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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1日晚，巴基斯坦人阿卜杜尔和他的向导桑吉倒在了珠穆朗玛峰海拔8600处的雪地上。 氧气瓶内的氧气已经耗尽，寒冷侵蚀着他们的身体。 两人感觉像喝醉了一样沉沉下坠，意识也一点点从躯体中抽离。 阿卜杜尔曾经是名军人，同时也是登山爱好者。 此前他曾经带队征服过数座7千米以上的山峰，今年终于如愿登上了世界屋脊。 没想到在下撤时却遭遇了意外。 … 这仅仅是众多遇险故事中的一个。 几乎每年都有登山者长眠于这座雪山中。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1996年的那一场山难。 那次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其中不乏经验丰富的行家。 事件亲历者将经过写成了畅销书《Into Thin Air》。 直到2015年，还有以这场灾难为原型的电影《绝命海拔》上映。 这一切都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1996年春天，共有十多支队伍聚集在珠峰南侧。 分别由“冒险顾问”和“疯狂山峰”两间公司组织的商业登山队亦在其中。 两支队伍的领队同时也是公司总经理，分别是新西兰的霍尔和美国的费舍尔。 他们都是当时活跃在8000米高峰的西方著名登山家。 冒险顾问（Adventure Consultants）团队，1996 考虑到商业登山的线路不能太难，两队都选择沿传统东南山脊线路，雇佣夏尔巴向导协助攀登。
按照计划，他们从大本营出发，跨越昆布冰川到达1号营地。 在1、2号营地来回做高度适应性训练后，他们攀升到3、4号营地，并在4号营地尝试冲顶。 5月10日凌晨，共有三支队伍陆续从4号营地出发，他们打算在今天下午之前到达顶峰。 三支队伍中除了新西兰队、美国队外，还有来自台湾的高铭和等。 经过数小时跋涉，考虑到剩余体力和“关门时间”，新西兰队中五名客户先后放弃了登顶。 “关门时间”指的是登山者们的下撤时间，一般定为下午2点。 因为天气很难预测，刚才还天气晴朗，几分钟后就可能狂风大作，这在高海拔登山中是非常致命的。 为了预留充足的时间和体力，按照约定登山者们无论登到哪里都必须下撤。 下午1点05分，美国队首人登顶，紧随其后的是新西兰队的两名成员。 他们三人在峰顶停留片刻后就开始下撤。 可是下撤途中，他们在希拉里台阶遭遇了拥堵。 这次拥堵耗费了宝贵的安全时间。 在“关门时间”内，仅有6人成功登顶，其余人的攀登速度已经脱离了常规。 希拉里台阶（Hillary Step）
下午3点15分，来自台湾的高和铭与两名夏尔巴向导登顶。 此时南峰下的云海开始翻腾，天气已经变坏。 行进最慢的是新西兰队的汉森，由于前年登顶失败，今年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因此他下定决心继续攀登，且终于在4点30分登顶。
下午4点前后，暴风雪来了。 在峰顶至4号营地的路上，一共散落着19名登山者。 领队霍尔试图留下帮助行动迟缓的汉森，而汉森在登顶途中基本上已经耗尽了力气。 他们视野模糊失去方向，缺氧更是让人神志不清。 这场狂风暴雪伴随着闪电将持续整整一晚。
新西兰队的霍尔和汉森，以及试图返回营救的副领队哈里斯三人被困在希拉里台阶。 而高和铭与美国队领队费舍尔则体力透支，停留在了峰顶和营地间的中间地段。 其他大多数队员，在距营地几百米处艰难地挣扎着。
此前已回到4号营地的人尝试着去寻找散落的伙伴，可由于天气原因进展非常缓慢。 新西兰副领队哈里斯在风雪中失踪，猜测已经滑坠身亡。 虚弱的汉森和另一名队员也在暴雪侵袭下失去了生命体征。 只有霍尔直到凌晨5点都跟大本营保持着通话，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具体在哪里。
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风雪渐停。 陆续有靠近营地的队员获救，他们都在昨晚备受煎熬。 5名随队的夏尔巴向导决定出发寻找高处的幸存者。
他们很快找到了濒死的高和铭与费舍尔，可后者已经完全不能动了。 于是3名夏尔巴尽全力将高和铭拖回了营地。 剩下的人想继续往上去救霍尔，但因大风和严寒最终在下午3点半放弃了救援。
下午6点45分，霍尔用无线电与大本营取得联系。 大本营帮他用卫星电话接通了远在新西兰的妻子。 交谈了几分钟后，霍尔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句话： “我爱你，睡个好觉，甜心。”
