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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敲门声，伴随著小兰的战战兢兢。 「请进。」未几，诊症室内传来答话声，小兰才缓缓走进房间。 只见一位医生坐在椅上，一边打字，一边请小兰坐下。 「小兰，这星期的情况好吗？」医生问。 小兰低著头，轻轻答道：「嗯……还是如此。」 医生问：「有依时吃药吗？」 小兰依旧低头：「有……」 医生问：「那么，有睡得好些吗？」 小兰开始掩着耳：「不好……声音很嘈吵……也常常有恶梦……」 「你想说什么啊？你这个混蛋，随便说句『睡得好』不就行了吗？」突然间，小兰的脑海裡传来一把很不屑的女人声，使她愈来愈困扰，头也更低。另一把男人声紧接而来：「你这个窝囊废，自己睡不到，又想找藉口吗？」 「哇哇……求求你，不要再迫我吃药了！」一把小孩子的哭闹声使得小兰更烦躁！ 小兰受不了，突然失控的大声喊道：「够了！不要再说了！求求你……不是这样的，不要再骂我了！对不起……呜呜……对不起……」 医生看见小兰突然失声痛哭，问她是否有听到声音，她没有答话，只是一边哭一边说「不要再吵了」。医生见状，马上找护士拿来镇定剂给她。 医生安慰她，说：「不要紧，吃些药，先把声音压制住吧。试试饮杯水？」 过了一阵子，医生见小兰平静些了，便问她最近有没有忘记吃药，又建议加些药，最后更处方多了一款她未试过的抗精神病药：「之前的药可能未必适合你，这样吧，我们试试另一款药，它虽然有些副作用，但效果可能更好，可以帮你调节脑内的神经递质喔。」 「看看你做的好事！又再加药了……你真害人不浅！」一把责怪的声音又从脑海传来，小兰只敢低头不语。 ※ ※ ※ ※ 类似小兰的经历，虽不算常见，也绝不罕见。有很多患上精神病的人，也可能有过类似的情况，譬如听到声音、情绪困扰，甚至失控等等。对于这些状况，医学界或復康界常用的应对方法，包括教事主放松、用药物舒缓症状、任由事主冷静，甚或送之往医院──进了医院，处理方法还是没太大分别。 无论是思觉失调抑或其他诊断类别（例如重性抑郁症），这些精神病症状也可能出现。今年今日，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占了主流，医生往往告诉我们：这些病症都是因为大脑出了问题，吃药是主要而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一定要坚持吃药啊！然后，一连串的试药、转药、调校药物份量的「实验」随之而来，事主在某些时候可能需要住院治疗，但流程离不开吃药、休息、职业治疗、看电视等等。或许，偶尔也有社交治疗、心理辅导的元素，但并不是每个病人也有的。 诚然，精神病症状之所以出现，与生理因素似乎有很大关係，如基因遗传、神经系统、大脑受损等等。临床工作者，会用内科医学的概念来教育你，将精神病比喻为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从而指出精神病并没什麼大不了，而药物治疗也很重要。 然而，为什麼当医生要诊断你有没有精神病时，从来不会好像内科医生验血、验尿一般，检验你的多巴胺、血清素含量，或以大脑扫瞄来决定诊断呢？也许，有人会说，医生也有照甲状腺，也有照 CT Scan喔。然而，精神科医生做这些生理检查，从来只为了排除其他可能病因，而不是用来诊断你有没有抑郁症、焦虑症或思觉失调的。这是因为，精神病的生物医学理论，纯粹只是一个理论，一个假说，是未有十足根据、未能实证出来的（Ross, 2000）。换言之，即使你有某个精神科疾病，在你的大脑里也未必一定找得出异样来。例如，你有抑郁症，你体内血清素含量也未必过低或过高。 除了生理因素之外，环境因素与我们的精神健康状况也有极大关係。例如，父母的教育、经济情况、童年经历，与很多精神科疾病也有密切关係。其中，大量研究已表明，创伤与精神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显著的，但不少临床工作者都忽略了这个问题（Moskowitz, Sch?fer, & Dorahy, 2008）。「很常见的是，无论病人抑或治疗师也没有识别到现时的外显问题如何联系到过往的长期创伤。」（All too commonly, neither patient nor therapist recognizes the link between the presenting problem and the history of chronic trauma.）（Herman, 1992, p. 123） 大部分的症状和问题，背后也有其原因和意义。例如，幻听的内容多少反映着潜意识的冲突，自我伤害行为可能源於内疚或现实感丧失，焦虑和恐惧往往是为了自我防卫、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情绪无故失控通常也有触发因由（Trigger），至於回闪（Flashback）更是昔日创伤未获得适当处理的警号。一旦你注意到症状并非总是毫无意义，你就应该想到，「心病还须心药医」。精神科医生人手短缺，只能开药，但药物难以根治心病。 那么，作为社福界的一员，除了依著医生的指示走、提供一些转介、辅助、跟进及支援服务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麼呢？作为社工，以人为本的充权是重要的，发展事主的潜能、鼓励事主善用自身资源、强化事主的自我价值、促进事主扩阔社交网路、协助事主改善家庭关係等等，这些都很重要。然而，心理介入对事主的康复也尤其关键。即使是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如精神分裂症等等，事主也应该尝试心理治疗（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2014），尤其是创伤治疗（Read & Ross, 2003）。 香港缺乏精神科医生，亦缺乏临床心理学家。很多病人也没有机会接受深入的心理辅导及创伤治疗，以致只能单靠药物治疗。其实，很多心理问题，也起因于过往的生活经历、现时的生活压力，因此配合心理社会介入（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病人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从而减少他们对医疗服务（包括复诊、药物、住院等等）的需求、增加他们的生活功能。这无论对病人抑或对整个医疗社福界，也有好处。 既然香港缺乏医生、心理学家，社工是否可以担当起这个重任，从「心」出发，用「心」来与我们的服务使用者同行呢？当然，这可能需要额外的训练和督导，这对於缺乏心理治疗经验的同工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大挑战。然而，从「心」出发，才能改善现时精神健康界的情况，使我们的服务使用者获得更整全、更多元化的服务，从而成就更大的利益。（注：作者为香港解离症关注协会主席） 可能每个人答案不同，有人四世同堂，有人夫妻恩爱，有人在帮助更多人维权的同时自己也家庭和谐等….. 在心理学上，幸福是一种感觉， References: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2014). Understanding Psychosis and Schizophrenia. Leicester: BPS. Herman, J. L. (1992).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Moskowitz, A., Sch?fer, I, & Dorahy, M.J. (Eds). (2008). Psychosis, Trauma and Dissociation: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Severe Psychopathology. Oxford: Wiley-Blackwell. Read, J., & Ross, C. A. (2003).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psychosis: another reason why people diagnosed schizophrenic must be offered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and Dynamic Psychiatry, 31(1: Special issue), 247-268. Ross, C. A. (2000). The trauma model: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comorbidity in psychiatry. Richardson, TX: Manitou Commun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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