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知识分类现代转型的一环 —— 傅兰雅编纂译书书目刍议 邹振环  作者简介 邹振环 1978年起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完成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校。1995年在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兼职攻读历史地理(人文地理)专业的博士，1999年获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兼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等职。著有《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疏通知译史》《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等论著多种。在《历史研究》《复旦学报》《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等海内外中外文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本文系邹振环主持的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传世之作学术精品项目“明清江南专题文献研究”(项目号:2021CSJP0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2021年12月4—5日提交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明清以来的江南文献与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报告。  本文刊于《复旦谈译录》（第四辑） 由于全文较长，分上下两篇推送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是清末参与翻译活动最为著名的传教士。他在中国生活了35年，倡导教育与科学，前后译书多达百余种，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化工、矿业、机械工程、医学、农学、地图测绘、军事兵工以及政治经济等多个学术领域。他在近代翻译史上的贡献之巨，无论是当时的来华西士抑或中国本地学人，无人能望其项背，由于在引介西方科技方面的巨大贡献，他被誉为“传科技之火于华夏的普罗米修斯”[1]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 1977年，吴相湘[2]在台湾《书评书目》第56期上发表了《傅兰雅与中国近代译学》的长篇论文，全文分“华蘅芳徐寿建议创设翻译馆”“译西书门类—方法与敬业精神”“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编制中文科学字汇术语表”“格致书院与格致汇编”“主编学校教科书—创设科学书库”“启发中国人的维新思想”“日本书中译本粗制滥造的流弊”八个部分，指出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译述西洋科学技术书籍的工作，上继利玛窦译介西学的余绪并发扬光大，提示“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并编制中西名目对照表，力求译名标准化，为近百年来译学界建立伟大指标。傅兰雅注意普及西洋科学技术于一般社会，对中国人维新思想具有启发作用，其地位极少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3]为后人研究傅兰雅的翻译活动等提供了重要线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吉礼(Ferdinand Dagenais)博士把傅兰雅保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Library)中的傅兰雅档案整理成册，题为《傅兰雅日录：函件、著作和各类文件辑集》（John Fryer’s Calendar: Correspondence, Publications, and Miscellaneous Papers, with Excerpts & Commentary），1999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推出，以非正式出版物的形式供有关傅兰雅研究的学者们使用：201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收藏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档案馆的全部傅兰雅档案，经弘侠翻译整理后汇为3卷，题为《傅兰雅档案》(The John Fryer Papers)在中国大陆出版，共分《在中国的第一个十年（1861—1871）》《在上海江南制造局(1872—1896)》和《柏克莱岁月（1896—1928）》3卷，收集了从1861年傅兰雅来中国起至1928年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去世为止67年间的重要档案文书，涉及私人通信、日记、公文、会议记录、回忆录、论文、杂志、纪念文章等，包括傅兰雅的旅行札记、往来书信、《格致汇编》、格致书院，以及翻译成就等，全书为英文档案，中文本在正文旁附中文提示。该书的编纂为研究傅兰雅及近代中国社会、近代中外交往史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  傅兰雅档案（共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傅兰雅译书的研究，是上海翻译史上的大宗研究。邹振环、王扬宗、孙邦华、王红霞、夏晶、戴吉礼(Ferdinand Dagenais)、大卫·怀特(David Wright)、托雷(Gabriele Tola)、千叶谦悟等中外学者也曾就傅兰雅及其翻译事业进行过专门论述。[4]上述成果均未详细论及傅兰雅在编纂译书书目《译书事略》[5]和《益智书会书目》[6]两份目录，我曾将前者视为“官书局目录”的代表，后者视为“教会书局目录”的代表。[7]与其他目录的编制不同，上述两种有关官方翻译机构的篇章和教会机构的译书目录属于亲历者的工作，虽不属翻译史的专门研究，却是专门机构翻译史的重要史料。