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上，消费者无理由退货权通常适用于以下几种特殊的合同类型：（1）缔结方式特殊的合同，包括非固定场所交易（上门推销、直销、通过组织休闲娱乐活动的推销、公共场所的体验式推销）、远程交易（邮购、网购、电视购物、广播购物等）；（2）因合同标的或内容之特殊性，比如分时居住合同、消费者信贷合同、旅游合同等。 按我国消法第25条的规定，其所适用的交易类型为“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其所列举的均属远程交易，但按照立法者的说明，也包括上门推销、直销等非固定场所交易。不过，从条文整体内容来看，因立法者过度注重网购，主要以网购为其假想规制对象，导致对于后者的照顾不够，尤其是第二款的内容，恐怕只能适用于远程交易。 应该注意的是，对于非固定场所交易和远程交易，两者授予消费者以无理由退货权的立法理由实有不同。前者主要是因消费者受到“突然袭击式”的诱导，未能充分货比三家，就所作交易未作审慎思考，甚至未及仔细考虑是否确有购买的需求，并且往往受有不正当的影响，从而容易过于草率；后者主要是因为在远程交易中，消费者未能亲见产品实物与服务，对卖家也缺乏充分的了解，系为弥补其信息上的不充分。而这种立法理由上的不同，对于条文在具体情形中的解释适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比如对于网购这种远程交易，信息不充分之弊病，已经因技术的进步、电商运营规则的精细化而得到了极大的弥补，因此，是否有必要将无理由退货权理解为（半）强制性的规定（不允许经营者以特约排除），就有很大的争议。
比较法上，其适用范围通常都包括商品与服务（如欧盟、德国、日本等），但我国消法第25条仅规定了“商品”，至于为何不将服务包含在内，立法者未作说明。应该说，将服务排除在无条件退货权的适用范围之外，很不恰当，因为很多网购交易，实际上是针对服务的，比如干洗卡、餐券等，而其利益状况与网购商品并无不同。为此，似可对本条所称“商品”作宽泛理解，包括上述有体凭证化的服务买卖。
按照我国消法第25条的表述，其只能适用于一方为经营者、另一方为消费者的合同，这也符合比较法上的通例。所以，在百姓网、赶集网等属于C2C性质的交易，不能适用本条。
在此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是退货对经营者明显不合理，或者是为消费者提供了极大的滥用之可能性。 比如消费者定作的（第1款第1项）、鲜活易腐的商品（第1款第2项），是退货会令经营者难以转售；在线下载或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软件（第1款第3项），是消费者可以复制方式轻易攫取其实质经济价值，允许无理由退货，有滥用之极大风险；交付的报纸、期刊（第1款第4项），一方面是因此类商品的时间性，退货会令其价值下降甚至丧失，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滥用之极大风险。 其次，其他根据性质不宜退货的商品（第2款）。就此，似可把握如下几点：（1）此类商品的认定标准，取决于强制性的无理由退货权，在具体适用中的效果；如果认为其对于经营者过于严苛，则就此应作从宽认定，甚至可以任由商家自行决定，以此尽力弥补强制性无理由退货权的不足。（2）如认为强制性无理由退货权并无不妥，应予严格适用，则须依照立法者的意图，对此类商品的认定，应考虑是否影响经营者的正当权益，是否会引发滥用的过大风险等因素。但对于保健品、化妆品、内衣等，不宜一律认定属于此类，因其完全可能不影响二次销售（如影响则可适用第3款前段排除退货权），亦未有消费者滥用之极大风险。因此，建议地方性立法中不作列举，而是授权主管机关定期公布并调整清单，以便保持规定之灵活性。（3）此类商品，若未经消费者确认，则仍发生无理由退货权；因此，就消费者确认的形式要件和技术方法，由地方性立法作进一步的明确，颇有必要。（4）在立法技术上，将之作为第1款第5项，或许更符合体系编排之逻辑。 再次，商品未能保持完好的情形（第3款前段）。就此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立法模式是即使商品未能保持完好，不影响无理由退货权，只是有可能发生价值补偿义务；另一种立法模式是如果商品未能保持完好，则丧失无理由退货权，但因检验之必要而导致的，不在此限。至于我国，若仅从“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这一表述来看，两种解释模式都可容纳，但若从立法者的释义来看，倾向于认为是采取了后一种立法模式。就此，似可注意几点：（1）为检验之必要而拆封的，非属“未能保持完好“；有些电商，在拆封而退货的情形，以格式条款要求扣除若干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允许另有约定的，仅仅是退货的运费）；（2）为检验之必要或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如不可抗力）或因商品本身的性质、瑕疵等而导致商品未保持完好的（如毁损、灭失），不影响无理由退货权。 最后，若超出7天行使期间，消费者无理由退货权随之消灭。消费者无理由退货权，性质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解除权：（1）普通的解除权，其发生通常以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障碍为前提，而无理由退货权则无须有此类法定事由，属于任意解除权。（2）普通解除权的行使，可以明示（语言文字）或默示（语言文字外之行为）为之，消费者无理由退货权须以何种方式行使，法律未作明确。有的国家区分了一般的撤回权与退货权（Rückgaberecht），前者可以书面表示或将货物寄回的默示方式行使，后者则又区分适合寄送的商品与不适合寄送的商品：就适合寄送的商品，消费者必须以寄回商品的方式行使，因商品到达经营者而生效；就不适合寄送的商品，消费者以书面方式（包括电子方式）通知经营者取回即可；我国的消费者无理由退货权更接近于何种类型，有进一步探究之必要。7天退货期间，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之除斥期间，无中止、中断、延长之可能；其起算点为“收到商品之日起”（第1款），至于期限届满之判定标准，是按照商品的寄出抑或经营者收到商品，则未作明文，解释上应以按照前者为宜。 当然，消法第25条的规定，尚有其他亟待补充完善之处，比如经营者收到所退商品时已不完好，但消费者声称寄出时完好，此时举证责任如何分配；若系在退货途中因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而毁损、灭失，其风险由何人承担，等等。对此，地方性立法若能作出一定的尝试，对我国法律有机体系的形成，当有更大的贡献。 （上海人大月刊2014年第八期刊发了删节版） 【星约稿】 “星瀚微法苑”立足星瀚，结缘华政，却不止步于此，她所期待的是一个更加海阔天空、星辰浩瀚的世界，致力打造的是一个聚焦民商事法律实务、正向同行的法律共同体。如果微信一端的你，也是如我们一般缘法而行、敬业求索、愿意分享的法律人，“星瀚微法苑”欢迎您的来稿与加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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