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 章清 内容提要 两种文化的相遇发生着来自“域外”与来自“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如何发生,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透过晚清会通中西的具体文本,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枢机所在。因应于“采西学”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种西学汇编资料。从形式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纯。既然是“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生产”,因此颇有必要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这也正是审视中西文化之调适与回应之主旨所在。 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涉及两方面的基本问题:西方知识怎样“传入”?中国本土如何“接引”?这其中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尤其复杂。原因无他,西学的“传入”,原本即具有高度选择性,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知识架构;本土之“接引”,也往往立足自身立场,将外来知识纳入所熟悉的知识架构。对此,论者从不同的侧面已多所论述,如针对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论者就揭示出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鲜明体现出“迎合”中国本土知识架构的一面。两种文化的相遇发生着来自“域外”与来自“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如何发生,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对此的分析,首先涉及“讲法”问题,或立足于“中学”,或基于“西学”,以建立中西之学的关联,是通行的做法。依拙见,有关中西问题,无论确立“由西到中”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叙述方式,都不免烙上“后见之明”的印痕,也易于将复杂的问题导向简单的知识“移植”问题。而透过晚清会通中西的具体文本,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枢机所在。 因应于“采西学”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种西学汇编资料。近年来,围绕这些资料海内外学界基于“百科全书”的架构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资料对于了解晚清对西学的认知,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如何加以利用,并非易事。这些资料不仅量大,而且因应于不同的需要,类型各异。重要的还在于,既然是西学知识之“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生产”。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希望大致区分这些资料不同的来源系统,以及不同的编纂架构,再就其中体现的对知识的认知,做大致梳理。表面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纯。知识分科观念固然影响着“汇编”工作,然而本土的“回应”同样值得重视,尤其有必要厘清本土的知识立场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知识的接纳。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依托于文本的“历史语境”,中西知识如何会通?传统是如何发明的?或可有更为清晰的把握。
一、来华西人的“援西入中” 言及西学的传播,首先有必要追溯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所揭开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于耶稣会士开启的知识传播工作,谢和耐(Jacgues Gernet)曾有精到的分析,力图对传教士传播知识之“策略”及中国士人接受知识的“立场”加以区分。只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关照到其中的复杂情形,因为耶稣会士传播新知的工作,往往有中国士人参与其中,对此细加分辨,或不那么容易。可以明确的是,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所反映的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大致说来,知识仍被视为一个整体,不仅科学没有与哲学分离,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门类。