本文拟就此两份译书书目视为一整体，尝试讨论两者对近代中国知识分类上的贡献，以就正于方家。 一、清末上海翻译史上的傅兰雅 傅兰雅出生在英国肯特郡海斯的一个清苦的牧师家庭里，父母深受一些从中国回去的教士与商人的影响。年轻的傅兰雅自幼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和民间传说。他童年时代就阅读了凡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书籍，在学校里作文时，他总是以中国为题材，因而同学们给了他一个“中国迷”的雅号。21岁的傅兰雅在伦敦一所专门培养教师的学院毕业后，自愿接受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的职位，从英格兰来到中国。1861年他在这所旨在造就充当英国教会的华人教士的书院里主持校务并兼教英语。在香港他认真学习了广东话，1863年为学好北京官话，他转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5年夏，他又南下上海，任英国圣公会开设的英华学堂校长，同时在《字林西报》馆出版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兼任编辑。[8]  《上海新报》 此时他已学了六年的汉语，懂三种方言，掌握了中文的书写规则。[9]1867年，时任制造局负责人的冯焌光[10]亲自造访傅兰雅，希望他来馆参与翻译工作，并执意用自己的大轿将傅兰雅抬到制造局参观，多次派人上门请求。在冯焌光等人的盛情邀请下，傅兰雅成为翻译馆正式签约的第一个洋人译员。[11]在翻译馆任职的同时，他还主编《格致汇编》，创设格致书室。1877年益智书会成立，他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的总编，1890年举行的全国传教士大会上，益智书会改组，傅兰雅被任命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并继续担任总编。并从1893年开始，傅兰雅负责《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并由益智书会赞助开辟“教育专栏”（Educational Department）。除了负责出版由他人编译的各种书籍和挂图外，他也编辑了多种初级教科书，诸如《格物须知》（The Outline Series）系列、《格物图说》（The Hand-book Series）系列、《保身卫生部》（The Temperance Physiology Series）以及各种“翻译手册”。[12]他调查了163个地方的教会学校，于1895年出版了《中国教育总目》（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对当时中国各种与新教教会有关的学校和大学以及在外国人指导下开办的官办学堂和私立学校做了统计，详细描述了各个学校的教育方法、教授科目、所用的课本和所取得的成就。作为益智书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傅兰雅还参与筹办了1896年举行的第二次益智书会三年一度的大会，他整理的《第一次三年一度大会会议记录》刊载于1893年的《教务杂志》（第268—275页），内容涉及益智书会的历史、任务、财务状况，以及已取得的成果等。傅兰雅在第二次大会上宣读了两篇关于术语和图书馆的论文。[13]他一直密切留意中国的教育发展状况，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根本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对八股文尤其深恶痛绝，希望中国尽早采取教育改革。1896年，傅兰雅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第一个“Louis Agassiz Professor of Orienta l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的教职。[14] 至清末为止，在江南制造局译印的有199种译书，1861年至1896年傅兰雅在中国生活了35年，其中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度过了28个春秋，傅兰雅自译和与人合译的书多达83种，占江南制造局译印译书总数的41.7%。笔者据《西学书目表》统计的352种西书中发现，傅兰雅译述的竟占了121种，其中算学9种、重学5种、化学9种、声学1种、光学3种、汽学3种、天学1种、地学1种、全体学3种、动植物学3种、医学12种、图学4种、学制1种、法律3种、农政5种、矿政7种、工政27种、兵政12种、船政4种、游记1种、报章1种、格致总3种、无可归类之书3种，占当时出版总数的34.4%。1896年前已译未刊或已佚的有38种，外加他1896年应聘赴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后续译的14种，毕生译书177种，经刊行的总计有129种。  江南制造局翻译官馆 由此可见，傅兰雅不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即使在近代中国翻译史上，也是译书最多的西方传教士。[15]傅兰雅所译西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军事、航海、采矿、机械制造、冶金、天文地理、农业、动植物、算学、化学、物理、医学、社会科学和工具书等方面，译出的军事学方面的著述有《水师操练》《轮船布阵》《行军测绘》《西国陆军制考略》等，其中最有名的是与华蘅芳合作译出的《防海新论》。为了做好翻译工作，傅兰雅在1870年底的书信中写道：“我不得不加大自己的研究工作量，以便使我能与即将要翻译原著里的知识保持同步。”他也曾抱怨翻译科技书的枯燥和吃力不讨好，但靠着对宗教的热忱以及对这一工作意义的认识，“方才挺住了这旷日持久、封闭困乏的苦斗”。[16] 1896年夏，傅兰雅离开中国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东方语言与文学教授，也辞去了益智书会（后来的中国教育会）的一切职务，直至1913年退休，他与益智书会保持的最后关系是仅为终身会员和美方联系人。傅兰雅的离沪去美，使益智书会元气大伤，新任总编辑、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潘慎文（A. P. Parker，1850—1924）无论在个人精力的投入上，还是在出版的经验上，都无法与傅兰雅相提并论。