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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仪礼》《礼记》与儒家的人文关怀 彭 林 摘要 《周礼》《仪礼》《礼记》，通称《三礼》，是成书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三部儒家经典。 武王克商后，周人跳出举世皆然的暴力执政的窠臼，推出以德治国的新政，并从制度、仪式、思想三方 面展开文化建设，旨在彻底改造社会，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杰出贡献。《三礼》是对周代礼乐文明既 有成果的辑录、补苴、完善，及至理论化、体系化的结晶。 秦汉以后，被视为周公、孔子之典的《三礼》，持续发挥重要影响，在全社会构建起了包括职官制 度、道德理想、宗法体系、伦理观念、人生价值、社交礼仪、思维特点、生活方式、天人关系等在内的中华 文化的格局；古代学者的人生理念与行事方式，亦无不受到《三礼》、尤其是《礼记》的浸润与滋养， 中华文化的底色由此奠定。 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即人类自身道德的提振与完美，这一任务贯穿于人类 历史的全过程。《三礼》紧紧围绕如何提升人与社会的道德水平展开，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如今， 人类虽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但此任务远未完成，故《三礼》对社会依然有指导与借鉴意义，一如依 山铸铜、煮海为盐，是建设当代文明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亟待学者与管理部门开发。 关键词 《周礼》《仪礼》《礼记》 儒家 德治 礼治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22）06-0005-10 作者：彭林，男，1949 年生，江苏无锡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敦和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 学研究院院长、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三礼”与中国礼乐文明。北京 100084 在人类文明早期阶段产生的各政权无不以暴力为核心要素，中原地区的夏、商二朝亦然。 武王克商后，中国政治文化率先跳出“以暴易暴”的窠臼，首开以德治国的新局，并从制度、仪 式、思想领域推行文化建设，史称“周公制礼作乐”，代表了中国人的道德觉醒，这是人类历史 上的伟大创举，其意义至今没有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真正认识。《周礼》《仪礼》《礼记》（通称 《三礼》）的主题，大致与上述三方面的文化建设的成果对应，是经过辑录、补苴、完善，再作理 论提升之后的文本形态，彰显了儒家强烈的经世意识与人文关怀。 一、礼无虚作，皆为经世而出 孔子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6·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① 殷与周的根本区别，在“有德” 与“无德”。夏、殷之亡，亡于“不敬厥德”。作为前车之鉴，周人当“疾敬德”，迅疾树立“敬 德”的执政理念。德为一身之主，亦为一国之魂，“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书·召诰》），惟有 以德治国理民，方能得到天的长久护佑。从无德走向有德，西周的社会气象为之丕变。 礼将属于理念范畴的德加以分解，将其分层、分级导入操作层面，是显性化的道德，王国 维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②，乃是不刊之论。礼治即德治，号称“经礼三百、曲礼 三千”（《礼记·礼器》）。礼治的取径有三：制度，礼仪，思想。三者的结合，构成了举世无双的中 国治政之道，彰显了超绝一世的气魄与智慧。 制度 上古时代，世界各国无不以暴力作为执政常态，宫廷不过是王者一人兴之所至、生 杀予夺的空间，不受任何约束。周人摒弃暴政，开创以文化治国的先河，即所谓“文治”，从典 章制度、大经大法入手，不断拓展与细化，制定了议政制度、即位改元制度、五门三朝制度、国野 制度、畿服制度、巡守制度、册命制度、盟会制度、觐聘制度、朝贡制度、庠序制度、国恤制度、荒 政制度等，其中既有严格的刚性约束，亦有大量类似于今人所说“软法”的柔性指导 ③，各部 门、各地区分头践行，彼此呼应，浑然一体。作为公共管理空间，权力被分成类别、层级，所有官 员的职权都有明确的限定，业绩的优劣均有严格的考课，行政管理从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礼仪 礼仪是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以族群为基本生活单位，族 群的生活方式构成内部的文化生态，它与自然生态一起，对人们的性格、品行等共同发生作用。 氏族时代的族群生活，最初是自发的、散在的，率性而为，带有浓厚的原始风俗的色彩，缺乏人 文内核。周人高瞻远瞩，希冀通过构建道一风同的生活形态，逐步培植适合人与社会健康成长 的文化土壤。为避免强制的变革引发社会动荡，周人采取温和的、从俗到礼的方式，引导社会 走向文明，如氏族社会的成丁仪式、抢亲习俗，被改造成为文明的冠礼、婚礼；父母死后抛尸于 野的风俗，被改造成为入土为安的葬礼，以及慎终追远、光前裕后的祭礼。在旧俗中植入了人 文精神。在此环境中生活，而为仁爱庄俭、辞让诚信之风熏陶，乡风民俗日新月异，无疑是为德 治之一助。 思想 人有精神家园，有思想世界。