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饮酒这事儿是这么看的？ 孔子（前551 -前479），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体系以仁、礼各为两翼，具有各自地位、价值，而且相互关系。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孔子将其仁礼思想应用于酒道，丰富和发展了西周“酒德"、“酒礼"的规范，从而形成了以酒德、酒礼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型酒道，酒德是以“仁"为准则，而酒礼以“礼"为原则的。孔子酒道是儒家酒道的奠基者，是中华日神酒道（王者酒道） 的奠定者，它自成中国特色的体系，立于世界酒道之林，也毫无愧色。
一、以伦理道德为原则的酒德观 仁的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决定、影响了其它方面的思想。 孔子从宗法制的“亲亲"原则出发，指出“爱人是仁本质，从而建立了对后世影晌极为深远的仁的思想体系。“孝弟"所规范的是家庭关系，它规定了男性在与父母及兄长的相互关系中的地位，从而确定了家庭内部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秩序，即以男性为中心的尊卑之别、长幼之序。由于受到儒家伦理中心论的影响， 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之一，就是以伦理为中心的“直观外推”的横向类比方式，一切归之于伦理，又从伦理上外推。孔子的酒德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仁”为核心的仁理道德观念向酒事规范延伸的产物。所以，孔子论酒就体现了伦理中心。《论语·为政第二》载：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意思是说：尽孝，必须和悦竭诚，有事情由子女代劳；有酒肉先敬长养老。这种观念来自于《尚书，酒诰》羞惟君，尔乃饮食醉饱"，可见孔子对周礼的继承。在他的弟子及其后代中，“曾子养曾晰，必有酒肉……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孟子．离娄章句上》) ；与夫子教导分不开。礼以伦理为中心，以维护秩序为目的，这种伦理秩序也随着内推外引的思维方式，从家庭推广到国家、天下，酒礼的政治功能也离不开这种思维模式， 所谓“家国同构"，比如乡饮酒，子曰：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按酒德精神提倡尊老尚贤，体现了酒礼“明长幼之序"的功能。 在《礼记·乡饮酒义》中，孔子阐述了乡饮酒礼上的献酬辞让、升降坐立等各种关于酒的礼仪规范，得出结论：只要按照这些规范， 体现“贵浅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 ， 则“足以正身安国" ，“故曰：吾观于乡，曲知王道之易易也。”由小见大，从一个乡饮酒礼的实施正确与否，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这正是孔子重视“礼”以包括饮酒之礼的原因。 酒德是儒家酒文化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修身养性、经邦济世的政教观念的延伸。可见这个酒德，不但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需要（ 即下文的“不及乱" ），不但是维护家庭、家族的需要，更是治国平天下的需要。 所以，围绕酒礼与酒德，孔子作过一些直接论述，说：“七日戒，三日斋，承一人焉以为尸。过之者趋走， 以教敬也；醴酒在室， 醍酒在堂， 澄酒在下， 示民不淫也；尸饮三，众宾饮一，示民有上下也；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观乎室，堂下观乎上"（《礼记·坊记》）。孔子所最注重的“丧祭"酒礼中，从上到下也贯穿着微言大义与教化精神，特别强调它对维系家庭、家族关系的组织与教化功能。在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他则反对“酗酒废政"。他晚年整理六经，鲁哀公向其问政，他总结三代兴亡，就将酒德精神与邦国兴亡的政治教化联系起来，高度丰富了酒德的历史内涵。当然，孔子知道，酒是一种双重物质，“本为祭祀，亦为乱行"，虽可“起造吉凶"，但“德昏政乱"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事。所以他又说：“所谓失政者：疆蒌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优以继讖，政出自家门，此之谓失政也。"（《大戴礼记．少闲第七十六》）失政的原因在于上下相争，“政出自家门"、“非天是反人自反"，这里既含有对酒的谏 诫，也含有对人不当饮酒的指责，这样使得孔子的酒德观念既坚持了原则（反对“酗酒废政"），又更加富有灵活性与针对性，不至于过分夸大酒的作用。 二、以维护秩序为原则的酒礼 以礼论酒， 是孔子饮酒的重要理念。 他没有专门论酒的文字，往往把饮酒放在谈礼的场合中进行归纳和总结。 在他看来，礼具有神秘性、等级性与实践性。 而饮酒，也被他纳人到礼的文化系统中进行文化阐释，形成了他的酒礼观， 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神秘性。