特别是在与江南制造局的微妙关系上，傅兰雅曾经利用自己与江南制造局的特殊关系，为益智书会争取了大量的便利条件，他的离任使这一优势就此中断。受此影响，后来的益智书会的出版工作举步维艰。[17] 二、《译书事略》：在译书实践基础上突破传统知识分类的第一环 传统书目经常被视为古代知识分类的代表，而传统知识分类经常以目录学的分类演变为案例。讨论傅兰雅的译书书目的编纂首先要论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江南制造局原名“江南制造总局”，或称“江南机器局”“上海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于同治四年（1865）在上海成立，[18]1867年正式成立翻译馆。墨海书馆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承继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看出。一是当年李善兰曾与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译出数十页的《奈端数理》，“此书虽为西国甚深算学，而李君亦无不洞明，且甚心悦，又常称赞奈端之才。此书外另设西国最深算题，请教李君，亦无不冰解”。[19]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由傅兰雅与李善兰继续译成第一卷。[20]此一事例可见李善兰不仅通过墨海书馆的译书影响着徐寿和华蘅芳等江南的知识人，也以自己的翻译经验直接影响着后起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另一是李善兰尽管没有直接作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员，但极力为该馆推荐人才，如1867年他将已经在民间编纂《万年书》和《便用通书》而获得声誉的贾步纬[21]介绍进翻译馆编纂《航海通书》。创办江南制造局初期，李鸿章就明确指出：“西法兼博大潜奥之理，苦于语言文字不同，将欲因端竟委，穷流溯源，舍翻书读书无善策。”[22]从1867年傅兰雅、徐建寅合译的《运规约指》开始，到1912年江南制造局刊行的舒高第和汪振声合译的英国陆军水师部编纂的《英国定准军药书》四卷，前后40余年间，共译刊了译著近200种。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著录的1896年前出版的352种西书中，江南制造局译刊的要占120种，占总数的34%。译书活动离不开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堪称19世纪下半叶上海最重要的翻译人才集聚点。该馆大量吸收海内外译才，特别是江浙译才的沪用，使一些优秀的海外翻译人才和大批江浙地区的文化人在短短的若干年内纷纷汇聚沪上，使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为东南地区，乃至中国最大的翻译出版中心。[23] 学界讨论傅兰雅的《译书事略》书目的，主要有傅荣贤的《傅兰雅〈译书事略〉的目录学解读》（《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年第2期）和《中国近代书目分类的创始之作——〈译书事略〉略论》（《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年第1期），作者认为傅兰雅1880年的《译书事略》首次对西书独立编目,从而完成了对“西学”的书目确认：西学是不同于传统中学的另一个学术体系。《译书事略》通过著录、分类等书目要素，揭示西学的学科化性质以及“力今”“胜古”的求新指向，成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等中国人所撰西学书目的前驱，并进而指出《译书事略》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刊的西学书籍为对象，基于西方学科化原则进行分类，是中国西书独立编目的前驱，也是近代书目分类的创始之作。而姚名达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近代书目史书写，掩盖了其导夫先路的历史地位。[24]  1890年前后的上海跑马场 近代译书带来的是全新的知识，因此必然会面临图书的分类问题。傅兰雅不仅译书，还编纂了在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译书书目，第一份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三年第五卷，1880年6月）一文文末附载已出版的西学译书《运规约指》《代数术》等98种译书书目，以及译成尚未出版的45种，正在翻译尚未译成的13种。每种书目下注明作者、译者、刊书年代、册数与价格，截止时间为1879年。据傅兰雅统计：到1879年统计已售出的书达31111部，共计83454本。该文还附有书目表，提供了此一时期译本的信息。[25]这是笔者所见晚清最早的一份新式分类的官书局译书目录。[26]不过我们也不能认为傅兰雅《译书事略》完全没有所本，其突破中国传统书目分类是整个学界的时代需要。如1872年5月，冯焌光在《禀南洋大臣陈江南制造局造船造枪炮及译书情形并筹议商租轮船揽运漕米煤铁等事》中，就提出过最早的分类设想，他把译成之书分出“制器之书”6种：《汽机发轫》《汽机必以》《汽机信度》《汽机新制》《艺器记珠》《范模要略》；“造船之书”1种：《造船新法》；“火器之书”4种：《大炮全论》《克虏伯炮法》《制火药法》《水雷秘要》；“绘图之书”三种：《运规约指》《器象显真》《行军测绘》；“地产之书”3种：《金石识别》《地学浅识》《开煤要法》；“化学之书”2种：《化学分原》《化学鉴原》；“行船之书”4种：《航海简法》《御风要术》《测候琐言》《航海通书释例》；“船操之书”3种：《水师操练》《轮船布阵》《兵船炮法》；“设防之书”3种：《防海新论》《城垒全法》《攻守制宜》；“江海图说”2种：《长江图说》《海道图说》；“西国杂记”之书2种：《四裔编年表》《埏纮外乘》；“算学之书”3种：《代数术》《积微溯源》《平弧三角法》；“声学之书”1种：《声学》。[27]冯氏列举的译书，虽多属“制器”“火器”“绘图”“船操”“设防”“西国杂记”“算学”“声学”类有关的科学技术等译书，但其重要性显而易见，这是新学译书的一个最早的分类。不过由于是一个奏折，影响有限。  