人健康成长的动力，来源于内心的道德根基。道德 根基的形成，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的教育机构的培植。政府“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 也”④。涵养德性，变化气质，赋予正确的人生态度，造就有德君子，是教育的核心目标，“君子先 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大学》）。周道四达、礼乐为交通，德治精神 传导于上下，朝野的国家信仰、文化认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日趋同一，礼治的文化土壤日益 丰厚。 礼的主旨是从内到外转变人，包括内在的思想与外在的形象，推动社会进步，故礼不空作， 一礼必内涵一义、必有操作的形式。孔子以“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一语盛赞周礼，进而 删述“六经”，七十子后学继述、阐发之，渐次形成《仪礼》《周礼》《礼记》三部经典，大体与 礼仪、制度、思想三者对应，是周公之典的升级、加强版，内容广泛、思想深刻，是为儒家文化的 ①②④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国维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32，142，141 页。 ③ 彭林：《德主刑辅，道一风同——〈周礼〉所见古代地方首长的治政理念》，《人民论坛》2013 年 6 月。 《周礼》《仪礼》《礼记》与儒家的人文关怀 ·7· 思想宝库，标志着周代礼乐文明理论形态的形成。 二、“以天下为一家”，建立统一的官政制度 周公是中国道德礼治的创立者，其主旨在为万世开新局，而非建立一代之制：“其制度文物 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① 其后， 孔子提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的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令万民生 活在同一完美制度之下。此说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理想，“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 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礼记·祭义》），成为万代景仰的高山。 《周礼》一书，以官政的形式诠解治国方略，可谓旷世罕见，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此 书树立了以分类、分级管理的方式来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的典范；其最精妙之处是以人法天，将 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与阴阳五行思想熔为一炉，铸为总御宇宙六合的政治框架 ②，天人合一的外 在色彩与道德理性的内核互补，体大思精，竑纤毕贯，后世职官类著作几乎无法超越。 《周礼》将行政管理机制导入体系化、理论化层面。六官分掌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 典、事典，对应宫廷、民政、祭祀、军政、司法、营造六大部类事务。大宰总掌十条官法，统御朝 野、官府、民众、财富：以六典治邦国、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驭群臣、以八统驭 万民、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 六卿下辖三百六十职，统理朝野万事，擘划详密，条理粲然。 《周礼》以简驭繁，将“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划分为吉、凶、军、宾、嘉五大类；将祭祀天、 地、祖先神祇的仪式，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级，等差有序。服饰器皿，名目详备，应有尽有，如 天子冕服为大裘冕、衮冕、 冕、毳冕、 冕、玄冕等六种；天子礼神用玉，有苍璧、黄琮、青圭、赤 璋、白琥、玄璜等六玉；天子乘车，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等五辂。如此等等，如网在纲， 有条不紊。后世史官，对这一中国轴心时代创作的官政大作，推崇备至，认为三代之制，“所以 为百世法者，以其华质适中也”③，无不视为典范而多方采撷。 后世设立当朝典制，凡遇聚讼，无不折衷于《三礼》。如帝王南郊祭天是祭礼的最高等级， 祭天之服，或说为大裘而冕，或说是衮冕，莫衷一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神宗元丰四年、哲宗元 祐元年、高宗绍兴十三年，曾反复廷议，礼官与礼家激烈争辩，多引《三礼》为证，影响之大，不 难想见。 《周礼》所载制度，契合中国社会的国情、社情、民情，且多能与先秦典籍记载勾连，遂成为 历朝政府的政治标配、一体遵奉的典礼定式。至迟从隋开始，典制开始依傍《三礼》，如三省六 部制中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便是直接搬用《周礼》六官而来，成为定格，此后沿用至清，再未 变更。及至五代、辽金元清，多有四裔入主中原，但无论是谁，若要入承中华大统，都必须继承 《三礼》规定的政体形式，舍此就无执政的合法性，被视为异类，殊难坐稳江山。 金人觊觎中原已久，当年入汴，即潜心准备，“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国维卷》，第 133 页。 ② 彭林：《〈周礼〉五行思想新探》，《历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 ③ 《宋史》卷一百四十九《志第一百二·舆服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3478 页。 孔子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8· 其后，“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 礼，设'详校所’以审乐”①，据以拟订金朝典制。太宗天德以后，按《周礼》所示，步步完善， 先是“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夏日至祭皇地祇于方丘，春分朝日于东郊，秋 分夕月于西郊”②，后又设宗庙、禘祫、朝享、时享等礼 ③。 忽必烈建立元朝，刘秉中奉命定国号、设计元大都，刘氏用《易》“大哉乾元”语，定国号 为“元”，又据《周礼·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语，奠定皇城内太庙、社稷坛、朝位、市场 分布的大格局；宫内建筑的琉璃瓦，亦按《周礼》之意，分别用五方色。又依《周礼》设天坛、 地坛、日坛、月坛，按时致祭，以示周家气象。 满清建国，直言欲“与三代同风”，以宣示接续中华法统，其典制虽有满族色彩，但大格局 则从《三礼》。《清史稿·礼志》云： 自虞廷修五礼，兵休刑措。天秩虽简，鸿仪实容。沿及汉、唐，讫乎有明，救敝兴 雅，咸依为的。煌煌乎，上下隆杀以节之，吉凶哀乐以文之，庄恭诚敬以赞之。纵其间 淳浇世殊，要莫不弘亮天功，雕刻人理，随时以树之范。故群甿蒸蒸，必以得此而后足 于凭依，洵品汇之玑衡也。斟之酌之，损之益之，修明而讲贯之，安见不可与三代同 风！ ④ 清初考订礼制，“凡祭三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 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⑤ 其后不断有调整，而 大体遵从《周礼》。除天子外，“至亲王以下家庙，祭始封祖并高、曾、祖、祢五世。品官逮士庶 人祭高、曾、祖、祢四世”⑥，乃沿袭周代诸侯五庙，以及宋代品官及士庶人祭四代的传统。 可见，千年之中，尽管政权屡屡更迭于上，而国家文化形态并未出现颠覆，中华依然是中 华。其原因固然很多，而政权形态基本不脱《三礼》范围，应是重要缘由之一。 《三礼》典制，内涵深刻、仪式典雅，且传为周公手作，故被视为匡正风俗的准则，深受后世 追慕。贾谊厌恶“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的局面，切望文帝“定制度，兴礼乐”⑦。武 帝即位后，曾“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⑧。宣帝时，谏议大夫王吉上疏言，欲扭转当时“诈 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浸薄”的现状，就应“述旧礼，明王制”⑨。班固赞扬周礼是教 化民众的不二法门： 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 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⑩ 《礼记·经解》亟言朝觐之礼、聘问之礼、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昏姻之礼的教化作用，在 敦化伦理、教人相亲。对此，《汉书·礼乐志》极为认同，故约引此语，并申述其义： 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 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⑪ 可见，《三礼》记载的制度受到汉代学者的普遍认同，其影响之大，可窥一斑。 ①②③ 《金史》卷二十八《志第九·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91-692，693，693-694 页。 ④⑤⑥ 《清史稿》卷八十二《志第五十七·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2483，2485，2486 页。 ⑦⑧⑨⑩⑪ 《汉 书 》 卷 二 十 二《礼 乐 志 第 二 》，北 京：中 华 书 局，1962 年，第 1030，1031，1033， 1029，1027-1028 页。 《周礼》《仪礼》《礼记》与儒家的人文关怀 ·9· 欧阳修以“礼”的虚与实臧否“三代而上”与“三代而下”的治道，“由三代而上，治出 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寓教于礼，“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故能“使天下安习而行 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①，社会乱象丛生。 足见三代礼乐之治乃是欧阳修心中治平的典范。 《仪礼》文古义奥，不易卒读，但作为周公之典，始终受到尊重。汉魏皇太子冠礼、皇室嫁 公主仪式，以《士冠礼》《士昏礼》为基础。《乡饮酒礼》教民在揖让进退之际，学习尊老敬长 之礼；《乡射礼》教民习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礼记·射义》），反观内省，涵养德性。二礼 在民间盛行千年，淳化民风，敦厚人伦，最足称道，直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开始，因政府经费 紧缺方才停止。 《仪礼》影响民间生活方式，以宋最为典型。宋儒为与强势的佛道二教相抗衡，着意从 《三礼》中寻找适合民生日用的礼仪资源。