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 | 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我们不应忘记的另一位家具大家

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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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不免有人称朱家溍为“国宝”、“大师”，但这样的名头，想想就知道老爷子应该并不高兴，因为帽子太大，就会遮蔽住生活中的阳光。

曾有媒体采访时称呼其为“国宝级人物”，朱老爷子当场不认账：“首先这个国宝我不承认，我从来没承认过，人家说你是国宝，我开玩笑地说，东北虎才是国宝呢，才是真正的国宝。”

1946年，抗日的战火甫歇，年仅32岁的朱家溍从重庆回到北京，任故宫古物馆编纂工作。直至2003年9月29日因病逝世，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雅人，朱熹的第二十五世孙，将其一生的时光都留驻在故宫的碧瓦红墙里。

朱家溍先生

朱家溍在故宫研究的范围极广，包括书法、名画、碑帖、瓷器、戏曲、漆器、建筑、家具、园冶等等，似乎凡是与“古”沾边、与“文”、与“艺”沾边的，他都饶有兴致，孜孜不倦地研究，撰写文章以铭记，为中国文化的保存和再发现，做出了卓越贡献。

单就家具研究而言，他编著过一本故宫博物院所藏家具精品的合集《明清家具》，所著家具文章则有《龙柜》《漫谈椅凳及其陈列格式》《雍正年的家具制造考》《太和殿的宝座》《来自避暑山庄的一件画屏》以及数篇为家具新书（包括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和胡德生先生的《中国古代家具》）所作的序文，这些文章，如今都合拢在他的文集《故宫退食录》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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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不是傻子

“古人不是傻子”，据说这是朱家溍的一句“名言”，大概因其经常挂在嘴边的缘故。《故宫退食录》中的文章包罗万象，朱家溍似与每一个领域的古人都心意相通，知其缘由、经过和全貌。

这完全不像如今的许多“专家”，只在某一领域内有其专长，于别的领域就一窍不通。究其原因，实则在于古今学问的大不同。

孔子谓“君子不器”，君子者德成之谓，德成者，心胸广阔，必不固陋，不会如生活中的器物一般，只堪某一项用处而不通别用。事事有本、言言有道、物物有源且各自相通，古之君子，必然知道学问之其然与其所以然，于是一叶知秋，很容易就能知其大要。

今之学问则不然，分门别类，学问成了各自“职业”内的事，知识只如登记账簿的流水账而不成其为生命的滋养，于是就真的茫茫学海，使人望而生畏。

朱家溍先生在故宫工作时骑自行车上下班

传闻朱家溍先生教人研究古器物，最喜让人读《纲鉴易知录》，要人们从历史学起。因为器物都是历史的产物，如果不懂历史而“研究”器物，就如同在实验室里研究器物的化学元素和构成一样，根本不可能学懂，同时也是对古器物的大不尊重。

唯有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精神，才能对古人制作的器物有真的认知。“古人不是傻子”，其制作往往都有其十分真诚的意趣和寄托，非是今日轻飘飘的“匠心”和“情怀”之类所能概述。

例如书法绘画两事，可能模仿者最众，附庸风雅者最多，然其真实的精神奥义，大概永远只是“达者同游”“知者不言”的一条修养之路。

1959年冬天，朱家溍（左）和母亲与刚拍完朱家所收藏家具的王世襄（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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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收藏与捐赠

朱家溍与家具之间的故事很多，其中最可与人道哉的大致有二。一是捐献朱家满堂家具给承德避暑山庄；二是复原了故宫太和殿里的皇帝宝座。

朱家溍父亲朱文均先生，字翼盦（ān），1902年留学牛津，是中国首批公费留英学生。朱文均先生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收藏家，尤以藏书巨丰著称，其中多为珍贵古籍和碑帖。且不惟如此，朱家所藏家具也多是盖世精品。王世襄先生在《萧山朱氏旧藏珍贵家具纪略》一文中说：

本世纪（指20世纪）前期，北京以收藏家具著称的有：满洲红豆馆主溥西园（侗），定兴觯斋郭世五（葆昌），苍梧三秋阁关伯衡（冕钧），萧山翼盦朱幼平（文钧）等家。而收藏既富且精者，首推萧山朱氏。

翼盦先生家居北京南锣鼓巷炒豆胡同僧格林沁故宅，庭院宽敞，轩堂雅邃。襄幼年趋谒，见到文物陈设，每瞻视摩挲，未忍遽去。有时竟不辞冒昧，求示来历，默记于心，经久不忘，故对所藏，印象颇深。