傅兰雅编有杂志《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 《译书事略》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傅兰雅对当时已译未译之书所进行的分类。他分出的门类有“算学测量等书”“汽机等书”“化学等书”“地理等书”“地学等书”“天文行船等书”“博物学等书”“医学等书”“工艺等书”“水陆兵法等书”“年代表新闻纸等书”“造船等书”“国史等书”“交涉公法等书”“零件等书”，共计15类。至1879年已译刊成者《运规约指》《代数术》《微积溯源》等“算学测量类”22部；《汽机必以》《汽机新制》等“汽机类”7部；《化学鉴原》《化学分原》等“化学类”5部；《海道图说》《绘地法原》等“地理类”8部；《开煤要法》《井矿工程》《海塘辑要》《地学浅释》《金石识别》“地学类”5部；《航海简法》《御风要术》《测候丛谈》《行海要术》等“天文行船等书”9部；《声学》《光学》《电学》《三才要纪》《格致启蒙·格物》等“博物学等书”6部；《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医学等书”2部；《治火药法》《冶金录》等“工艺等书”13部；《防海新论》《水师操练》等“水陆兵法等书”15部；《四裔编年表》《列国岁计政要》《西国近事汇编》《新闻纸》《西事撮要》等“年代表新闻纸等书”6部；《造船全法》《绘画船线》等“造船等书”已译未刊者3部；《布法交战论》《俄罗斯国史》《德国史》《欧罗巴国史》《万国史》“国史等书”已译未刊者5部；《各国交涉公法论》《西礼须知》“交涉公法等书”已译未刊者2部；《英语入门》等“零件等书”已译未刊者2部。[28]随着西学译著的逐渐增多，如何对其进行恰当地分类成为晚清知识界的普遍难题，实际上这反映了西方近代新学对传统书籍分类及知识体系产生的巨大冲击。《译书事略》15类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现代知识分类，区别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几乎所有的分类都是第一次独立出现，其中技术科学的书籍最多，“汽机类”“地学类”“天文行船等书”和“工艺等书”多达34部：地理类文献传统归属于“史部”，傅兰雅将之独立出来，“国史类”收入的基本上全部是国别史，并新析出“年代表新闻纸”一类，用以著录报刊等连续出版物。第一种《四裔编年表》是专门介绍西方历史的编年体著作，第二种《列国岁计政要》是有关世界各国种种事项的年度统计。傅兰雅较早注意到报刊的特殊性，指出：“新闻纸与《西国近事汇编》等随时所印之书”，“每若干时则印三百至五百本，分呈于上海及各省官员。”[29]连续出版物具有“随时所印”的特点，能够即时反映西方新事、新理、新法的“最新”成果。《西国近事汇编》是近似于报纸而更接近于期刊的周刊。大概傅兰雅认为《四裔编年表》《列国岁计政要》二书具有逐年记事或统计的性质，与另外4种属于连续出版物的“新闻纸”(报刊)相似，故而聚合为类。当时为物理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自然科学的概念尚未清晰，所以收录《声学》《光学》，与《三才纪要》《电学》《格致启蒙·格物》一起统称“博物学”。 《译书事略》影响深远。早在1902年蔡元培就注意到《译书事略》的价值：“自汉以来，书目存者虑有四家：一曰藏书之目，如《汉书·艺文志》之属为官书，《遂初堂书目》之属为家书是也。一曰著书之目，如《通志·艺文略》、焦氏《国史经籍志》，通历代著书之人，《明史》志艺文，以明为断，方志志艺文，以乡人为断，是也：一曰译书之目，如隋《众经目录》《开元释教录》是也。一曰买书之目，如《书目答问》是也。海禁既开，西儒踵至，官私译本，书及数百。英傅兰雅氏所作《译书事略》，尝著其目，盖《释教录》之派，而参以《答问》之旨者也。其后或本之以为《表》（即《西学书目表》），别部居、补遗逸、楬精诂、系《读法》(即《读西学书法》)，骎骎乎蓝胜而冰寒矣。”[30]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1896）、黄庆澄的《中西普通书目表》（1898）、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1899）及顾燮光补录的《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赵维熙的《西学书目答问》（1901）、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929）等，[31]以及清末江南制造局陆续编制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书目》（1902）、《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09）、《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1912）等，另外还有葛道殷[32]所撰制造局兵学译著专科目录《江南制造局新翻泰西武备书录题解》，[33]均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傅兰雅《译书事略》的分类方法。 今人最早对《译书事略》的研究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理查德·G.欧文(Richard G.Irwin，1909—1969)博士，他撰写的John Fryer’s Legacy of Chinese Writing(《傅兰雅的中文写作遗产》)，把傅兰雅在制造局翻译的诸书大部收入，并依据《译书事略》英文版考证出部分译著的底本。这一目录后经美国贝内特(Adrian Arthur Bennett)重新编排，收入其所著之John Fryer：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傅兰雅译著考略》)一书中(附录一“Complete List of John Fryer’s Translations”)。在此基础上，贝内特又通过《江南制造局记》《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等材料，对金楷理、林乐知、伟烈亚力、秀耀春、玛高温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其他西方译者[34]的译著也进行了整理(附录二“Other Western Translator’s Publications at the Kiangnan Arsenal, Shanghai, 1871—1902”)。