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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影艺独舌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播完已有一周多，下部《虎啸龙吟》还需要等几个月才上档。这部“朝堂权谋+家庭情趣”的新型历史剧引起了观众的热烈讨论，我们也等不及两部尽收眼底就与主创展开了复盘式对话。前几天，是导演张永新的夫子自道，今天是编剧常江的见招拆招。这位年轻的女编剧没有回避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而是笃定而完整地阐释了自己的创作心路。 独舌：简单说，这部剧几实几虚？是否可以视为正剧看？作者做了多少史学准备？
常江：先说正剧，其实这个戏从我到各位主创，没有人用“正剧”这个字定义过《军师联盟》这部戏。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影视教科书上对“正剧”两个字的定义都有分歧，有的观众从人物和品相去界定正剧，有的观众以严格贴合历史，阐述历史来界定正剧。所以从总策划郑万隆老师说我们要讲故事，从监制、主演吴秀波老师用戏剧张力化、态度时尚化来要求开始，我们就从未标榜过这部戏是正剧。大概我写剧本的初衷，也就是符合郑老师的要求，写一个好看的故事。我今天刚好看到吴老师的一篇采访，他说：“你叫他古装现代剧也可以”。 至于几虚几时，我没严格计算过，这个戏是在历史里寻找戏剧空间，大的脉络是符合的，但是故事的冲突，细节的演绎，很多为了戏剧化做了创新发挥，裁剪凝聚。因为历史上时间跨度太长了，有时候也需要合并和模糊时间线，比如荀彧和崔琰的死，我为荀彧死做一件事，为崔琰死做一件事，为司马门做一件事，每个事件都很散很小，连贯性很差。郑老师在找我的时候提出一个要求，千万不要照着《晋书·司马懿传》写成流水账，那么为了紧凑，我就把中间的时间模糊掉了，把几件事用一件事串联起来，不断地出现反转来完成故事，这算是戏剧虚构，也是以往哪怕历史正剧常用的手段。 这个项目我拿到就是要写司马懿，是个命题作文，这个题目注定了视角要完全围绕司马懿展开，那么历史记载不足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戏剧创作了。《军师联盟》完整的故事按四阶段划分，曹操曹丕阶段司马懿的记载较少，需要补充和演绎的多些；曹睿和曹芳阶段，大的事件都可以取材历史了，但是为了好看，还是采用了虚构却又被观众广为喜爱的空城计、上方谷等故事，也是有实有虚。一定要开的话，上下部综合起来，六实四虚吧。 史学的准备，其实倒也没有专门去做，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前，我比较喜欢三曹，诗文和传记年谱相关人物都看了。东汉魏晋还属于中古前期，史料比较少，能看的也就是《三国志》《晋书》，辅以《世说新语》等。我会去找一些学术专著看，比如田余庆老师、仇鹿鸣老师等人的著作，还有下载很多论文看，一边写一边看。论文的好处是会有一些探幽发微的点，或者我疏漏的，别人在论文里发掘出来了可以给我很大启发。 比如剧中的一个事件崔琰之死，崔琰的传记里是只写他支持曹丕，因为一封嘲讽曹操的信被学生出卖而死，这看似是两件事。而在一篇博士论文里，我发现了一把钥匙，在《徐弈传》的注引里，说崔琰是被丁仪谗言陷害而死的，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崔琰支持曹丕。那么这个人所有的记载都被一条线索连缀起来了，身为曹植的妻叔却为支持曹丕而死，这个人设的冲突太有戏了，他的死天然可以推导出一个有力的反击情节，成为太子之争的定盘之音。于是我让他死的表面原因和事件完全符合历史，但在后边加了一番，完成戏剧反转和主人公这边的胜利。历史有时候比戏好看，但是又需要经过改编和发挥才能嵌入一部戏剧里。 崔琰 独舌：诗词典故运用较多，很是增色，编剧是历史和诗词发烧友吗？ 常江：我不想这么定义自己，确实是喜欢，以及在我写剧本之前，切入这段历史是从三曹的诗和汉魏乐府进入的。