司马光将《仪礼》之《士冠礼》《士昏礼》《士丧 礼》等篇删繁就简，而成《温公书仪》，率先推行于世。此后，又有《文公家礼》出，上承《书 仪》四礼规模而损益之，远播于朝鲜、日本等地，于当地社会生活的儒家化，厥功甚伟。 朱熹精通《三礼》，是宋代礼学第一人，因痛感礼制、礼学对乡风民俗、国家稳定的极端重 要性，晚年将《三礼》所见之礼依其新定结构重新汇辑，作《仪礼经传通解》。朱子《乞修三 礼札子》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 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等，以及未及完成 的《王朝礼》《丧礼》《祭礼》等篇，希冀为万世提供治国的大纲细目。 《三礼》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是使举国的文化认同不断凝聚，并且定格。 三、“以中国为一人”，塑造统一的人格标准 《周礼》专述官制，《仪礼》载记仪式，二经文字深奥冷僻，读者多视为畏途。《礼记》是 会通《周礼》与《仪礼》的桥梁，七十子对周代典制多所诠释、阐发，学者可执此而通彼。此 外，《礼记》出于七十子后学之手，所记所论，最得夫子之学的真谛，内容宏富，既有将礼学理 论化的内容，亦有对人生哲理、生命价值、涵养心性等重要问题的阐发，又有对人与自然相处的 法则、人与人交往的仪节的记述，堪称是儒家文化的百科全书，任何层次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汲 取各自想要的营养。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精神家园，由于《礼记》的影响而得以形成，天下士 子无不受其浸润。 周公制礼作乐，“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 之团体”②，已含有“一道德”“齐风俗”之义。礼是齐一天下道德的器械，“道德仁义，非礼不 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记·曲礼上》），礼是全社会一切行为的准则。 “以中国为一人”，旨在塑造统一的人格标准，《礼记·乐记》云：“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 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用政与刑推行礼乐教 化，使万民的德行归于齐一，使中华凝聚成为一个民族，是儒家的理想。 ① 《新唐书》卷十一《志第一·礼乐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07 页。 ②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国维卷》，第 133 页。 孔子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10· 儒家经世济民的基本逻辑是修己、治人，《礼记》是儒家修己治人之学最核心的载体之 一。社会发展的起点是人自身的发展，即从动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意义上的完人。孔 子将人的道德状态划分为五个层次，由下往上依次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以礼修身 立德，是人生第一需要。凡读《礼记》者，皆知礼与德为表里，而生以礼修身的强烈意愿。《荀 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 圣人。”从平庸之人起步，渐次成长为士、君子，礼是一以贯之的阶梯，是人格塑造的主要凭借。 《论语·颜渊》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士君子以先觉觉后觉，引导小 民上进，如此层层拓展，最终进入天下为公的境地。历代儒者崇礼、学礼、行礼之风，借由《礼 记》，而贯穿古代中国的始终。 近百年来，学界抹黑周代礼乐文明，对《三礼》的历史贡献讳莫如深。最典型的是宋代学 术研究，学者多说“理”而避谈“礼”，甚至刻意将“理”与“礼”截然对立。以致社会层面 普遍以为，宋儒好空谈心性理气，不食人间烟火，毫无生活情趣。事实恰恰相反。 宋儒惩于五季之衰乱与黑暗，以复兴儒学、改造社会为第一要务，故无不从现实生活中的 礼起步。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①。宋人多推尊周 代古礼，周敦颐说：“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② 伊川先生云，“推本而言，礼只 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③，“礼乐不可斯须 去身”④；认为《仪礼》可以提振大众文化品位，认为“冠礼废，则天下无成人”⑤，“养心莫大于 礼义”⑥。中华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中原与夷狄之别，是在礼与非礼。中原欲保持既有的 文明高度，必须群体守礼，否则文化必然倒退。二程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⑦，离 开礼，宋儒之学即成无本之木。 以下试以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名家张载为例，考察理学家与礼学的关系。今人言张载，多 以诵其“四句教”为能事，而不复知有其他，张载之学遂被掏空。当知，张载之学最重礼，司马 光云：“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⑧；“教人学虽博，要以礼为先，庶几 百世后，复覩百王前”⑨。