孔子认为，以饮食享神，再伴以相应的仪式，祭祀也就产生了，中国文化的基柱——礼也就产生了。《礼记·礼运》中引孔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祭祀从原来的水发展到酒敬鬼神，从凿地盛水发展到陶制酒器乃至青铜尊彝盛酒，从手掬发展到酌献仪式，从土块、土鼓发展到金石革木等敲击乐器作乐娱神，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从酒器献神到敬宾、从作乐娱神到娱人，礼乐的形态更加趋于成熟和完善。他不仅注意到酒肉祭祀过程中“礼”的起源、产生，而且非常强调祭祀过程中，各种仪式的合礼、器物的陈列。《礼记·礼运》引孔子谈到酒和酒器的陈列时说：“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享以炙，以为醴酪，……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故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祭祀中的礼乐，包括酒类、酒器的摆设，各个细节都要求规范，而“玄酒”之设，正体现他的反本求出的文化观念，这是孔子以礼论酒的一个特点。由神及人，酒在礼乐活动中也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庄严而神秘的色彩。 其次是等级性。这种贵族等级秩序在礼乐文化中，主要表现在礼仪和礼器两个方面。孔子非常重视礼仪，已为世所知；其实他对礼器也是非常重视的。他说“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就非常强调礼器的载体作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功能，一旦发现礼器（包含酒器）使用不合规矩而引起等级秩序混乱时，就要不遗余力地予以谴责，如《论语·雍也》中的“觚不觚，觚哉！觚哉！”在孔子看来，周礼规定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神圣不可犯的，作为礼器的觚不合古制，说明礼有变化，因为慨叹起来；《论语·八佾》：“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里，反坫是筑于厅堂上的土台子，饮宴后放回酒器的地方，按周礼只有国君与外国君王建立关系时才有，而臣子也有，所以说管仲不知礼， 这是对管仲用器违礼的严厉批评。 《礼记· 礼运》引孔子曰“盏斝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夏曰盏，殷曰斝，都是先王之爵，只有周与鲁郊天时用之，而后来的诸侯也使用了，都是“僭越行为"。 酒礼的礼仪、席位、起坐等都能反映上下尊卑的差别。“席则有上下"，“立则有序，古之义也"，若“席则无上下，则乱于席上也；……立而无序，则乱于位也"（《礼记，仲尼燕居》），可以说，等级森严的观念渗透到宴礼的每一个细节中，这就是孔子所要强调的一个内容。《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可见孔子从小就非常热衷于礼仪，中华酒道的礼仪化精神，与孔子分不开。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燕飨（又做宴享）赋诗之风成为诸侯、卿大夫间社会交往、传情达意的一种通用文化语言符号。由于军功贵族力量的上升，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西周酒礼以周王为中心，就不能再适应新的形势的变化需要，因此在实际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生活中，传统的燕飨就产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一方面来说，是旧礼的破坏；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新礼的重构。这种变化表现在：一是宴飨规格的变化，出现了低等贵族宴飨高级贵族的现象，如“郑伯享王于阙，乐备"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的新情况；二是宴用诗歌、乐舞等级的混乱。如鲁公享卫宁武子，晋侯享穆叔（ 分别见《左传》文公四年、襄公四年）的时候，都用了只能是天子宴诸候时用的音乐，在当时孔子看来，简直同季孙使用“八佾”一样，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三是献酒之礼的破坏。 在西周盛时，一般的场合只能行一献之礼，这一献之礼包括一次献《酢、酬，只有天子的飨礼时才能用“九献之礼"。可是，春秋时代，楚成王享晋公子重耳（《国语·晋语》），郑伯享楚子（《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都用了九献之礼，显系僭越行为；四是祭祀、宴饮场合中酒器（属于礼器的一部分）使用等级的混乱。这些都是由于宗法制度的瓦解，导致礼乐制度的崩坏，在宴礼上的反映。而孔子的批判，恰恰流露出他履行周礼的一贯主张，反映了他的保守性。 第三实践性。克制自己，履行周礼，是孔子论道、实践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不仅他的论酒，是以“礼”为核心的；而且他的酒礼实践，也是以“礼”为核心的。