霍尔与妻子Jan Arnold 到了这天晚上，活着的人都已经安全待在各个营地，其他人基本已经确信死亡。 这场暴风雪也同时袭击了珠峰北坡，3名印度警察登山队队员被低温夺去了生命。
新西兰队领队霍尔以及队员3人，美国队领队费舍尔，再加上早前在低处营地遇难的一名台湾人，以及3名印度警察，一共9人在这几天中丧生。
事故幸存者也不是都能全身而退。 高和铭与新西兰队员贝克因整晚暴露在风雪中，鼻子和全部手指脚趾都严重冻伤。 这些发黑坏死的器官最终被全部截去。
死里逃生的贝克（Beck Weathers） 尽管危险重重事故频发，珠峰每年还是吸引着数以百计的人前来挑战。 自1953年希拉里成功登顶后，截至2015年8月，共有4,093人登顶珠峰。 中国在控制珠峰攀登人数上做得比较到位，而另一侧的南坡已经多得一塌糊涂。
登山者的营地 在2000年以前，一天内登顶珠峰人数不超过50人。 到了2012年5月19日，这个数字达到了234人。 再加上每天适合登顶的的时间只限于少数几个小时内，这就造成了上百人排队登顶的奇观。
逐年增加的登山者给尼泊尔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同时也给珠峰带来了许多问题。 过度商业化使这里正成为世界最高的垃圾场。
由于通车的缘故，珠峰大本营是物资最丰富的营地。 游客、登山者、商人等在这里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
一般而言，各个登山队伍都有独立的厕所帐篷。 在珠峰大本营，大便会用套着大塑料袋的圆桶收集并运下山，小便则就地解决。 到了海拔6000至7000米时，垃圾处理变得更加困难。 常见的垃圾包括有绳索和损坏的帐篷，以及登山者的排泄物。 在极低的气温下，这些排泄物会一直埋在雪中不被分解。
到了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氧气含量大约只有海平面的1/4。 大部分登山者都需要靠吸氧维持体力。 而即使是用光的氧气瓶也重达2公斤，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因此很多人会丢弃掉不必要的物品，例如空氧气瓶、瓦斯罐甚至是电池。 在这个高度，活下去是首要目标，登山者很难顾及到其他事情。 在这个极寒且缺氧的地带，人类几乎不可能存活超过48小时。 自从有人类涉足以来，就不断有登山者葬身于这里。 在通往峰顶的路上至今仍散落着约200具遗体，它们也对珠峰的环境造成了压力。
2012年丧生的加拿大登山者 Shriya Shah-Klorfine 处理这些遇难者遗体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遗体被完全冻结后会与周围的冰嵌合在一起。 一具80公斤的遗体冻结后可能重达150公斤。 再加上技术和环境限制，直升飞机无法到达这样的高度，处理遗体的人员将冒着极大的风险。 讽刺的是，这些遗体竟成为后来者的“拍照景点”。 这对遇难者的家人来说，无疑是又一重打击。 “绿靴子”,1996年丧生的印度登山者 Tsewang Paljor 得益于成熟的线路开发，登顶不再是少数人的荣誉。 继2003年企业家王石登上珠峰后，越来越多的目光集中到了这座高峰上。 登珠峰俨然成为了富人们的时尚运动，一次值得炫耀的经历。
2011年从北坡攀登珠峰的价格约为20万元，2013年涨至28万元，到了今年已经达到35万元，登顶小费则是1万元起。 舍得花钱的人，登山过程会容易不少。 他们雇佣的夏尔巴向导会负责安排好一切：包括规划路线、搭起帐篷、背负行李。
有些商业客户型登山者更像是一个游客。 他们爬至顶峰附近已经筋疲力竭，最后几步是夏尔巴人扶着甚至拖上去的。 为了给客户留出单独拍照的空间，夏尔巴人还会识趣地后退几步。 商业化改变着珠峰的环境，也改变着攀登珠峰的人。
... 在今年遇险的阿卜杜尔和他的向导桑吉是幸运的。 在他们静待死亡时，有人伸出了援手。 但据救人的登山者莫里茨说，有超过150人经过两名遇险者身边却无动于衷。
在极端环境中，救人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也许我们无法对个人的道德感苛求太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度商业化带来的人情冷漠，杀死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最珍贵的部分。 _____________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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