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才能更好地理解耶稣会士所援之“西”所隐含的意味。如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的《职方外纪》和《西学凡》,所传递的即是15—16世纪欧洲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西学凡》便可作为“欧西大学所授各科之课程纲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学传播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将西洋学问汇集在一起,已有所展示。1683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曾向康熙进呈有60卷之多的《穷理学》,即是当时传教士翻译工作的“总汇”。南怀仁这样表示:“进穷理学之书,以明历理,以广开百学之门。”原因在于,“穷理学为百学之根也,且古今各学之名公凡论,诸学之粹精纯贵,皆谓穷理学为百学之宗”。该书未能刊刻流行,只有十余卷保留下来。然而,此亦足可说明,知识传播的工作往往是和知识“汇编”联系在一起的。 降至晚清,来华西人在从事译述工作时,更为重视“所译各书若何分类,若何选择”,进行“类编”的工作。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1880年所撰《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就写道:“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后经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先为讲求。”这段话甚值重视,表明西人之译书,也试图按照“大类编书”的方式进行译介,然而却受制于“紧用之书”的束缚,不能按照“西国门类分列”。即便如此,这方面仍有结果呈现出来,那就是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此外,傅兰雅在1882年也曾组织了一套《格致须知》的出版工作,其初集就包括《天文须知》、《地理须知》、《地学须知》、《电学须知》、《声学须知》、《化学须知》、《重学须知》、《气学须知》八种。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教会出版机构也曾对其出版工作进行总结。透过其出版的书目,可以看出其认知学科的方式,正可与中国士人所整理的西学汇编资料进行对照。益智书会(The Schooland Text Bok Series Committee)1894年出版的《益智书会书目》,所涉及的分类包括:(1)Mathematics(数学),(2)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学),(3)History(历史),(4)Geography, Maps,＆c.(地理、地图),(5)Religion and Philosophy(宗教与哲学),(6)Readers(读物),(7)Miscellaneous Works(综合性著作),(8)Addendum(补遗)。单就这个目录来说,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分类只有寥寥几项,与晚清西学汇编资料动辄二三十项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其中重要的区别便是“Natural Sciences”的分类,将声、光、化、电之类,悉归其中。同样说明问题的是,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China)所列出的各书目,也只是将各书罗列,未曾进行学科分类。1901年出版之《广学类编》,计分12类:史事、地理、文学、格致、算学、商务、医药、权度、婚礼、家务、营造、游猎。不难看出,12类的区分,只是具体的事务,甚至没有明晰的学科概念。 略微勾画来华西人“援西入中”展示的片断,可以看出通过“类编”或目录的方式系统介绍相关知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只是来华西人对于西学分科也并非一开始就有清晰的图景,仍然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较好把握。因此,讨论西方知识对中国的渗透,当有这样的自觉,所谓“西方知识”或“西方学科”都是历史性的范畴,其图景在当时并不清晰,难以作为“已知”的背景当作讨论的前提。更为复杂的是,来华西人所援引的西方知识已是基于中国本土展开,迎合了中国本土对于知识的认知。这样所谓“西方”,亦加入了“中国”因素。
