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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啧啧赞叹把几位人都吸引了过来，刘老师忍不住又接过相机去拍这些美景。我只能小声地提醒她：“同志，认真一些，现在是在拍戏。”可惜这座精美大楼的大门紧闭着，并且所有的门窗上都贴着世博会的封条，透过窗户向内张望，里面黑洞洞的，看不到任何物体，只是隐隐地看到地板已经拱起。在这座楼房的另一侧还有一排两层的房屋，这个房屋的形式也很特别。杨先生说，此楼叫嬷嬷楼，可能是当年修女住的地方。这里为什么还会住修女？这一点我始终没弄明白。虽然没能搞清楚这些细节，但无意中能拍到翻译馆的旧址，对我而言已经远超所望。
傅兰雅所写的那篇《事略》，因为是当时人写当时之事，故而后世凡是研究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文章，都会引用到该文，那傅兰雅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呢？他在此文的序言中做了如下的交待：“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业十余年，远近诸君几若共闻；然其中本末裨益，尚有未详知者，屡承顾问；且常有西人书缄频寄，讯此馆之源流，问译书之理法，究察所用各物之名，访求所译西书之目。然一人事繁，难尽酬应，故将译书大略，撰成西书一册。”傅兰雅的这篇文章写出清光绪六年，他说到此时翻译馆已经运行了十几年，因为翻译馆在社会上的名声越来越大，所以不断地有人向他请问这其中的来由及其本末，傅兰雅解释的不胜其烦，于是他就写出了此文，并单独印成一书，之后如果谁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就递上这么一本。
但是傅兰雅的这篇《事略》是用西文写成，因为他原本是送给外国人用的：“因自备资斧，印成此书，分送于西国朋友并乐传格致西人。然书为西文，华友不便披览；若仅裨益西人而不公诸华友，殊属憾事。故不惮劳悴，灯下译成，附于汇编，供诸同好。”看来也有华人向他索要，没办法，他又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了汉语，就成了这种半文言形式的一本书。傅兰雅在序言中强调，这本书他是自费出版，其潜台词是：他没有占翻译馆的便宜。
《事略》一文的第一章，傅兰雅重要强调了徐寿和华衡芳对于此馆的创始之功：“以后徐君决意久居上海，以便与西士考证西学，故请曾文正公派于江南新设制造局内，略于一八六七年到局。旋请局中冯、沈二总办设一便考西学之法，至能中西艺术共相颉颃；因想一法，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又寄信至英国购《泰西大类编书》（按即《大英百科全书》），便于翻译者；又想书成后可在各省设院讲习，使人明此各书，必于国家大有裨益。”
而后傅兰雅介绍说，他本在上海的另外一家报馆工作，翻译馆成立后，他被聘为这里的翻译人员：“总办闻此说善之，乃请总督允其小试。又在上海聘请能译书之西士，则遇在字林行作《上海新报》者傅兰雅，因请之购西书数部，即与徐仲虎首译《运规约指》一书；又请伟烈亚力与徐雪村译《汽机发轫》一书；又请玛高温与华若汀译《金名识别》一书。此三书为在上海租界西人宅内所译者，然甚觉不便，莫若在局中译之。又因局与租界相离颇远，则西人不便每日往复，故请傅兰雅在局内所设之翻译馆专办译书之事，即于一八六八年六月中开馆。”傅氏称，他们当年翻译著作就在自己的住所，但是住所离江南制造总局很远，每天往返不方便，于是总局就请傅兰雅在局内专设一地，在此译书。这就是翻译馆的来由。
其实对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起到关键作用的确实是徐寿。总局建成之后，徐寿就来此任职，当时翻译馆还未建成，徐寿就给曾国藩提出了总局工作的四项规划：“一为译书，二为采煤炼铁，三为自造枪炮，四为操练轮船水师”，这么庞大的总局有那么多的工作，而徐寿却把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列在第一位，由此可见，在他的眼中，制造武器虽然重要，但更为重要者，是要更多地在中国人中培养出科技人才。
当时翻译馆请到了中外多位专业人士，来自西方的人士除了傅兰雅之外，还有伟烈亚力、合信、艾约瑟、慕维廉等，而中文人士除了徐寿父子和华衡芳，另外还有李善兰、蒋敦复、管小异、贾步纬等50余人。中方的这些翻译专家们在翻译方面各有侧重，比如徐寿偏重化学，华衡芳偏重数学，而徐建寅则偏重于应用技术。当时徐寿的三儿子徐华封也在这里工作，他翻译有《镀金法》、《电气镀镍》等书；而华衡芳翻译有《代数学》、《积微溯源》、《三角数理》等。他们的翻译方法其实挺有意思：因为中方的这些专家们基本都不会外语，所以先让外国人读原文，而后将内容的意思讲解给中方人员听，这些中方人员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写成汉语。
