圣》条），与“盗跖”（亦作〔足庶〕）并称（见《慎子》佚文，贾谊《吊屈原赋》，《淮南子·主术》训，又《齐俗》训，《史记·游侠列传》，《盐铁论·力耕》条，《论衡·本性》篇），是反抗统治者的领袖，又一人为将（见《荀子·议兵》篇，《商子·弱民》篇，《吕氏春秋·季冬纪》，《韩诗·外传》四，《史记·补礼书》）与唐蔑并称（蔑字亦作眛），是捍卫楚都的军事首领，二人在楚国统治势力之下的表现是不冋的，但《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贞《索引》说：“庄蹻，楚庄王弟为盗者”，把两个庄蹻误为一人，其实《史记》说：“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不能是楚庄王弟，从楚庄王时，（按：庄王卒于周定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19年）到威王时（按：威王卒于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相距约二百年，司马贞的错误是很显然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已有一条辨庄蹻有二人。天启《滇志·搜遗志》说“正德间巡抚议祠庄蹻，或言蹻与跖并为盗遂止”，这也是没有考证先后有二庄蹻而误。来到滇池的庄蹻是后一个。《荀子·议兵篇》说楚国：“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为四参”；这是在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齐、韩、魏三国大败楚兵于垂沙杀唐蔑之后，庄蹻离开楚都，把楚国政权弄得零落不堪了。 庄蹻来滇的路线，《史记》说：“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汉书》无蜀字），《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沂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后汉书》同），这是不同的两条路，如果溯江而上，那是由荆州上航到重庆，再向南进发；如果是溯沅水，那是由常徳航行到镇远登陆，两条路在贵阳相会，夜郎在贵阳西平坝、安顺、普定等处，不论从那一条路来，都要过夜郎再到滇池，所以庄蹻先到夜郎的话可信；但楚都郢（即荆州，今江陵）庄蹻原驻守楚都（见《吕氏春秋·孟冬纪·立介》篇），且巴楚交涉频繁（见《华阳国志・巴志》），庄蹻出兵循江而上的可能性较多，若趋沅水，就要折道洞庭湖，迂回路远了。王崧《道光志钞·滇世家》，既说循江上，又说从沅水，并釆两说，是不对的。两说歧异，未必有不同说法，而由于文字有讹误，即常志之“沅水”为“延水”之误，《汉书·地理志》牂牁郡鄨水入沅，洪亮吉《贵州水道考》以为“沅”即“延”字之误，郑珍《巢经巢文集》，鄨县问答详之。延水即今乌江，在涪陵入于长江，庄蹻即溯此水而上，并不可能是溯沅水。 庄蹻来滇的年岁，《史记》说在楚威王时（《汉书》《华阳国志》并同），《后汉书》作顷襄王时，二说不同，杜佑考订年代说得很对，《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载庄蹻来滇事，说：“楚自威王后，怀王立三十年（从公元前328～299年），至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若庄蹻自威王时将兵略地，秦陷巫黔中郡道塞不还，凡经五十二年，岂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记》谬误，班生因习便书，范晔所记详考为正。”从年代考订是很对的。据荀子《议兵篇》“唐蔑死庄蹻起”文句，唐蔑死在前，那时庄蹻还在楚都，《史记·楚世家》唐眛之死在楚怀王二十八年，所以庄蹻离开楚国应在楚怀王二十八年以后，隔两年怀王被秦国诱俘而去，顷襄王嗣位了。《通典》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取巫黔中郡，是根据《史记·楚世家》，又见《秦本纪》，事在昭襄王二十七年，当顷襄王十九年，早着三年，但距楚成王死后四十九年了。《后汉书》所载事迹，大致与《华阳国志》相同，只有《华阳国志》作楚威王时与《后汉书》异；但许多书里引用《华阳国志》原文作楚顷襄王时（如《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汉书·地理志·牂牁郡》注，叶梦得《玉涧杂书》，《北堂书钞》卷百三十八，《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太平御览》卷百六十六，又卷七百七十一，《蜀中广纪》卷六十七），大概唐宋时期。《华阳国志》本子作顷襄王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四说：“史记楚威王时，《后汉书》《华阳国志》俱作顷襄王时，而后来被改作威王时。