《宋史》称，张载“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 如圣人而后已”⑩。 张载以礼为道德之最高体现：“礼即天地之德”⑪，“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九《本朝三》，王星贤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第 3085 页。 ② （宋）周敦颐：《通书·乐上》，《周濂溪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 106 页。 ③ （宋）程颐、程颢：《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276 页。 ④⑦ （宋）程颐、程颢：《二先生语二上》，《二程遗书》，第 82，94 页。 ⑤ （宋）程颐、程颢：《伊川先生语一》，《二程遗书》，第 192 页。 ⑥ （宋）程颐、程颢：《伊川先生语三》，《二程遗书》，第 225 页。 ⑧ （宋）张载：《司马光论谥书》，《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年，387 页。 ⑨ （宋）张载：《又哀横渠诗》，《张载集》，第 388 页。 ⑩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二》，第 12724 页。 ⑪ （宋）张载：《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第 264 页。 《周礼》《仪礼》《礼记》与儒家的人文关怀 ·11· 道矣”①；“圣人亦必知礼成性，然后道义从此出”②。张载以礼为修身进德之津梁，人之成长，必 自礼始，感叹“进人之速无如礼”③；又云，“人必礼以立，失礼则孰为道？”④ 故人当“以礼成 德”⑤，“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⑥。又云：“学者且须观礼，盖礼者滋养人德 性，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 得浩然之气。严正刚大，必须得礼上下达。”⑦ 称礼可“滋养人德性”，使人“守得定”，“可学便 可行”，“可集得义”，“严正刚大，必须得礼上下达”⑧。 张载之学颇重视“诚”，但诚并非蹈虚履空的范畴，惟有与礼相须，方能有所征、有所见、终 至成就： 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则无以见也。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 诚谓诚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则当有所尊敬之心，有养爱之者则当有所抚字之意，此心 苟息，则礼不备，文不当，故成就其身者须在礼，而成就礼则须至诚也。⑨ 张载终身学礼、守礼，乐此不疲，不为物议所动：“学者行礼时，人不过以为迂。彼以为迂， 在我乃是径捷，此则从吾所好。文则要密察，心则要洪放，如天地自然，从容中礼者盛德之至 也。”⑩ 张载坚信，自庸人上跻至圣人，莫切乎礼，无法躐等而行： 学礼，学者之尽也，未有不须礼以成者也。学之大，于此终身焉，虽德性亦待此而 长。惟礼乃是实事，舍此皆悠悠，圣庸共由此途，成圣人不越乎礼，进庸人莫切乎礼， 是透上透下之事也。⑪ 张载坚持以礼自治，亦主张以礼治民，认为“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 于礼外”⑫，此即《乐记》以礼乐政刑治民之说。张载重礼如此，周敦颐、二程、司马光、朱熹等 皆无例外，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入清，《三礼》之学勃兴，名家大作叠出，仕宦亦无不受其影响，曾国藩堪称典范。曾氏熟 读经史百家，谙熟儒家治国之道，晚年所作《圣哲画像记》，似以为子孙留学术遗言，云：“先王 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⑬；又言：“盖古之学者无所谓 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⑭，是乃深得礼学治世大义者。 《礼记》对历代学者人格的影响之大，堪称化入血脉，深入骨髓，无可替代。 四、当今社会，如何善待《三礼》 《三礼》是否还有当代价值？这原本是学术问题，但由于近代历史特殊背景的原因，在如 今的中国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 ①③⑥⑩⑫ （宋）张载：《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第 264，265，264，265，264 页。 ②④ （宋）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第 191，192 页。 ⑤ （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五十九《礼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⑧ （宋）张载：《经学理窟·学大源上》，《张载集》，第 279，279 页。 ⑨ （宋）张载：《经学理窟·气质》，《张载集》，第 266 页。 ⑪ （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一《曲礼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⑬ 彭林：《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的经学底色与礼治指归》，《湖南大学学报》2019 年 4 期。 ⑭ 曾國藩：《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300 页。 