但因为中国古代科技的不发达，虽然文字数量众多，却也难以涵盖许多的科学名词，于是他们就开始造字，傅兰雅在《事略》中说：“若华文果无此名，必须另设新者，则有三法：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鉮、矽等；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二、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等是也。三、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凡前译书人已用惯者则袭之，华人可一见而知为西名；所已设之新名，不过暂为试用，若后能察得中国已有古名，或见所设者不妥，则可更易。”由此可知，到如今连中学生都极其熟悉的《化学元素周期表》，那上面的不少字都是当年翻译馆的这些人创造出来的。由这个侧面也可知道，当年的翻译馆对今天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其实傅兰雅在这里起到的作用也很关键，然而这篇《事略》是他所执笔者，看来他学会了中国人的谦逊，在这篇文章中，傅兰雅没有强调自己所起的作用。用句通俗的话来说：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马来平主编的《趣味科技发展简史》一书中也提到了江南制造总局，此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外国学者中，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译馆供职28年，不仅译书质量高，数量大，而且在订购原版图书、制订译书计划、销售图书和确立译书规则等方面亦有卓著大功。”
翻译馆的翻译方式如前所述，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合作而成，不知这可否称为“中西合璧”，然而这里的印书方式却绝对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事略》一文讲述了定稿之后出版的情形：“既脱稿，则付梓刻板。中国刻板法，将书以宋字写于薄纸，反糊于木板，则用刀剞劂。书中所有图画，则有画工摹成，同糊板上镌之。至于伟烈亚力所译《谈天》书内之图，则为英国以钢板所印者；而地图与海道各图，乃局内所刻阴文铜板所印者。”由此可知，当年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著作最初都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进行雕版而后刷印，然而书中的一些插图却是用国外的钢版所制，并且在翻译馆内，当时也可以制造西式铜版画。
对于西式和中式这两种印刷方式，傅兰雅进行了两项对比：“近来上海多用铅字活板印中国书籍甚便。局内亦有一副铅字，并印书架等，然所译格致书，仍用古制而刊，木板以手工刷印。此法为欧洲初有印书法之先多年而中国已用者，较铅字活版更省更便。其板各页等大，略宽八寸、长十二寸、厚半寸，每板两面刻字，每面当西书两面之用，可见一书全板，占地无几。有云，刻一木板，较排活板所贵有限，且木板已成，则每次刷印随意多寡，即中印一部亦可，此法之便已可见矣。若照西法以活板印书，则一次必多印之始可拆板，设所印者年深变旧，或文字错讹，则成废纸而归无用。惟中国法则不然，不须巨资多印存储，若板有差字，亦易更改，而西法已印成书，则无法能更改也。有云，最能印书者一日可印五千页，不用印架，不需机器，俱以手工手器印之，而工价亦廉，每四工约得洋一元。印书之纸为上等连史纸，另一种次者为赛连纸，较连史纸价扣八折，书用白丝线装订，较平常书籍格外精致，甚合于学士文人之用。”
他的结论是各有优劣。对于翻译馆所用的印刷设备，范慕韩主编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一书中称：“从傅兰雅文字可知，印书处购置铅印设备，约在1875年后，设备是很原始的，称‘印架’而不称‘印机’，似属平压型。1880年时，传统雕版印刷工艺，仍是江南制造局印书处主要的工艺方法。《新报》1882年并入制造局，与制造局印书处向近代印刷术过渡有关。”
当年的翻译馆所译的第一部书是什么？以及这里总计翻译了多少西方著作？邹振环在《疏通知译史》一书中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洋务派在1867年兴办起来的翻译外文科技书的机构。从1868年傅兰雅、徐寿合译的《运规约指》开始，到1907年舒高第译刊《美国宪法纂释》的近四十年间，江南制造局共译了199种书，另有已译未印或未译成的共40余种。”由此可知，翻译馆的第一部书就是傅兰雅和徐寿共同对译者。
在这四十年中，翻译馆总计译出了199种书，这个数字跟《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所载相同：“在清末四十多年中，江南制造局编译处印书处共译印出版西书有史志、政治、兵制、工艺、数学、理化、医学等22类199种。1871~1880年间出版的98种235册，到1879年统计，共售出1111部，83454册。”然王赓唐、王锡南主编的《徐寿、徐建寅传论》一书中的统计数字与之略有差异：“自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10多年之中，共译书156部，411本；刊印98部，235本；发行32111部，83454本。译书付印是从同治十年（1871年）开始的，以此推算，平均年销量在3000部、8000本以上。”
书是印出来了，那么这些书是如何销售的呢？邹振环先生称：“1885年傅兰雅在上海创立格致书室，发售江南制造局的译书。1886年书室售书目录列举中外书籍、地图、挂图等371种，两年后的目录增至西学书650种。不久，北京、烟台、奉天、天津、杭州、汕头、福州、厦门、香港等地先后开设书室分店，销售书籍达15万册。”看来傅兰雅不但翻译书，同时还负责对外销售，他不但在上海设立了专卖点，同时还在很多的中国城市设有销售处，这个人真是个全才。
由此可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对中国的近代史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真盼望着这里能够在整修之后对外开放，使它成之为一所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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