王世襄自称与朱家溍是“总角之交”，两人同龄，自小生活于北京，无论家庭背景、兴趣爱好、治学经历还是研究领域都极其相似，真可谓我国文博事业的“一时瑜亮”。

朱家溍与王世襄

王世襄出版《明式家具研究》，作序的是朱家溍，朱家溍出版《故宫退食录》，作序的也自然是王世襄，两人之间的交情体现在他们生活、工作和兴趣爱好的方方面面。

除了他们共同的文物方面学问之外，朱先生喜欢戏曲、书画之类；王先生比较好动，喜欢熬鹰走狗、蓄养秋虫，对蟋蟀、鸽子以及古琴、木器、文玩杂项诸类都有独到的研究。

王世襄先生的父执虽然也当过外交官，本人又是北京的美国学校出身，但是朱先生却比王先生更洋派。朱先生喜欢穿苏格兰呢子的花格衬衫，宽条灯芯绒裤子，保持了三四十年代的老式洋派，到晚年都是如此。

王先生则喜欢穿中式的对襟褂子。很有意思的是他们晚年经常一起出席各种活动，朱先生总是正装西服领带，而王先生却是一身中式便服，风格迥异。这两个人都不是特别修边幅，但是相对来说朱先生更注重仪表。

1952年，他们两人都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到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这一段经历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释怀的结。

王世襄先生直到晚年都不能提这个事，一提到就义愤填膺，直到晚年都过不去。但是朱先生说到这个事的时候却是泰然自若。他说：“当时房头上和院墙上都站着兵，荷枪实弹，其实用得着吗？”并说：“走的时候给我戴上手铐，我还来了一个《战太平》中华云在采石矶被俘的亮相”。

这些描述不禁让我我哑然失笑。他也不大爱提1952年那些事，但是提到时也就是一种很诙谐的态度。当然，他心里也有痛苦，但表面上却能一带而过。

朱家有一优良传统，就是捐献文物给国家，且捐赠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都令人惊讶。1953年，朱家溍秉承父亲遗志，将家藏汉唐碑帖七百余种捐赠故宫博物院。

1976年，朱家溍将家藏明代紫檀、黄花梨木器和清代乾隆年间大型紫檀木器数十件，以及明代宣德炉等多种古器物无偿捐献承德避暑山庄。

同年，又将家藏古籍善本数万册全部捐赠中科院历史研究所。1994年，朱家溍将26件珍贵书画捐赠给浙江博物馆，其中包括唐朱澄《观瀑图》、宋李成《归牧图》、南宋夏圭《秋山萧寺图》等珍贵画作。

朱家收藏的明 紫檀四面平式浮雕螭纹画桌

1969年与柳如是写经砚一起，捐赠于浙江博物馆

1976年捐赠家具给承德避暑山庄，朱家溍说那“都是第一流的明朝清朝国宝级的东西”。当时文革刚结束，朱家被抄的这些家具归还了，可房子一时尚未归还，家具没地方放，只好都堆落在已变成街道工厂的院子里。许多进出口公司的人（朱家溍称为“大二道贩子”，家具到了他们手里，就会流失海外）对这些家具虎视眈眈，天天守在一旁，等着朱家被逼无奈的出售。于是，朱家溍决定捐赠，“我就把承德避暑山庄给约来了”（朱家溍语）。

然而，这些珍贵家具却在运输过程中再一次遭到“不公正待遇”，被司机野蛮装卸，使许多家具成了缺胳膊少腿的“残疾家具”。为此，王世襄先生写过《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一文，痛斥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径。朱家溍得知后，长叹一声：“没想到捐赠竟送进了屠宰厂！”

朱传荣回忆父亲当年对这些家具的悉心呵护，定期准会用鬃刷在上面打蜡加以维护。她自己还是个几岁孩子时，就清楚明白这些家具是不准在上面放热水杯子，不准在上面玩儿玩具的。

自己的孩子碰一下都心疼，可想，得知它们被别人弄得伤痕累累时，朱老的痛心，或还应该有愤怒。但是，除了王世襄撰文《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记述、声讨此事外，朱家对此从未发声。

90年代时，这批被损的文物曾被运至故宫修复厂修复。故宫中的同事来问朱老，要不要去看看？当时朱老说去，朱传荣便也想同父亲一起去。但是过了两三天，朱老都没有再提。朱传荣问起，朱老说：“不看了，看了伤心。”

