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的礼范围极其宽泛，从饮食起居、舆服宫室，到宗教祭祀、国家制度，都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古人都笼统地称之以礼。但是，在礼的内部是有区别的，简单划分，主要有礼俗、礼仪、礼制等几个层次。在三《礼》当中也有这种区别，有专讲仪节的《仪礼》，有侧重国家制度的《周礼》，也有阐发理论的《礼记》。古代礼学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是从注重仪节的礼演变为注重国家政治制度的礼；也就是说，由重视《仪礼》发展到重视《周礼》。王葆玹先生认为，这个转变是从郑玄开始的。 王葆玹先生指出，郑玄庞大的经学体系是以三《礼》学为核心，而他的三《礼》之学又是以《周礼》为首。郑玄经学的权威在他身后逐渐提高，这种提高的过程也就是《周礼》在经学领域的地位的上升过程。《周礼》跃居三《礼》之首在经学内部以及思想史上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周礼》是以官制为框架，讲述社会政治制度的系统，故而郑玄三《礼》之学获得权威地位，标志着中国礼学的巨大的转变，即由专讲典礼仪式及日常礼节的礼学，转变为讲述社会政治制度的礼学。” [1]从整个经学史的角度来看，王葆玹先生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认为，从礼的发展来看，尤其是先秦礼的发展，也有一个从注重礼仪仪节的礼向重视国家政治制度的礼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礼的这次转变，与当时的社会变革交织在一起，是一次礼的重大变革。与当时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相比，礼的这次转变也可以称为“变礼”。 周礼当然也包括重要的国家政治制度，如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宗法制等，而且这些国家制度又与周公的制礼作乐有关，但是从周礼的整体或西周礼乐文化的整体来看，《仪礼》所代表的一整套礼仪文化，更能反映周礼或三代之礼的特征。胡培翚《仪礼正义》曾说：“三礼唯《仪礼》最古，亦唯《仪礼》最醇矣。《仪礼》有经有记有传，记传乃孔门七十子之徒所为，而经非周公莫能作。其间器物陈设之多、行礼节次之密、升降揖让裼袭之繁，读之无不条理秩然。”认为《仪礼》为周公所作，是古代经学家共同的看法，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把这段话理解为《仪礼》最能反映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倒是与历史事实相符的。 春秋后期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一方面，原来的礼仪等级被打破，僭礼现象普遍发生；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变动、战乱，原来的礼仪已不可能实行。这时，礼与仪分离了。礼的重心由礼仪逐渐向礼制转移。也就是说，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具体的礼仪后面所蕴涵的思想、理念，重视礼作为国家制度在实现社会整合方面的作用和功能。这样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古籍当中非常普遍：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礼，所以整民也。（《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记·礼运》） 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礼记·经解》） 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礼记·仲尼燕居》） 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强国》） 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晏未之闻也。（《晏子春秋·谏上》） 这是春秋后期以来人们对礼的一种普遍的看法。这里所着重强调的，是礼在建立国家制度方面的重要作用。当然，这个时期探讨的礼制，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或者说还停留在纸面上，由于当时的客观现实，这些制度不可能在社会上得到实行。也可以说，这个时期人们所探讨的礼制，主要是为了未来的新社会而设计。 对礼制的重视与强调，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周礼》的编纂与成书。《周礼》的成书时代是传统经学以及现代《周礼》研究中的大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尽管还有不同的意见，但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已为学者所普遍接受。《仪礼》虽然也成书于战国时期，但它是儒家学者对古礼的叙述与整理，它所反映的时代依然是西周的；《周礼》虽然也保存了西周时期的礼制，但从整体上说，它是战国学者对国家制度的设计，与当时重视礼制的潮流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认为，春秋后期到战国以来，尤其是战国时期，礼发生了一次转变，即由重视礼仪转向重视礼制，更强调礼的社会政治意义。这个转变与当时在学术界重要的儒家学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学是以政治为中心的。政治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孔子思想在战国时期发展的主要趋向。 《论语》记子贡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一般把这里的“文章”解释为历史文献。[2]但钱穆先生指出，这里所谓的“文章”，“正指《诗》《书》礼乐，正指历史制度，正与文王之‘文’，‘郁郁乎文哉’之‘文’，‘文不在兹乎’之‘文’，同一义蕴。” [3]钱穆先生的这个解释更恰当。孔子思想的重点是礼乐制度，这也是战国儒学的重点。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史记·儒林列传》），他们所关心、讨论的问题，重点是社会的变革。儒学的重点在礼，孔子认为礼是“损益”发展的，儒家希望通过礼制的“损益”变革，对礼作新的解释，实现社会的变革。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制度的变革，都是传统礼的变革，各诸侯国的变法其实就是变礼。本文要讨论的是儒家关于变礼的主张，尤其是儒家关于国家政权转移的理论，这是政治变革、礼制变革的最主要的方面。儒家虽然没有在现实的政治变革中发挥多少实际的作用，但儒家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值得今天的儒学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