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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宗教和科学是对立的。可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给中国带来科学理论的却都是传教士。从明朝开始，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发现，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西方的历法和实用技术，于是他们把这些东西当成敲开中国大门的砖头。 在清朝的宫廷里，摆满了传教士赠送的座钟等西洋小玩意儿，连最先进的火枪火炮都有。可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清朝统治者的真正兴趣，对他们来说，洋人的东西跟珍稀动物没什么区别，看看就行了，对国家有什么用？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终于发现西洋的奇淫巧技居然这么厉害，看来确实是有可取之处的。清朝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希望能找出对付洋人的办法。既然是学习，首先就要懂得洋人的语言，以便把洋人的各种资料翻译过来。 清政府对翻译工作是很重视的，做得好的话，可以得到朝廷的封赏，甚至换个官帽戴戴。有人就因为出色地翻译了上百本西方科学著作，而被朝廷赐了三品顶戴，相当于厅级干部。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还是个英国传教士。 这位传教士名叫傅兰雅（John Fryer），苏格兰人。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非常渴望到中国来传教。1861年毕业后，他申请来到香港做老师，并学会了中国官话和广东语。跟现代的很多外国人一样，傅兰雅在中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外教，既能养活自己，又结识了一批上层人士。 打开看点快报，查看高清大图 傅兰雅担任一份教会报纸的主编后，觉得通过报纸宣扬自己的观点，比传教的作用更大。他花费大量的精力在办报上，对清朝的事务发表了很多评论，希望以此来吸引中国的读书人。可结果是引起清政府的抗议，报社不得不辞退了他。 正当傅兰雅为生计犯愁时，江南制造局设立了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江南制造局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火、机械制造商，对西方科技的渴求是炽烈的。傅兰雅凭着扎实的语言修养，被制造局聘任为翻译官。 与傅兰雅共事的很多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科学家，他们通过傅兰雅了解到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数学、化学、物理、机械、医药等等各方面都有。同时期的其他翻译馆都以军工为主，只有江南制造局这家涵盖了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对中国贡献良多。 打开看点快报，查看高清大图 傅兰雅基本上是通过口译的方式，把英语书籍译成中文，再由中国同事整理成书面语言。凡是对英语了解的读者都知道，英语与中文不一样，专业用语极多，一般人即使掌握了英语日常对话，也很难读懂专业英语书。 而中文科学用语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这种状况，除了中文本身的优势外，早期翻译人员的努力同样功不可没。也许我们在学校里念到的科学术语，就是傅兰雅和他的同事翻译过来的，比如元素周期表里那些元素的中文名称。仅这一项便足以称得上造福后世。 打开看点快报，查看高清大图 傅兰雅本身是个传教士，上帝的仆人，可他翻译的113本书中，绝大部分都是科学著作，因此有很多人称他为科学之教的教士。有些西方人对他的行为颇有微词，傅兰雅却毫不在乎，他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翻译官，外国人管不到自己。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一干就是28年，他和同事相处得很愉快，朝廷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制造局不断地为他请赏，以奖励他的付出。到最后，傅兰雅获得了三品顶戴，也算是一位少见的红顶洋人吧。 打开看点快报，查看高清大图 除了译书，傅兰雅还在1874年创办了格致书院和科普杂志《格致汇编》。这是中国最早的科技杂志，借用了王阳明的格物致志理论，让中国人更感到亲切。 傅兰雅是个热爱工作、乐于助人的好人，1869年妻子生产时生病、孩子夭折，他都没有请几天假。整整28年来，傅兰雅一心扑在工作上，连儿子傅绍兰成年后，也是让他接替自己进制造局译书。 1896年，傅兰雅回美国度假，正好加州大学想聘请他做教授，他便留在了美国。以后每年再到上海生活一段日子，翻译一些书籍，还开办了一所盲童学校。 傅兰雅差不多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科学翻译事业，希望中国通过推广西法，自强自富。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中国因此而变得更加富强，反而是甲午战争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制造局的翻译工作也没落起来。1928年，傅兰雅在美国去世，享年90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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