二、“采西学”:西学资料之“汇编” 用不着特别指明,依据中国传统学问“想象”西方知识,构成了中国本土对西方知识最初的解读。不唯如此,西学传入中国初始,中国士人已尝试以传统“类书”的形式汇集某些著述作为“西学”的代表,最值得关注的即是李之藻(1565—1630)所辑之《天学初函》。《天学初函》合为两编:一为“理编”,主要包括介绍天主教理及世界地理的诸书;一为“器编”,为论数学、天文、水利各科的译书。每编收书10种,共计20种,1628年刊刻。“理编”与“器编”,颇合“道”“器”之分的意味,反映出那个时代对西学整体上的认识。重要的还在于,“汇编”本身,并非无关宏旨,而是在表达“见识”。到晚清时,针对西学进行“汇编”工作,更成为自觉的行为,显示出晚清士人在分科观念影响下,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探寻“西学门径”。梁启超(1873—1929)《读西学书法》就表达了对如何读西书的关切:“译出西书数百种,虽其鲜已甚,然苟不审门径,不知别择,骤涉其藩,亦颇繁难矣。”这也反证此前西书之出版,尚缺乏“门径”,故梁才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顾燮光(1875—1949)即有这样的看法:梁氏之《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出,“学者方有门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出现了大量的西学“汇编”资料。这些资料表面上看大体均是按照知识分科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然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这里无意否认西学分科观念所产生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正在于,并非所有的工作皆按照分科观念进行,很难完全立足于知识分科对此加以解读。不仅分科观念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按照分科观念进行的安置,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或许只有针对具体的文本,才能厘清其中纠缠的复杂因素。要完整说明汇编而成的西学资料,是不可能的。从编纂形式上说,大概有这样三种主要形式(区分三种不同的主要形式,只是权宜之计,便于问题的分析。内中的复杂情形,岂是三类可以区分的;即便每一大类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
第一,区分门类,汇集诸书成一书。 这方面常被提及的是《洋务丛钞》、《西学富强丛书》等书。1888年出版之《西学大成》,是较早出现的一部,也是典型的“汇集诸书成一书”的例证。该书言明是为“有志泰西经济之学者”所编定,介绍的“西学门径”包括算学、天学、地学、史学、兵学、化学、矿学、重学、汽学、电学、光学、声学等12门。 上述“汇集诸书成一书”的汇编资料,从类目上看已是基于分科观念汇编西学,然而具体分析 其中所收著述,不难发现问题所在。譬如,《西学大成》“史学”门收录的书包括《大英国志》、《联邦志略》、《列国岁计政要》、《列国海战记》、《万国公法》、《星轺指掌》,仅此而言,亦可知当时所认知的“史学”,与今日所理解的“史学”,颇有不同,因为收于“史学”部分的这些书籍,于今而言,不少即难入“史学”之门。1897年出版之《续西学大成》,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尽管分科更细,所列门类增加到18类,有了“史学”、“政学”与“文学”各门,然从所收西书来看,仍是“史学”与“政学”不分;收于“政学”与“文学”的书目,同样与今日视为“经济”及“哲学”等学科有纠葛不清的情形。这是处理这类资料应当注意的,不能仅根据目录来把握,而要看里面放置的究竟是些什么书。
第二,以西书目录、提要等形式呈现的对西学的认知。 在这方面梁启超于1896年写成的《西学书目表》堪称代表,也透过具体的书目展示了对西学的认知。该书按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除教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三卷。在著录方面列有书名、撰译年代、撰译人、刻印处、卷数、价格,还加上了“圈识”与“识语”,评论其优劣,介绍阅读方法。主要以目录呈现出来,并加入作者点评的这类书,还包括有《东西书书录》、《日本书目志》、《东西学书录总叙》、《译书经眼录》等。较之《西学书目表》,可谓“大同小异”,只不过有的是以提要的形式出现;有的则加上按语。可兹对照的是张之洞(1837—1909)《书目答问》等著述,赵惟熙曾纂有《西学书目答问》,单从书名即可看出与之的关联;其《略例》也说明“仿南皮张孝达前辈《书目答问》之例”。 换言之,“书目”、“书录”皆为早已有之的形式,“西学书目”的出现,也是基于提供学习西学之门径。《西学书目表》书前之《读西学书法》,就表达了梁启超对如何读西书的关切,而在该书《序例》中,梁还进一步指出,是书之编是因应于门人提出的“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内中也指明“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然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应当承认,无论是“学科”的分类,还是具体的安置,《西学书目表》都有可称颂之处,只是同样也显示“旧瓶”不能装“新酒”的情形。特别是卷下所列之“无可归类之书”,更表明在学科分类上还不够完整,故此在今日看来不难安置的书,在那个时代都成了问题。如《佐治刍言》一书,既称其为“言政治最佳之书”,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治学”的学科分类,只有列入“无可归类之书”。 