最主要的我觉得人物语言要贴合人物身份，曹操、曹丕、曹植、杨修甚至甄妃，他们都是诗人、文学家，我们这个戏里的著名文学家井喷了，他们的语言中自然会带上诗文典故，这是他们应有的气质，不是我故意为了卖弄加的。 其次呢，汉乐府和诗经一些句子，我觉得在表达情感上，达到了内敛和真挚的最高境界，非常贴合的时候，我也会用。比如说多少战争的残酷，有一句“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更让人疼得哆嗦一下呢？所以诗文典故使用，一要合人物，二要合情境。剧中一些比较平民化的人物，语言就平民化了，同理假如我写个江湖游侠，或者不沾任何朝代的玄幻剧，就不可能让人物开口带诗、引经据典。 独舌：作为一个新编剧，怎么入行和升级的？ 常江：教导我学编剧的是这个戏的总策划郑万隆老师，也是我入门的恩师。我原本是学理工的，不是科班出身的编剧，起初跟着郑老师和一个编剧朋友做另外一个项目，还在分集大纲阶段，主要工作是改和“挨骂”，用了半年去摸索。 司马懿这个题目是2005年郑老师就做过的一个策划案，七八年了起起伏伏没有正式启动，忽然项目要紧急启动的时候，郑老师说要不你试试吧。仍然是他教导我，郑老师的戏剧教导非常朴素但非常有用，第一句，戏要关乎主角；第二句，戏要是“戏”。他不给我讲理论，就是让我写故事，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写很多故事，然后他告诉我，哪些不是戏，哪些可以改成戏。大概大纲就磨合了两个月，整个过程也挺狼狈疲于奔命的，每天躺床上都在想到底什么是戏，单纯用危机和冲突来概括好像都不够。但有一天我好像忽然明白了他要的“戏”是什么，再写下来，他果然满意了，才确定了我来写。 荀彧 至于什么是戏，我现在自己总结大概可以说个上万字的理论，但那时候就是在写故事和被批评中一点点寻找，戏剧敏感性是非常珍贵又非常复杂的经验。比如我们是这样写大纲的，整个故事被按照君主时代切为四段，每一段我写出这个时代里，可以做戏的好几个事件，反应了好几种矛盾。然后郑老师来选择，最后每一段只把握住一个核心矛盾，我再三翻四抖地去深化这个矛盾，所有零散的矛盾都向这个核心矛盾靠拢，做危机做极致做反转做人物。我反而是写了一阵子后，才去看很多经典剧本，《人间正道是沧桑》《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走向共和》等等，以及少量的经典戏剧理论教材，麦基的故事之类的。那时候就不止是学习，更是印证郑老师教导我的东西。 现在我仍然认为自己还需要学习，每一个项目，每一次跟组，每一场戏的修改，从演员身上，从导演身上，从对接的责编身上，他们每一个意见都让我有所得。尤其是《军师联盟》，跟组几个月，全程靠着电话沟通修改，让我明确知道了戏怎么拍，戏剧要什么。过程也有痛苦，但是回顾起来，是这部戏让我敢确信，我是喜欢编剧这个工作的。 独舌：上部已经收官，观众哪些反馈是意料中的，哪些是意料之外的？ 常江：意料之中的反馈包括拍摄的精致，演技的出色，包括有争议的司马懿的洗白，一些时间线的改动等等。我对这个戏的成品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因为我明白导演拍摄的质量，和演员们的认真和演技，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我这个编剧。 司马懿原本是个争议性的人物，每个观众心里，可能影影绰绰都有自己的理解的三国，第一次把这个历史评价带有负面色彩的人物变成主人公，让观众代入他，情绪跟着他走，原本就是一件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事。还有时间线上的一些压缩模糊，是为了戏剧更凝聚更连贯，我们希望好看的故事，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上一个事件未了开启下一个事件的危机，动辄的三年后两年后，我们担心会破坏整个戏的节奏。就像郑老师一开始提出的，不许写流水账，要写故事，这些改动有利有弊，有争议也在意料之中。 