一直到又过了几年，一次收藏黄花梨家具的叶承耀来北京，请朱老介绍他去避暑山庄看一看，朱老写了介绍信，朱传荣陪同前往才又得见了那批家具。

朱传荣说，见到家具时确实吃了一惊，通常我们在对比文物珍品的照片与实物时，会觉得照片远不能反映其风采，但她看到的却恰恰相反。

而后，她又补充说，这些家具失色还有另一个因素，即长期放置会失去其当作家用时，人给予的滋润它的过程。她讲述时，话语间依然没有追遣。

朱传荣说这一点她和父亲很像，遇到任何事都尽量不往伤心、生气的地方去想，她的母亲有个形容父亲的话：“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是说，做人要有一个骄傲，得懂得对自己好。她觉得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从不去自己为难自己，得释然的时候，且能释然。

　　

3

收藏不必为一己所有

朱家溍为我国文博事业和传统文化保护所作的贡献，绝不仅在其捐赠文物一事，然而其捐赠的慷慨和所捐赠文物的品级，都不失为其永远为人称道的一项义举。

我所藏不必我所有，文物收藏是为了审美，而不是因为财富，从中诚然可以看出人生价值观的大不同。朱家溍曾言：“古器物有聚有散，有散有聚。‘聚’是一乐，‘散’而能得其所，亦是一乐。”

朱家溍先生《别母乱箭》剧照

赵珩说他曾与朱老讨论过对于收藏的看法，二人观点一致，都认为收藏不过是个过程。“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更迭，历来速于西方社会，一件收藏品伴随收藏者的一生已属不易，焉能子子孙孙永远为一家一姓保存下去？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前朝书画之上钤有‘子孙永保之’或‘子子孙孙永保之’的印章，其实当我们展卷拜观时早已不知流经多少藏家之手。”

赵珩说，他家中也历经不少文物流转变迁，但都为着一句“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而觉得全无所谓。

朱家溍似乎鲜少言及对捐赠文物的看法，而更多去描述事情的经过，倒是他的女儿朱传荣的一番话语，精彩地道出了朱家捐赠文物一事的深刻寓意：

家藏的艺术品或者文物，它不是财产，他不应该算作是钱是田地，不是像这种东西，它就是用钱买来之后，它体现的是人欣赏上的东西，它是多少年来文化的精华，它不是你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私有的东西。

虽然经你手收集和保藏了很多年，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我们家人就没把这个东西当作自己私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应该是产生这个文化的环境里边的，所以它不应该流散到其他地方去，这个从我的祖父我的父亲这一辈人，都这么看，我们这一辈人，第一应该尊重他们处理自己东西的权利，第二，我们全都赞成他们这样的做法。

4

修复太和殿宝座

朱家溍与家具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就是他复原了太和殿里的皇帝宝座。这一事件，在他所作的《太和殿的宝座》（收录于《故宫退食录》）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1915年袁世凯称帝，咋咋呼呼地进宫上殿，拆匾额、拆对联，也拆家具，把太和殿须弥式宝座上的雕龙髹金龙椅，换成了一张中西合璧、不伦不类的高背大椅，椅背上嵌着他亲自设计的帝国国徽。

后来由于国事动荡，这张“袁氏大椅”就一直矗立在太和殿的宝座上。1959年，朱家溍几经周折，终于在故宫的一处库房里找到了原来的那张已然残破的龙椅。1964年9月，龙椅修复成功，又一次庄严地矗立在太和殿的正中间。

故宫太和殿宝座

朱家溍找到这件龙椅用了四年多时间，主持修复工作又用了将近三年。朱家溍说，太和太和殿里的皇帝宝座是故宫的中心，应保持原状的陈列，若是撒着谎，怎么对得起国内外一天到晚那么多观众，让人家看假货，这个是我们干博物馆的人的耻辱。

5

发现美不须身处闲适

没有用家中的藏品换座大宅，朱老的晚年就一直在30平方米大的平房里安居。赵珩回忆，每次去朱老家里时，二人总会左右分坐在外屋仅有的两张粗木扶手椅上，中间是个茶几，对面的方桌上总是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直到90年代中，朱老家里摆的还是一台12英寸的小电视机。每逢冬季，屋子就要生上蜂窝煤炉子。里间是朱老的卧室兼书房。