孔子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12· 有人说，《三礼》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作品，如今已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 筑必须跟着变，《三礼》早已老旧、落伍，不可能再有现代价值。此说似是而非。 历史发展，有古今之别，但有人将“古今”切换成“新旧”，意在偷换概念。古今，是客观 表述时间上的先后；新旧，则带有褒贬的色彩。今人多喜新厌旧，凡新皆好，凡旧皆坏，旧文化， 一定过时、迂腐、封建。文革时，将五千年古文明统统归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习惯，举国痛批。这种新与旧的分别，往往还与中西文化勾连，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西方人的 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人只有旧文化，西方文化无论古今，一切都新。如此，全盘否定中 国传统文化不仅顺理成章，而且理直气壮。 如果说工业文明之上只能有与之完全适配的文化，那岂止《三礼》，《诗经》《楚辞》，《老 子》《庄子》，《史记》《汉书》，唐诗宋词，四大名著，京剧昆曲等等，无一不是农耕文明的产物， 岂非都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西方文化亦并非都是工业文明创造的产物，古希腊是世界上 典型的奴隶制时代，耸立于其上的文化，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形 而上学》《伦理学》，以及《荷马史诗》等，奥运会点燃圣火仪式等，哪个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 否也应该一并扬弃？英国的汽车制造业，无论品牌，抑或设计、动力、材料、工艺、产量、流水线、 电子化、舒适度等，无不领先于世界，而英国皇室至今用 18 世纪的皇家马车作为迎接国宾的最 高礼遇，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这岂不是食古不化，或者是企图复辟？ 文化形态与经济基础确实有彼此适应的关系，但并非整体绑定、沉浮与共的关系。优秀文 化可以穿越时空，纵贯古今，历久弥新，魅力永在，无论西方东方，皆是如此。周人确立的道德、 仁爱、正义、秩序、和谐、修身、恭敬、庄俭等理性法则，不管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都不可或缺或 离，作为这些核心理念主要载体的《三礼》，正应作如是观。 或说，古代中国的礼节奏太慢，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此说影响 很大，人们多人云亦云，不假思索即赞同，故亟待澄清。 中华礼仪会影响当代经济发展？看看今日之日、韩，其说即不攻自破。日、韩历史上深受 儒家文化浸润，近代以后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节奏不可谓不快，但两国至今沿袭自 古相传的儒家礼仪，日本皇室甚至保留了唐朝的宫廷礼仪。这一切，不仅没有影响两国的工业 化进程，而且在全世界树立了礼义之邦的形象。不知何故，同样的事情，一到中国就成为问题。 近代以来，我们扬弃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把自古以来的“改正朔”，改成了“阳 历”（格里高利历），宣布废除沿用了数千年的“旧历”，以为这样就跟上了世界的潮流，用上了 最先进的历法。可是，旧历是废除得了的吗？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众热衷的还是除夕、清明、端 午、夏至、中秋、冬至等节气；在盛夏与寒冬，老百姓依旧数着三伏、三九过日子，没有人理会阳 历。如此，中国的历法出现了“两张皮”的尴尬，举国要过两个新年：元旦与春节，国家领导人 要发表两个新年贺词。此外，我们断然放弃了“年号”纪年法，认为那是封建文化，生怕因此 影响我们进步到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最早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却始终没有 取消年号纪年法，而非用西历纪年。事实证明，日本的经济发展好像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国家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引领。一个民族 的文化形态，不能割断历史，生造硬凑，那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存活；亦不能抛弃民 族尊严，靠剽窃、抄袭异质文化来拼装本位文化，最终亦不可能为中国人接受。时下中学的成 年礼五花八门，有一千所中学就有一千种成年礼，令人哑然失笑。如今城里人的婚礼，几乎完 《周礼》《仪礼》《礼记》与儒家的人文关怀 ·13· 全西化，新娘身披白纱，近乎丧服，而新人乐此不疲。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居然创造不 出属于自己民族的婚礼，岂非咄咄怪事？ 就《三礼》本身而言，其学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主要原因是，《三礼》文字古奥难读， 学术难点触目皆是，当代精熟《三礼》文本的学者寥若晨星，学术界任重道远。此外，《三礼》 在当代的社会价值，亦未可小觑。 