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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的态度问题 徐复观
在几个月前，有位朋友以此为题，要我为他的刊物写一篇文章，但写成后又想方法要回来扯掉了：五月十二日，在台北等着打官司（为分尸案），却偶然写成此一短文，寄给香港《华侨日报》，于五月二十五口才刊了出来，此文在客舍中仓卒写成，内容极不周衍。尤其是里面以“良心的冲动”，为时论性文章的最高动机，这本是究极之谈。但古人谈到良心时，必须通过存养省察的工夫，以防“认贼作父”。这套工夫，对于现代人而言，真如东风之过马耳。因此，和现代人谈良心，实含有相当的危险性在里面。所以在这里应当稍作补充，即是凡不关于自己个人现实上的利害得失，而对某事忽然有不知其然而然的愤悱之情，及难安的感觉，这常是一个人良心发现的征候。良心外发，总是要求不合理的归于合理，不平的归于平，因此，它必然表现为批判的性质。就一般人说，居于被统治地位的人，较之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其良心易于发现。不论古今中外，权力与良心是很难并存的。握有权力而要保持自己良心的人，只有依赖民主制度中的对权力的强大控制力量，有如议会、舆论诸基本自由权利等：再详细点说，眼睛向下看、向多数人看、向贫苦人看的人，较之眼睛向上看、向特殊势力看、向个人利害上看的人，他的良心易于发现。凡是帮闲性的、歌颂性的、为了特殊势力去作威吓欺瞒工具性的文章，一定是从良心那里偷关漏税，或者干脆是良心早已绝灭了的文章。这一复杂的问题，将来有机会再谈。现在托《民主评论》的编者将此短文转载，是为了对原来要我写此文章的朋友，表示一点谢意与歉意。
五月廿六日补志 一
严格地说，立言的态度，乃决定于立言的动机。与其从态度方面来讨论立言的当否，不如从动机方面来讨论，还比较容易得出一点结论。
写文章的动机是为了稿费，这是在近三百年历史中所一天一天地强化起来的现象。此一现象的本身，关连到整个社会制度问题，因之也关连到各种性质的文章的作者，这可以说是一般作者或多或少的共通的动机，其本身无好坏可言，暂时可置之不论。
在稿费的后面，高贵的写文章的动机，就作者个人而论，当不外两种。一种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其动机是出于“求知的冲动”。假定用古典的术语来说，这是出于对“知”的喜悦，因而集注自己的精力去追求。求有所得，不容自已地希望传之于人，传之于后。这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百世之名，同时也是出于对知识的责任感。这种文章的动机，是出于人类的知性，所完成的也是人类的知性。
二
上述的以知性的冲动为动机的纯学术性文章，就人类整个前途来说，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但对当下的现实问题，不必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文章，为若干专家所需要，但对社会大众而言，不必有直接的需要。因之，在纯学术性文章以外，便另有一种时论性的文章。这种时论性文章，可以包括许多种类。不仅诸子百家中，凡是谈到政治的，都是属于此一性质；甚至连文艺创作，也可以包括在里面。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艺作品，一定是从现实人生中酝酿而来，实际也是对现实人生负责。这即所谓“为人生而艺术”。对现实的人生的描述，也未尝不可以包括在广义的时论文章范围之内。不过这里我只想以狭义的时论文章为主。凡是有分量的时论文章，就我的了解，与论题本身的大小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写文章乃是一种行为；有关行为的价值判断，是质的问题，而不是量的问题，所以汤可以为匹夫匹妇复仇。文章的分量主要系看他写作的动机，是否是出于“良心的冲动”。文章的价值，与作者在写作时良心的冲动常成正比例。所谓良心的冲动，即是对于某一现实问题，使作者感到良心的不安，觉得不把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写了出来，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此时作者并不暇计较由文章所引起的其他利害，甚至也不暇计较文章的技巧，更不会想到它本身的朽不朽。但假若在时论文章中也有不朽的作品，则必系由这种充分的良心冲动所写出的东西。梁任公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固然是这一类文章中最显明的例证；古人许多可歌可泣，蹈汤赴火而不辞的奏疏，也是这类文章中最显明的例证。总括地说一句，有价值的时论性的文章，其写作的动机是作者的良心。它所完成的是对人类良心的交代。
在现代一切商业制度化的情形之下，以卖文为业的人们，不可能每一篇文章都是出于良心的冲动。但在他的写作生涯中，总应当有这样由良心冲动所写出的文章。一个作者的生命，在无形之中便注入到这类文章里面，由此而表现其在历史中存在的价值。
三
上面这种说法，好像是完全凭作者的主观，以衡断客观的人与事，会不会因此而流于偏私武断？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只有客观的真实，并且这种真实，对人类生活的某一部分，发生了深刻的病痛时，才能引起作者良心的冲动。良心的冲动，一方面是这类客观的问题，很深刻地浸透于作者的血肉之中；同时，也是作者主观的精神，很深刻地溶解于客观之内。所以一个作者的良心冲动，是主客合一的结果。流于偏私武断的可能性很少。
但是，有一点，却不能不特别注意的。由良心冲动所形成的写文章的动机，这种动机固然是高贵的，可靠的，不过，在拿起笔来开始写的时候，同时也要由良心的冷静，以考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保证不使良心变为一种成见，使良心的活动，能随客观证据之移转而移转。这是良心中的知性作用。但是不使良心冲动掩没了知性，实际还是要靠良心的提撕警醒。由良心冲动所写出的文章，可能发生若干过失，但一定受得起任何严重的考验。这是证明一人的良心，实与千百万人的良心，总会相通相应的。良心的可靠性，即是人类尊严、人类前途的保证。所以良心之所安，良心之所不安，是负有立言责任的人，首先应向自己提出的反省。其他的较量，都是次要的，甚至于是不足齿数的。
一九六一年五月廿五日《民主评论》第十二卷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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