[34]贝内特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学界广为征引，1995年王扬宗发表《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一文，通过对江南制造局译书及有关文献的全面考察，重编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目录。[35] 上篇完 [1][美]戴吉礼(Ferdinand Dagenais)主编，弘侠中文提示:《傅兰雅档案》第一卷“编辑说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吴相湘(1912—2007)，湖南省常德人，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1年投笔从戎，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部参谋处编译股编纂战史，1948年在北京故宫整理清宫及庚子拳乱史料。1949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5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1969年回台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著有《晚清宫廷与人物》《民国百人传》等。参见徐友春主编 :《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本)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14页。 [3]全文又载吴相湘:《历史与人物》，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第265—286页。 [4]邹振环:《傅兰雅与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历史教学》1986年第10期;王扬宗 :《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0年 ;孙邦华 :《论 傅兰雅在西学汉译中的杰出贡献——以西学译名的确立与统一问题为中心》，《南 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王红霞:《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10月;夏晶:《晚清科技术语的翻译——以傅兰雅为中心》，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Ferdinand Dagenais,“John Fryer’s Early Years in China:I. Diary of His Voyage to Hong Kong,”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9 (1989), pp. 252—301 ;Ferdinand Dagenais, “John Fryer’s Early Years in China:II. First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People,”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30 (1990)， pp. 146—168 ;Ferdinand Dagenais，“John Fryer’s Early Years in China : III. Account of Three Days Excursion on The Mainland of China,”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36 (1996)，pp. 129— 149 ;[意大利]托雷 :《傅兰雅编纂的“中西名目表”及其翻译原则》，复旦大学历史系主编 :《变化中的明清江南社会与文化》，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4—338页;Gabriele Tola，'John Fryer and The Translator’s Vade-mecum: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Vocabulary of Terms in Naval Architecture”,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 66，No. 1(2018)，pp.91—114 ;Gabriele Tola, John Fryer and The Translator’s Vade-mecum: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exic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2020 ;千叶谦悟: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藏傅兰雅文库(John Fryer Collection)目录》(上)，《或问》(WAKUMON)第36号(2019年12月);千叶谦悟:《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藏傅兰雅文库(John Fryer Collection)目录》(下)，《或问》(WAKUMON)，第38号(2020年12月)。傅兰雅的《译书事略》全称《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格致汇编》1880年6、7、8、9月(南京古籍书店1992年有影印本)。《译书事略》英文版 (John Fryer, An Account of the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 at the Kiangnan Arsenal Shanghai: with various lists of publication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0)有三种，其中以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单行本信息最全，《北华捷报》版(The North-China herald, Jan. 29, 1880) 和《自然》杂志版(Nature, May 19, 1881)未载书目，且内容稍有出入，参见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所附书目还为王扬宗编校的《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文献与史料选编》(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88—511页)一书所收录。 [5]傅兰雅《益智书会书目》(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of the Book Wall Charts Maps etc., Published or Adopted by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formerly 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ON SALE AT THE DEPOSITORY,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上海美华书馆], 1894)，1903年中国学塾会另编有《中 国学塾会书目》，较之英文版《益智书会书目》略有出入。 [6]邹振环:《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东方翻译》2011 年 8 月第 4 期。 [7][美]贝内特(Adrian Arthur Bennett):《傅兰雅译著考略》(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67年，第4—8页。 [8]傅兰雅“致苏西(Cousin Susy)”，1867年5月;转引自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NewYork: PenguinBooks, 1980, p.144。 [9]冯焌光(1830—1878)，字竹儒，广东南海县人。咸丰三年(1853)举人，委办江南制造局事，后升道员，补授苏松太道，创设求志书院，以经史之学课士。父玉衡，以事戍伊犁而卒，光绪四年(1878)，焌光扶父柩归，以劳卒于途。著有《西行日记》《舆地略》等。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3页。 [10]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7—28页。 [11]傅兰雅称：我已尽己之全力做到提供学堂合适的教科书，包括基督教和科学的。我本人准备译出五十或六十种西方科学各门学科的标准教科书，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严谨的。参见《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第21卷，1890年7月，第291—305页。除了专门为益智书会编译书籍外，傅兰雅还把自己曾在《格致汇编》上刊载过的真司滕(Johnston)著的《化学卫生论》交给益智书会出版，作为《格物图说》的一种。益智书会希望出版一份中英文术语名单，傅兰雅是负责人之一，具体负责化学、矿学、气象学、平版印刷术、电镀、化学仪器、科学仪器、铸造和模具、炮学、造船、开矿、工程学部分的译词术语。参见王红霞:《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10月。 [12]《中国教育总目》指出当时的中国有超过一千所由外国人开办或指导的学校，其中包括乡村日校、高级中学和大学，在校学生多达27500余人，其中20%是女生。傅兰雅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教育专栏”之“教育笔记”中撰文介绍这份总目:“这份总目有将近150页，包括一份教育工作者的人名索引，以及一份地名索引和益智书会的90个或更多个成员的名单。附录是由益智书会出版或赞助的中文教育著作的纯描述性目录。”参见《傅兰雅档案》第二卷(DOCUMENT LISTI)第七章“傅兰雅在1867—1896年间的通信及杂录”部分。 [13]参见Doris Sze Chun, “John Fryer, the First Agassiz Professor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rkeley”, Chronicl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all 2005，pp.1—18。转引自[意]托雷:《傅兰雅编纂的“中西名目表”及其翻译原则》，邹振环、黄敬斌执行主编:《变化中的明清江南社会与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4—338页。 [14]邹振环：《傅兰雅与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历史教学》1986年第10期。 [15]傅兰雅“致苏西(Cousin Susy)”，1867年5月；转引自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0, pp.152,156—157。 [16]张龙平：《益智书会与晚清时期的教科书事业》，桑兵、赵立彬主编：《转型中的近代中国: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63—279页;赵中亚：《民国以后的傅兰雅》，《或问》(WAKUMON)第28期(2015)。 [17]关于江南制造局的研究，参见全汉昇：《清季的江南制造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23本上册，转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九编“自强运动”(四)，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1—170页。 [18]《译书事略》部分内容收录于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3年，第12、14页。 [19]该书没有正式出版，稿本长期以来一直不知下落。