意料之外的，大概是开篇的“华佗之死”吧，我当时的想法是，为了开篇分量够重，罗贯中可以让华佗晚死十几年，我让他早死几年也没关系。只是为了杀个大夫，我完全可以把华佗换成衣带诏里吉平，但是吉平这个人物没有力度，情怀不够。从前看很多经典历史剧，里边改动人物生卒年，把所有人物关系编织紧密，是常用手法，最经典的就是《雍正王朝》的八爷和四爷前后脚一天死，历史上差了五年，但是这么一改，这对人物非常有宿命感。我没有想到华佗之死引起了那么大的争议，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低估了经典人物、经典事件深入人心的力度，这算是个教训。而观众对这段历史的热情，让他们热衷于关注细节讨论细节，其实是很好的事。 华佗 独舌：前半部分权谋剧，后半部分家庭剧（皇上都在操心司马懿家事），为什么选择两种调性？
常江：不能完全是说后半部是个家庭戏，首先，我写的是司马懿这个人，不是时代全景，表现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上班时间，没有家庭情感生活。 第二，戏剧监制吴秀波和导演张永新，他们认为家庭戏更能表达他们对人物的探索，和让故事有趣，有情感，所以这部分在拍摄中做了放大和增补，很多幽默风趣的场景，比如张春华训夫等等，是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他们拍到那个时候，已经完全进入了人物的情感，这种创作大家非常开心，呈现的效果也打破了权谋戏的冷色调，让人物更容易被理解接受。 第三，就是剧情需要，曹丕阶段的主题就是内政和治理，不是出击。随着司马懿的位高权重，他的家庭也就跟朝堂息息相关了。曹丕给司马懿一个女子，这件事勾连了君臣的关系，新政的实施，以及曹丕的立太子等朝堂大事。在我们自己的戏剧逻辑里，曹丕干预他家事，有防着他利用郭照干政的意思。 家庭戏里有很多政治的伏笔，包括司马懿和两个儿子的关系，都会引入到第三阶段的战争戏里去，引入到最后他为张春华的死一瘫两年里去。司马懿一生的政治作为，都跟他的家庭息息相关，这也是我找到的人物塑造基础。写一个为了权谋战争胜利去斗争去尔虞我诈的人，有什么意思呢，传达什么情感呢？这不是我们的想说的故事、想写的人，说到底，我们主创团队，认为戏剧是看人与人的关系，不止是看兵器碰撞。我们想给历史和人物以安慰，告诉观众我们的渴望，对苦难的同情怜悯，和对统一和平的向往。
独舌：曹操和司马懿比较饱满，荀彧和崔琰鲜明，其他人物就弱点儿，杨修很锐利，也略单薄，曹植没有存在感，曹彰叛乱无先兆，柏夫人无起伏，是预先的设计吗？
常江：我接受批评（笑），先从曹植说起，曹植这个人物我有点点遗憾，就是我不敢突破民间既定形象。民间形象曹植是个善良无辜的诗人，无论七步诗是真是假，他跟甄妃的感情应该是假的，但是《七步诗》《洛神赋》家喻户晓，从此曹植是权力和爱情的受害者。但是历史上，他确实是曹丕太子位强有力的争夺者，他在争夺中是有主动性的，真实史料中的曹植纵情豪放，甚至具有一定的攻击性，比如他在下雨天生气老臣不向他下拜，有点像浪漫主义又骄纵的孩子。我觉得曹操对曹植的宠爱，很大程度来源于他们浪漫主义诗人的情怀共通，而曹操不喜欢曹丕，大概也因为他太谨慎、太敏感，他幽怨的气质太重了，这从曹丕的诗里可以看出来。但是，因为曹植已经有了很难撼动的民间形象，用现在的俗话来说，几乎一朵白莲花，我们出于谨慎沿用了这个形象，作为戏剧确实是单薄了。
杨修呢，首先翟天临老师表演太惊艳了，他让这个人物鲜活了十二分，我们私下交流，他也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角色之一。杨修在那个时代身上有很多新旧之交的矛盾，但是这个戏的第一阶段，司马懿的成就是辅佐曹丕登上太子位，我们选定的矛盾就是立太子之争，便只能尽量展现杨修在这个事件里的一面。曹植的柔善，要让双方能够较力的话，杨修就承担了攻击性的角色。但是他和丁仪又不一样，历史记载丁仪几乎算是个小人，害了好几位大臣，把他写黑点无妨。但杨修是亮丽的，他的恃才放旷，他的狡黠敏捷，他士为知己者死的理想主义，他在曹操面前非常大胆不羁，我觉得翟老师还是把这个人物演得很有魅力的。