首先，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即人类自身的道德的提升与完美，这一命 题超越时空，《三礼》正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而发。两千多年过去，人与社会的道德成长的任 务远未完成，当今社会的道德问题依然在《三礼》观照的范围之内，故犹有指导与借鉴意义。 其次，任何民族的发展，都必须根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自信之上。《三礼》是今人 寻找文化血脉最源头、最权威的经典。这样说并非要回到周代，《礼记·礼器》说，“礼，时为 大”，礼的形式始终在与时俱进，但礼的精神是恒定不变的。如《士冠礼》旨在提示成年者的 成人意识，以及对社会的担当意识；《士昏礼》旨在提醒新郎、新娘“合二姓之好”（《礼记·昏 义》）的意识，共同承担家庭建设的责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旨在事死如事生，追念 亡故的父母亲养育之恩，以光前裕后为毕生志向。如此等等内容，不正是我们社会千百年来始 终追求与遵循的文化精神吗？ 再次，《仪礼》各篇所载尽皆周代典礼仪式，不少人由此断定为历史陈迹。殊不知，其中 亟待开发的、足以骄人于世的宝藏相当之多。如《乡射礼》，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射 箭比赛规程的文本，有教练、裁判、记分员、报靶员，有三种长短不同的射道，可进行三个等级的 比赛。此外，还将多项德行教育揉进比赛过程，教育射手树德立志，礼敬对手，正确对待失败， 发而不中，反求诸己云云，润物细无声，弥足珍贵。再如，《聘礼》是迄今所见、全世界最早的 外交礼仪的文本，令人惊讶的是，现当代国际外交礼仪中的外交对等的原则，以及出入境礼仪、 礼品致送、公私会见程序等范式，《聘礼》都已具备。我国如今的外交礼仪，几乎都是沿袭欧 美各国而来，将来如何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彰显中华文化的特色，《三礼》是重要资源，只要深 入探寻，总有惊喜出现。 《周礼》一书，有丰富的国家行政管理的资料可供今人借鉴，如《地官·大司徒》有在灾 荒之年如何防止灾民离散的十二条救荒之政：散利（贷给种子、粮食）、薄征（减轻租税）、缓 刑（宽待因饥荒而犯法之人）、弛力（停止徭役）、舍禁（开放平时禁止民众进入的山林等管理 区）、去几（免除关市的税收）、眚礼（简化礼仪过程）、杀哀（减省凶礼仪节）、蕃乐（收藏乐器 不奏）、多婚（鼓励婚配、增加人口）、索鬼神（寻找并修复已废弃的祀庙）、除盗贼（严防盗贼 趁乱作案）。用今日眼光看，十二荒政即是社会紧急救助的预案，面面俱到，值得参考。此外， 《周礼》在山林等自然资源的保护、物资进出库的管理、人口清查如何防范官员虚报等，思虑周 密，设计完备，可惜当下干部阅读过此书者，凤毛麟角。 《礼记》对于今日社会可产生的影响，依然位列《三礼》之首。如《礼运》篇，有孔子论 述大同、小康之说，堪称指引中华民族奋斗的灯塔，其地位堪与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理想国》 相颉颃，为每位国人不可不知者。康有为曾据之作《大同篇》，孙中山以“天下为公”号召万 众，影响之大，不难想见。《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理论专著，所倡导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 启发式教学等教学理念，精彩无比，完全没有过时。再如《乐记》，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专 著，讨论音乐的起源、教化作用、社会价值、乐教与政治等问题，提出声、音、乐三分的理念，独特 孔子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14· 而深刻，对于建立当代中国风格的音乐理论体系，大有裨益。又如《儒行》篇，孔子谈儒者的 十五条德行，论说气节操守，精辟峻峭，掷地作金石声。宋代皇帝多以此篇赠新科进士，勉励其 精忠报国。抗战时期，章太炎亦大力提倡此篇，激励国人勇赴国难。当今之世，国际风云波诡 云谲，青年学子尤其需要诵读与践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礼记》多修身立德之格言，富于人生启迪，民国时多所大学的校训即直接取资于此书。 《礼记》中有许多关于官风官德的警句与格言，表述简明清新，便于记忆与传诵，完全可作为政 府官员的基本守则。《礼记》的中国式表述，更接地气，大众耳熟能详，可为今日推进社会文明 的极好资源。 清末民初，孙诒让不满当时社会唯西方马首是瞻的风气，而作《周礼政要》，历数《周礼》 中与西方文化殊途同归之处。而当时举国为“全盘西化”之说裹挟，无人理会孙氏之说，至为 可惜。时至今日，我们理应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善待古昔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否则难免会化 神奇为腐朽。 将《三礼》的价值转化为大众的文化资源，尚需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同与运作。北京奥运 会之前，笔者建议将《仪礼·乡射礼》作为开闭幕式的表演项目，既是历史，又是文化，还是原 汁原味的中国体育；北京冬奥会之前，笔者组织编写中小学传统礼仪教育的教材，希望以此提 升民族形象等等，但都难以得到有关部门官员的俯允。因此，日后行政官员的文化品位如何提 升，亦是一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再好的人文关怀只能虚悬于空，无法落地。 （责任编辑：西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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