《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龠，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可见，孔子论礼，主要的着眼点不是在它的礼仪规范上，而是在它的实践上。像宴礼上的酌献酬酢，属于礼仪性的东西，有了这种礼仪，才能创造一种既严肃又活泼，既显示等级又宴以合欢合好的气氛。但“礼”，关键还是在于它的实践中。 三、以中和适度为原则的节酒观 中国“德”与“礼”都特别强调“节”字，既肯定“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同时强调“节之以礼”。孔子论饮酒，就坚持了“以礼制欲”德观念。他说：“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朱熹注云：“酒以为人合欢，故不为量，但以醉为节，而不及乱耳。”程子说：“不及乱者，非惟不使乱志，虽血气亦不可使乱，但浹洽而已可也。”这里朱熹讲的“醉”字与《诗经·大雅·既醉》的“醉”字同义。《说文》：“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于乱也”；《正字通》进一步解释：“醉必伐德丧仪，醉之从卒。卒，终也，与酒俱卒，危辞也，所以寓戒意也。”用现代化说，卒就是终止的意思，即微醉半酣、终止过量，寓有讽诫之意。张长《饮酒微醺》说：“就我的感觉和观察而言，‘微醺’之时，常常是思维敏捷，妙语如珠，飘飘然妙不可言之时。此时‘独酌无相亲’也好，三五好友神侃也罢，便是大款间谈生意，均是最佳境界。”正是这种境界。后人把饮酒过量释为“醉”，失其本意。另外这段文字见于《论语·乡党》，而《乡党》谈的都是孔子对衣食言行等日常礼仅生活的态度和观点，不妨看作是《论语》中的《礼记》篇，可见孔子是站在“礼”的立场上论酒的，体现了儒家的“ 中和"的饮食观：不反对饮酒，但反对过度纵酒。在对待后世所谓的“酒色财气”上，孔子只反对色、财、气，不反对饮酒：“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色、斗、得，其实相当于后世所谓的色、气、财。孔学后人、亚圣孟子进一步补充了“酒”，把“博奕好饮酒"当作“五不孝”之一。这个”好"字，恐怕是贪多务得、饮酒及乱的意思。 《孔丛子》平原君引用当时谚语说：“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百榼。”孔融《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亦说：“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这些说法与孔子的“唯酒无量，不及乱"的思想相抵触。《论衡·语增篇》按常情、常理早已驳之：“孔子百觚，圣人胸腹小大与人均等，若饮千钟，宜食百牛；能饮百觚，则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防风，孔子身如长狄，文王孔子率礼之人，垂誉后世，岂千钟百觚耶？”高允《酒训》亦引古人之言加以驳斥：“往者有晋，士多失度，肆散诞以为不羁，纵长酣以为高达，调酒之颂，以相眩曜。称尧舜有千钟百觚之饮，著非法之言，引大圣为譬，以则天之明，岂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饮，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钟百觚皆为妄也。” 总之，孔子论酒，具有相当的原则性，那就是：饮酒必须讲求酒礼与酒德。 酒礼是酒德的外化，酒德是酒礼的内质。这一点不仅贯穿了他的关于礼、德的学说，而且也贯穿到他的观人学说中。《庄子．列御寇》阐述他的观人“九征”，其中之一就是“醉之以酒以观其则” ，此说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观诚”中所谓“醉之，以观其不失也；纵之，以观其常”是一致的。所以，曾子所谓的"饮食之而观其有常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第四十九》，皆申孔子之义。而“九征”中以酒观人之说，虽见载于道家之书，但反映了儒家精神。 孔孑关于酒礼、酒德的思想，实际上仍然来源于西周初期的观念。中国饮酒之礼、飨礼，至少在商代就已经形成，西周继承并总结了饮酒之礼，而且提出了酒德的概念。周人最早提“德”的概念，而且“德”字最早出现在可以确信为周人的著作《尚书， 酒诰》中，主要指的就是酒德：批判商纣酒德之失，提倡文王酒德。《大戴礼记·少闲》引孔子批评夏桀、商纣之“荒耽于酒"、“德昏政乱”，其观念明显来自于《酒诰》。《三礼》中引用他对乡饮酒、飨礼的阐述，实际上代表了儒家对酒礼、酒德观念的总结与创新。孔子将当时对“酒”的认识推上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从对周礼的继承、总结与创新，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孔子在当时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奠基者。 王逸《正部论》：“仲尼门人鋪道醇、饮道宗”，袁宏道《觞政·八之祭》说：“凡饮必祭所始，礼也。今祀宣父曰酒圣。‘夫无量不能乱’，觞之祖也，是为饮宗。”孔子“惟酒无量不及乱”，以礼论酒，堪为饮流百代不易之法。 而酒圣、觞祖、饮宗，正好奠定了孔子在酒史中的崇高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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