而且,对照不同的目录书,还能发现其中发生转变的缘由所在。如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所说的,“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还对照中国分类表示,“顾自七略七录以至四库总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诉讼至今,未有善法。此事之难久矣”。发生在梁启超身上的例证,映射出那个年代试图对西学进行分类所遭遇的种种困难。1899年徐维则辑成《东西学书录》,单是分类就生发这样的疑问:“自七略以下,门类分合,部居异同,前人犹多訾议。东西学书,分类更难。言政之书,皆出于学;言学之书,皆关乎政。政学难分,则部次奚定?今强为区别,取便购读。通人之诮,知难免焉。”分类难引发的直接后果是,稍后所出的汇编资料,所分类目越来越细。运用这些目录书,或许也当有此自觉,这是一个疑窦丛生的领域。
第三,重新组织问题,针对西学书籍进行选择,或汇集刊于报刊上的论文。这方面的汇编资料,最为复杂。大概包括三个不同的系统:其一是直接以“西学”、“新学”命名的著述,如《西学三通》、《新学备纂》之类;其二是“经世文编”资料;其三是以“策论”为名出版的书籍。上述不同的汇编资料,在编纂体例上互相取法,且都与科举改制密切相关(详后)。内中所体现的“知识的再生产”,笔者将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这里主要紧扣在编纂架构上本土的回应方式加以分析。 1902年出版的《西学三通》,是按照“政”、“史”、“艺”区分西学,分为“西政通典”、“西史通志”、“西艺通考”。尽管表述与梁启超有所不同,但同样是撇开“教”不言,而关注于“言政何以因时而治,言史何以溯源而竟流,言艺何以标新而竞胜”。引人注目的是,其篇幅竟达508卷之巨,编者也号称邀请西学名宿“汇摭西书数千部,分门别类,删其繁,去其复,汰其杂而陋者”,希望是书之编,“裨习西学以求治者依门寻绎,钩元援奥,略其迹而得其精,会其通而神其用”。 《西学三通》的编纂架构,表明难以将其归于按照西学分科进行资料的汇编,而另一些汇编资料,还提示我们注意另外的情形,那就是所谓的“知识分科”本不足以涵盖其中的内容。晚清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一幕是西学转化为新学,各种新学丛书替代各种西学书籍的出版,颇能说明问题。这其中既有以“皇朝”命名的《皇朝新学类纂》,也有主要取法日本的《新学大丛书》,显示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渐成中国摄取新知的国度。发生的变化还不只是名称上的,还在于所收类目愈发扩展,实难以不同学科来安排,往往以“类”来加以区分。《皇朝新学类纂》出版于1901年,计分十类,号称“凡有关于世事而为今日之急务者,无不删繁而节取之,厘然井肰,有条不紊”。这还不算什么,1903年出版的《新学大丛书》,总挈十大纲,列目七十二,更令人叹为观止。所谓“十纲”,具体包括政法、理财、兵事、文学、哲学、格致、教育、商业、农学、工艺。此亦可看出,十纲之目已难以用学科加以涵盖;按照不同学科来汇编西学更是困难重重。这也代表着西学汇编资料新的趋向,那就是不再局限于西学分科观念,而是按照相应的类目进行整理。 再来看“经世文编”资料。自晚清至民国初年,曾有多达20余种的“经世文编”相与赓续。这一现象的出现,固可说“经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也是因为对“经世”之理解,代有不同。因此,经世致用思想既是中西思想沟通的重要桥梁,各种“经世文编”资料也成为审视西方知识如何被接引的重要维度。 刘广京称魏源(1794—1857)所撰《皇朝经世文编叙》“不啻为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可谓见道之论。《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次年刊行,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下又分六十五目,确立“以学术为纲领,以六政为框架”的编纂形式。后续出版之“续编”大致皆谨守这一体例,然也因应风气之转移,发生着变化。葛士浚即是慨于“世局既有变迁,议论因之日积”,1888年编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刊行。其中最突出的即是“洋务”思想纳入“经世文编”中,专设有“洋务”一纲,系以七目:洋务通论、邦交、军政、教务、商务、固圉、培才。还将有关天文算学的文章析为三卷,列于“文学卷”。认识到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已是“援西入中”的直接后果,这里还显示出对于这些新知,该如何安置,实已构成无法避遁的问题,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只好“且将新酒入旧瓶”。 伴随“经世文编”之“新编”出现,此前的编纂形式,尤其是“学术”、“治体”及“六政”的体例,也被具体的子目所替代。