常璩作书，很多是根据巴、蜀古代纪录，或故老相传，所以与《史记》不同的记载，也多有可取。” 楚国在威王时期，国势还算振作，到怀王屡战败，以致被执入秦而死，已经是衰落时期，何以分兵来侵略黔滇？这是令人疑惑的。但另一方面，当楚国强盛时期，志在问鼎中原，不屑侵略西南夷，到了衰败时期，又想到寻找退路，庄蹻出兵，先占黔滇预为地步，这是可能的。不料他的任务完成，就要回报，路已不通了。楚滇的联系，不是从庄蹻才开始，《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贞述赞说：“西南外徼，庄蹻首通”，并不如此，在庄蹻以前，已有交通了。丁山著《吴回考》，列举荆楚文化所受印度影响，例证颇详，说楚印文化交通，至晚当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载齐鲁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二期），这条路线经过滇池，楚滇间之交通早已发达。丁山所举例证，有许多解说是适当的。又1953年北京历史博物馆主办楚文物展览，陈列长沙出土战国文物，有“琉璃珠”，有人推测琉璃是中国发明，非自外来；但在北魏以前，还没有中国自造琉璃的明白记载，并且战国时期已发明，不至汉时重视外来的琉璃作宝物；所以战国楚墓中的琉璃，外来的可能性多，而且经过滇池运到楚国的可能性也大，楚滇间早已有交通，庄蹻不是贸然而来的。
滇区域在滇池附近，可以无疑，《史记》所说滇池方三百里，就是现在的滇池，庄蹻故事就在这里。滇地以滇池得名，《说文》“滇，益州池也”，何以称为滇？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说：“滇池在建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乍深广，乍浅狭，似如倒流，故云滇池。”《华阳国志·南中志》郡宁郡作：“所出深广，下流浅狭，状如倒流，故日滇池”，《史记·西南夷传》正义引《括地志》作：“其水源深广，而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册府元龟》卷九五七同），若此解释，以颠声训，但滇池水似倒流，没有这种现象，只是望文生训的解释。袁嘉谷《滇绛》卷一说”庄蹻由楚沅水溯流而南，及最高境，因号曰滇池”，又以巅为声训，《文选·上林赋》李善注引文颖说“颠，益州顺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颠县即滇池县，同音鼻写，可通用。滇池地势，海拔一千八百九十米，附近水源，分向四面流，成为金沙江，南盘江、礼社江诸流的分水岭，地位是高；但古人旅行爬山越岭，即上又下，还不至有测量的知识。其他还可以说：如先零羌的大长名滇良、滇吾，羌族有以滇为名号；又庄蹻字《广韵》读照母，古音当读端母，与滇音近，以庄为号，后写作滇。但若此之类，妄作揣测，毫无根据。总之，“滇”字当是土语译音，并不必从字面附益解说。 至于“滇”的区域，当初只会是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部落联盟，用此称号，而区域扩大。《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庄蹻留王滇池，分侯支党，传数百年”，《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王者，众数万人，其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那是后来与滇部落为主发展部落联盟，应比当初的区域扩大多了。
在这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当庄蹻来时的情况如何，不详见于纪录，不过说：“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可能为数十里之误），似已开辟相当广大的农田，又说“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似已有相当的文化。当然，楚的文化比“滇”要高得多，其所以变服从俗，是由人口数量多寡的比例，不得不如此。庄蹻率众有多少人，不见纪录；但为用兵而来，想来都是男子，不会有眷属随来的，他们既回不去，要在滇池住定下来，就与当地土人结婚，第二代就混血了。后来过分强调庄蹻来滇事迹，说在滇池建立“小楚国”，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赞：“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把滇待作第二楚国，只能说楚国统治者后裔有滇王，滇的人民就不同于楚的人民了。又如桓宽《盐铁论·论功》条说：“今西南夷楚庄之后”，楚庄即指庄蹻；《新唐书·南蛮传》说“自滇池夜朗以西，皆庄蹻之裔”，未免张大其词。