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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老师给我们开过一段时间的现代文学史必修课，王老师的讲课、讲座和著论，给我非常大的启示。王老师是李何林先生招的首届现代文学史博士，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开招研究生，我大学同班同学查子安被免试推荐读研，成为王老师的开门弟子。老查研究生毕业分配到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工作，很快离开社科院调到金融系统了。当时听说觉得很惋惜，但也能理解，京城居，大不易。人总得先生存得好，才能发展，但还是觉得可惜。我工作后，只要知道王老师有新的著作和论文面世，总会找来阅读（前几年《“新国学”论纲》之后，好像几乎没有再看到王老师的新著）。记得有一段时间自己感到困惑，这时从《新华文摘》上读到王老师的《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一文，我好像一下子进入了豁然开朗的新境地。王先生的这篇论文不只是对我个人的阅读和写作产生了影响，而且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对自己所从事的报刊编辑工作的“交流性”有了更开阔的理解（而对哈贝马斯的著作，也因此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而顺利完成了编辑理念和编辑实践上的转变：报刊编辑工作由原先孤高的“知识精英姿态”转向平和的“公共媒体姿态”，由原先的以编辑和名家为中心转向以读者和传播为中心。无论是报刊采编还是组织活动，“坚定不移地坚持平等交流的原则”。 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离校前夕，一个傍晚，我和同学曲黎敏拜访了王老师，王老师把他的两部著作签名赠送给我们。谈话中，王老师说：中国传统的做人之道是不出头，怕出名，个人主义个性意识发育不良，这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没有好处。勉励我们有作为。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有作为，但曲黎敏肯定是作出了很好的成就，成为了有个性的文化名人。
杨占升先生给我们开过选修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我们读大学那时，现代文学史是整个文学学科里的“显学”，现代文学30年是中国历史上古今中外文化大碰撞大交流的黄金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又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开始重现，我们在现代文学史里看到了当代的影子，而这个古今中外文化大交流大大碰撞的现代文学史，又极容易地把我们感知的触角延伸到外国文学，上溯到古代文学，还很容易地把我们的视线从文学史扩展到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艺术史，所以现代文学史成了一门“显学”。当时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突破，往往是从现代文学史研究里最先开始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成为整个文学研究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爆破点”。所以杨先生的这门选修课也就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我们。杨先生全程参与了1949年后新文学史学科建立的过程，他参与了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高校教材的编写，和教研室同事选编了197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里的《文学运动史料》。杨先生对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研究史是成竹在胸，从最早的闻一多评论郭沫若《女神》、周作人从世界文学史背景前对郁达夫《沉沦》的辩护到“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到李何林编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到李健吾天马纵横的现代文学评论到最早的新文学史著作撰写到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杨先生从容道来，仿佛给我们徐徐展开了一个散点透视的长卷。 杨先生是王富仁的博士副导师，后来听说，当年教师住房紧张，学校房产科说没有空房，为解决王富仁留校的住房问题，杨先生晚上一幢一幢教工宿舍看过来，看有哪套房间不亮灯，终于发现了一套空房，又向学校争取分给了王富仁，终于让王富仁留在了系里。我听到这个故事，慨意太深，宽厚长者杨先生爱才心切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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