这其中,麦仲华所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在编辑体例上就有明显突破,梁启超在《序》中即称赞此书“多通达时务之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受此影响于1902年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续新编》,在类目上也拓展为30门。如对比同样出版于20世纪初年的其他西学汇编资料,在类目上已看不出明显的差别。这样的变化,也事出有因。俞樾后来为《皇朝经世文三编》作序,即颇为慨叹,此前为《皇朝经世文续编》作序,曾盛赞其所辑“翔赡渊博”,“于学术、治术所裨匪浅”,孰知不数寒暑,即见中日之役,“至今日苟有尚恃三家之书以讲求富强者”,何异于南辕而北辙也。由此也可注意到,后出之“经世文编”逐渐加强了西学的内容。鸿雪斋主人为求是斋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作序,就特别提到:“迩者风气大开,朝野上下皆以讲求西学为当今急务,海内名人采辑西书行世者,不一而足,均足以开发心思,转移风化。” 看得出,后出之“经世文编”,其类目与其他以“西学”、“新学”为名的汇编资料渐渐趋同,同时,往往都会提及科举改制的问题。这是重要的信息,揭示出晚清出版的西学汇编资料彼此的关联,都配合着科举改革的大势,这是不可忽略的。不过在讨论之前,先看看西学汇编资料之另一大宗——策论。 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考试,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为应试士子准备的可兹效法的参考样式。科举考试“改试策论”,也催生出各种汇编文字,尤以1901、1902年这样的关键年度居多。单从标题上即不难看出是围绕着“经济”、“时务”、“政治”、“经世”做文章。相应的,与“西学”相关的知识,所占比重也愈益突出。这里不妨举证几种1901—1902年间所出版的策论资料。 1901年中西译书会所印《中外政艺策府统宗》,就强调“艺学”攸关富强,指出西人以艺学致富强,凡铁路、矿务、电学、化学、声学、算学,“无一非艺学”。今中国力行新政以图富强,改科举为策论,政治之余,兼及艺学,亦知艺学实富强之始基,士之有志科名者,“孰不当精究艺学哉”。同年鸿宝书局石印《中外政治策论汇编》,则突出了“政治”。“士生斯世,宜上体圣心,以政治为当务之急,其有关于政治者,均宜曲证旁通。”大致说来,最早编印的资料,颇有些“急就章”的意味,皆是为应试士子提供“揣摩”之本。稍后出版的资料,就显得愈加成熟,逐步提升“西学”的分量。1902年所印之《中西经济策论通考》,收有三篇序文,其中一篇就特别提到,自海禁宏开,谈时务及洋务者不下数千百家,类皆补苴成帙,未有如《中西经济策论通考》一书之广博采搜。该书分门二十四种,又后附西学八种。“皆切于势务,关于时事,五花八门,引人入胜,可以长见识,审时世,以之体国可为平治资,使于四方不贻陨越羞。是此书诚有裨于民生国计也大矣。” 大致说来,上述举证之“策问”资料,其编辑缘起差不多一脉相承,各种序文或编辑大意,论证的方式也如出一辙。主要强调相关书籍,五花八门,目不暇接,以突出自己所编资料“远胜坊间所出各书”,当可为“科第之津梁”,抑为“富强之嚆矢”。清楚地交代、说明这类书籍之编纂,是为士子提供适应新的考试样式的资料。不过,这里也表明此类资料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均系汇集其他资料而成,所采集的对象,则配合于改试策论之背景。这样,晚清以来所出版的各种与“西学”、“经世”、“时务”密切相关的各种资料,有了重新编辑出版的机会。因此,“策论”资料于晚清“西学”不仅是重要的“呈现”物,在西学知识传播上,也另有一功。 重要的是,上述三个来自不同系统的西学汇编资料,单从类目上看,已渐渐趋同。那么,在编纂体例上彼此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呢?有没有互相的影响?就本土对西学的“回应”来说,这是至为关键的。如能发现彼此之间的关联,或许也能进一步把握本土“回应”西学知识的方式。
三、知识:形式与内容 张謇(1853—1926)在为鸿宝书局1901年石印《中外政治策论汇编》作序时,特别提到读此书的感受。是书之编,“由治道学术以迄海邦,共十六门,大致与魏氏源之经世文编相近,皆《文献通考》之支流,而取法于周官之区分门类者也”。对照《皇朝经世文编》所分八类,内中基本是涵盖的关系,只不过“治道”替代了“治体”,且与“学术”的次第互换,可见张謇做出这样的评价,颇为中肯。实际上,不单是“经世文编”,中国传统的类书目录,也多所采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点石斋印《时务通考》,即是秉承《文献通考》之意图,接续《皇朝通考》而来。同年出版的钱颐仙选辑《万国分类时务大成》还特别指出:“是编其间事实,虽专采取泰西各国书籍,为近日讲求时务急需,然体裁则取法我中华艺林典则各种分类旧章。”所谓“体裁则取法我中华艺林典则各种分类旧章”,尤其点出了问题的关键。而前面提及的《西学三通》,单看书名即可知是对“三通”之继承。这里并无意说明形式决定了内容,这些袭取传统架构汇编而成的资料,同样也遭遇难以安置的问题。《西史通志》就表示:“订西史之难十倍中史,一则国多,绪乱无正统为纲,一则世积事纷,鲜信史可证。”“同一体例,郑志用之经纬咸宜”,而书写西史仿此体例,则不免“瑕疵叠出”。但无论如何,彼此的关联是无可质疑的,这也表明当以此为出发点,思考传统认知的方式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的接纳。 言及古代中国对学问的看法,常被人谈论的是“六艺”和“孔门四科”及后来发展出的“四科之学”。