在庄蹻来后，从种种方面来说，不容许这批楚人孤立起来，保持他们固有的形式，当然要融合在当地土人里面，所以庄蹻率领了很多楚国人民住在滇池，并且他们都有后裔，当是事实，但过了一代，在滇池找不着楚人而都是滇人了；所以强调庄蹻故事，还要指出后来的哪些人是庄蹻后裔，这一定是错误的。 但可以推测：庄蹻来了以后，“滇”区域的经济文化，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楚人都参加了劳动生产，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应有改变，生产力得到提高，这是必然的。不过提高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不可能一跃而变为楚国那样的经济文化，这也是必然的。究竟有了怎样的提高？从汉朝初年的纪录，在滇池区是部落联盟，所以推测庄蹻未来之前的氏族社会，受到楚人影响，进入部落联盟，提高了这样一步，所以《南中志》说庄蹻来后分侯支党，就是进到部落联盟，历史实际可以从历史发展过程作如此推测。 远古西南部族的分布，不可得而详，全面记载，始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虽然简略，而很得要领，由此推上而下，都得到很好的依据。在司马迁时期，汉朝刻意经营西南，一般的了解西南情况，当较正确，而且司马迁本人“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也参与其事，他一定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的纪录比较可信，兹先引《史记》文：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夷（原作西南夷，《汉书》无西字，李笠《史记订补》有说，）君长以什数，夜朗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汉书》作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徒，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在这一段话里，把西南部落的经济文化，分作三个类型，一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夜朗、滇、邛都；二是以牧畜经济为主的巂、昆明；三是半耕半牧的徙、筰都、冉駹（不言白马属哪一类型）。从政治生活来说，所谓君长以什数某最大者，就是到了部落联盟阶段，只有巂、昆明无君长，是散居的氏族，比较落后；而所有的政治结构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至于这七个区域的种族说“皆氐类也”，氐就是羌，古代纪录往往氐羌二字连用，如《诗经·商颂》“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周书·王会篇》“氐羌以鸾鸟”；《史记·匈奴列传》“西接氐羌”、《汉书·贾捐之传》“西不过氐羌”与单称氐或羌没有什么分别。散居在西南的，大都是氐羌支系，在上文已叙述过。但其中夜郎不是羌族。此外汉初经营巴蜀外蛮夷，只是高山盆地区域，没有到峡谷区域，以此没有叙述到，但不能说在峡谷区还没有人类，这也是要附带提出来的。
在这七个区域，汉朝的政治军事势力不断侵入，先后被征服设置统治机构；夜郎为牂牁郡，滇为益州郡，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又巂、昆明在西汉设县隶益州郡，东汉为永昌郡，这七个郡就是在原有的部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原来的一个部落联盟区域设为一个行政単位，所以部落区域不详见纪录，可以后来的郡县区域对照，每一部落联盟区域，大概如此。 有关云南史事，西汉初年才有明确的记载，考古发掘的资料也还很缺乏，所以远古史的叙述还不可能。但从历史发展可以推测云南境内的居民是由四面迁来的，约可从地理环境之不同和近代各民族语可以寻找迁徙的方向和路线；大体推测：自北来的氐羌语族，自南来的泰语族，自东来的壮语族和苗瑶语族，白西来的蒙克语族和泰语族，是比较多的，他们都选择适宜的环境住定下来，劳动生产，战胜了自然环境，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各族劳动人民互助合作的结果，推动云南历史，有了辉煌的成绩。 除上述的几个族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了环境，也有其他族系人口迁徙而来。见于记载的，首先是楚人到了滇池区域，对于云南历史发展，起一定的作用，与后来更多的汉族回族等人口不断迁来，起了进步作用是一样的。 摘录自《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3~71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