至于曹彰叛乱那段呢，其实历史上就两句话，一是他问贾逵玺绶所在，被认为是有企图；二是他怂恿曹植，说咱爹是要立你的。这两点被后世史学家认为他有不臣之心。在戏里呢，只是有心和几句台词，就没有危机不是戏了，所以在这里确实是为了戏剧化，放大了矛盾加重了危机。说白了对普通观众来说，打起来白刃相见才热闹好看。曹彰这个人是个武夫，在一开始就展示了，他没有资格进入夺嫡之战，确实前面铺垫略少了点。
至于柏夫人，她在第四阶段起伏非常大，一个遗憾是我们的戏是整体写的，却因为一些原因分上下两部播了，除了已经死去的人物，几乎每个人物都还没展示完整。柏夫人的结局可谓惨烈，跟她从前的理想诀别，这个通透的女子就是一面镜子来照司马懿的。
独舌：张春华的女权宣言：曹丕想让柏灵筠进府，先赐我一个男人！这种倾向是否于史有据？是否过于超前，有违历史精神？ 常江：这个要用男尊女卑的历史局限性去衡量，当然有，但是戏是写给现代观众看的，一个角色，如果跟观众没有任何共鸣，写起来也就没有意义了。司马懿的家庭要是写成三妻四妾和平相处围着一个男人转，这种人物我不喜欢写，吴老师也不喜欢演，刘涛老师也不会喜欢和代入。吴老师非常尊重女性，他希望能够用司马懿跟妻子的感情来跟观众达成共鸣和交流。 历史上张春华本身是个很辣的人物，敢杀人，敢用绝食来逼迫丈夫认错，这个人身上已经有突破时代局限性的基础了。我们做了戏剧发挥，有时候是喜剧发挥，传达一点时尚的精神，也就是吴老师说的态度时尚化了。
独舌：曹操死后，围绕柏夫人进府，纠缠的篇幅过多，陈群传旨一章有些硬拗，有些地方很有喜剧感（司马懿被粉饼砸脸，满院奔逃），前后似有不谐，为什么这么设计？
常江：我记得戏拍摄的时候，导演给我打电话要改戏，一般开篇都是，“常江，这场我们增加一点情趣”。所以这个戏从一开始，导演和吴老师就不想拍成冷冰冰的权谋或者战争戏。我看到有评论说，我们这个戏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把生活化代入历史，把喜剧幽默代入历史，我觉得这是主创努力在跟观众做交流，让人物灵动鲜活起来。 其实这个戏的每个人物，在我眼里都是悲剧，包括司马懿，曹操，曹丕，司马昭，张春华，柏夫人，他们被各种各样的痛苦缠绕，累死了、逼死了或者逼疯了，英雄带着遗憾悲怆离世。理想的夭折，爱情的破灭，百姓在乱世里挣扎，在高位者贪嗔痴恋恨求不得，没有赢家，乱世烩了一锅大悲剧，这才让反战和渴望和平的主题明确出来。导演说他是反战的，我也是，所以开篇司马懿没有参与的战争，我们都没有写，第三阶段我们和司马懿一起经历许多战争，他都是恐惧痛苦地应对，即使赢了也战战兢兢，因为往小说，战争中主帅也是生死一线，往大说，战争本身就是悲剧。 但是纯粹的悲剧式书写，观众被虐多了也会排斥的，这么长的人生历程，怎么会只有冷冰冰的争斗呢？导演和吴老师希望喜剧化，其实也是希望最大程度的沟通观众，安慰观众，吸引观众。
独舌：下部里还有哪些重大看点？ 常江：基本上观众看到司马懿三个字所浮起的想象和期待，全都在下部。和诸葛亮的对抗，和曹睿的互相防范又最终托孤，高平陵事件，平王陵事件等等。最花钱最难拍的战争，都在下部。我们对司马懿中肯的评价和总结在下部，他不再是所谓的白莲花，他从开篇的书生，走到了那个历史上的司马懿。司马懿两个儿子的人生也将从下部开启，甚至那些配角的人生，比如钟会邓艾，我也企图用一两个画面来地给出完整的归宿。 我仍然认为，这部戏要上下两部连起来评价，因为到现在42集播完，其实才到我们设计结构的二分之一，他完整的一生，他探求的答案，或者那个庞大的悲剧，都要走到结尾，才会和盘托出。否则半中腰的人物就已经是终极状态了，那观众看一半就可以弃剧了不用看了。到那时候再回归头来看，那个曹操时代的书生，曹丕阶段左右为难的臣子，曹睿阶段的将军，是如何走到高平陵，又走向首阳山的。那时候回顾家庭戏应该就不觉得戏谑了，那时候也许是唏嘘，也许是惊心，也许是惋惜，但只有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答案。 【采访/李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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