无论是“六艺”还是“孔门四科”,在晚清皆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后者,发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在中西学术沟通之际,“四科之学”也经常为士人所联想,甚至还直接与现代学科进行比附。不能说上述种种没有作为传统延续下来,晚清的书院教育及科举考试中,都不乏这些方面的内容,但就本文所讨论的西学“汇编”来说,直接产生影响并有所体现的,主要是“四部”分类与“三通”之类的内容。 前已述及晚清西学汇编资料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本土的“回应”也大致可区分看待。就第一类“汇集诸书成一书”来说,来自于对采摭群书、分类编辑的“类书”传统的继承。第二类主要以“书目”形式出现的诸书,则与中国由“七略”到“四部”的书籍分类系统密切相关。只不过,伴随着西学书籍的大量出版,传统的书籍分类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不得不变。江人度上书张之洞就说道:“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这话值得斟酌一番。西方知识传入中国以后,所遭遇的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先是以附录或其他方式将西方知识装入,后来才逼出新的分科架构。梁启超、徐维则在编辑相关书录时的困惑,实际即是针对此而发出,也说明他们是立足本土的书籍分类思考如何安置西书。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如何安置西学书籍还经历了一番曲折,其中新学书目与旧籍目录并存的形态,即可看作过渡时代的产物。黄庆澄(1863—1904)在1898年所编《中西普通书目表》,可看作新旧目录并存的例证,孙诒让(1848—1908)在“序”中介绍了该书编纂之缘起,明示“中书多取之南皮尚书《书目答问》,西书多取之新会梁氏《西书表》”。这样的书籍分类形式,也延续了不少时间,不单藏书楼,近代图书馆出现后,也往往以新旧并列的方式来处理。 检讨了西学“汇编”的前两种形式,再来看第三种形式。如果说“类书”与“四库”分类的影响主要是形式上的,则“三通”与“经世文编”的编纂架构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分类体系问题,还包含着认知世界、处理事务等环节。所谓本土回应影响于西学之“汇编”,这是最值得重视的。 “三通”在史学编纂上所发生的影响,向为诸家所乐道。可以说,晚清在思考中国历史新的书写样式时,以“三通”为代表的著述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三通”之作绝非仅仅关涉于书写样式;内中的门类、所体现的实际是历朝历代“体国经野”之具体关怀,贯穿的基本主旨是“通变”、“致用”。相应地,“三通”也被当作“政书”看待,而且不断有“续三通”、“清三通”相与赓续,合称“九通”。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编纂架构,还是现实关怀,“九通”与“经世文编”都如出一辄。也正是因为如此,晚清所出版的西学汇编资料,在体例上,及对时务的认知上,都取法于此。俞锡爵所撰《皇朝经世文续编序》,开篇即写道:“粵稽三通迭兴,创演义例,引申孳乳,各有续编。其传之久者,有云间王圻氏《续通考》一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无论是“九通”还是“经世文编”资料,都在因应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九通”变为“十通”,也发生了相似的一幕。刘锦藻(1862—1934)以个人之力于1912年修成《清朝续文献通考》,显著的变化即是在原26考之外,新增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4考。 因此,晚清西学“汇编”,所涉及的不只是分类问题,还呈现出知识认知的方式。即便是前述看起来只是汇集诸书为一书,或只是目录书,也体现出一定的认知。而吸取传统分类架构的书籍,更加值得重视,原因在于,中国本土区分各种不同知识的方式被援引进来,作为对西学之接纳。这其中“三通”诸书,以及各种“经世文编”所显示的知识架构,即构成接纳西学引人注目的一环。事实上,上述三个不同系统的汇编资料,其类目渐趋一致,即是最好的说明。同时也表明,传统的知识架构在“西学东渐”之际是如何被“发明”的。
四、余论 略为梳理晚清“汇编”西学不同的来源系统,以及不同的编纂架构,还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上述资料所体现的知识立场;要理解晚清西学的“汇编”,这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原因在于,形式的背后尚有更为关键的为学立场作为支撑。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类目的安置,还是采集西书的方式,都关涉于晚清“采西学”的基本立场;传递着对“学有次第”的理解;更攸关于科举考试“改试策论”的变革。只有切合于当时的大势,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资料何以在晚清大量出现,又因何原因以这样的方式编排。