199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韩琦在英国访得此书的手稿，据说又名《数理格致》，卷首给出了八个界说，界说一“凡质之几何，为疏密与大小相乘数”，即为质量和密度、体积关系的定义;另外有三则公论:“凡体或静或以平速行直线，若非外力加之，则永不变”;“凡动之变与所加之力有比例，亦准加力之方向”;“凡用力必有相等之反力，即二体相与，用力恒相等，其方向相反也”，是关于牛顿运动三定律的介绍。“这些内容是译自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定义、运动的公理和定理，以及第一编'物体的运动’的前四章。”韩琦:《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华的科学活动》，《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2期。 [20]贾步纬(约1840—1903)，字心九，江苏南汇人幼好学算，咸丰年间避乱到上海，拜李善兰为师，与伟烈亚力交往，精通天文算学的新知识，1865年由李善兰推荐到江南制造局任上海广方言馆航海测量馆与天文馆教习，受聘于制造局翻译馆任译员，除校勘《算法统宗》《九数外录》《勾股六术》外，还编译有《算术开方表》《算学对数表》《对数表说》《八线简表》《八线对数简表》《量法代算》《步纬算法》《航海通书》等。参见邹振环:《江苏翻译出版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159页。 [21]石健:《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3页。 [22]关于傅兰雅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参见邹振环:《傅兰雅与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历史教学》1986年第10期;邹振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出版史料》1986年第6辑;邹振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上海译才高地的构筑》，《东方翻译》2009年12月第2期。 [23]傅荣贤:《近代书目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该书第三章“西书独立编目”第三节为“傅兰雅《译书事略》”。 [24][英]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1880年6、7、8、9月，南京:南京古籍书店，1992年影印版，第二、三册。 [25]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20页。 [2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丙·机器局(一)江南制造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98—103页。 [27][英]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1880年6、7、8、9月，南京古籍书店，1992年影印版，第二、三册。 [28][英]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二)，《格致汇编》1880年6月，第9—11页。 [29]蔡元培《东西学书录》“序”，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页。引文标点引者略有改动。 [30]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系继《增版东西学书录》而作，收录1902至1904年间出版之新学译著，该书于1929年正式出版。 [31]葛道殷，字心水、监生，湖南湘乡人。早年寓上海，肄业于格致书院，曾任职于江南制造总局、湖北舆地局。戊戌维新时，由两江总督刘坤一保荐经济特科。葛氏曾参与《三省黄河全图》测绘，撰有《海镜歌括》《洋枪浅言》《用炮要言》《江南制造局新翻泰西武备书录题解》《人天奥理》等著作。参见李翠平、寻霖编著:《历代湘潭著作述录·湘乡卷》，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93页。 [32]葛道殷:《江南制造局新翻泰西武备书录题解》，稿本，湖南图书馆藏。该书约成书于19世纪80年代，著录沪局刊行的《平圆地球》《海道图(总图)》《海道图说》等28种译著，并撰有提要。所录译著先《平圆地球》《海道图说》等(属“地理等书”)，依次再为《汽机发轫》《汽机新制》《汽机必以》(属“汽机等书”)，再次为《航海简法》《航海通书》(属“天文行船等书”)，再次为《轮船布阵》《水师操练》《防海新论》《克虏伯炮说》《营城揭要》等(属“水陆兵法等书”)，最后为《八线对数简表》《对数表》(属“算学测量等书”)，比较《译书事略》，这些书的归类，也明显受过傅兰雅分类的影响。朱梦中认为，以今天的学术分科标准来看，这些书籍很难完全归为“泰西武备书”，可在时人所见，西方兵学的内涵十分广泛。参见朱梦中:《江南制造局兵学译著及其底本研究——以军事知识史为视角》，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6月。 [33]金楷理(CarlT.Kreyer，1839—1914)，美国人，1866年来华，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林乐知(Allen,YoungJohn，1836—1907)，美国监理会教士，1860年来华传教，在中国政府机关任翻译及教习职达18年。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英国传教士，1847年来华，在沪为伦敦布道会负责印刷《圣经》的工作，曾和中国译家合译过多种西书。秀耀春(James,F.Huberty，1856—1900)，英国浸礼会教士。玛高温(DanielJeromeMacGowan，1814—1893)，美国浸礼会传教医师。 [34][美]贝内特(AdrianArthurBennett):《傅兰雅译著考略》(JohnFryer:TheIntroductionofWesternScienceandTechnologyintoNineteenthCenturyChina)，HarvardUniversityPress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67,pp.82—109。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