那个年代，这样的生活条件显得有些简陋，那也正是很多人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去挣些外快的时候，可朱老从不动心。王健华清楚记得，那时候常有人想请朱老题字，或请他去参加各类开幕式，这样的事情，对方都会备个红包。

有一次，一个搞戏曲的人想邀请朱老参加会议，让她牵线搭桥。朱老看过会议资料后说：“你以后别给我揽这种事儿，我心里有数儿，这种钱我不要。”说罢拉开抽屉，里面有几个装钱的信封，王健华见那都是少得可怜的稿费。朱老说：“这是我应得的东西，其他的都不应得。”

什么钱挣什么钱不挣，朱老心里是个明镜，什么钱花什么钱不花，他也毫不含糊。王连起说，90年代中，朱老时常和他们一起去转转盆景，偶尔也会出手买回来。通常他们看上一个盆景时都会去跟人砍砍价，朱老往往会在旁边小声说：“别砍了，多好看啊！这可不容易！能培养出来这是第一不容易，大老远地运过来在这儿风餐露宿地卖，北方又凉，这是第二不容易。”真要是中意，他肯定毫不还价地买下来。

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显然还有朱老自家小院中的花植繁盛，在不大的空间里，他还建构出“院中八景”：两棵太平花被他称作是“太平双瑞”，花下狗尿苔是“玉芝呈祥”，葫芦藤架为“壶中天地”，两株老丁香是“香雪春风”，紫色牵牛花在甬道两侧“紫云绕径”，墙角向日葵为“映日金轮”，窗外槐树早就“槐窗月色”，房后的杏树叫“红杏朝晖”。

朱家溍先生摄影作品

还有更绝的，朱老的大女儿朱传移说，家中地方小，衣服没地方挂，就在屋里牵上一根铁丝，毛巾、衣服就都缀在上面，朱老管这叫“天垂云幔”。

朱传荣说，大可不必把这些看作她父亲的苦中作乐，那样只能是我们自顾自地给老人说的玩笑话附加了太多情绪。

再说朱老自取的斋号“蜗居”，除了说出“小”以外，还另有解读。朱传荣说，父亲蕴意的是蜗牛之脆弱：它在花盆底下潮湿的地方，你也许无心去害死一只蜗牛，但是搬了一下花盆，它就粉身碎骨了。由此可见，个人和天地之间的变化相比，命运真的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朱老此蕴意虽然伤感却并非自弃，他最善用有限的“可以掌握”去对抗无限的“不能掌握”。就比如在“三反”运动开始后，1952年7月，朱老和王世襄等被关入看守所，一年又10个月。同房间的是一位人民大学的俄文老师，朱老便要求向他学习俄语，对方同意后，朱老立即写信让家里给他买了两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行的广播俄语课本上下两册，认真地学了起来。虽不能掌握出行的自由，他却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给了自己获知的自由。

朱老面对抄家时的姿态也可作一佐证：有一天朱老从故宫下班，正赶上一次小规模抄家，到晚上21点，才能考虑吃晚饭。夫人下午本来要出去买菜，但还未来得及，抄家的人就上门了，晚上一家人只好用葱花炒一锅窝头，就些咸菜凑合一顿。

朱老不仅没有因抄家而伤了胃口，还连吃两碗，又喝了两杯酒，很快就睡熟了。朱传荣说，父亲当时定是在想：“睡不着又怎样？既然不能左右我人生的大命运，至少还要能左右自己是睡得着还是睡不着。”

赵珩也回忆起一则，大概2001年左右，朱老被检查出患有肺癌。知道他的病情后，赵珩心情沉重，再去朱家时就不抽烟了。朱老问他，“你怎么，戒啦？”赵珩支吾：“没有，您现在不是呼吸道有点儿问题么，我就不抽了。”

朱老忙说：“没事儿，没事儿！”转身就回屋拿出一盒大中华，让赵珩抽，他自己也抽。抽完后朱老左顾右盼，偷偷问他：“令尊是不是肺癌（去世的）？”“是。”“令尊到最后疼不疼啊？”如实答说：“不疼。”朱老听后，很是释然。

2003年，朱老去世。

　　

6

结语

中国的老先生们，尤其是研究“传统文化”的老先生，其身上往往都有一种后人乃至于其生活中的“外人”们之所难以测量的深刻和雅量，这是中国文化所沾溉和磨练出来的人格之深，滋味悠长。先生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我们不应忘记这一位家具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