这里所要略加补充的,便是代表晚清士人共同见解的“中体西用”论及其对“采西学”所产生的影响。 如论者指明的,晚清思想界所困惑的中学和西学之异同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其答案大致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为代表;通常把这个公式归之于张之洞的发明,其实这是晚清人的共同见解。重要的是,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下,形成了“西学必先由中学”的看法,张之洞堪称其中的代表。《劝学篇》“循序第七”开篇即表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既然秉持“西学必先由中学”,相应地,在进行西学的“汇编”时,也不免以此进行安排。前面论及的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将西方知识区分为“学”、“政”、“教”,即体现了这一立场。不单是立场问题,按“类目”编辑起来的西学汇编资料,还体现出对学有“次第”的看法。无论“中体西用”论,还是针对西学“学”、“政”、“教”的区分,都包含着对“次第”的思考,也关乎“采西学”的基本方针,它展现了晚清士人在分科观念影响下,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学科之次第,并着力于辨析“西学门径”。稍前笔者已撰文对此加以检讨。简单地说,无论是“中体西用”的论辩,还是“学科次第”的辨析,都说明晚清“采西学”是有所本的,影响于上述汇编资料,既体现在吸收哪方面的西学知识,也反映在各类目“孰先孰后”的排序上。这也算得上本土回应西学的重要环节,不可忽略。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科举改制的影响。实际上这些汇编资料的出版,不少即是配合着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而展开。科举“改试策论”影响于士子者,或许再怎样估计都不为过。“改试策论”提供了明确的信息,科举考试的内容将集中于测试士子对时务、对西学的掌握。严复(1854—1921)在致张元济(1867—1959)的一通信函中,即言及科举改制后对译书业的推动。“科举改弦,译纂方始,南北各局执笔之士甚多。分以销售利益,庶有以泯其作嫁为他人之塞责,而动以洛阳纸贵之可欣求,达难显之情,期读者之皆喻;则此举不独使译家风气日上,而求所译之有用与治彼学者之日多,皆可于此寓其微权。”可以说,晚清西学汇编资料的出版,因应着科举改试策论这一大局。问题还不只是催生了诸多“策问”汇编资料,其他以西学、新学为名出版的书籍,也都受此影响。上海广学会1898年出版的《新学汇编》,在“序”中即表示,“承明诏废弃时文振兴新学,而是书适告成功,承学之士即可于是取材,殆所谓不谋而合,且恭逢其盛者欤。海外旅人十余年孜孜矻矻,不同于空言之无补,抚衷循省,何幸如之哉”。《西学三通·叙》也指明:“近年来译西书者汗牛充栋,而重复拉杂难觅全璧,有志者不免望洋而叹矣。况科场改式学堂复制士子需西书研究,苦其浩无津涯。”这些例证皆显示出改试策论与西学颇为攸关,也催生了各种西学汇编资料的出版。关键在于,应试士子因应科举改制的需要,并非全以“策问”资料为参考,同样会瞩目于西学资料。前面提及的求实斋、鸿宝斋等书局,既参与“经世文编”的出版,也广泛介入到“策论”与其他“西学”、“新书”书籍的出版,此亦可见科举考试乃催生晚清西学汇编资料重要的诱因。 综观晚清所出版的众多西学汇编资料,所显示的是学科意识逐步成长的过程;针对西学知识进行取舍,也可说是贯穿始终的主题。重要的是,这些汇编资料的编辑均系本着一定的立场与认知进行这项工作,由于认知有异,取法的重点也各不相同。表面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纯。知识分科观念固然影响着对这些资料的编纂,然而本土的“回应”同样值得重视,尤其有必要厘清本土的知识认知架构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知识的接纳。因此,突出西学“汇编”中“本土”的回应方式,或可令我们对这些资料的复杂情形有更好的把握。首先,这些资料尽管是按照一定的类目进行编辑,但这些类目并非完全按照严格的学科观念进行分类;其次,即便用到了延续至今的学科分类观念,也需要考虑内中的安置是否符合具体的学科。 不管怎么说,既然是西学“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生产”,因此也有必要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因为这已超越了对西学单纯的“译介”,而是加入了本土之“接引”方式。重要的是,需要透过其类目,可以清楚地把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晚清所理解的学科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可以更好区分哪些确属知识之“移植”,哪些又来自本土的“回应”。或许,这也正是审视中西文化之调适与回应之主旨所在。 载《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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